《家学杂忆》是一本由舒芜 著 / 方竹 编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方管先生在1938年用舒芜的笔名成就了文坛上的明珠。八十七岁仙逝的舒芜先生著作颇丰，年轻时的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涯成为舒芜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因其热血沸腾，心怀家国天下，这部《家学杂忆》从另一侧面向读者展示出生命的深度——苦难面前，唯爱与希望使灵魂高贵。
往事不忘，前事之师。《家学杂忆》用朴实如流水般的语言将舒芜先和对亲人、家乡、学术的感悟记录下来，这份拳拳的爱护之心，在文字间流露。文化倘若没有了传承便会断绝延续，好的传统与优秀文化少了记录者也会被无情的历史长河湮灭，幸而，舒芜先生将自己的人生阅历用文学这种形式很好的展示给后来者，让后来者领略到人生中的难得与人间的美好。
碧海青天夜夜心，《家学杂忆》用二十九篇文章涉猎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简螽的父母子女之间日常的陪伴聊天也成为肉体逝去后弥足珍贵的回忆，在二十九篇文章里，平淡与勤奋的学者生活场景跃 然于目。没有纠缠的人际关系与俗尘杂事，安宁详和的一方净土造就纯粹的精神世界。有一首诗：“面包在餐桌上，咖啡在炉子上，西红柿在冰箱里，我，在床上”。生活本可少许多利欲熏心的争斗，如此简单的生活反而使得灵魂更显高贵。
《家学杂忆》虽然看似家长里短的陪伴与如白开水般温润的文字，实则如其一篇中所言，平凡人也有不容侵犯的无上尊严。
于文字里感悟人间的辛酸疾苦幸运欢乐，舒芜先生的著作确有这种力量，苦难只是暂时的，满怀信心与希望熬过去，相信美好与幸福就在转角处。舒芜先生的母亲是很好的引咱人，虽被原配丈夫抛弃却不怨天尤人，从二十九岁到八十三岁，没有丈夫的肯定认可依旧活出自己的尊严与价值。
人间事大抵如此，不是不优秀而是未遇良人。
《家学杂忆》于闲谈中窥见思想的纯粹与眼界的广大，俗事之外，《家学杂忆》开启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便是文学著作的力量。
《家学杂忆》读后感(二)：舒芜忘记了吗？
舒芜的新浪博客停更在2008年5月19日。
有理由相信舒芜本人参与维护这个博客，比如2008-05-10博客这样写道：
“前天一整天，电脑语言输入出了问题，什么字也输不进去。洗脸池水管堵塞，脏水漏不下。热水器加热后降不了热，烫得洗不了澡。上床后为这些小故障烦恼，觉都没有睡好”。
女儿方竹在《舒芜晚年随想录》编后记中也说过，“父亲有两个博客，新浪舒芜博客与碧空楼舒芜博客”（区别在于前者及时更新随想短文，后者则粘贴篇幅略长或时间略早的作品）。
舒芜勤于著述，八十多岁更新博客。但舒芜的书出版不多，豆瓣上评论也少。此次“述往”系列收录了他的两本，《忆天涯》追忆师友，《家学杂忆》则记述家人，都是方竹汇集一些散文编成。
“论定其学术成就，尚且言之过早，但是他在胡风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百年甚至千年后，我想都会有人提及”（止庵）。翻开《家学杂忆》，既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胡风事件”。仅就文章来看，这就是一个旧学很深的老人在回忆。文章清淡通透，颇有桐城派意趣，方竹的序言也写得好。好像时光倒流，一个人在追忆族人时，突然回到童年。舒芜回忆方氏的分支、祖父、父母、族人，堂兄方伟德等人，都是淡淡的小故事，就像舒芜的母亲说起婚变：
“一天，奶妈抱着你在下房里，我一个人正要把两个手指插进电插销，忽然听到你一声哭，我又放下了。”仅仅这么一次，还是轻描淡写，闲话别人故事的口气。我们卧房后院有两株芭蕉，一个雨夜，听着雨打芭蕉声音，母亲似乎随便地说：隔个窗儿滴到明，恐怕就是这个样子。说过就过了，我却觉得好像窥见了一点什么。
打开新浪博客上，我又看到了一个老人，这里只有老人坐卧行走的计划，和随之而来的精疲力尽。
“整天做计划的生活。从早到晚，成天做着各种计划：必须去干哪几件事，走哪几步路，扶什么墙，摸什么壁，按哪个桌角，哪一个动作可以省略，哪两个动作可以合并，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比较方便经济，哪个动作可以找到什么人代劳，这样精打细算。鼓足干劲完成一段计划，可以坐下来上一段网，休息一会。”
人生实难，但无论书还是博客，写下的总是些淡淡的小故事。生活的滋味“说过就过了”，反复嚼过后，才能尝出点什么。那么，舒芜背负的压力呢？距离1955年5月13日的署名文章，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舒芜忘记了吗？在他的新浪博客中，我看到这样一篇日志：
又做噩梦 (2008-03-15）梦见身为右派，与另外几个右派同由戴笠亲自直接管理。……反右五十年了，右派改正也三十年了，我还总是做这样噩梦。当天林鱼唁发来纸条道：“噩梦.那是历史的错，就让它归于历史吧...”今天我回复道：“噩梦不由人，它拒绝遗忘，奈何？”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
《家学杂忆》读后感(三)：守护好内心的平静，其实远比其他更重要
刚一看到舒芜的简介，说他来自桐城方家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噪一时的“桐城派”，还有其代表人物方苞。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而清代文学家方苞以其简严精实的文风，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清新雅洁、自然流畅的特点——方苞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
难道，舒芜，也就是方管，他与方苞有一种什么样紧密的关系吗？不过还真的不需要猜测，舒芜自己就已经辟谣了。他在《我非方苞之后》一文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前前后后。舒芜说：“是不是方苞的子孙，本来只是很小圈子内的人关心的事，不值得这么公开郑重辩明”！但为什么这个问题又让很多的人颇有兴趣呢？他接着说，这是因为近来“续家谱之风大盛”“旧的家族门阀观念的沉渣的泛起”！由此，舒芜在治学上的严谨可见一斑。别人的猜测，或许并没有别的想法；但舒芜自己却不想被“方苞”，而是把这个问题大大方方地说了个一清二楚。他虽方苞之后，却丝毫不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丝毫不损害桐城方家的声誉。很大程度上，舒芜也是在为桐城方家增光添彩。
虽然并非方苞之后，舒芜的家学传统却丝毫不逊色。而在这本“小书”般的《家学杂忆》中，作为一本回忆亲人、怀念家乡、回顾成长与工作经历文章的结集，舒芜在其中讲述了他的外祖父、祖父诗、姑姑、父亲、母亲、表兄、大哥，也讲到了其他的一些文人和他们的故事。故事并不波澜起伏，而是舒缓有致，但读下来，却会让人不仅有一种平静的感觉，而且内心也会受到感染，也会自觉自愿地在作者的回忆中沉浸、再沉浸……
学问是需要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舒芜的“家学”恰是这样的一种轨迹。现在，通过《家学杂忆》，他把他的“家学”展示给了更多的人。而别人，譬如每一个读者，究竟会从中读到些什么，是惋惜他与方苞没什么关系呢，还是叹服于他的成长以及做学问的良好环境，或者是一种别的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抑或，与其说《家学杂忆》是舒芜的“杂忆”，倒不如说是他的家族、家庭与他自己的一本由散文式的回忆缀连而成的一个小传，也许更为恰当些。岁月在自然而然地流淌着，其他的人或来或往，自己的工作也在变动着……但总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一种对做学问、做研究的执著与认真，从辩明“我非方苞之后”开始，到回忆家族、家庭到朋友，到别的什么人，其实都是一样的调子——既是舒芜自己的调子，又何尝不是每一个读者所应感受到、所应据为己有的调子呢？
世风日益变得复杂，但每个人自己却不能迷失了方向，而是要更镇静、更清醒。舒芜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那么，别人呢？
《家学杂忆》读后感(四)：舒芜的“原生家庭”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1]。三子既通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方苞、姚鼐、刘大櫆被誉为“桐城三祖”。
舒芜本名方管，生于桐城，很多人认为其是方苞的后人。舒芜自己多次否认，终于撰文《我非方苞之后》以作说明。桐城有三个方氏：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同姓而不同宗。明末四公子的方以智、方苞都是大族桂林方所出，相比较而言鲁谼方只是小族，历史上并未出国什么大名人。虽然舒芜并非出自名人辈出的桂林方，但说其是桐城派后人，家学渊源毫不夸张。舒芜的曾祖父方宗诚就师从姚鼐弟子方东树，父亲是近代学者方孝岳，外祖父是桐城派殿军人物马其昶，《辞海》中列有专条。
舒芜先入家中私塾，后来上小学、中学，因为战乱而失学，学历只有高中二年级。其后辗转于各中学、小学教书，未有机会得名师指点，后来有机会去大学里当助教，甚至后来被聘为副教授，和大家庭的熏陶离不开。舒芜的祖父思想开明，对于后辈并未加以太多束缚；他的堂哥和姑母都是新月派诗人，祖父对此也并未有微词，反而十分嘉许。新文学书籍在家中从未禁止，使得舒芜有机会读到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作品。
舒芜自幼父母分离，大约是遵循旧的习俗，舒芜的母亲马君宛虽然离开了丈夫，却仍带着儿子在大家庭生活，而方孝岳则另组家庭，在外生活。难得的是母亲虽成“弃妇”，却未成为怨妇，她原谅前夫种种，和儿子谈起前夫时总是多加赞美，称其才高学博，受人尊重。她总是说，“我不能因为我，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这位伟大的女性，让舒芜懂得了女性的不易，所以才有后来的女性研究和《哀妇人》。
哀妇人8.8舒芜 / 2004 / 安徽教育出版社方孝岳长期在外生活，和这个儿子并未长期相处。舒芜和父亲的交流，大约来自于母亲所督促的“每月请安书”。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中国散文概论》，彼时舒芜12岁，成为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入门书籍。然而父亲的长期缺位还是有影响的，抗战爆发，舒芜失学，逃难路上只有母子相依。1957年舒芜被打成右派，也未曾得到极为清醒的方孝岳指点。难怪马夫人彼时要说：“吃亏在你身边没有一个好爸爸！”
这样的家庭环境，在“原生家庭”概念泛滥的今天，也是值得许多人羡慕的。
《家学杂忆》读后感(五)：舒芜心中，“歌于斯，哭于斯”的北京
述往丛书之《家学杂忆》 舒芜 著 方竹 编 北京出版社
述往丛书之《家学杂忆》 舒芜 著 方竹 编 北京出版社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记忆，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天安门（也许是新华门）前，不知是秋还是冬，寒风萧萧，荒草离离，我只有两三岁，抱在保姆手上，跟着母亲从那里走过。忽然我哭着闹着要“何何”。那是指外祖父家的厨子何二，他会逗小孩子玩，我喜欢他，但是我话还说不清，就只会叫他“何何”。保姆大约说了不少解释的话，例如说“何何”不在这里，或者还说了不少推延的话，例如说回家去再找“何何”之类吧，仍然止不住我的哭闹，于是她一面抱着我走着，一面慢声帮我呼唤着：“何何，何何，快来哟！小毛毛要你哟！何何快来哟！”听了她这几声呼唤，我忽然感到一种彻骨的伤心，我忽然清醒地懂得了：“何何”是不会来的，保姆的呼唤是骗我的，我的哭闹是无用的。母亲和保姆大约高兴我停止了哭闹，她们哪里会知道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竟会有这样难以言说的彻骨的伤心呢！长大以后，曾经问过她们二位：那次是从哪里到哪里去？为什么会在寒风萧萧之中步行过天安门（也许是新华门）前？她们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却是终生难忘，至今不愿听安慰的话，也不会安慰别人，总觉得安慰里面多少含有欺骗的成分，这还不是指虚伪的安慰而言，倒是真诚的好心的安慰，往往反而欺骗得更残酷。
我的籍贯是安徽桐城，出生也在桐城，可是一岁时母亲就带我来到北京，住到七岁。我一直没有问清楚，所谓一岁，究竟是一周岁已满，还是未满。就算是满了周岁吧，桐城当然也不会给我留下任何最初的记忆。只听母亲说，我生后几个月，一场急性肺炎（当时谓之抽风），几乎断送了小生命。县里几位名医都请来了，都不肯开药方了。小棺材也买下了。最后请了一位医道声誉很不高的小周四先生来，“死马权当活马医”。不料他的一剂药灌下去，我立刻有了转机；再接着吃他的药，很快便痊愈了。母亲将我许给他做义子，以报救命之恩。他一时之间，声誉顿起，门前求医者日多。可是他的医道似乎毕竟不高明，医好我以后据说再也没有什么好成绩，他的门前不久又萧条下去了。有人说他是歪打正着，偶然碰巧。有人说我是命不该绝，必然有救。总之这是我生命史上第一个事件，可是完全得之于母亲的传述，我自己头脑里并无任何感性的影子。就连我的那位有救命之恩的义父小周四先生，我也至今不知他是什么样子。我七岁自北京回桐城以后，不知他是否已不在人间，反正没有人带我去拜见一次。
这样，我七岁以前的全部童年的回忆，就都是同北京相联系的了。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约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我的外祖父马通伯（其昶）先生以桐城派大师的身份，住在北京，头衔不少，有清史馆总纂、参政院参政等等。以他为中心，他的几个儿子几个女婿，也就是我的几个舅父几个姨父以及我的父亲，先后集中到北京，有的在机关学校有个中等职务，有的似乎只是闲住。还有我的两位伯父、三位姑丈这时也在北京。我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任教于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同我的母亲结婚。据说因为是新式婚礼，来宾中又有陈独秀、胡适这两个新派领袖人物，惹得外祖父不痛快，不肯参加婚礼，派了我的一位舅父即我母亲的弟弟，代作女方家长。我的父亲其实也并非新派人物，他和陈独秀、胡适只是私交的关系。在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中，他是赞成白话而并不积极的。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的《读者论坛》中发表一篇《我之改良文学观》，一方面赞成“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一方面又不赞成“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学”，主张“姑缓其行”，主张今日只要“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郑振铎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文学论争集》，选了我父亲这篇论文，并在《导言》里举出它来作为“折中派的言论”的代表。就文论文似乎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在文后所加按语中并不是这样看，相反的，他说：白话文学的推行，要待有比较统一的国语，要有一部国语文典，要有许多著名人物用白话著书立说，必须先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可见他当时也并未主张“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学”。原来当时陈独秀、胡适等先进人物，一面倡导白话，一面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促其实现，后来是运动的客观进程反转来推动先进人物向前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但是这两篇名文本身仍是文言文，以后《新青年》各期也仍然是以文言文为主，只偶尔有一点白话翻译的小说剧本，几首白话诗。直到第三卷第三号，才有读者来信建议“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第三卷第五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近代西洋教育》，才第一次发表了白话的论文。至于《新青年》上以白话文章为主，则更在以后，大致是从第五卷起的。这样看来，发表在第三卷第二号上的我父亲那种主张，在当时又未必能算很典型的“折中派”了。（附带说一下，郑振铎先生在这篇《导言》里，不知怎么把我父亲的名字方孝岳错成方“宗”岳，而正文和目录此篇题下明明都署的方孝岳，并没有错。后来又有人说到我父亲的一部著作《中国文学批评》时，也把作者的名字错成了方“宗”岳，实在巧得很。）由于当时家族的重心是在北京，所以我母亲回桐城分娩，生了我，到我一岁时又带我到了北京。等到我七岁时，以外祖父为中心的几房人忽然同时离京，有的回桐城，有的到南方其他城市；其时我的父母已经分居，我母亲也就带着我结伴回乡了。那一阵纷纷离京，显然同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带来了北京政治地位的改变有密切关系。
上述背景当然都是长大以后逐渐了解到的。至于后来能够直接回忆的，实在都是极其零星，不成片段的。甚至在北京时的外祖父，记忆里也毫无印象，记得的只是他在桐城家中坐在书桌前的模样了。大概是我到他书桌前玩，看见桌上有一片玉制的藕片，表示出欲得之意，外祖父就把那片玉藕给了我，我也知道这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我们在北京不止住过一处，我有些记得的只是最后一处：府右街。一个晴朗的下午，一位长辈到我们府右街寓宅来，送我一个小皮球。我不会拍，他拍给我看，我看得着迷，觉得小皮球不是自己跳上来的，简直是拍球的人手上有什么吸力，吸着小皮球跟着手上来的。这是我关于府右街寓宅的第一个记忆。那穿窗斜照的晴午的阳光，那张比我高的吃饭用的方桌，不吃饭时靠墙放，一边一把椅子，那位长辈就坐在桌旁拍皮球的样子，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当时印象自然更加深刻，以致后来再看别人拍皮球，总觉得没有那位长辈拍得好。我自己学拍皮球，也总想学到那样好，不止一次认真地向人求教：“怎样才能叫皮球粘着手起来？”每次别人都说不知道，使我一再地失望。
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五十年代还是这个名字，不知何年起改为府右街小学，迄至现在，校门的样子大致未改），我六岁至七岁——按周岁算就是五岁至六岁时，在那里读了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每天下午放学，排好队，唱着歌回家，唱的是：“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见我笑嘻嘻。”小小的队伍在府右街路西人行道上由北而南地行进，看着斜照在对面路东人行道那边的夕阳，还真能领略歌词里“功课完毕太阳西”那一句的那么一点欢快而稍有阑珊之感的意境。表兄马茂炯和我同班，每天同来同去。同班同学中至今我还记得两个名字：黄森林、王玉同，大约是比较要好的吧，模样却是完全忘掉了。级任是一位女教师，来我们家访问过，当时印象比在教室里看见她深，现在眼前还有一个朦胧的影子。
与府右街寓所、培根小学有关的回忆，就是这么两件，此外的更零碎了。有的背景是北京的不知什么街头，有民间艺人在玩木偶戏，当时我跟着大人叫它“扁担戏”。因为他是一个人用扁担挑着戏箱和“戏台”走街串巷，找好地点表演时，用扁担撑起小小的“戏台”，围以简陋的帷幕，人躲在里面，手举木偶露在帷幕的上沿，做出种种戏文，人在幕中替木偶说话，做音响效果。那时北京街头常能见到，我最爱看，每次遇着便不肯放过，怎么也舍不得走。我自幼不是贪玩的孩子，为什么这样酷爱“扁担戏”，母亲同别人谈起时常常奇怪。其实小孩子总会喜欢什么热闹，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我后来是个戏剧家，是个演员，这当然能说成我自幼就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萌芽”，可惜拉扯不上，到底无非是小孩子爱热闹罢了。
有的回忆的背景则是北海。从府右街到北海那么近，母亲总该带我去过不止一次吧，可是我后来有印象的只有一次。那是在小艇上，不记得哪几位大人带着我，也不记得是谁在划。将近五龙亭时，我这小艇上的大人和对面来的一个小艇招呼起来。我一看，那个艇上划桨的正是我最怕的人——姑丈邓仲纯先生。他是医生，给我打过一次什么注射针，大约很有些痛吧，从此我就把他当作最可怕的人。保姆也常常拿他要来给我打针威胁我做什么不愿做的事，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恐怖之感。我看见他以熟练的姿势优雅地划着双桨，笑嘻嘻地大声同我这边船上的大人搭话，不像会跳过来给我打针的样子，稍微安心一点，仍然紧张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听见他说他们是从五龙亭划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那五龙亭的名字。长大以后，逐渐知道，我这位姑丈清朝末年就到日本学医，回国后一直以医为业，是中国西医界的老前辈。当时他在北京的职务，我不知道。一九三四年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校医，郁达夫这年游青岛，作《青岛杂事诗十首》，其中第五、第六两首就是送给邓仲纯先生的。第五首云：“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否皖公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自注云：“遇邓君仲纯，十年前北京邻舍也。安庆之难，蒙君事前告知，得脱。”《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编者按云：“一九二四年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邓邻居。一九二九年秋，作者应安徽大学之聘，赴安庆任教。到校后不久，为当时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所不容，被列入赤化分子名单，企图陷害，幸邓及时通知，得脱。”我还知道邓仲纯姑丈在安庆时冒着危险掩护过另一个重要的地下党工作者，可见他是同情革命人士的。我最后见他是一九三九年在四川江津。新中国成立初期，听说他在青岛一个市立医院当院长，约于一九五九年在青岛逝世，追悼会在北京嘉兴寺殡仪馆举行。我接获通知时有特别的感动，其时我已是“右派”，不复齿于人类，这个通知表明还有人以正常的亲戚之礼相待，于是我带着这一点“人的价值”的自我感觉，赶到嘉兴寺去向姑丈的遗像做了最后的敬礼。三鞠躬以后，转过身来，我暗吃一惊：怎么一个活生生的姑丈就站在我的身后？但马上冷静过来，知道这是姑丈的弟弟——前辈美学家邓叔存（以蛰）教授，虽然从未见过，但此时此地，长得和姑丈那么相像的人，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邓仲纯姑丈当时在北京与郁达夫“尺五城南隔巷居”的寓所，我肯定曾由大人带去过，但已经毫无印象了。另一位姑丈姚农卿先生当时的寓所，在西城辟才胡同四条，却成了我关于当时同在北京的亲戚寓所的仅有的记忆。其实也朦胧得很，只记得是一个大四合院，有抄手游廊，一次在他家正遇下雨，小孩子们绕着游廊跑来跑去，总淋不着雨，大家都高兴极了。至于“辟才胡同四条”这个地址之所以能记得如此清楚，则是后来的事。因为姚农卿姑丈家一直留在北京，辟才胡同四条的寓所比较宽敞，姑丈忠厚诚笃，姑母方孝姞在她兄妹中是受人尊敬的长姊，对于我这一辈更是德高望重的长姑母，家族中常有人到北京去，总住在辟才胡同四条，甚至有住上半年一年的，所以常常听到这个地址，十分耳熟，姚农卿姑丈清末留学英国学采矿，民国初年学成回国，前后七年，但在旧中国似乎很少有真正用其所学的机会。沦陷期间，姑丈仍留住北京，拒绝了各种引诱，不到敌伪机关学校任职，宁可开私塾口，再也住不起辟才胡同四条的房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到屯绢胡同拜谒，看见他们只住了两小间简陋的南房，萧条得很了。新中国成立后，姑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与姑母都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在“文革”中逝世。遗憾的是姑丈逝世时，我还在“牛棚”，行动没有自由，相距咫尺，竟未得参加丧礼。
话说回来，儿时关于北京的记忆，就是上面这么几个片段，除了培根小学的一段外，大概都是很小很小时候的，所以都只限于同小孩子的喜爱和害怕密切相关的。这些片段其实都很平凡，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特别幸福的。可是，它们就紧紧地系住我的心，使我总是特别关心一切有关北京的事。长大以后，更是不断从鲁迅的一切北京时期的和以北京为背景为题材的作品中，从鲁迅北京时期的师友的回忆中，从周作人一切与北京有关的作品中，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从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中，从“五四”时期一切住公寓的青年写出来的和描写住公寓的青年的作品中，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直到齐同的《新生代》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中，从老舍的几乎全部的小说中，从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的《汉园集》和林庚的《北京情歌》中，又追溯上去，从《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关于北京官场、名士、妓院的描写中，从徐凌霄、徐一士、瞿兑之等所谈的北京掌故中，从各种有关北京历史风土的考证、笔记、竹枝词中，从张之洞、盛昱、宝廷的诗篇中，乃至从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类的著作中，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之类的小说中……总之从一切可能的途径，也包括抗战期间听一些从北京逃难到四川的朋友闲话北京的途径，最广泛地搜集和积累一切有关北京的知识。从七岁离开北京，到一九五三年移家北京，中间虽然隔了二十多年，可是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不妨说简直可以填补这二十多年的空白，我觉得对北京熟悉极了。借用术语来说，大概就是把大量的“信息”附着在我心目中的北京之上了。
从一九五三年移家北京，至今已三十年。近几年，有些外省友人劝我设法调到外省去工作，保证可以改善我的宿舍条件。我感谢他们的好意，相信他们的保证，但是举出种种理由谢绝了，例如说北京有哪些优点，而且宿舍不久也可以调整，等等。其实，这理由，那理由，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只是一句话：北京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于我有故乡的情分，我不想离开它罢了。
述往丛书之《忆天涯》 舒芜 著 方竹 编 北京出版社
述往丛书之《忆天涯》 舒芜 著 方竹 编 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舒芜说诗》 舒芜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