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是一本由[美]尼基·阿瑟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精选点评：
●缺少实质性内容，翻译垃圾。关键点只要看最后两章即可，记者在面对信息洪流的时刻只能做到两点：保持独立和做深度新闻抵抗信息更新。拼1s的速度确实会令人impressive但更多对于专业性的要求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关于新闻互动性和社交性，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想起TheNewsroom面临的同样问题。可惜对于我国新闻业，能称之为新闻人的人越来越少了。
●……太流水账了
●对于网络编辑挺有用的。当然，还有想跟官媒抢报道的网民。从这个角度讲，我看好这个时代。
●一种观察纽约时报记者们的人类学视角。即时，互动，参与是作者总结出来的新的新闻传播价值观，似乎过于表面了，2010年到现在快十年，传播的范式又重新被建构了，指向了一个根本问题: 新闻的意义是什么？
●是翻译的问题吗？好多场景都好晦涩
●说实话是比较失望的，这本书貌似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说是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的，但写的非常不深刻。而且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自己设定了三个标准:即时、互动、参与，然后一个个去填。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不要先入为主，先找到理论再去验证，而是先观察再总结。
●流水账，作者完全没有重点。
●2020去看2010的新闻分析，已经活像考古了
●社交媒体那章挺有意思 注释有点啰嗦...
●放在快十年前，提出即时、互动、参与三个核心新闻价值理念还是很有洞见的。但感觉太过流水账+车轱辘话，阅读体验大打折扣。
《《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读后感(一)：《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9/09/16/%e3%80%8a%e7%ba%bd%e7%ba%a6%e6%97%b6%e6%8a%a5%e3%80%8b%e6%98%af%e6%80%8e%e4%b9%88%e5%81%9a%e6%96%b0%e9%97%bb%e7%9a%84/
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 祝薪闲 / 文汇出版社 / 2019-7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9月17日
《《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读后感(二)：一部新闻世界的媒介观察
新媒体世界下的信息冗余是每个活在21世纪的人们所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每日要面对的问题。移动通信和手持智能设备所开掘出来的内容矿藏更是有种取之不尽的态势，各类媒体形式，新老交融，每日高速流通运转的内容讯息，让注视着4-6英寸的一对对眼球目不暇接，所有分发、产出内容的机构和个人，都是可被称为媒体，或多或少都要以盈利为最终导向，哪怕是老字号的新闻机构也不例外，这就是尼基·阿瑟的观察背景之一。
正如书名所呈现的那样——《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直白简单，直奔主题，仿佛直接传达给每日高速流转于不同媒介讯息的读者们，在你浏览的众多信息瀑布中，属于纽约时报产出的那一缕是怎么来的，它的源头在何方，经过何处，是以何种方式流经你的眼前与众多观者的眼前的。
新闻传播事业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一种社会责任，这是作为新闻机构在商业面向的反面所要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诞生便蕴含于该领域骨子里的使命。
但这本书所要讲的并不仅仅是新闻的发展史或是一部新闻在新媒介时代的自我革命，在我看来，其更像是一部透过新闻机构之眼，慢慢体察现代数字媒体与社会的交融，是如何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物、现实的认知，最终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工作方式的，其中就以许许多多《纽约时报》的记者为载体，他们要么是身处于信息加速的洪流中而不自知，要么是无法适应互动式、参与型社交媒体对工作乃至个人的深度连结。但不论是网页、视频、社交媒体如何对当下新闻业进行冲击，《纽约时报》仍是遵循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努力在保有着新新闻价值观的革新状态下，将深度选题内容按最传统也是最为谨慎的方式留待第二天的纸质版新闻中展开，但这是否是今后仍能保持的一项新闻业的传统仍是存疑的事实。而我要说的恰恰就是作者在这个时代给新闻业，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提出的问题： 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他们真的能在新闻业，乃至是整个传播产业中发挥正面的作用吗？当下信息冗余，假新闻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社交媒体高速涌动、深度社会化的环境中，如果新闻业也因这类新媒体的特性而渐渐失去对社会仅存的那么一点公共责任的话，作为身处于其中的新闻从业者应该如何应对？而作为受众，我们又是应该如何看待？
从尼基教授在书中所呈现的《纽约时报》记者、编辑们的日常工作中来看，还存在大部分的顶尖新闻从业人员是无法适应这种新的传播和新闻生产形式的，面对24*7的全时段新闻更新周期，某些记者或编辑虽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就如作者所比喻那样，他们如同滚轮上的仓鼠，不断地为自己的专题报道进行时刻的更新，从传统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就连他们自己为何要这么做，其实心底也是一片茫然。新的价值观是基于新的技术和媒介形态衍生出来的，如何在这种新技术广泛运用的环境中，不管是什么行业，最初的适应期，或者说是过渡期必然是必不可少的，就《纽约时报》这家从全球范围来讲也是独一无二的传播机构来讲，它的适应阶段可以说是当下少有的成功转型的案例；但从其新闻生产的内核来看，它仍是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特别是相比于硅谷众多的新型媒介平台来说，它对于新时代下受众的习惯转变、技术等等，应用的还是非常的生硬。可是我们不妨转过头来看，传统而严肃，富有思考和讨论意义的文字，关乎的是我们自身的生活和所处的社会，它真的有必要再以另一种形式注入我们的思想当中吗？如果有，或者说当下新技术所衍生的这套方法就真的是一种能促进正向革命的新宗旨吗？我个人的看法仍是偏向于悲观的，在混乱的信息洪流中，严肃性新闻在经济价值层面的竞争力远不如原生的新型媒介平台，况且，本就是技术后来者的传统传播机构就如何运用新技术传达自身原有的价值观时，要么缺乏一种传播的自然性和完整度，要么就为贴合新型媒介的特性而强拧自身原有的价值体系，最终变得甚是尴尬，而具体如何将自身作为传统新闻业标杆的《纽约时报》正是时刻处于这两种状态之中，在新闻业和传统媒体业的黄金时代依然过去的当下，即使是一个时代的行业标杆，迈入当下仍是甚显些许吃力与谨慎，危机感的阴云时刻都笼罩着这家新闻界的老字号，关于它转型的成功，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新技术在传播领域所能实现的革命性，而如果它在这个时代逐渐黯然失色或是失去自身所应有灵魂之时，那恰恰是新媒体时代的，我们共同的失败。
《《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读后感(三)：《「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新闻的》#每天解读一本书
五星(满分五星) 一句话总结“什么样的信息更有价值”背后反应出“庞大的组织变革之下的矛盾与可能”。 整本书读下来，我一直不断有“这不就说我吗？”的感受，甚至是谈到《纽约时报》主动开始放弃追逐新闻的快，而引发了一些已经适应的记者不满时，我发现我甚至也有相似的感受，不由得感叹，作为个体沉浸在时代的图景中是多么容易迷失于眼前。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作者在2010年在《纽约时报》待了近半年时间，深度解读了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下，《纽约时报》在纸媒与网站间的犹豫，有宏观上两种新闻生产模式，甚至是价值观的冲突，也有微观上每个人，受到立场、利益影响的不同选择。 作者从这种“田野调查”中看到了在新媒体时代即时、互动和参与三个属性对新闻业价值观和生产流程的重新塑造，可以看到《纽约时报》中不同人物拒绝、接受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指出了沉沦于网络会对报业造成的“同质化”和“指标化”的风险。 从今天来看(查阅了一些资料)，《纽约时报》选择了一条领头者才能走上的道路，树起了“收费墙”，主动隔绝了网络对其新闻价值的稀释，这本质上是选择了信用变现的道路，2011年3月，《纽约时报》推出数字付费订阅，8年后已坐拥300多万数字内容订阅用户(在纸媒巅峰时期也只有180万订阅)，营收与利润达到五年最高。 这也就可以理解《纽约时报》的一些“精分”报道模式，在抨击完别人后又报道别人的反怼，因为把“truth”作为口号它们，时刻都要维护自身的信用，“可信”成为其与用户间最重要的契约，这种契约不会改变它报道中的立场和色差，但至少可以保障它的价值不受动摇。 而回到本书去看这场变革，会发现“大而不倒”已经不成立了，“生态不倒”可能才是新时代组织的样貌。 以下是我的解读。 一、我的收获 作为从事相似工作的人，我一直在自己是新闻记者还是分析师之间不断的摇晃，而读完本书以后我没有了这些浮浅的身份问题，看到了更深一层的拷问“信息的价值是什么？”。 这背后实际上是整个媒体行业不断拓展，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必须经历的重新定位的过程。当媒体从单纯的报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泛化到了整个社会网络时，每个局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抱着过去那种大而全的想法的人无异于用局部对抗整体，那他们有胜算吗，如果有胜算在哪？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这其实是每个从业人都该好好思考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面临“信息真空”时，社会网络自发生产信息的力量，它没有像书中很多研究者“乌托邦”式的众人参与的美好景象，充满的是谣言、利益、恐慌和愚蠢，就像爬虫脑的反应一般，情绪、极端、稀缺感爆棚，或许这也证明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事实。 以上的结论为我找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局部有可能战胜整体，前提是这个局部必须是“前额叶”，而这种战胜也不是驯服，是一种帮助。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尝试和坚持可能是对的，提供更有深度的，分析预测的信息本身是局部在信息处理上胜过整体的机会，把速度让出去，用视野赢在未来，因为整个社会网络虽然算力无穷，但生存算法让它把太多资源投入了不同的可能中去，而为了稳定自身也会有大量算力的消耗，使得时效的快永远都是暂时的，它能随时看到每件事的发生，但它永远只看得到现在。 不过当开始这么想时，我的习惯又开始发作，“这会不会是我的自证偏误”，但不知道为何，越是有这种意识我越是安心，我开始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吗？ 二、本书解读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网络时代即时、互动(这里是指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以及参与度的不断增加，对传统报业造成的冲击，但换个视角来看就是一个组织在遭遇不可逆的趋势下转型的范例，从书中我们会看到多元化的价值，权威的本质以及变与不变的思考，它们成为了一个组织想要变化的根基。 一是多元化的价值。多元化是什么，很多作品里都有轻松的说法，“包容”“创新”不胜枚举，而在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多元化的本质是冲突、矛盾甚至危机，而要能真正创造多元化，必须要一个超越以上动力的凝聚力。《纽约时报》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商业利益想要推动新媒体化的管理层，尝试建立个人品牌的一部分人，以及担忧和拒绝的另一部分人，他们有的稳固了其报道专业性的根基，有的提供了社交网络运营的成功经验，有的提供了媒体形态变化的土壤，这让他们果断跟进了实时更新的报道模式，也能主动放缓自己的更新效率。 作为个体，如何保持这种状态，除了持续学习以外，我们还需要深度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质疑，我想这就是组织更容易做到的原因吧，组织可以换一群人，就更换一套新的逻辑，而个体很难动摇世界观的中心拼图，除非ta的中心就有深刻的怀疑与合理的信任。 二是权威的本质。从信息流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报业过去的权威性来自于“垄断”，而如今的权威性来自于“信用”，后者比前者脆弱百倍，却也坚韧百倍，前者会被技术快速摧毁，后者只要“说真话”就永垂不朽，但这一基础却也无比脆弱，只要有一次信任危机就可能永不复还。 但这背后也有矛盾，那就是“真话”究竟是什么？是先有的信任还是先有的真话？ 三是变与不变的思考。身处变化中的人或许最该好好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常常看到变化，看到飞速的革新，却既没有真正看到变化的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哪些东西没有变。新闻业里，人们对增量信息的需求没有变，B站各种行业经验分享最近火起来也是一个佐证;而分发的模式在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从A到B，而是由一生二，时效开始和深度逐渐走远，第一个报道新冠会受到关注，回形针滞后但简单清晰的分析也能火。 这是一个分工重新兴起的时代，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U盘生存”，有的是更强的价值创造能力。 三、我想说的 今天还稍微想谈一谈我的一些脱离开本书的内容，因为谈到新闻就必然面对无穷尽的观点。 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有好坏、对错，就像以前我一直认为世界有最优解，就像博弈里有占优选择，有纳什均衡，可真正深入了解博弈论和世界之后会发现，它们都只能算作一种时间上的趋势。 而真正决定我们选择的是信念，谁选的数字小谁就获胜，所有人都会选0，而谁的数字更接近平均数的三分之二，就会体现出两个因素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和他对周围人聪明程度的预估，他非常聪明也可能选66以上的数字，因为他认为周围的都是蠢货，或者它可以确保其他人选100。 而我们在谈多元化的时候本质是什么呢？这不禁让我思考。
《《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读后感(四)：《纽约时报》记者的一天(《<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书摘)
2010年1月27日
尼克·比尔顿，Bits的首席技术博主
尼克·比尔顿是《纽约时报》的Bits博客的首席技术博主。Bits代表着四个词： 商业（business）、创新（innovation）、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
比尔顿的职责包括发布突发新闻，还有没有大到需要完整报道的新闻、离奇的新闻事件，并撰写可能引起真正的技术极客（geek）关注的文章。Bits无意与技术界所说的那些花哨的博客，比如Gizmodo、Engadget竞争。相反，Bits想要提供原创新闻和技术问题的分析。商业版的科技方向的一些撰稿人每周也需要写出2至3篇博文。
比尔顿的背景不同于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他最初是以设计师和艺术总监的身份加入《纽约时报》的，然后调到了《纽约时报》的研发实验室。这里可谓名副其实，程序员和设计师在此创建和测试的产品可能会成为《纽约时报》的未来。研发项目包罗万象，从触屏式新闻“餐”桌，到外聘统计学家仔细讨论数据以了解社会新闻，再到看似奇怪的触摸式新闻镜，还有《纽约时报》的其他各种“秘密”研发项目。所以，比尔顿既会设计，又会编程，这些技能使得他可以运用影像、文字和图形，而他在研发实验室工作这一点也有助于他把它们用到他的博客中。
比尔顿对媒体消费的变化也很感兴趣。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推销他的新书，讲的是作为一种社会体验的新闻以及媒介消费的多任务性，书名是《活在未来与未来的生活方式》（I Live in the Future and Here's How It Works），它描述了一个像他一样的媒介消费者，“患有多动症（ADD），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而且必须得这样”Bilton, I Live in the Future.。
纽约总部的技术组拥有自己的小隔间，尽管它与大多数财经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走道。靠近后窗的是技术副主编文杜·戈尔和大卫·加拉赫尔的座位。隔间的中间位置坐的是科技记者珍娜·沃瑟姆、史蒂夫·洛尔、比尔顿，还有（非常古怪的）农业新闻的随队撰稿人威利·纽曼。技术组对面是技术网页的制作人的座位。再往后的靠窗位置是个人科技的编辑山姆·格罗巴特的。我在《纽约时报》期间，格罗巴特等人换了工作岗位。格罗巴特调到了首页，戈尔成了新的企业编辑。商业版的科技版块有自己的网页制作人，因为科技版和个人科技版是商业新闻部的“verticals”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vertical是《纽约时报》划定的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特别报道区域，包括能源与环境、科技、DealBook、个人科技、小企业、个人理财以及媒体等，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博客账号。因此这两个版块有自己长期而独立的网页。另外，技术网页的制作人还经常致力于为技术撰稿人专设的特殊项目提供支持。
除了纽约总部的那些技术人员之外，还有1名首席科技记者和6名记者，他们在旧金山工作。当时，所有人都用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交流，尽管他们工作时都是用Gmail。新闻和博文的审读，记者们商定谁来写什么样的博文发布，想法交流和工作协调等，所有这些都通过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的客户端进行。在进行协调的同时，纽约总部和旧金山分部之间每周会开一次电话会议。电话会议是结合媒体部对周一纸质版面的策划进行的，相关版面以科技和媒体新闻为主题。而创作出来的电子作品和实体作品有助于这个部门协调其工作，正如比尔顿在《纽约时报》从事博客工作的极为忙碌的一天所表明的。
我跟了比尔顿一天，这天正好是苹果公司发布第一款iPad的日子。一周前，技术编辑达蒙·达林把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天”。商业版的技术组指派驻旧金山的5名记者报道这一新设备的发布会，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设备的名字。《纽约时报》计划开设一个直播博客，由推特消息（比尔顿也将发推文参与）直播博客指的是（媒体机构在）事件发生同时发布的一系列篇幅短小的实时更新。《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通常还提供一定的相关分析。各类文章、科技作家大卫·坡格（David Pogue）的专栏、纽约记者和现场记者之间的视频访谈以及源源不断的照片等向其提供内容支持。这一天让《纽约时报》的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了解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到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进行在线报道，再到如何处理即时性的问题等。
比尔顿从这一天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开始正式投入工作，想写一篇《究竟什么不是苹果》的文章发到Bits上，让读者了解新设备之外的一些信息。他浏览了技术领域的一些博客寻找写作灵感。他的桌上有两台台式电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一台台式机是为接收推特消息而准备的。他还不断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与旧金山的同事及纽约总部技术组的一些同事保持联系，尽管他就坐在技术组的隔壁，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但他还是选择了即时聊天工具。他开始跟大家一起寻找苹果公司的图片提供给直播博客，并声称：“我是会把自己的图片贴出去的少数几个博主之一。”说着，他把苹果图标插入报道苹果新闻的直播博客软件中。
上午11点半左右，比尔顿带我和他的同事珍娜·沃瑟姆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研发实验室。实验室在28楼，工作人员每个人看上去都不到35岁。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主动）创建了一个软件程序来监测推特上有关苹果发布会的文字量。他们询问比尔顿哪些关键词是他们应该追踪的，并决定监测所有的词，从iPod，到Apple、 iSlate（发布会前流传的新设备名字）、iPhone、 iTunes和Apple tablet。实验室的监测结果显示，与这些关键词有关的推文每分钟大约有600条。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人预先知道这个新设备的名字，唯有等苹果公司发布了才能知道。
回到楼下的技术组，比尔顿已经为下午1点的发布会做好了准备。技术团队在隔间的宽木板上摆好了皮塔薯片和水果，好像有打持久战的打算。比尔顿的任务是上网搜索一切有关即将发布的iPad的内容。与全国其他所有新闻机构一样，《纽约时报》的技术团队也计划以直播博客向读者发布突发新闻，直播博客可以一步一步地重播史蒂夫·乔布斯在iPad产品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布斯不肯把他的宣讲放到网络直播平台Webcast上，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记者看到了发布会过程，而焦急万分的大众对这个几个月以后才正式开售的产品充满了好奇。
《纽约时报》的另一些记者也将参与直播博客的工作。但在下午1点之前，比尔顿就开始看竞争对手的博客网站，比如Engadget、Gizmodo、GigaOM、TechCrunch等，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旧金山会议中心即乔布斯的发布会现场的，以助力《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这些竞争对手的网站正在发布推特上的信息和图片。而《纽约时报》这边决定不通过推特抓取图片，因为图片编辑已经发出最后确认，说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很快，足够发送数码相机存储卡里的高分辨率照片。
用博客现场直播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并非新鲜事。其实，这些博客本身也并非真的在现场。记者要先写一则短文，经过编辑的修改后才会发布，往往就在事件实际发生后几分钟。而其他进行直播的博客，比如它的那些竞争对手，一般不把编辑修改作为一个正式的环节。《纽约时报》不希望自己的博客像Engadget那样直接发送推文，而是想加入更多的“分析”，形成比较正式的博文后再发布。但是这与观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产生了矛盾： 在最开始的时候，编辑会在直播博客的页面上发送推特消息，这些完全由外人制作的信息顶着《纽约时报》的招牌，但《纽约时报》自己却不能编辑其内容，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外人，包括竞争对手的博客的顶尖技术人员，比如《华尔街日报》个人科技产品方面的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但是，在编辑文杜·戈尔看来，对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实在是冒险之举，因为《纽约时报》喜欢先于读者知道其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好笑的是，旧金山会议中心的无线网络出了好几次故障。比尔顿给技术团队找到了一段翻录的音频，但声音几乎听不清。
比尔顿把信息大声念给他的编辑们听，但并不清楚如何将它们放进直播博客中。“会议中心的无线网刚刚坏了。”他说。几分钟后，网络恢复，比尔顿继续监看直播。他又喊道：“开始啦！”而此时纽约总部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从他们这里获得多少讯息。过了一会儿，经过严格编辑的信息才开始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
比尔顿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了新设备的名字：“它叫iPad，他们说了！”并随即发上了推特。网站的首页编辑已经准备好立刻在《纽约时报》的图标正下方用红色醒目字样发布：“乔布斯宣布新的平板电脑将被命名为iPad。”但是，《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花了两分钟时间才把名字登出来。接着，经过一番争执，网站的首页终于放上了直播博客的链接。（起初，《纽约时报》链接的是竞争对手的新闻网站，最有可能的是美联社。）
比尔顿评论说，这个iPad看起来像个大号的iPhone，而同事们注意到苹果最先展示的几项功能中就提到了《纽约时报》。乔布斯说：“我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纽约时报》网。”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乔布斯将要展示电子邮件的界面。比尔顿又大喊道：“电邮的界面太漂亮了。”当时他正在竞争对手Gizmodo上面找图片，而不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找。编辑没有理会，比尔顿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发上推特。当他看到对手的技术博客贴出屏幕分辨率等信息时，他又叫道：“屏幕美极了。”他点开了维基百科，“太神了，”他说，“维基上已经有了iPad的信息。”
比尔顿仔细地看了iPad的尺寸，然后发推文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弄到一台在地铁上用#iPad。”
这时，他也开始发即时消息给研发实验室，提醒他们把“iPad”添加到监测的词汇表上，因为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台设备的名字。比尔顿注意到，推特上关于这个每秒钟竟然有上万条信息发布，对于像这样的小发明，之前推特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这让比尔顿一下子对这个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东西有了更多了解。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内部的： 除了比尔顿和研发实验室的人，没有人知道《纽约时报》用户的互动体验是怎样的。
事件还在继续，而比尔顿一收到有用的消息就会大叫，并把他说的话全部发到推特上。乔布斯在台上说了脏话，比尔顿立刻就在他的推特上指出，他刚刚抛出一个F开头的词。但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竞争对手的博客。这次现场报道，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靠的是三千英里之外的竞争对手提供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博客上什么现场照片也没有，因为无线网速太慢，摄影师无法把照片发送过来，一如比尔顿之前在会上预测的那样。对此，比尔顿深感遗憾。显然，《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存在即时的问题： 由于编辑上的延时和缺少图片，根本无法像竞争对手的博客那样挥洒自如。
比尔顿继续浏览其他博客并通知技术组的同事，《纽约时报》数字运营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正在会议中心现场演示《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他谈到了“阅读报纸的妙处”以及这一点如何在网上延续。比尔顿指出，一个用Adobe Flash程序设计的图形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随着iPad的声名鹊起，苹果公司和Adobe公司将在这个问题上一争高下。比尔顿还说，对推特的监测发现每分钟的推文数量已达1600至1700条。
这时，比尔顿又发了条推文：“哇，苹果的iBook商城上线了，要跟Kindle竞争了。”
然后他了解到iPad只能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网络。“唉。”比尔顿叹道。（当时，由于iPhone用户太多，网络每每拥塞，速度很慢，AT＆T的产能已经不堪重负。）但直播博客不会抓取这类意见，只会尽量提供实时信息。根据新闻编辑室的规定，直播博客要坚持传统、客观的报道方式。比尔顿再次通过推特发文：“根据博客上的消息，乔布斯提到要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网络时，整个会议中心响起一片牢骚。”
尽管如此，编辑们还是拒绝摘取此类意见发表。而比尔顿继续发推文谈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困境，说网络此后还会变得更糟。值得注意的是，比尔顿以发推文的方式向他的粉丝发送信息，并只对他认识的科技圈人士的留言予以回应。
产品发布会的最后时刻谈的是定价。比尔顿在推特上问“它会比Kindle还要贵吗？”，并让大家猜。价格当场公布了（毕竟比Kindle的功能多），首页马上更新并以醒目的方式公布，而直播博客这次又花了很长时间更新，尽管大家已在推特上看到了价格。乔布斯以“不可思议”来形容这个设备，随即结束了此次产品发布会。下午2点37分，在发布会结束后，苹果公司拿出了关于iPad的新闻稿。
科技团队随即迅速地碰了个头，就当天的报道交换意见。比尔顿要写两篇博文，一篇是《还缺什么》（what's missing），一篇是《人们还想要什么》（what people were expecting）。商业版编辑拉里·英格拉西亚提出想在报纸报道中加入一些推特——请注意，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以助力新闻报道，这是我在《纽约时报》的5个月里唯一一次听高级编辑这样建议。英格拉西亚特别喜欢的一个推特账号，是驻旧金山的科技撰稿人约翰·马科夫的：“你没法把这东西绑在跑步的短裤上。”这天头版上的重要新闻很快就应运而生： 人们为什么会想要iPad, iPad是否会大获成功。
比尔顿告诉戈尔，他想就推特上的内容做一篇综述，他说：“推特上的东西太多了。”戈尔顺势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一篇博文呢？”这也许说明了在当时的一些编辑看来，博客上的人际交流要比推特上的更为重要。
这时，比尔顿又注意到有人在推特上讨论iPad这个词，还与女性卫生用品扯上了关系。戈尔也在推特上看到很多类似的讨论，但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值得写成报道。比尔顿建议把这些写一篇博文，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下午5点左右，科技编辑最终相信iPad名字的笑点重要到足够写一篇博文，原因之一是《华尔街日报》刚刚就这个话题写了一篇，于是编辑叫比尔顿来写。但比尔顿认为让女记者写更为合适，于是戈尔找了科技记者克莱尔·凯恩·米勒。尽管比尔顿没写博文，但他还是发了一条推文，称iPad不会赢得女性的青睐。
然后，比尔顿和《纽约时报》驻旧金山记者布拉德·斯通开始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讨论苹果到底能否干掉Kindle，这是个不涉及女性主义的争议性话题。最终他俩决定把他们的讨论变成一系列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发到Bits博客上。斯通将以《iPad干不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为题，第一篇博文有以下几个小标题：
Kindle的目标客户是阅读爱好者，而iPad不是。
亚马逊将继续改进Kindle。
Kindle商店将继续蓬勃发展。Stone, “Three Reasons Why.”
比尔顿随即对斯通的博文进行反驳，他指出：“Kindle需要重新出发。”不过，当他把这个发给戈尔后，戈尔觉得比尔顿的观点有点“炒冷饭”，并对着我说：“舆论警察（opinion police）会找麻烦的。”比尔顿也转向我，说：“他们认为记者就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在博客上也不行。”那么，一个记者到底该有多少发言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这个问题在《纽约时报》仍处于转变过程中，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比尔顿反驳斯通的博文题为《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并最终确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内容在变化，但Kindle没有与时俱进。
Kindle的技术革新还不够快。
Kindle功能单一，定价过高。
尽管戈尔提醒比尔顿注意“舆论警察”，但后者的博文中还是出现了以下表述：
Kindle商店和iPhone上的阅读应用程序都向消费者提供了优质而便捷的购书和阅读体验。亚马逊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市场，并能在iPad上轻而易举地销售很多书，多过苹果通过其新推出的iTunes书店所销售的。亚马逊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推荐系统，由此我可以预测一些用户会在他们的新iPad上使用Kindle应用程序。
然后，比尔顿结合研发实验室对当天推特上包含iPad一词及相关说法的监测结果完成了博文，还用电脑上的图片软件从Excel和Adobe Illustrator软件上提取数据，制成了图表。
晚上8点半左右，在发出最后一篇博文并编辑完头版报道之后，技术团队决定一起去喝一杯，庆祝这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截至此刻，比尔顿用自己的推特账号总共发了13条推文，完成了5篇博文，分别是： 上午10： 29发的《除了“苹果新闻”你还有哪些选择》，下午4： 07发的《博客圈对苹果iPad产品的反应》，晚上7： 05发的《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晚上7： 41发的《谷歌搜索加入更多社交功能》，晚上7： 56发的《推特上对iPad的评论》（此文采用了研发实验室的数据）。
比尔顿还主动追溯了推特上的讨论以提醒技术组注意新动向。尽管他的一些见解被忽略了，但也有一些出现在了新闻报道中。比如，《华尔街日报》突然发出一篇快讯，谈及iPad与女性用品的关系，立即引起了很多关注。而比尔顿早在推特上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尔顿的这天不停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并参与了多场不同的讨论。他随时都在忙，不是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言，就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下面留言，或者与远在旧金山或近在咫尺的同事通过即时聊天工具沟通，或与其他同事交流。同时，他还会随时注意推特动态，查看竞争对手的博客，构思新的博文主题。对于这些博文，他所做的不只是发布文字稿，还主动使用Photoshop、 Adobe Illustrator和Excel等工具来增强视觉效果。比尔顿开玩笑说自己有多动症，但他确实是那种可以为多个任务搜索信息，并且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的人，这些他已经在自己的书里承认了。
比尔顿的这一天展示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在即时性、做报道和内容生产方面的许多尝试。直播博客在其他情况下也用过，尤其是有突发新闻时，有很多合适的办法来搞清楚如何报道好像这样备受瞩目的事件，如何避免发布时间明显滞后的情况。而且连《纽约时报》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知道会议中心那边正在发生什么，尽管他们做出了不错的分析。事实上，《纽约时报》获知iPad这个名称还是通过二手消息，是比尔顿在一个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的。
直播博客反映出了《纽约时报》的矛盾——既渴望更贴近新闻事件和确保新闻发布的实时性，又强烈希望获得大众的认可。直播博客的实施过程中要经过从记者到编辑的多个写作修改环节，才能通过慢吞吞的内容管理软件发出去。如此一来，信息甚至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到《纽约时报》首页上，并立刻直接链接到自己的报道。编辑认为，对新闻反应较慢意味着能做出更多的描述性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也会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如此，从我对比尔顿这天的观察来看，这种充满竞争的新闻环境，其特征在于，你得用“最灵活的手指”来完成一场近乎现场直播的报道。
同样，编辑们一直坚持在报道中选用优质图片。但是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实在太慢，无法接收《纽约时报》摄影记者发来的高分辨率图片，以致直播博客在这次报道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自家的独家图片可用。最后，工作人员只能匆匆忙忙地勉强用一些通过有线传输发来的照片，但是把来自现场的图片传到直播博客上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摆平，而这个问题原本只需允许记者用低分辨率照片发推文就可以迎刃而解。
比尔顿的这一天还有另一个新奇之处，就是他在即时性要求下采取的报道方式。他靠的是来自其他博客的二手信息和在会议中心现场的人所发的推文，这就是他对新闻报道的理解。这些消息给到《纽约时报》的速度比《纽约时报》自己的记者发来的更快。在整个报道期间，比尔顿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二手信息的记者，时刻关注会议中心那边的情况。这类报道是否可以归为原创报道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iPad这个名字最先是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发现的，然后才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首页上。而且在新闻编辑室发博客仍是比较新鲜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比尔顿在Bits上到底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还是个问题。虽说2005年以来，博客已经成为《纽约时报》网站的固定组成部分，但是其格式和论调仍没有定论，比如博客究竟算不算社论呢？
比尔顿的这一天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了他是如何参与报道的。在与社交媒体共同进行的实验中，《纽约时报》的科技编辑邀请外来的推特用户加入直播博客（具体位置在侧边栏）。这意味着编辑无法对他们的话进行掌控，尽管这是在《纽约时报》的地盘上。在发布会期间，一位推特用户使用粗言秽语（这有违《纽约时报》的规定），编辑随即将其踢出了推特粉丝的列表。
这种参与，并不是用户变成生产者这个意义上的，而是让《纽约时报》加入到与其他新闻生产者的一场更有力的对话中。比尔顿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利用社交媒体，并积极与其他记者和在科技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沟通，但不与他的受众交流。现在看来，这些交流也应该面向受众，并且这对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来说也很容易进行实时控制。但是，社交媒体是一对多的交流平台，比尔顿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其发挥这样的作用。应该说，在这些平台上参与是很重要的，但是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所理解的参与并不是新闻领域所希望的那种更为理想化的参与。
此外，我们也发现编辑并不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即使比尔顿只关注了一些最厉害的科技类账号，但还是从推特上获得了各种不同评论。然而他的编辑们只是勉强同意让他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做一个综述。不过，在iPad名称开始成为一个不雅的笑话并且《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到这一点之后，社交媒体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仍属于精英之间的交流。尽管如此，比尔顿的这一天确实在宏观上反映出参与在新闻编辑室产生的影响。
比尔顿的一天没有在互动问题上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而这恰好说明了互动是需要事先计划的。例如，鲍利的一天是由新闻编辑室的另一个部门精心策划的，但是在要求即时性的新闻报道周期里，比如比尔顿报道iPad发布这天，制作多媒体内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还不太明确。可以说，互动内容可能正好是一个信号，在线新闻无论是实时进行的还是事先策划的，其制作步调各不相同。不管怎样，比尔顿的一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洞察在实时新闻报道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实验，并对《纽约时报》内部如何理解“参与”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