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是一本由林·亨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来之笔，难以模仿。但政治与家庭的革命界限纠葛难划这点来看，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方法上有点难接受（真的可以用文艺作品反应社会精神吗？），但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作为集体政治想象的父亲与兄弟/母亲与姐妹形象。
●打倒父亲、家庭，将个体直接纳入到国家，是法国大革命秦制理想的重要部分。
●在传统史学框架之外，引领我们去感触大革命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造。
●蛮有意思的一种approach。以前看的时候我是完全没看懂，现在就能够明白为什么Lynn Hunt要这么写了。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很重要的书。不过，话说回来，Lynn Hunt的这个family romance并不是多元的。为什么女性就不会有自己的fantasies啊（要是没有fantasies，没有自己的想法，她们才不会去把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宫里面揪出来）？而且“反革命”的那些人呢？他们的family romances就不算数了（大概直到路易十六逃亡Varennes失败，他们的构想里面也还是有国王/父亲的一席之地的）？
●挺扯的。。。写得还行。。。
●弑父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父亲，历史有此走出自我循环和复制的时代。
●如何看待党妈天天鼓吹孝顺父母、关爱家庭的行为？这本书倒是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家庭秩序的瓦解与重建是从属于国家政治的。不过心底还是有疑问，西方史学界以法国大革命史为发端的新文化史研究，到底能不能移植于中国？另，翻译依旧渣。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读后感(一)：感想
新文化史，与其说是历史的扩张，不如说是文学对历史的入侵。本书中大量的文艺作品分析，是中国历史学者所不能及的。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绘画等全部都可以成为作者的史料来源。作者以自身对于上述史料的理解构筑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史：父权的瓦解、女性价值的未定，儿童从家庭脱出直接与国家建立联结。父权在公共空间被兄弟爱所代替，女性被局限于家庭空间之内。父权变得友爱、平等的同时，女性却依旧属于被压迫的范畴。在家庭的范畴内，其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然而在社会空间之上，却依旧没有位置。
本书的疑问：
1.一个时代的文学材料纷繁复杂，如何去确定作者所选取的不是仅代表自身观点的史料？作者对观点各异的史料的选择，也许仅有作者或者熟悉者才能界定其中存在的问题。
2.文本的解读是一门涉及文学、心理学、阅读史、心态史等等领域的内容。每个人的方式均未知，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质。理论工具的运用会存在30年代中国史学者对”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批评。那些年大师早已言尽。
3.中国家庭变迁实则亦可以追溯成一部历史，不清楚有无相关研究？
感想：
1.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女性地位让人一言难尽，其对于女性的批评尤甚于中国。至少中国女性的形象是古典优雅的，法国女性的形象却一言难尽。法、中两国的女性虽均被限制在家庭之内。然中国女性至少是阴阳中的一环，社会形象是贤良淑德的。法国的女性形象却几乎形同兽类，是嫉妒与欲望的代名词。那个年代的大师对于女性的想象几乎全部都是红颜祸水一类。对于女性的诋毁实在令人作呕。在那个时代，女性公众活动空间的限制可以理解，然那一代文化人实无对女性的基本尊重。（说的就是卢梭。）
2.其实还是没弄清楚什么是罗曼史？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法国的社会现象好似并不特别相融。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读后感(二)：新文化史的实践之作
Lynn Hunt于1992年写了这本书，离她自己1989年提出"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概念相距不过三年，而翻译到国内已经是16年之后了。两位作者的翻译笔法不太一致，一位颇有古风，另一位则和我们大多数博士毕业没多少翻译经验的人差不多，颇有点绕口。
这本书首先让人惊异的是“罗曼史”的提法，不看书根本不知道她是用的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概念。她把弗洛伊德的“弑父”——“兄弟禁忌”——社会成形理论用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化体现上，发现这一过程很适合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情况。
通过研究把家和国互喻的社会意识的文化表现，比如小说、绘画、戏剧进行深入整理，作者发现早在路易十六的肉身被砍头前，他已经在虚拟的想象世界里被处死了，父亲的形象和路易十六作为国君形象的交替纠缠，使得弑父小说在对路易十六实行死刑前风行一时，法国人已经潜意识中接受了一个没有父亲、即没有国君的共和国。然后，作者又通过坏母亲、即淫乱的王后形象来控制女性进入父亲缺失后的家庭政治秩序。她们被允许进入共和国规划好的共和家庭妇女角色，但是若要进入政治领域，则被禁止，所有进入这一领域的女性就好像淫乱的王后形象一样，被人唾弃。而“兄弟爱”，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在所有的文化作品中被阐释出来，代替父亲缺失后的家庭秩序管理者。
其实，Lynn Hunt的这一作品是从文化的角度、潜意识的角度去解释人类面对一个新型的社会——共和国秩序代替君主秩序——时，如何重新组织政治管理的模式面对的种种问题，并如何通过文化的表现手法展现出人类对这类问题的解答。
这一书写方式当然有其危险处，如何选取并把握材料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材料往往参差不齐，而且互相冲突，Lynn Hunt的选材如何做到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外行人是摸不清楚的，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读后感(三)：精神分析在新文化史研究模式下的运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所著。林∙亨特是新文化史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城宾州大学，后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至今。主要著作有《大革命与法国外省特鲁瓦、兰斯的城市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与他人合著《历史的真相》，并主编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转向》。中文版译者为郑明萱、陈瑛。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在1992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据此翻译，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概括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作者运用“家庭罗曼史”这一感念，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以统治者为父，以国为家的想法。本书前三章是通过家庭成员如父亲、兄弟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来指代国家的形象，后两章解读了萨德的家庭政治和家庭重建。
在序言中作者首先解释了“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的感念，这个词并不是来自历史学，而是援引文学和心理学领域，与弗洛伊德关于神经官能症的学说有关：一些病患在其幻想中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代。家庭罗曼史是个人美化社会地位的方式，林∙亨特则以此来指称政治或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想象。这种家庭秩序即是18世纪的欧洲人均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大革命中的法国人希望摆脱政治父王而以一种新的家庭形态来取代国王，并且法国人并不希望有另一个国王。这种家庭形态不存在父亲，取而代之的是兄弟，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是一种想要重新塑造政治世界的努力，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意识除了来自于有意识的塑造外还有私人领域的作用，即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家庭关系如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中，而大革命中的革命人士都受到了这种潜意识的影响，做出了弑君杀后的行为。作者通过小说和版画寻找这种潜意识的在家庭中的存在。
在第一章家庭的政治模式中作者提出疑问：在法国大革命中处死的路易十六，他究竟代表着什么？民众又为何要处死他？作者认为处死路易十六的行为就是一种家庭罗曼史，推翻了路易十六就是推翻了父权，要求家庭中的每个人平等，因为法国的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一家之主”的模式。但革命人士在当时却不知在推翻父权之后家庭应该遵循怎样的秩序，女性也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作者通过后几章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家庭形象与权利的关系。
第二章解读了家庭中父亲的形象是如何变化的。父亲是君主形象在家庭中的代表，父权就象征着旧制度，大革命前就有对专制的父权的批评。家庭中儿童的地位上升，要求获得和父亲平等的地位。18世纪的王印封书是国王权利与家庭权利纠缠不清的代表，国王通过父母的告密可以随意地将家庭成员关入监狱而不通过司法程序。小说中也充满了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小说中的爸爸的形象由暴虐的一家之主变成好爸爸再到消失。18世纪的法国小说根本上是有着反父权的特质。政治生活中议会也要求国王听从民众的意见。在生活中王权体制也像父亲一样，地位逐渐降低，在大革命中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789年后，革命人士开始在法律上限制父权的范围，在大革命起初的几年中人们是希望路易十六能做一个好爸爸的，而到1792年后，在文学和版画中就能看出对好爸爸的期待销蚀了，民众最终走上了弑父之路。
第三章分析父权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兄弟形象。共和人士告诉人民人人都是国王，但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人人都是同谋共犯，犯下了弑父的罪行。革命人士打算要家事一如国事，父亲已经被兄弟取代了。法国从来没有开国之父的概念，法国人崇拜开国的英雄，却不把他们的形象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平等的兄弟。但是兄弟之间的冲突也从未停止，自由平等的理念总是无法实现，共和人士又在寻找新的罪名，这就揪出了另一个敌人——王后。
第四章讲述家庭中的女性与大革命中的王后代表的女性的关系。父权消失后，出现了如何处理女性的问题。焦点聚集在了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她代表了18世纪在公共生活中的女性，共和人士认为是这些女性教坏了男人，使得男人女性化了，每当女性进入公共领域，革命人士就称其为怪物。在小说和版画中王后的形象也与淫乱、同性恋和乱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不好的罪名都安在了她的头上，很多都是夸张的，怪物化的，对路易十四的批判都没有这么严重。但这正是人们潜意识中想要的结果，原因在于共和人士对于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感到不安，他们终究是男权主义的，他们对妇女革命组织感到恐惧，他们想将女人束缚在家庭中。而由于暗杀马拉的是一位女性，更让人们对女性感到恐惧。共和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男权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只有兄弟爱的世界，绝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女人则需退回到家庭中，并且也没有选举权。故在大革命开始后，沙龙不见了，女人又一次丧失了话语权。
第五章主要分析萨德的《香闺哲学》一书中所体现的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作者认为这本书是最能揭露革命潜意识的文本。萨德笔下的色情，就是对革命化家庭罗曼史的预期。
第六章则是讲述在大革命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秩序后进行的家庭重建，即是这种集体想象如何被反塑造。女性被寄望于回归家庭原有的岗位，兄弟的角色成为父亲，而父亲被期待为更深情、更细心周到，而不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了，是新社会的代表性角色。
问题意识
林∙亨特通过观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说版画和一系列政治行为，对大革命中的家庭和政治的关系产生了疑问，为何法国人要弑父，这与他们的家庭观有着怎样的关系？作者本人也写道她本人写此书的兴趣在于探讨以下几个方面：人类是如何——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对权力运作进行集体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如何塑造政治与社会的进程，最后这种想象又如何被反塑造。作者在第一章中聚焦于路易十六被砍头的事件提出疑问：这些砍了君父脑袋的子民，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又把谁想象成新的父亲，取代他的位置？这种“政治无意识”的心理又是什么模样，什么结构？同时作者对弗洛伊德和吉拉德对于女性是欲望的目标而没有一点自主权的观点提出了反对，作者想要矫正这种不平衡的视点，并主张女性之所以被视作威胁，就是因为她们也有行为，而不单单是用来方便男性自我想象的虚构，这个观点在第四章“坏母亲”中有很好的阐述。
写作方式与材料运用
本书的写作方法主要采用艺术作品与史料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18世纪法国小说、版画中所表达的集体想象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林∙亨特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的观点，但是作者自己也承认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一般只用于为个别人士作传，至于个人的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何关联，并不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作者想要分析的是集体的想象。
林∙亨特运用了很多非传统的研究材料如小说、政治色情图片等。并且对1789年后确立的一系列关于家庭的法案也有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学者在分析大革命时更多着眼于政治演说和报纸，而忽视了当时的艺术作品。作者虽然承认小说和版画的创作不一定存在政治目的，运用这些材料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她还是想尝试为家庭形象和权利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解读。而作者的目的不在于解读材料本身，而是与史料相结合，寻找大革命和这些文学作品背后的潜意识。
本书的写作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大革命和家庭的各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不时在家庭和政治之间迂回，在不同题材的材料中来回转换。
评价
林∙亨特作为美国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她的研究方式是与过去的史学家不同的，她着眼于历史发生根本原因，并且不限制在史学范围内进行探讨，能够运用多种史料，如小说、绘画等一般被人忽视的材料，并且能够借用心理学的概念辅助分析，对于使用材料的扩展能得出更多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旧的传统的史料中。林∙亨特的分析并不是建立在单线发展的历史之上的，她抛弃了时间线，在大革命前后十年间反复来回，从小说和版画中寻找一系列大革命中历史事件发生原因，并证明家庭和政治的革命界限难以划定，革命的思想早早就在家庭和私人领域产生，而不仅仅是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研究一向是被人忽视的，但是在法国这个以国王为父，以国为家的国家，私人领域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林∙亨特认为集体潜意识的存在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前提之上的，运用的材料如小说、版画等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并不是所有描绘家庭的艺术作品都能反映政治上的思想。也并不是所有背景下家庭和国家的结构都是一致的，所以运用文学和绘画作品存在一定风险。
年鉴学派也重视私人生活在大革命中的作用，乔治∙杜比认为公众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入侵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大革命前的家庭中处处都是革命爆发的征兆。人们在家庭中必须受到父权的限制，在现实中又受到王权的限制，个人需要听从一国（一家）之主的分配。林∙亨特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潜意识中产生了反对父权的想法，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有了很多体现。
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儿童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必须全权听令于父亲，而继承制则将子女限制在家庭中，在父亲死前，继承财产的子女甚至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他们的生活完全由父亲决定，而妇女则更是被忽略了，除了那些出现在公众领域的妇女，大部分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国王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如此，从路易十四绝对王权产生的时候开始，这个国家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顺从于这个至高无上的王，即是他肉身已死，但王权却一代代传了下来。
历史的写作一般都是男性视角，女性通常是不具备思想的，她们只是一个诱因，即是被历史忽视的群体。而林∙亨特则对女性在大革命的作用有了新的解读，女性被男人视为威胁，是因为她们自己也是有作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王后犯下的罪行，模糊了性别等级，这在男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女人在大革命中加入政治领域是对男人的挑战。而王后虽然与革命无关，却是这些活跃在公众领域的女性最好的代表。欧洲一直有着严格的性别等级，女人很难跨越这一障碍，大革命虽然要求自由平等，但平等从来不属于女性。在大革命之后，国家对私人领域的控制力反而有增无减。
林∙亨特突破了传统史学只研究精英文化的限制，从新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分析社会史，重视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如前人一样只看重经济、政治的主导地位。这体现了美国战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文化史拓宽了“文化”的范畴，许多之前不被人认为是“文化”的东西，都被纳入了可研究的范围。新的文化定义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使文化更基础也更生活化。本书的分析方式和材料的运用都是十分独特的，林∙亨特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又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这都是这本书可取的地方。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读后感(四)：谁说政治无性别？且看法国“家国同构”演绎史
我想，今天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仍然对“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并坚信“家庭不稳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但是，假如我说“婚姻家庭制度革命才是最彻底的革命”，估计上面的多数人又将不屑一顾，甚至在他们眼中，压根就不存在“婚姻家庭制度革命”这样的概念。假如，婚姻家庭制度彻底消灭，社会出现巨大动荡——尽管这种动荡未必是坏的——你是否依然不认为婚姻家庭制度革命有其重大意义甚至超过任何形式的政治革命？ 将婚姻制度革命看作是最有力、最彻底的革命，在今天的不少中国人看来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在100年，中国人掀起的第一场真正的革命正是从婚姻制度革命开始的——最初是天足运动，接下来是破除“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革除一夫多妻制，等等，此后绵延半个世纪，婚姻制度革命从未停止。也就是说，回溯到50年至100年前，没有哪个中国人会认为婚姻制度与政治无关，没有哪个中国人会认为婚姻制度革命不是革命，保守派认为婚姻制度革命将使社会崩坏，而激进派则认为婚姻制度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20年代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家庭结构的改革》的文章，指出中国家庭的家长制是中国积弱之源；毛在继承此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称“正是因为中国家庭的霸权如此强大，人民才如此缺少爱国情感。”（转引自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P100） 而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革命，亦不可避免地将政治制度革命与婚姻家庭制度革命纠葛在一起。法国大革命之后，托克维尔不失时机地写过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许是身为局内人之故，也许是眼界问题，虽然篇幅挺长，但从内容来说，倒还不如毛泽东的小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得全面和深刻。托克维尔的眼光类似于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仅仅着眼于制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极其简单化的眼光。不过，倒是有一段论述比较有趣，他曾谈到： “国王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以往世界上最专制的君主们都办不到，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 P156） “像对父亲一样”，这一漫不经心的比喻暴露了“家庭”（结构）在托克维尔潜意识中的意义，尽管他的长篇大论中并没有哪怕一小节是谈论家庭的，但家庭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每个人潜意识世界的影响却在这一小小的比喻中得以体现。事实上，恰恰是人们太习惯于将家庭视作社会的基本单位，将有关家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家庭就像空气一样，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但又意识不到的一种存在。当然，这种对家庭存在的无视并不是时刻如此，当家庭结构开始松动，离婚率、单身率频频攀升时，人们会将其视作一个“重大问题”，严阵以待；但是当谈论政治的时候，家庭的话题就被扔在一边了。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家庭与政治无关，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及其老师，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革命派，甚至包括大部分改革派，都认真严肃地将家庭问题放在政治视野中讨论。家庭问题在政治话语中的凸显与隐退，反映的是政治话语的建构性和时代性，也就是局限性。为什么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上半期，家庭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却悄然消失了呢？对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究竟是哪些情况、哪些环节被认为不恰当从而家庭被视作“有问题”并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而这些“问题”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改善”或“解决”从而使得家庭不再是问题，更不再与政治相关？ 对此还应该进一步疑问：今天中国的家庭不再是问题了吗？中国的家庭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是无关的了吗？ 以上是我给那些热衷于“谈论中国政治”并认为中国政治与家庭是无关的、是两个问题的人的提问。 现在回到林•亨特的这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以下简称《罗曼史》）。如果认为我以上所提的问题不是问题，或是伪问题，那么我想你实在应该好好阅读一下本书。 我想林•亨特也许读到过托克维尔关于国王与父亲的比喻，因为这正是《罗曼史》一书的出发点。被女权主义者广为诟病的弗洛伊德提出一个说法，即“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说法被很多人当作“科学结论”，甚至直接用它来分析各种现象，不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说。也许弑父娶母的故事在西方文学中真的很常见，也许它是西方人的心理痼疾也未可知；但起码在中国文学中，父母残杀子女的故事远比儿子杀父的故事要常见得多，而且这类故事还常常被当作正面典范加以颂扬，比如二十四孝里“埋儿奉母”的故事。林•亨特正是借用弗洛伊德的这一假说，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年轻的儿子们内心怀有的对父亲既憎又爱的情绪。说是“借用”，是因为我不认为林•亨特全面接纳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因为她单单只谈到了“弑父”，并没有涉及“娶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父亲角色占据了家庭核心、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里，对于儿子辈们来说，“弑父”情结不但无可厚非，且再正常不过——专制家长是儿子辈走向独立的最大障碍。 林•亨特在本书一开头，就向读者呈现了一幅血淋淋的画面：法国人民正在处死他们的国王路易十六。事实上，在路易十六断头之前，他早已被赶下了国王宝座，也就是说，处死的已经是一个不在其位的“前国王”了。为什么这个已经丧失地位的前国王还要被处死呢？在林•亨特看来，象征意义胜过一切。处死国王这件事，从仪式上正式宣告了专制王朝的结束，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但是，国王一被处死，新的问题就立即摆在了革命者面前。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人民对国王是有感情的，就像“对父亲一样”。在这个“父亲”的庇护下，人们遵循着一种“顺从”的秩序：臣民听命于国王，妻子听命于丈夫，子女顺从父母……由此，不妨插一句，任何一种专制秩序其实都是“家国同构”的，而不止中国是这样。而国王的被处死，则宣告了这一延续上千年的家国同构秩序被打破了，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那么，接下来，就是革命者们重建新秩序了——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新秩序呢？这种新秩序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呢？林•亨特此书即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处死了国王这一“父亲”角色的总象征，革命者只有从重建新的父亲形象或干脆抹除父亲形象入手，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成员角色、地位以及成员关系的调整。事实上，在国王这个“父亲”被处死之前，革命者们早已发动了一轮又一轮对父亲的家庭地位的攻击，比如废除原来法律中所规定的家庭财产的继承由父亲来指定的条文，甚至规定私生子也同意享有继承权，可以说，处死国王，是作为儿子辈的革命者对父亲角色的彻底反叛。接下来，在当时法国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大量出现流浪儿、私生子的故事，这些没有父亲的儿子们并没有因此而堕入黑暗的深渊，相反，他们各个都长大成人，乃至成为社会栋梁，“父亲”的功能被“社会”取代，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社会本身即有塑造儿童、培养正常健康的人民的功能，而不一定非有个父亲不可。 而没有了父亲的家庭，成员之间又该是怎样的关系呢？完全平等吗？此时，一个令革命者无比苦恼的问题摆在面前：女人怎么办？作为家长的父亲倒下了，那么母亲和姐妹呢？她们是否有资格与男性成员平等？当然，革命者们给出的答案也是可以想象的：没有了父亲的儿子们开始形成同盟，“兄弟之情”得到大力赞颂。 与此同时，母亲角色也有了代表，那就是皇后玛丽。玛丽被斥责为一个“淫荡”的、致使国王不理政事的罪魁。有位男性作者甚至公然宣称：“把女人变成学者，男人就会变得愚痴”；“要是出了个女夫子、女伏尔泰，生出的小孩一定畸形不正常；同样的，要是有个女卢梭，她一定永远喂不出母奶……”（P100）事实上，男卢梭正是“仇女”的典型：“君主制度上只要大家听话，做王的并不介意臣民是男是女；但是共和，却绝对需要男人。”（P99）随着皇后玛丽最终被处死，家庭中的“坏母亲”形象也得以定型，女性也最终被确认为是不具备公民资格的、不适合进入公共领域、只适合呆在家里的角色。没错，这就是被自由派视作普世价值的“人权”的缔造者——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男人们干的事。 随着新的社会秩序——兄弟平等、男人至上——的确立，父亲角色开始回归，他不再是专制的、暴戾的家长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好父亲”形象。随着好父亲形象的重建，家庭结构重新走向“完整”，在经历过一段“弑父”后的痛苦挣扎之后，对父亲的“渴望”重新得到满足，儿子们内心的空洞得到填补。只是此时父亲在家庭中的家长权威不存在了，儿子们和父亲终于能够平起平坐，而母亲和姐妹则由被“夫权”和“父权”的统治转到“男权”的统治之下。林•亨特引用女权主义者巴特曼的话说：“女人作为‘人’却因‘手足之情’而从属于男人，乃是现代市民社会的特色。……契约论者有异议的是父权，而非家长权。因此现代市民社会堪称兄弟父权。从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想法来看父权，父权并未被摧毁，只是转变成另一种方式。在其中，男人在政治上成为了‘人’。……父权并没有被驱逐，而是巧妙地转型，成为现代持续排挤女性的机制。”（P209. 这一段话特别推荐给我的女权主义者友邻们，注意“现代市民社会的特色”。）这位巴特曼是众多的自由主义理论批评者之一。 除以上所罗列的内容之外，林•亨特还插了一段“萨德的家庭政治”，这一章以一个性学家的视角对革命做了解构，倒也值得一看。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法国现行的“伴侣制”，据说有大批青年人选择了这种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婚姻关系。尽管大革命时期的男人们一度将女性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但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依然是存续的，对婚姻家庭制度的革命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拥有革命精神的人民并不会永远止步。本书作者林•亨特在最后的结语中说到： “德古杰于1791年出版《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并不令人意外……当时仅在法国，而不在其他的地方（甚至美国）发生自觉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同样不令人惊讶。”（P210） 在林•亨特看来，这一情形的出现是由于“自由主义使得排挤女人成为一个被注意的议题”，因为革命者在试图排挤女人于政治之外的同时也试图保留自由主义中对个人的主要诉求，而“这转变成困难的情况，而且无法长期保有其一致性。”（P211）为了能够尽早使这种矛盾的“一致性”破裂，女权主义者应该做的就是：“长期不懈的批判”。 我想，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使命终究尚未完成，说抛弃它或许为时过早；但如何应对该理论中所潜藏的不将女人视作“人”的逻辑，又的确是一个令女权主义者头疼的问题。也许左-翼立场是一个更加正确一些的选择，因为毕竟，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只有左-翼革命者清晰地指出了家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左-翼的政治话语中，女性被排挤、被压迫的事实是被作为一个问题明确提出、严肃对待的，也就是说，女性议题只有在左-翼政治话语中才具有合法性，而在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中，这个议题是被拒绝探讨的。这是我看完此书的最后一点感想，同时，我之前所提及的“那些热衷于‘谈论中国政治’并认为中国政治与家庭是无关的、是两个问题的人”所指的是谁，我想应该也是很清楚的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读后感(五)：以“家庭罗曼史”构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权利和性别矛盾
取用作者的方法多，文章主体和原书内容重合较少。
摘要：本文尝试以“家庭罗曼史”解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个群体的关系。在革命期间，“王权”作为“父权”的最高表现被作为“兄弟帮”的群众赶下神坛，而革命后的各个党派由于长期以来的利益对立造成了权力的对立。如果说男性自身的对立是显性的，那么男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忧虑则是隐性存在的。这一忧虑在对于王后扮演的“母亲”角色的社会态度中达到巅峰。两个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在拟人化的形象运用上体现出新的维度，从而见证了法国大革命自身的迟疑与发展。
1.前言：革命前的“父权”
“家庭罗曼史”的概念源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原意指神经官能病患中的某种幻想，病患往往出身寒微或身处不和谐的家庭，他们由于鄙视以及希望逃避自己的父母而臆想社会中地位更高者取而代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The Family Romanc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林·亨特（Lynn Hunt）将这个用作于个体心理层面的词汇转而引向时代下的群众心理，视为一种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中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之图景，不同原先的理论，革命下“父权”的取代者不是别人，而是革命者自己。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与其说在于人们对于法王作为“最高父权”的失望，不如应从弗洛伊德的学说，看作一种古典的“俄狄浦斯情结”。
18世纪的启蒙思想认为，人类正在脱离政治与智识的青春期，父权泛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心理。从路易十五和官员的言词之中就可以发现，好父亲的形象是被强制灌输进入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中的，而当时的法王就是以“父权至上”的理论在道德意义和权力运作上进行统治。
从王印封书（lettre de cachet）这一面引起的社会反响促使了中央对于改善父亲形象的行动。改动王印封书的举措[1]就是以国王权力改变家庭结构的直接体现。政府和民间都有相应的艺术、文学作品等艺术表现，它们显示出这种“父权”心态在实践中的回响。于是文艺创作中的好父亲形象在1750年之后才开始有了增长的趋势，但在其增长的同时，其在故事中的占比也降低了。这种父亲的形象一般模糊，矛盾，而往往带有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引发这种痛苦的软弱。这种晦涩不明的形象和路易十六本人的形象也极其相似。
父亲形象的慈善化和作家对儿童形象兴趣的兴起以及母亲更具感情的现象在那个时代同时存在。从前在小说中，父亲形象严厉，热衷于施以高压，甚至暴虐，所以一旦这种形象朝反方向运作时，家庭结构的存在就理所当然的被弱化。尤其是当儿童的生长环境中父亲的存在可有可无的情况下，这种父亲的权威再次被削弱。这侧面反映了法国的18世纪潜藏的反父权，反家长主义的特质。集体精神的前瞻灵敏性在大革命前与革命初期的小说中得以显现，淡化父权的文本内容一方面模糊了父亲的地位——这种模糊体现在《保罗与维琴妮》和《罗伯特与范芳》之中父亲形象的拉锯，这两本书都淡化了父亲的存在都从两个相反的结局暗示了父亲的存在对一个良好结局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父亲本人的缺席也预见了法国国王在权力上的缺席，而这则预见最终以法王上断头台的事件作为表现。
以下几节，笔者希望可以从“兄弟帮”、女性两组群体构建革命时期紧张的群体关系，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我们谈到的主体是谁，整个社会总依凭“父权”以一种家庭观念所维系。正是因为这种各怀其事的心照不宣，革命才会显现出一种往复循环的矛盾情状。在论述中，革命前后的图像作为不可缺失的证据，既可以指引历史的前照灯，更可以透析图像本身对于政治事件的影响。不过当法国大革命呈现出一种“家庭制度”时，其已经不纯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是穿透全国，穿透各个维度的社会事件。
2.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始末和“兄弟帮”
诚然，王权和父权的衰落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可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一定是板上定钉的结果吗？革命下众人将国王执行死刑后所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模式？这样的一个社会模式在法国的建制状况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从1792年深秋伊始的，对末代国王的审判。
当时的人们在事后回想最终的判决和执行时，都觉得法王之死是历史进程中必然的结果。但当年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们却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才做出了这项倒推式的决定。且考虑到彼时正当纷争中处于上游的仍然是吉伦特派，这项判决更有了一层妥协的意味。
在时间开始之前，此处还是有必要简述一下在1792年9月20日国民公会成立时，几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1792年8月10日事件之后，立法议会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已经偃旗息鼓。革命的主导势力正式转移到共和派手中。共和派中的两支——有资产阶级领导的吉伦特派（Les Girondins）和代表革命激越势力的山岳派（La Montagne）——正式分裂形成敌对政党，希望可以取得革命的领导地位。虽然当时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人数占优，但山岳派在民间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这个派别基本垄断了所有占据势力的民间政治组织，代表的雅各宾俱乐部更是势力空前。这个俱乐部是后来造成“恐怖时期”的雅各宾主义的发端。在国民公会时期，雅各宾俱乐部中的大部分资产阶级成员和吉伦特党人都被所谓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所取代。初始，在这样一个看似均衡的局面中，吉伦特派便处于一个极度尴尬的位置，其身份的居中所带来的是处境的居中，由此形成了政治立场的暧昧，这种暧昧将在对于法王的审判中暴露出来且奠定了此党派势力的衰微。[2]
吉伦特党的立场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但它从来就没有走向共和的坚定意愿。此党之所以一直示以共和派的面目是因为革命所带来之人民激进事业的逼迫。吉伦特党不会也不可能和山岳党一样走向拥护人民的道路，而认为所有自下而上的领导运动都具有暂时性，他们最拥护的体制是在建立反暴力的基础上的立宪制度。[3]但由于谨慎的行事态度，吉伦特党既没有争取到立宪派的支持更失去了下层民众的拥护。这种中间性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况且在面对山岳党这样一个如此善于造势煽动“反父权”心理，并借此发动群众力量的党派时，其优柔寡断的态度就会显得更加危险。此处笔者再次引入“反父权”的概念，是为了强调革命党派中对于“家庭罗曼史”这样一种社会意识构建模式的赞同心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岳党攻击吉伦特党派的所有理论中，对于“恢复王权”的忧患一直是其最尖锐的说辞。在革命的激越派当道时，其最害怕的是“复辟”而不是新建一个寡头的政权，尔后兼以损害“兄弟帮”成员的利益为由打垮敌对党派。此心理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其所强调，而在于其所不强调所造成的矛盾：山岳党中最为激进的雅各宾政党在日后形成的威胁正是当时其党本身在宣传时规避的“寡头政治”。于是在引入“父权”、“兄弟帮”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时，其意识形态在不相适应的前提下殊途同归的结果就会显得无法回避。关于这一点，在后文会详细加以阐述。
对废黜君主之命运决断的争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在这之前两党就针对9月2日山岳党人屠杀事件以及对于罗伯斯庇尔独裁的潜在威胁有过交锋。国民公会希望两党关系缓和，于是将问题转向共和国的新宪法问题上。矛头的转向不仅没有赢来和解，反而由山岳党人把问题先引向了法王的裁决上。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分析了激进派的多重动机。笔者此处简化动机的各个侧面，将其看做山岳党的一个连续性的计谋：首先这个直接在现有基础上拟定新宪法的局势对山岳党不利，因为这会使政权合理的滑向人数更占优势的吉伦特党；重新决定路易十六的命运问题有助于彻底扫清“父权”制度重建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使吉党“保王”的意图暴露无遗。在这种形势下吉党就会丧失群众，山岳党从而便可以加快权力回流的进程。君父的形象在此与其说仍在心理上具有绝对权力，不如说是现今掌权的“兄弟帮”弄权的象征。路易十六本身的存在作为一种实权或是一种象征固然重要，但两党争执不下的却比其存在更具威胁性，即是国王被处死这个外显的仪式。
在继续谈论“仪式”的重要性之前，笔者要旁逸几分笔墨简述立法委员会在山岳派影响下的两则诡辩。第一则涉及对“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的驳斥。委员会提出这则条款只在路易十六作为国王时受用，但在共和时期路易身为个人只代表他自己，他人无法对其个体的行为负责，所以在法律之下“不可侵犯”性就不再奏效。这一表面上仅仅只是方便行动的理论实际上完全将国王拉下神坛，赋予了“审判”这一动作以仪式感，从而向外宣布“王权”在精神领域中的彻底消失。第二则涉及将国民公会变成法庭的理论。委员会坚持国民公会代表人的利益，以正义为盾牌，忽视形式。在这一点上罗伯斯庇尔与其党派始终如一的贯穿其整个的政治生涯当中，他们以实践为准绳，忽视妨碍实践操作的形式。这和旧制度制定严谨细致的法规律令却散漫实施有着相悖的表现，但都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则导致纲纪的松弛。革命催生的力量和旧制度再一次不谋而合。若将这一点在“家庭罗曼史”的角度上进行关照，可以发现父权和兄弟众权虽然在外显形式上极其对立，但其本体的相似特征却潜藏在对立的表象之中，也就造成了革命所构建社会的脆弱不堪，而革命势力为了割裂这种相似，只能通过仪式的滥用以对王权展开剧烈的排斥，这种手段又一步步拉近其二者间的距离。所有反王权的仪式（它们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政府机构出发，或主动或被动的贯穿于法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
上文曾提到处死国王这一行为是具有“外显”性质的。所有具有外在表现的形式都要比秘而不宣的作为更容易激发民众的情绪。当仪式具有外显性时，所显现的通常是由图像、声音、群众的集合活动等所形成的一系列符号。于是此种类型的符号自然就同时在仪式中呈现出引导的功能，从而激起民众的自发力量。这些动力因在最底层的民间文化中甚至会上演到狂热、盲目的状态，俨然带有宗教意识。而这正是吉伦特党要规避的风险。诚如上文所言，吉党不信任底层民众的政权，而仪式所造成的深层次动态变迁就引发了民众政权，所以在当时，在对于路易十六命运的裁决问题上，吉党希望尽可能的熄灭出现象征仪式的所有可能性，也就是悬置国王的罪名问题。但在山岳党强势推进的力量下，裁决在所难免，这时吉伦特党只能顺应潮流，从审判争论的角度再做文章。在这个关键时刻，吉党的暧昧态度最终奠定了失败的局面。吉伦特党人既没有对国王表示辩护，也没有顺应山岳派的主张对国王决绝的反对。这种不明的立场贯穿吉伦特党政治历程始终，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的失败。如果套用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中的观点，采取弗洛伊德式的解读，那么吉党的优柔寡断实际上体现了其作为“弑父”这一行动共谋的罪愧情感。但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冲突的是，弗氏描述的是“弑父”动作完成后的一种“后见”的罪愧，而此处行动还不曾开始，所以笔者不赞同这种解释。相反，吉伦特党的不作为反而传递了另外一个信号，即其希望将自己抽离出“家庭罗曼史”的体系，它把自己完全架空出“兄弟帮”之外，甚至提出把判决权交给群众的建议，建立初级议会。这是吉党在最后关头做出的一大蠢事。它完全悬空了自己的立场，而毫无施展其本可以向公众传递符号的可能性。在山岳党鲜明反对王权的旗帜下，吉伦特党不仅没有构建出任何仪式符号，甚至还将自己踢出了家庭范畴。
反观山岳派，它首先便玩弄了“审判”这个仪式本身的概念。山岳党人坚称，审判的对象不是一个国王，不是一个公民，而是一个敌人！通过置换客体的概念，审判作为一场活动自身的规制就应该随客体的性质而变化。而谈到路易这个个体的性质时，圣茹斯特（St. Just）则进一步说道：“我们要的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4]于是“审判”作为”仪式”也产生了被去除的风险，而形成一种更严苛，更具有阶级化，同时在各党的宣传下，也更合法化的仪式。从这场政治争论中，读者可以一瞥在党派斗争中，作为包罗许多象征意义而自身也为一个象征物的仪式之地位。[5]
而真正的仪式则是最终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的那一个举措。可以说，直到完成了那个动作，山岳党才真正在这场党派斗争中赢得胜利。林·亨特对于这种心理做出了很完整的解释。[6]以山岳派为代表的极端分子通过处死国王而强迫全体人民接受国王代表的最大的父权就此消失。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力在这场仪式中的运动流程。山岳党人希望可以通过拒斥国王本人来达到拒斥其所代表的权力的目的，从而在断头台落刀的那一刻实现权力转移。[7]在意识上，强大而独一的父权被分散在全体人民的手中，实现全体人民对于“共和”的承认态度；而在政治事件中，这则权力则牢牢的转移向了革命的领导政党，即山岳党人之中。而这一套权力转移运作的手段即是上文提到的仪式。
所以权力只是由一个人的手中落到了另一小撮人手中，在精心设计的新包装下其本质也尚未改变。法国大革命中权力换汤不换药的流变其实是基于其旧制度体制之下长久的思想根源，也就是阶级之间的不相融合。虽然大革命坚决要求打破阶级差异，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在革命进程中这个理想并没有实现。托克维尔详细阐释了造成农民、资产阶级、贵族阶级三个等级相互对立的原因，他发现了三个等级互相对立的重要原因在于一种在法国愈发膨胀的种姓心理，这种心理最初由于贵族政治权力弱化，且与之相对经济权力的提升而造成。
在14世纪时，法国的一些平民可以跟随领主作战，帮助领主管理人民，在政治中代表人民的阶层拥有较大的地位。但随着中世纪后王权崛起，举国事务逐渐形成全权由中央管理的局面，领主制度也就土崩瓦解，在政治层面上，民众和贵族在公共生活中的联系逐渐退化了。但问题是，贵族在经济上仍然握有特权，特别是在贵族的免税特权上，不平等表现的尤其明显。一方面所有打通阶级壁垒的公共事务都起源于或形成捐税事务，贵族拥有免税特权即代表了阶级壁垒的重建；另一方面，当贵族行使其管理人民的政治权力时，其作为支配力量要求人民纳税是合乎情理的，但当其不再履行政治权力时，其经济权力的持续就会失去坚固的支持，甚至连贵族本身的存在也会显得毫无意义。当民众心中构建起阶级壁垒时，贵族内部也更加自封。托克维尔在其书中指出“贵族越不是掌权阶级，就越变种姓”。[8]相比英国的贵族体制，法国贵族制度中的“种姓”是心理上的壁垒，它从文化深处积累且旷日持久，所以在大革命时这种阶级割据才会如此难以弥合。直观来看，法语中的gentilhomme[9]和英语里的gentleman到今天都有如此巨大的区别，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偏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伯克在其书中指出法国旧政体中由于捐官制度的出现，资产阶级可以轻易上升成贵族，他的发现揭露了旧制度下的两个社会侧面，一是资产阶级偏爱离弃农村而向城市发展，二是由不平等引发的消除阶级壁垒的欲望被部分资产者付诸实践。但问题是这样的制度更容易激起未成为贵族的资产阶级之怨恨。于是，新晋的贵族被从前的同一阶级所嫉恨排挤，由于原本的身份也不受旧贵族的欢迎。在这种阶级流动之中，法国社会不光没有实现平等，反而由三个大等级互相切割成更细小，更孤立的集体。农民、资产阶级、新贵族、旧贵族等集体之间的隔阂愈发难以逾越。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下并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语汇概念。但这种孤立的群体形成了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形下，法国大革命最终促使了真正的“个人主义”之诞生。也就是说，在旧制度充满问题的废墟之中，阶级解构未能完成，“兄弟帮”的存在就永远只是虚假的宣传口号，皮囊之下的权力机制仍然凝聚在绝少数人手中。尽管官方精神并不承认这一点，并不遗余力的封杀个体的存在。
以上是政府官方摧毁父权的手段以及其矛盾的心态，现在笔者将笔力转向群众，面对如此上层精神的宣传形式，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
据梅西哀[10]（Louis- Sébastien Mercier）表示，民众在仪式上的表现和对一个节日仪式的庆祝举动并无二致。当国王人头落地，鲜血迸溅的那个瞬间，在场的群众都欣喜若狂，叫喊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有甚者还靠近执行仪式的断头台附近，
将他们的指头、笔尖或纸片，沾浸到血里；有人尝了一口，说道：“哎呦咸死了！”这种狂欢的行为代表的群众心理含有多个层次，最简单可以解释成这是百姓对王权本身的好奇，以及对王权解体后的戏弄。此外，民众中的这项举动几乎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原初政治观念，即当作为兄弟的群体合力杀死群族中象征最高权力的“父亲”形象后，他们会将父亲的肉体分食以获取能量。结合弗洛伊德的整个太初观，这项举动包含了几个关键概念。第一点是对父亲权力和利益的向往，第二点是对尸体无法立刻消解的恐慌，第三点结合“兄弟帮”后续的群族建设工程，笔者将弗氏的概念提前，解释为对弑父行为的罪疚。这种罪疚在几个当时投票支持处决国王的国民公会代表之中显现的尤其明显。为了纪念1794年君主制度“彻底湮灭”一周年，公会响应某个巴黎的雅各宾聚会的庆祝活动，决定在周年纪念日当天前往行刑场地，即兴纪念（这里也潜藏着一个颇为矛盾的要点，即在纪念日开始前少有正式谈论周年日的庆祝活动，这体现了政府方面自己对于处决国王一事的纪念价值已产生怀疑）。在代表们抵达革命广场时，却惊讶的发现当天正巧有一个死刑犯正在受刑。这使代表们的庆祝心理大受打击，这一场不堪卒睹的惊人场面再次唤起了他们联合谋弑君父的场景。由此，弗洛伊德式的罪疚心理显现而来，庆祝活动遂不了了之。[11]
国王被处以极刑之后不久，吉伦特党势力衰微。山岳党在处理败党的同时大行其道，尤其是从“大恐怖”时期开始，累积到罗伯斯庇尔垮台前，死刑的数目是空前的。在这种暴力成瘾的预兆之下，代表们遭遇的巧合实在不令人震惊。上文提到过“兄弟帮”在法国现有条件下的存在之脆弱，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说，父权的消解也并不完全。政府想要能够有效的维护摇摇欲坠的社会，其运用的手法竟是制造更多具有仪式性的暴力！这种转移注意的暴力仪式在短时间内的确行之有效，但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却无力承担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一方面革命政府的社会建立在一具又一具尸体之上，暴力政府的形象同时也是维持革命进行的保证，但革命越是延续，民众就越期待稳定，所以革命政府本身就在自掘坟墓。另一方面，法王之死之所以成为山岳党的一枚重棋，即在于其以血腥、盛大的断头仪式表达的威力，但当断头成为家常便饭之时，仪式之特别、庄严、正式的意义就被消解了[12]，于是最终只会加速公众意识到身为弑父合谋一员的罪疚。按照弗氏的说法，罪疚会成为一种“兄弟帮”的共识，但大部分情况下，其暗藏在潜意识当中，而不会外显。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众集体行为中也有对应罪疚感的显意识表现，即暴力，戏弄，以及恐惧。 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革命节日》中通过数据研究了1793年和1794年这两年之中的节日。这些节日有各省自主性较高的，也有受政府官方控制力度较大的。通过对比各个节日之间的异同表现，她发现在多数具有乌托邦套式的节日之中混杂了一些表达暴力的节日活动。奥祖夫希望为这些例外寻找解释的理由，而这些暴力的行径也是这里笔者探讨的重点。这些暴力活动的通性是具有戏弄性和讽刺意义。例如某节日民众唱歌跳舞时的歌词就综合反映出所有潜性的要素：“如果断头机没有干活，节日不会如此美妙”。[13]奥祖夫回溯节日中这些叛逆因素的发生，发现伴随“戏仿”因素的节日主要聚集在共和二年葡月和风月之间。[14]考虑到同年4月正是丹东被处死的时候，此处可以猜测是大恐慌的加强消退了民众放肆的热情。而这段时间里最经常被嘲弄的对象就是国王。比如在莫尔托就有一个专门为给君主制送葬而举办的节日。其中最具讽刺和戏弄意义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微笑和仁慈”伴随着一个粪车，卡佩人像陷在里面。[15]在里昂的节日活动中，全身披挂虎皮的国王，端坐在宝座之上，两侧分别是代表着贵族和僧侣的狼、狐；然后一只大龙，一把火喷出将全景烧的一干二净。[16]这些活动引起更多地区戏弄式的行为的响应，它们直接的反应了民众在君主制度覆灭之后的暴力行为。活动抓取一些意象和象征，然后极尽嘲讽和污秽加以表现。在热月过后，也就是罗伯斯庇尔垮台之后，嘲弄的形象又有复苏的情况，只是此时多了一个被嘲弄的对象：雅各宾党人。在一些地方的节日里，雅各宾分子的玩偶被如法炮制的运用在暴力的仪式之中。这些活动中竟然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观念，有时两者甚至会同时出现，所以可以说，这些（民众自发的）活动中本质不存在政治观念。但诚如上文所言，活动仪式的暴力是全然相同的。由于暴力通常只见于非官方的节庆或是受官方限制较少的节日，可以说暴力的意识是由民众自发体现的。而施加暴力的延续和政府暴力手段的延续类似，都表达着一种持续革命的心态。这种心态很矛盾，因为民众实施暴力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规避真正的暴力行为。奥祖夫提出这些行为的模仿性和仪式性，所以节日中展现的手段实则是可以终止的，从而她提出民众的心态也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心态的假说。而这个假说则揭露了人民深处的另一种心理，即恐慌。一种是对于革命持续暴力行为，或是说暴力行为没有被遏制的恐慌。另一种恐慌，再次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混乱年代里这些包括弑父行为的暴力终止后结局的恐慌。革命建立在“兄弟帮”上的不合理性再度显露出来，“兄弟帮”的革命力量在法国易于发端，但难以维护。政府无法真正打破阶级壁垒，于是只能依靠过激的行为刺激人民，最终只能引发矛盾和恐惧。
离开群体节日活动，而转向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时，人民的心理以相对更冷静的姿态表达出对革命现状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最终指向了上文提及的个人主义。革命当中的绘画活动几乎是销声匿迹，除了雅克-路易·达维德以外的名家大师也几乎潜影。据统计，1793年沙龙展中人物肖像画这一门类占据了全部作品量的四分之一。而这其中超过半数的肖像画所绘制的人物都是无名之士。画家想要表现的是这些革命群众的无名性质，具有群体性，反英雄主义，“兄弟帮”精神等典型的革命意识。但在表现上，艺术家却仍然选择在群体的大多数中挑选单独的个人进行描绘，因为特写的表现最具有张力，最能焕发革命的斗争精神。于是，群体和个人的紧张关系在所难免，也从未消解。
也许这响应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即一切的兄弟情谊都来自于对彼此的仇视。[17]这种仇视由于更高的权力存在暂时转向，而忽略了内部问题的解决。
3.乱伦王后和革命时期的女性地位
任何革命的爆发都不是朝夕形成的，而在革命时期欲盖弥彰的性别问题也显现于整个18世纪的法国社会之中。革命开始后，人们把性别焦虑的矛头指向王后，随之而来的文学艺术创作极尽污秽、淫荡的表现则不仅指向王后，更扩大到女性的群体内部，王后本人的社会形象一方面代表了法国社会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也由男权社会内部的焦虑意识所构建。相对于革命后的图像表达，革命以前的艺术则显得内敛许多。在风格上，虽然彼时的油画，最明显的洛可可艺术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上都呈现出精巧香软的风格，与革命后的“插图”式图像分殊极大，但其二者暗示的性别问题却甚为类似。
18世纪下半叶，狗作为一种新的属像进入描绘贵族的画面中。作为不处于“家庭罗曼史”范畴中的非人类生物，宠物狗却加大了性别双方的差异。在描绘男性的画面中，狗的体型通常会大过女性专属的“宠物狗”（lapdog），且作为突出男性外在事业之成就的辅助形象存在，它们通常代表了忠诚、健壮。（图1） 在描绘女性的画面中，“宠物狗”与主人的互动往往显得十分亲密。例如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é Fragonard）在《躺在床上的年轻女孩正在使她的狗跳舞》（Young Girl in Her Bed, Making Her Dog Dance）以及《怀抱小狗的女孩》（Young Girl with Puppies）中有意展现的(图2和图3)，画面中的主人是一个袒露自身而毫无顾忌的少女。如果说前一幅的环境交代是在少女私密的闺房内部所以表现人物对于“窥探”的目光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那么后一幅图的人物则直勾勾地盯着画面外的观众：她面色安详，双乳袒露，手中怀抱着两只熟睡的乳犬。人物的目光和身体右侧的乳头都以正面角度直接表现，没有任何遮挡，直接向观者传递信息。画家甚至都不曾加以掩饰，在此其表达的不是一个富含寓意的神，不是一个精神的拟人表达，而仅仅是一个衣冠不整，袒露双乳的女孩。这个形象与观众进行交流，不仅暗示了对画面外观者目光的发现，还通过这种方式承认了“窥探”行为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观者的主导地位退后，而画面形象的地位提前，在消解偷窥意义的同时，发展了“情欲”性质（la volupté）。前者在表现上虽然不如第二幅画这样大胆，但在描绘狗尾和少女髋骨的接触时，实际上更隐晦的表现出情欲的核心概念。詹妮弗·米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一种怀疑观点，她指出画家有意在减少宠物狗和少女之间接触部分的用笔并不是想弱化色欲的表现而是含糊了狗尾巴是否伸入少女身躯内部以及伸入多少的问题。无论这个大胆的假设是否成立，狗尾在弗洛伊德式的阐释中也可证实相似的“阳具替代”。在这种语境下，“宠物狗”打破原有家庭关系而介入“家庭罗曼史”，即在最为私密的家庭空间中替代了男性的存在。如此的敌对关系在文学中有更直白的显现。狄德罗（Diderot）在其小说《不慎的宝石》[18]（Les Bijoux indiscrets)中描绘了桑多（Sindor）和阿里娅（Haria）新婚同房的一幕。桑多希望能把妻子床上的四条狗赶走，未料竟然展开一场恶战。在成功将三条狗赶下床后，阿里娅忠诚的灰狗却依然守卫在床头。最终男主人公无法，在妻子的要求下，他只能接受和四只狗共处一室的局面。在这个情节中，原本的男女性关系之间介入了“宠物狗”的存在，不仅降低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还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但作为一部讽刺小说来看待，狄德罗与之所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对其态度是否定的。这些涉及到“宠物狗”和女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将家庭关系的倒错和色欲的非理性状态串联起来，一种性别焦虑在大革命前愈发外显出来。不过，18世纪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不正常的色欲”也不仅仅和“宠物狗”有关，其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实际上体现出物种之间（inter-species）的爱欲交欢，在提到一幅名为《爱欲》（La Volupté）（图4）的画作时，詹妮弗·米兰说道：“对于爱欲肉体表达的演绎会激发起一种相应的焦虑，这种焦虑包含了性和生理控制力的丧失”。[19] 革命爆发后，身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女性存在，玛丽-安托万内特王后首当其冲，舆论不再限于将色欲的罪责局限在女性和不同物种的亲密互动关系中，而革命党对解决女性给男性“统治”带来的“危机”的需要则是空前迫切。
王后问题从革命爆发前就一直存在，准确的说在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嫁入法国时就已经暴露出来。虽然革命后人们急于较量“父亲”和“兄弟帮”的最高权威，对王后的口诛笔伐却从未停息。最有名的抨击法国王后的报纸当属埃贝尔（Jaques-René Hébert）创办的“杜歇老爹报”（Le Père Duchesne）。此报纸在1790年到1794年都持续有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在媒体业内可以和马拉的“人民的朋友”一决高下。1793年7月马拉被女刺客夏绿蒂刺杀后，“老爹杜歇报”终于独领风骚。其能受到极大的关注度的原因可以归功于埃贝尔本人对王后直接的文字抨击。在报纸中，他塑造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即杜歇老爹），在谈到王后的篇章中，老爹大部分情况下都在向这个“不可救药”的女人教授治国安民，相夫教子的良好品行。革命历程之中，埃贝尔本人对王后的用语从温和到一步步的恶毒污秽，从中亦可以管窥革命对其态度持续恶劣的演变。统计数据显示，从1791年1月到1794年3月，玛丽-安托万内特占据了所有文章标题的百分之十四。曾有人直接从众多王后迫害者中点名指出埃贝尔，称他是那些人之间的最难平愤者。
虽然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舆论占上风的年代，今天的人们也不能说玛丽-安托万内特是受舆论而死。如果说法王被推上断头台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到党派斗争当中，王后的处死则是大革命一旦开启就不可避免的结局。从人们对王后的极度厌恶之中甚至可以观照18世纪整个女性地位的细枝末节，尤其是革命后由于自发心理而产生的女性革命家对于整个父权社会和家庭状况的沉重攻击更显示出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进入社会活动之中的恐惧。而所有恐惧的代表人，一个符号，一个替死鬼，即是这个末代王后。但诚如前文所言，革命的暴力手段以其矛盾内核不断重现，在对于女性这个形象的暴力演绎，以一种对于男性，或是说“父权”的暴力行径相类似但又相分离的形式体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斗争中，王后的私人生活和政治行为几乎从未割裂。民众甚至对于玛丽唆使自己的独子手淫之事迹都颇感兴趣。在大量此类的关注下，“妖后”祸国殃民的最大罪名就是以自己的“性身”（sexual body）入侵国家的政身（politic body），教唆路易十六，挥霍财政储备，勾连内外党派，直到报复革命本身。
在这些罪责之中最直接体现两性拉锯的是其对法王的不良影响。卢梭认为，妇女进入公共场合，有把男人女性化的可能性。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些地下刊物就认为王后使国王耽溺女色而生活骄奢无度。革命时期在抨击法王一家时曾也有关注过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万内特的同房问题，当时民间持有的普遍观点认为路易和王后无法圆房，而这都要归咎于法王的性无能。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潜藏着一个实际比观点本身更强劲的侧面，即是怀疑法王的性无能是否是由王后的阴谋促成的。笔者未找到证明的资料，但此处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在面对王后本人时，法国人民对于国王甚至采取了宽宥的温和态度。抨击淫荡的王后时，对于国王的描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言论：“那份纯洁、真诚的爱，被我（王后）如此残酷、如此再三的苛待”。[20]民众的心理不仅再次把暴力对象转移，还彻底暴露了从未被斩草除根的父亲地位。在埃贝尔对于国王的审判的描写中，路易曾亲自谈到在王后的挑唆下，他赋予了她“将国家金库挥霍一空”的许可，在她的引导下，他“扯烂穷人的喉咙”，“任整个法兰西身陷火光和鲜血之中”。[21]现在可以看到，其实18世纪革命前后的年代中，家庭制度的动荡始终围绕着“父亲”这个中心。即使在最高父权轰然倒塌之后，一切寻求遗忘，和解，建立新纪元的动机都不约而同的重新转向父权。对于玛丽女王的憎恶也是如此，可在对于上一节的综合考量看，人民寻求消解的目的从来没有达到。对于女王的处置甚至还牵引出另一个庞大的家庭支系，这个支系本来对立着父权，现在对立着携有父权残渣的“男权”，甚至形成一种改变整个家庭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态势，成为男权社会不得忽视的忧虑。
女权问题之所以会成为18世纪法国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还是要归咎于法国文化中已久的对女性的天生歧视态度。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肯定的认为女性教会了男人虚与委蛇。在这种心理因素的长期制约下，女性这个整体带有虚伪的特质被认为是天生合理的。由于篇幅问题笔者此处回避女性歧视的文化积累，而尝试引入巴特曼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扩充。这在林·亨特的笔下成为对于原初社会形成论的一则假设。在这个学说中，基于弗洛伊德的兄弟弑父的行径不仅是要寻求“自由”这个宽大的概念，更是要得到男性对于女性的管辖和支配。笔者再次引入弗洛伊德的概念以完善这种观点：介于弗洛伊德学说中男性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恋母部分和集体弑父的罪疚心理相冲，在罪疚心理占上风的情况下一种集体的性倒错就此诞生。所以此时部落中的女性不在男性性伦理的对象内，但女性仍然受男性的管制。部落内的家庭关系形成，国家的初级形态就此诞生。此假说给林·亨特的性和政治的勾连关系一个依靠，尤其是涉及到“乱伦”概念时。在上文这个女子不纳入性对象但受男性支配的条件上矗立的社会，是万万无法接受“乱伦”给社会基本制度带来的威胁的。
女王的性生活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通奸和乱伦两个罪孽。所谓通奸也可以看成是女王的政治手腕，她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达成一笔笔政治交易。在这些行为当中，玛丽女王的同性恋情节被严重诟病。在一册专门描写玛丽-安托万内特的丛书中，有一本名为《前法国王后—奥地利的玛丽-安托万内特放纵的私生活和丑闻》（Vie Privée， Libertine， et Scandaleuse de Marie-Antoinette d‘Autriche, ci-devant Reine des François）以插图的形式，生动的再现了女王的性生活放纵和同性恋倾向。在一幅图片中，展现了女王和盖梅内亲王夫人在床前的性行为的一个瞬间（图5）。图片中主动的那方将右手伸入另一方的下体，另一方将裙子的下摆极力向上翻扯，表现出对另一个同性模仿男性在性行为中侵入式姿态的欢迎和迫切。但鉴于画面中的两人裙摆都没有遮蔽住下半身，画家应该无意表达两方中谁处于更强势的一方，而只是想捕捉淫荡的瞬间。另一张“三人行”的插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画面当中的三者呈现出互惠互利的奇特体位。最特别的是，这幅图中的男性虽然仍然处于交媾中的主动位势，但他却是被两个女人牢牢的压在下面的。（图6）在这两幅特定的插图中，女性的形象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抽离出来，而向男性特质靠近。而关于和小路易的乱伦罪名则更加印证了“消除区分”（de-differentiating）的忧患。[22]即便这些说法都是民众的，特别是埃贝尔的欲加之罪，但从此类起源不明的“谣传”中则更能发现男女性别差距所带来的威胁。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社会原初构建，“消除区分”威胁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问题（这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里当然没有包括女性身为主体的利益），而牵涉到共同利益的问题则总是动乱的肇始源头。这种社会心理远远未止步于王后个人，而是面向革命时期的法国全体女性。
女刺客夏绿蒂·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在刺杀马拉被捕后，其主要为人诟病的因素之一即是其性别。有关部门不久就发表了一篇通告，攻击夏绿蒂：“······尤其照她这种男人婆的德性，可以说是一个老处女了······因此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所是，根本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了”。在1793年11月，分别在3日和8日处决了撰写《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书》（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的欧琳柏·德·古婕（Olympe de Gouges）以及吉伦特党的罗兰夫人。在这里暴力重新崭露头角。如果说对于“父权”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呈现出“消灭”到“重生”的周而复始的内在形式，对于女性施行的暴力则是有意将现存的男权社会中所有负面形象和附着的问题彻底消灭。在彻底的清扫后，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内部，像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意见一样退出所有的公共场合，将家庭关系重新恢复到男权当道的正常状态中。1790年时对于妇女的政治地位还犹豫不定的法国，在1793年时则达成了共识：女性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自发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当属违法行为。革命年代中的妇女被剥夺了一切的政治地位。
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地位的问题从未在法国大革命内得到解决，在革命结束后的几十年后汹涌的女权主义浪潮见证了女性地位向革命中人士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革命将此矛盾从社会中第一次激发出来，其按压的行为甚至可能还加快了真正女性解放的步伐。不过并不能将对女性的歧视怪罪于革命，况且无论革命党或是反革命者都显示出对女性男性化的恐惧，故而这是在当时积淀已久且属于社会全体的共识。有趣的是，革命开始后，各种象征抽象精神寓意的形象都由女性表现出来，在罗曼语系的语言中，抽象名词即一般用阴性表示。但某些名词代表的事业本身毫无女性特质。在革命期间，诸如革命节日中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寓意都被拟人化，甚至由真人扮演。在探讨这些拟人形象时，单一的以贡布里希式的古典“象征”图示的语言指向和修辞学意义形成的传统来解释无疑是片面的，直接的缘由是性别问题同“象征范式”一样在法国社会都形成已久，矛盾的双方来自“传统”的内部。林·亨特在探讨这种矛盾时虽然肯定了社会对于女性特质的部分认同，但更重要的是，使用女性形象的原因恰恰在于女性对于政治事业的遥不可及，反之，如果运用男性形象则会有制造个别偶像之嫌。基于复杂的社会状况，节日中的女性形象也在各种声音中获得极其不同的反馈，其实，当有人提出对于这种形象的消极意见时，往往就证明了女性扮演的抽象形象已经超越了设计者一开始所期待的寓意地位。在不久的世代里，法国大革命时期未曾预料到的女性浪潮，将踏着革命沉睡的躯体，向上飞跃。
现在笔者在这一段最后一次回到革命事业之中。综合上述种种可知，“兄弟帮”的乌托邦畅想下，法国大革命从未成功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问题。无论是对于父权还是对于女性。[23]所以在一些先见的目光下，这种社会明显无法得到维系。萨德在自己的“春宫文学”中将性与政治再次勾连，提出一种违背常理但显然可以解决革命问题的社会模式，最终批判了革命所构建的海市蜃楼。
4.大革命的神话图像及寓意
革命中的艺术发展几乎停滞，许多在革命前风行的名家都退出了那几年的沙龙。不过插图和草稿式的图绘（caricature and sketch）却相对呈现出井喷的增长。此类增长给同样增大的舆论需求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也推进了舆论和民众观念的演变。[24]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达维德（Jean-Jacques David）个人的创作经历也顺应了这个潮流，其革命前后的创作在形式上显现出极大的差别。本节首先把目光瞄准达维德在1789年沙龙中展出的《帕里斯与海伦》（Paris and Helen）（图7），这幅画以及这个特定的时段侧面反映了革命前夕的一段社会心理。
1787年首展的《贺拉提的宣誓》（The Oath of Horatii）和《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以强烈的对比冲突和男性主人公的英雄式表现奠定了达维德的地位，相比之下1789年展出的《帕里斯与海伦》则展现出令人琢磨不透的情欲性主题，画面表现的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欲关系和身处的隐秘宫室以及图像中隐晦的神话寓意透露出一股洛可可的残渣，和上一节贵族中盛行的的“宠物狗”风俗画都被归入所谓的“潇洒类型”（sujet galant）与当时革命前夕的紧张态势无法相容。尤其在1787年达维德“珠玉在前”，这幅画就更显得可疑。但从叙事中看待这幅作品时，画家表现的精神内核却是与革命心理同调的。
在描绘帕里斯时，一般的作品都选择以“帕利斯的裁决”这个特别的情节，达维德是唯一描绘他们在房间中表达爱欲的艺术家。那次裁决的多年后，帕里斯爱上了斯巴达公主海伦，并将她从其丈夫身边夺走并携海伦出逃，由此开启了特洛伊战争。与这幅画同期的一幅版画描绘了帕里斯被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Menelaus）揪着头盔上羽冠的狼狈景象，这时维纳斯（Venus）从天而降，将其传送到其卧室，海伦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图8）。达维德借帕里斯苟且男女交欢的隐秘场景暗示同时宫室以外的混战局面，与当时法国王室耽溺酒色而民众揭竿而起有类比的意义。考虑到在1789年沙龙举办时巴士底狱已被攻陷，网球场宣誓亦成定局，故而外界能看到这幅画时革命已然爆发，画家讽刺王室的意旨实际上更为确切。在画面左侧竖立着维纳斯像，她手中拿着赢得的“金苹果”，维纳斯身下是一个杯状的长筒，帕里斯的弓箭被随意的挂在上面（图9）。达维德在另一幅作品中也描绘了类似“武器被闲置”的场景（图10），在画中，悲痛的安德洛玛刻正在悼念赫克托之死。这幅画中同样被静置一旁的武器被安排在前景，头盔以最具表现力的全侧面安然放于其主人头部位置的正下方，剑被插在地上，透过羽冠只露出柄头，此处的造型设计简单精确，象征了赫克托的因公殉职；而在帕里斯身处的情形中，武器则随意地被挂在雕像上，暗示其贪恋声色而玩忽职守。有美术史家在谈论这幅画时，仔细探讨了海伦衣着中古典的希腊风格，但在内衣的边饰上却有一明显不属于古典纹样。不同于莲花和棕叶饰，在海伦上半身外袍的上下侧边缘处，画家在白色的衣物底色上留下了金色的百合花（fleurs de lys）。[25]百合花作为法国王室的象征将海伦和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建立了联系，类似的象征寓意还可以在达维德的《侍从归还布鲁图斯其子的尸体》（The Lictors Return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的一处细节中加以考察。画中背景的缝纫篮中露出的织物边缘也有百合花的纹饰，百合花的纹饰象征了画面中描述的一家与王室的连结。实际上这则作品的故事是一出悲剧，布鲁图斯本人是一名革命党人，而其家人却都是保皇党。妻子唆使她的儿子进入反革命的事业。布鲁图斯在发现之后权衡国之利益舍弃了家族的圆满，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里的百合花纹饰一方面暗示了母女的诡计，一方面串联法国本土，暗示画家本人的革命倾向。
《帕里斯与海伦》的不受欢迎大致原因可归纳为几点：一是由于阿尔多瓦伯爵被人厌恶的反革命势力和贵族本质；二是由于画面中流露的洛可可式的残余，这一点引申出人们对于作品主题的态度。革命前的大部分洛可可艺术都将爱情和欲望交织在一起，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在18世纪，爱情本身已经不不纯粹了，它的表现往往被政治阴谋以及君主制度附着，体现出反革命的一面。1786年，一则保守党报纸《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中刊登了这样一段话：
君主制度是在所有政府体制中最贪恋爱情的。在共和体制中，妇女所处的职务不是 管家就是母亲，只有男性，准确的说来，才是国内的公民和自由人······在这些专制 独裁的国家，一个人代表全部，其他人全都是奴隶，女性和男性没有区别······这就 是为什么君主制度总想寻找爱情。[26]最基本的论点强调了爱情和爱国精神之间的矛盾：“爱情在一个共和国度中是危险的，爱国情感应该支配其他所有感情”。[27]很明显，达维德在《帕里斯与海伦》中布置了太多表达爱的情节，那些标志潜藏在画面的周围，更令人气愤的是，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把他们清晰的辨认出来。[28]如果说这幅画仍然是画家在时局要求和自我创作的兴趣之间摆动的话，与其同时参展的《侍从归还布鲁图斯其子的尸体》在取材和表现上的回归暗示了达维德政治倾向上的确立。《帕里斯与海伦》是达维德革命前期唯一一幅描绘反面人物复杂性的革命式图像，他所想表达的爱情的束缚和自由的双重性是他在以往的学习生涯中的惯用表达。达维德之所以选取爱欲的场景实际上注入了自己个人的追求，在法国学院派的理论中，历史画从未攀上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想要爬的更高，要运用寓言式的创作，知晓虚掩在面纱之下的寓意，伟人的美德以及 那些昭然若揭的神话。我们所称谓的大家是那些懂得还原那些模仿事业的人。在这 些事 业中，蕴含着艺术的力量，崇高（la noblesse）和伟岸。[29]达维德尝试很好的兼容自我和群体的理想，他也的确在《帕里斯与海伦》中做到了，但不幸的是，最终这幅画还是引发了人们的疑窦，从此被避而不谈。就其本身，象征着画家接下来的艺术事业与革命的牵连，尤其在吉伦特党倒台后，达维德成为雅各宾党的非官方艺术家。
革命后新一轮的事业拉幕，图像和艺术的问题也不断被官方讨论，成为施展教育手段的一个要素。
1792年9月21日，制宪议会就“王家”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对于废弃王权的宣传力度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可能规避对于废弃君主制度的宣传，一位代表希望采取无为而治而使民众彻底淡忘君主曾经的存在。[30]这个观点立刻就被另一个代表格雷古瓦（Grégoire）否决。他提出为了坚固革命自由的“兄弟友谊”，体现人民互爱的情谊，必须强调“国王”的彻底消失。所以不光应该进行”废君“的宣传，还要将这件事神圣化。格雷古瓦的提议获得了一众支持，为了响应支持，议会决定制定代表法国的新徽志（seal），其形象被安排成一个一手倚靠束棒，一手握住长矛的女性形象（图11）。讽刺的是，这个在大革命期间惯用的形象被取了一个天主教式的名字：玛丽安（Marianne）。这个名字源自圣母（Marian）之义。诚如上一节所言，女性的拟人化形象具有政治寓意，事实上，革命中的拟人形象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其所代表的不仅是消灭波旁王室的寓意，更有建立自己统治的徽志之需求。在1793到1794年间，也就是雅各宾党统权时期，玛丽安的形象地位却被另一种男性的形象代替。
在1793年8月10日，达维德负责举办了一场回顾革命事业的节日。在游行队伍中，有四个象征革命主要事业的队伍：“自然”的形象代表了攻占巴士底狱，凯旋门模型代表十月事件，自由女神像代表1793年处决国王，男性巨人像代表法国人民的力量。虽然官方不曾名言，但受过教育的观众能发现这个男性巨人像实际上是赫拉克勒斯。（图12）他正在使用作为其属像的棍棒（club）猛击一个蛇形的怪物（hydra）。节日的人物形象可以看作一个节点，更加温和的女神形象代表着君主制度毁灭的瞬间，在官方认为彻底“铲除”君王势力后，女神形象的出现不光显得缺乏意义，甚至会会激发民众不必要的回顾，而相对在扫除一切反革命威胁后，“兄弟帮”需要出现一个更能支持其政权且更能见证兄弟之间的情谊的伟岸形象，再加之1793年后半年的“大恐慌”政权，官方更需要一个暴力的形象。这似乎再次回顾了笔者在第二节所阐述的观点。而和所有官方做出的其他教育措施一样，其本质都是矛盾的。首先在知情者之中，赫拉克勒斯在法国本土一直象征着王权，其本身从来不是大众的代表。其次，赫拉克勒斯这一形象在相当方面都是自上而下的。其由统治政权颁布，由统治政权解释，人民只能选择接受这种解释。实际上在那次节日中，人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最后的那个巨人的形象代表的是他们自己，政府必须将意涵揭示民众才能有所回应。革命统治当局和他们自己推翻的王朝一样，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徽志，前者统治下的人民充其量只是多了一个飘忽的知情权罢了。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和在其统治时期大部分图像象征物的命运一样，赫拉克勒斯像最终被销毁，现在没有存世的对于那个时期文字和涂绘描述的任何实物。玛丽安重新成为代表革命的拟人形象。
林·亨特在一篇关于激进统治时期的图像的文章中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每一场革命事业中，男性的形象总会被激进党派所使用。但同时她也认为最适合代表革命的应该是非人形的抽象物，类似埃菲尔铁塔，已达成去性别化，同时也去政治立场。事实的确如此，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成果：第三代的共和力量创造了埃菲尔铁塔——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周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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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Jennifer Milam, Rococo Representation of Interspecies Sensu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Volupté”[J].p195,The Art Bulletin，Vol.97. No.2(2015)，pp.192-209．
[9]Elizabeth Colwill, Just Another “Citoyenne”？[J].,History Workshop, Vol.28. (1989)，pp.63-87．
[10]Albert Boime, The Sketch and Caricature as Metaphors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J].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Vol.55. (1992)， pp.256-267．
[11]Yvonne Korshak, Paris and Helen by Jean-Jacques David：Choice and Jugement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p105,The Art Bulletin, Vol.69,No.1. (1987)， pp.102-116．
[12]Lynn Hunt, Hercules and the Radical Imag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J].p96,Representations, No.2. (1983)， pp.95-117．
注释：
[1]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47.
[2]此处取米涅的观点，即中间党派具有倒戈性质；但对于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持有不同的意见，即她认为中间党派并非是一个温和党派，而是制约左右党而维护革命政府的强大党派，在她眼中，当权以前的罗伯斯庇尔属于中间党派，可参考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pp41-50.
[3]这种态度牵涉到发动革命的心理，革命本是一个天文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t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而受到关注，而革命最初用在政治事件时，则是此原意的转化，即是在1660年恢复君主制度时，这一语词真正的意义改变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时期，象征着势力无法阻挡、同时也保留了原意的“循环性”。更多参照：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p32-50.
[4]米涅.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168.
[5]如果说这里的“仪式”是一种行为符号，那么徽志、雕像等形象则是一个视觉符号，关于更多革命时期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觉符号”的内容可见第四节。
[6]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69.
[7]Ibid.
[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p121-134.
[9]拉鲁斯大字典解释：Autrefois, homme noble de naissance, à la différence de celui qui était anobli.（<古>，出生贵族的男士；与被授予爵位的贵族区别-笔者译，后文出现的所有法语和英语文本都由笔者翻译，不另行说明）
[10]法国18世纪作家，《爱国与文学年鉴》（Les Annales patriotiques etlittéraire）创始人。
[11]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70.
[12]在后文读者还会看到民众极尽机会滥用仪式，且仪式中的恶俗、下流、讽刺和官方仪式是对立的。笔者在此处需要声明一个观点，即官方的仪式和民间仪式象征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具有根本的区别。从政治意义上讲，平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态度与自己的民间文化有着等级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恰恰由于官方文化内部所操控的一种民间文化无法拥有的权力。但同时，由于权力无法攻陷民间文化，其本身也具有自由性。关于民间文化的自由特性，可参见莫娜·奥祖夫. 革命节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3]Ibid，p149.
[14]从1793.9下旬到1794.3中旬。
[15]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p135.
[16]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71.
[17]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p10.
[18]小说名中的“宝石”（bijoux）指的是女性的性器官。
[19]Jennifer Milam, Rococo Representation of Interspecies Sensu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Volupté”[J].p195,The Art Bulletin，Vol.97. No.2(2015)，pp.192-209．
[20]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115.
[21]Elizabeth Colwill, Just Another “Citoyenne”？[J].p72,History Workshop, Vol.28. (1989)，pp.63-87．
[22]林·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p125.
[23]笔者在文中几乎没有遵循“家庭罗曼史”的讨论语词将女性放置在“母亲”或“女儿”的身份中。因为在比较中笔者发现，女性的地位问题周旋于“母亲”和“女儿”之中，虽然男权也在父与子的之间循环往复，但其二者在明显意义上有强烈的冲突，这是女性角色之间所没有的。说到底，家庭政治不需要一个母亲或一个女儿，而是需要一个安守本分的女人。作为附属但不可避免的女性之所以在大革命中如此重要有如此边缘，就是因为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即是死守自己的家庭岗位。读者可以看到这种社会义务中包括的双重性。
[24]Albert Boime, The Sketch and Caricature as Metaphors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J].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Vol.55. (1992)，pp.256-267．
[25]Yvonne Korshak, Paris and Helen by Jean-Jacques David：Choice and Jugement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p105,The Art Bulletin, Vol.69,No.1. (1987)， pp.102-116．
[26]原文：La monarchie est de tous les gouvernemens [sic] le plus favorable à l’amour. Dans les Républiques, les femmes ne sont qu’économes & mères ; les hommes seuls, à proprement parler, y sont citoyens & libres... Dans les Etats despotiques, un seul est tout ; le reste est esclave, les femmes comme les hommes... c’est donc là [dans la monarchie] qu’il faut chercher l’amour.引自Ibid,p110.
[27]Ibid,p110.
[28]Yvonne Korshak在文章中有大量对这幅画的图像学研究，这些寓意都围绕着爱情的故事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左下角的床支架上的图样中表现了“琳达与天鹅”的故事，这则经典的宙斯变形的故事显然暗示了主线故事的荒诞和爱欲批判，值得玩味的是，这则故事也照应了笔者在前文叙述的物种之间的爱欲。
[29]原文：Montant encore plus haut, il faut par des compositions allégoriques, sçavoir couvrir sous le voile de la fable les vertus des grands hommes, & les mystères les plus relevez. L’on appelle un grand Peintre celui qui s’acquitte bien de semblables entreprises. C’est en quoi consiste la force, la noblesse & la grandeur de cet Art. 引自 Ibid,p115.
[30]Lynn Hunt, Hercules and the Radical Imag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J].p96,Representations, No.2. (1983)， pp.9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