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錐編（全四冊）》是一本由钱锺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2.00元，页数：24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錢老的翻譯真的一絕。
●13.3.31，亚马逊
●古今东西之人情百态跃然纸上，足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不诬。钱钟书能写出《围城》是有原因的
●博通古今中外的才子，短短的文字中有一种贯连之气，能将许多东西融会，虽有掉书袋之嫌，然其善于联系、想象的思路仍值得学习。
●看了第257-262。
●读了《毛诗正义》之后读不下去了，慨叹一声“大佬”之后，流下了不学无术的泪水
●难懂
《管錐編（全四冊）》读后感(一)：钱老文史巨著--思承千载，才空万里
观天下书籍，或是古文，或是繁体，或英文，或历史，或哲学，或科技、或蛊语，稍加心思，放慢速度，终是能晓之大概；然钱老这本管锥编，若没有坚固的文学、历史修养，妄想涉猎一二，或怀侥幸沿路拾遗，便会深处泰山而不知东西，遨游大海而不向南北。
钱老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怀谦虚之心，游古今中外，书中引摘，信手拈来，俯仰皆是，感钱老学识之渊博，叹已身单薄之卑微。
人，生无所长，六尺残躯，七十载微命，营营岁月，蓬荜四壁，何求享乐。然，虽不能才空万里，俯仰古今，若能思承千载，通任督，识气数，亦不可喜。
鄙，自西来，处东郡，无英才，亦无慧根，身无双翼能飞，足无火轮踏行，仅凭双臂，闯万千艰难，任胸中豪情，留一世不悔。
愚，不知所为，亦不知何为，优而从之，良而习之，勿则加勉，二十载有七，漫漫余世，藏谦卑之心，怀浩瀚之气，闯人世天道。
《管錐編（全四冊）》读后感(二)：钱钟书的 文学成就 远高于其 学术成就
钱钟书的文学成就 主要就是《围城》了
谈文学 主要还是该谈一风格二结构 至于思想 那并不是文学的任务 那是哲学的任务
文学主要不在于表现了什么 而是怎么表现的
从这个角度讲《围城》是一流的小说 其风格在现代小说名著中独树一帜 当然 很明显 钱钟书也是受了英国文学风格的影响
钱的学术成就呢？学术昆仑？学界泰斗？凭《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
所谓大师 就是在某个学科领域你无法回避的人物 你可以不喜欢他 不同意他 甚至批判他 但你绕不开他
比如冯友兰之于中国哲学史 比如陈寅恪钱穆之于中国史学 比如王国维之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 比如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学 比如牛顿之于物理学
钱钟书呢？你觉得他在哪个学术领域具有别人无法回避的地位？比较文学？呵呵！
学术大师并不是具有电脑般的记忆力和据说很高的英文水平和很令人敬佩的做人操守就可以当的
更有意思的是 钱钟书虽然学贯中西 但他的治学方式本质是 纯古老中国的札记式的 随感式的 碎片式的 没有自成体系 也不专精
我曾说 一万个钱钟书也抵不上一个弗洛伊德 论学术成就 一点不夸张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所提出的概念理论 对文学 对绘画 对电影 对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门类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这 钱钟书能比吗？
虽然现在看来 弗的理论自有其局限和问题 但他依然伫立在他的领域 就像一座风侵雨蚀的纪念碑！
我很敬重钱先生为人 但你说他学术成就如泰山北斗 那就实在不能苟同！
《管錐編（全四冊）》读后感(三)：《管锥编》偶得之二
钱钟书的《管锥编》上百万字，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结构，尽是些小题目，就像有人讥讽的，“一地的散钱，却没有串起来”。余英时解释说，宏大的理论或者结构虽然看起来更伟大，但是一旦被推翻之后就会被弃之如敝履，一文不值。没错，更糟糕的甚至在有生之年就被迫把自己早年的理论骂成狗屎，比如冯友兰。反之，没有大理论，专门深钻某些小题目既不招人注意，又难以被反驳，其中的真知灼见却会长久地存在。《管锥编》的这种体裁其实并非首创。在清朝，因为文字狱的肆虐，学者们只好孜孜于考据研究，基本都是用这种笔记体，罗列无数的考据小题目，比如《日知录》。《管锥编》可以说是这种体裁的最高峰，毕竟，象钱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的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再有了。 从读者角度说，这样的书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拿起来看，随时可以放下，不用纠结看到了哪里，有没有忘记，尤其适合放在枕边，看一两个题目之后睡去，如果所读能够入梦，那么每夜都有不同的梦境，倒也新鲜。 《管锥编》全书都是1949年之后写的，历经了若干个惊人的世变，却一直“自说自话”，没有一处用上流行的思想，可以说是纯净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绝唱。然而，如果仔细体会，却会发现钱先生在挑选题目的时候并非是完全随机的，似有所指，却又似有若无。 第二十四，系辞八。《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郑语》里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文一开始就是花纹的意思，后来慢慢变成文字，文采，文化。但是道理依然是一样，同一个声调没法听，同一样东西没法看，既没文采又没文化。世界的和谐是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的，所谓Unity in variety。在为人处世上，孔夫子曾经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西方所说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它的反面就是大家都高唱同一套高调，但是各怀鬼胎，勾心斗角。 钱先生没有提，但是《国语。郑语》里还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虽然是常识，多讲就不合适了。 第三十，《毛诗。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在我看来是很明显的男女思念的情诗，就好像另一首《郑风。子衿》唱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可奇怪的是，毛亨的《传》说《采葛》表达的意思是“一日不见君，忧惧于谗矣。”但郑玄的《笺》却说是“独学无友，故思之甚。” 这种地方钱先生怎会放过？于是大大地发挥了一番。他不分青红皂白就从《毛传》的意思引申开来：曹丕的《典论》里说：“容刀生于生疏，积爱生于近习。”意思是说，你和你的领导距离远了，就有人在其中下刀，成天在跟前儿晃悠，自然对你喜欢。后来“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几乎成了成语，被历代很多官员引用，包括阎缵，崔季舒，黄庭坚，王安石，李靖，秦桧，李光地。 列了上面这些人的故事之后，表明“紧跟”还是很重要的，不仅为了升官，更是为了安全，堵塞小人在背后造谣的空间。 引申发挥一大篇之后，钱先生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说，其实《采葛》说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思念嘛。坏人一枚。 东山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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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錐編（全四冊）》读后感(四)：《管锥编》偶得之一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继《谈艺录》之后一部更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他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集大成者。三联版全书四厚册，一千三百多页，全部是古文写成，信息密度好比压缩饼干。因此得慢慢地看，读书笔记也就读到哪，写到哪。 有人说钱先生虽然是比较文学大师，但并不是开宗立派的独创性人物。这话有它的道理。不过，人家钱先生本来就没想开宗立派，人家就是喜欢读书而已，读一辈子，啥都读，不可以吗？而且，书读到他的份上，精通中，英，法，德，意，西，拉丁多国语言，看遍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有名没名的文史哲作品，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光读书笔记就写了三万多页，其爱读书，善读书，可谓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一辈子能这么过，那就够了，干嘛为了成名成家，硬要自己干不想干的事情呢？ 一，周易正义，二十七则 1， 论易之三名。汉代郑玄在《易赞》，《易论》里就说，周易的“易”字，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从此两千年来，在各种注释里学者都是这么解释的，这个说法我以前一直看到，但是一直不理解。一个字，怎么可以一会儿是变化的意思，一会又是不变的意思呢？！对此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尔岐也不同意，他说，简易，变易，皆顺文生义，语当不谬。若“不易”则破此立彼，两义背驰，如仁之与不仁，义之与不义。以“不易”解释“易”，将不仁可以释仁，不义可以释义乎？此话大得我心。 钱先生就怪张尔岐“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世理，不知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于是，他就举了古今中外各种的例子来证明这是可能的。 例子一，Hegel（黑格尔）以德语里的aufheben为例来自夸德语能以相反的意思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ue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Aufheben本义是把某物举起，lift up something，但也可以表示beenden (abolish, cancel, revoke)，即终止。但是，举起本身就没有开始的意思，和终止并非相反意思。事实上，其表示终止的意思是来自举起的引申义，einen Boykott aufzuheben先当于英文的to lift a boycott，是把压在某人身上，放在某处的某物抬起，撤掉，从而引申为终止之意。所以，这个例子没有证明作用。 例子二，《墨子。经说》已：成，亡。为衣，成也；治病，亡也。钱先生想证明“已”字既可以是大功告成的意思，也可以是完蛋的意思，因此可以“背出分训”。但是，“已”字在这里就是结束的意思，结束的反义词是开始，而“已”怎么解释也没有开始的意思，成功地结束就是大功告成，悲催地结束就是完蛋，反正都是结束。因此，这个例子我也不认可。 例子三，《论语。微子》，“隐居放言”。此处放言可以解释为极言尽词，也可解释为舍置不言。但连钱先生也说，这两个相反的意思不能同时解释，必须根据上下文选一弃一。事实上，一个字有两个意思很常见，但是放纵和放弃并非象“改变”和“不变”那样是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式的反义词。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好证明。 例子四，《庄子。齐物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文章这么写是想说明彼此你我是非之间的相对性，但作为一个字本身的概念(notion)，你不能说“这”就是“那”，“死”就是“活”。那我们还要学语言何用？ 例子五，“衣”字可以表示自彰，炫耀，比如《管子。君臣》“旌之以衣服”，或者“衣锦还乡”，也可以表示掩盖，如“衣中之疾”。事实上，“衣”就是覆盖住身体的意思，你盖上一身的奖状就是炫耀，你把毒疮盖住就是掩盖。就是盖这一个意思，至于引申义，那是由你盖了什么决定的。 回到“易”字，如果说《易经》揭示了世间不变的常态规律，那也是后人研究《易经》的结论，“不变”，“常态”并非是“易”字本身的含义，不可以硬塞进去。钱氏此节貌似逻辑不通，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教我？
东山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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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錐編（全四冊）》读后感(五)：周远斌:钱钟书与《管锥编》(转载)
钱钟书虽然学贯中西,但在治学上他所钟情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路径,《管锥编》最能体现这一点。中国古代治学重随时心得,故各种形式的治学札记盛;但随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写读书札记的这一传统治学模式淡出了,渐代之以格式化著述。《管锥编》是钱钟书读书心得之结集,仍以札记体成书,显然没有迎合时代性著述风气,而是选择了传统的治学模式。钱钟书之所以没有随风气转移,在于其治学上心有所定、意有所守。在研究者为呆板的格式化著述所苦的今天,《管锥编》所体现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不乏匡正时弊之价值。
中国古代谈治学最为透脱深入者要属章学诚,钱基博曾推崇备至,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以发扬章氏之学。钱钟书自幼受家学熏陶,故在治学上有与其父相仿之处,对章氏之学亦多有认同和遵循。钱基博曾在日记中言:“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其实,钱钟书“以章氏文史之义”所研究的远不止明清两朝的集子,《管锥编》之研究,也多遵循了章氏之义,细入体察,不难发现这一点。所以,据章氏之学,研读《管锥编》,更能深得其中三昧。
张尔田在章氏遗书序中,曾以“拙”、“难”概评章氏之学(见《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世论》),《管锥编》也可以用这两点来概评。张氏曰:“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履其“拙”,每一论例,广征博引,不惮其烦,然后“从而管之”。言钱钟书卖弄者,显然不知治学巧拙之辨。研究者对《管锥编》之书名多有臆解,尽管能自圆其说,但不若据张氏之言,解书名中“管”字之用意。张氏又评曰:“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颐甄微;徬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亦践其“难”,这一凝聚其三十年心血的一百二十万字巨著(计“增订”部分),“积久贯通”,数年、数十年始得者有之,这种穷追不舍的苦苦探究精神,正可解书名中“锥”字之用意。因“锥指管窥”,故所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
孔子曾问子贡:“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钱基博曾以“一以贯之”评章氏之学。“多学而识之者”未必能“一以贯之”,“一以贯之”者必是“多学而识之者”,钱钟书即属于多学识之而又能“一以贯之”者。其实,“一以贯之”即学问博约之辩证,章学诚对此有深论。他强调博:“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亦强调约:“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故主张博约辩证统一:“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学之要于博也,所以为知类也。张罗求鸟,得鸟者不过一目;以一目为罗,则鸟不可得也。然则罗之多目,所以为一目的也。”在博约之辩证中,目的又在约,而约即类。“事得比而有其类”,所以要博于事;博于事,而“非类不足以通之”,所以“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章氏所论堪谓周备深致矣。《管锥编》即博而能约、约而能博、主述其类之著作,每一论例“一以贯之”,取之约而证之博,约而知类,博而比事;一千五百多论例(按细则计),又聚而为博。治“钱学”者多以“打通”概括钱钟书治学上的突出特点,其实,不如以“一以贯之”概括为当。
章学诚将古代典籍概括为记注、撰述两类,并取《易传·系辞》中“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之义论之:“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而撰述知来”。《管锥编》是钱钟书评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专正义》等十部典籍而成,重在记注,故为“藏往”之学。章学诚言:“藏往之学欲其博”。《管锥编》思想内容之宏博,已不需赘论。《管锥编》在记注中又嵌以撰述,即在“藏往”之学中又阐述“知来”之学。所谓“知来”之学,即经纶纲纪社会之思见。《管锥编》有“中国文化的百科式全书”之誉,因其涉及领域广,所以钱钟书“知来”之思考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章学诚言:“知来之学欲其精”。所以作为“知来”的经纶纲纪之言,在《管锥编》中是精简的,往往三两句点明即是,如论述《左传正义》中的“愚民说”,钱钟书在最后申其意:“‘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管锥编》,“藏往”而博,近乎百科;“知来”而精,近乎经典,可谓“智”、“神”兼备者也。
章学诚曾言:“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管锥编》,真乃“积久贯通”之作。其无论是在治学方法上,还是在治学精神上,均是传统的,该书永不退减的魅力,一定程度上亦昭示了传统治学模式的价值。“反者,道之动”。当代的学术研究为格式化的怪圈所困扰,欲打破这一怪圈,向传统学习,亦未尝不是最好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