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十年（1955—1964）》是一本由赵珩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2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条十年（1955—1964）》精选点评：

　　●三星半吧，赵先生的书读的第二本，和第一本一样，依旧对内容十分感兴趣，但叙述上总是觉得不那么引人入胜。

　　●1、掌故睹历史最真实，赵家史折清、民国、建国初期； 2、文人情趣和品位总是一股清流，受用； 3、《纲鉴易知录》；

　　●怎么说呢，像那种“胡同东口往北一拐，路西第几家店”典型北京人的描述方式，怕是很多人不好理解吧。

　　●挺好看的，亲切平实，有点意外。

　　●赵先生算是世家子弟，家庭的成长经历与一般普罗很不一样，即使鼎革之后，某些遗风还在，文笔也比较可亲，因为是家长里短的事，写来比较可信

　　●不徐不疾，信笔写来。不说生花，却是娓娓。上了年纪，喜欢此书。

　　●故城故人故事，娓娓道来。虽然常见到这个名字，没想到他竟是吴丽娱老师的丈夫。一开始就是被吴老师的序所吸引，才开始读这本。后半写来往二条的师友更喜欢一点，往往寥寥几笔就很形象了。有些人物似乎又能想起叶广岑笔下的故事。

　　●比作者的老饕系列好，细细碎碎的闲谈，倒是偶尔冒出来的“同时离世”能让人心头一跳。

　　●冲着赵尔巽和老北京去的。非常失望。 边读边忍不住想，如果作者不是跟赵尔巽有血缘关系，这书有什么可读性吗？要是作者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与之交往的也都是普通人，按他这种写法，那普通人简直就不配拥有生活了！ 尤其读到他写家仆老福一家时那轻视的口吻时，我不禁想起郎平被问及前夫时说，因为她自己是名人前夫不是，自己能回应而前夫不能，所以以后不会再回应此类问题。相比之下，这位赵先生所轻视的对象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恐怕字也不识几个，所以他就单方面被赵先生拧出来随意评论，这种伪文化人的把戏，实在令人恶心。 说是描述的老北京，哪里有？全是一堆流水账，这样的记录，如果换一个背景，说是在描述老广州，也完全可以。所以这样的人，大概也是借祖荫才在文坛有一席之位吧！

　　●小时候在二条生活了许多年，对二条的一草一木感情很深，越长大越爱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爱赵珩先生这类掌故，忆旧的文章。今天和妈妈聊起这本书，我说赵珩之前住过东总布胡同和二条，他的“三姨”还和姥爷原来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想到我妈竟然说姥爷认识赵珩，且我家（当时那时还没有我）在东总布胡同居住时和他家是邻居。想到几日前遇见一位客户，没想到既是相隔不远的邻居，又是我的老学长（中间相差二、三十年），而且很可能她当年和她的父亲与我妈妈和姥爷同在五七干校有过一面之缘。缘分真是奇妙又伤感，兜兜转转，相信相逢的还会再相逢。

　　《二条十年（1955—1964）》读后感(一)：二条十年

　　《二条十年》，赵珩著，中华书局，2019年8月第1版。纯从内容看，没啥特别可看的，但主题东四二条引人共情。作者在二条七号院住了小学、初中近十年，文中所提活动地点俱熟悉。有些地方当然已换，有些现在虽不存，二十余年前仍在。从作品角度讲，作为个人笔记，可资存史，亦可与其它个人史料相互印证。作者是清末有名的兄弟总督赵尔丰、赵尔巽后人，可以看出，即使是解放后多年，这个上层的圈子仍在，生活仍在。即使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作者笔下也没什么痕迹，该吃吃该玩玩。是故人所属群体不同，要相互理解很难。

　　（公号：行云楼）

　　《二条十年（1955—1964）》读后感(二)：珍贵的资料

　　我们看一下作者所述，1955年，其上完了幼儿园。在三四年级，基本对应1958-1959，

“我也偶尔一个人溜去附近的一家饭馆，萃华楼吃饭。”，“这所学校的孩子家境都不错，下馆子吃饭也还吃得起，例如点一份肉丝炒白菜丝，甚至是溜肉片和爆三样”，“叫上一份干炸丸子，一碟花椒盐”，

　　到了上小学六年级，也就是1961年，

“我便更加猖狂了一些，如中午不去萃华楼吃午饭，而是独自一个人跑去东安市场里的五芳斋吃饭”，“那时候，经常点一份炒鳝丝或是南炒腰花，再不就是叫一笼松针汤包，吃得惬意”

　　《二条十年（1955—1964）》读后感(三)：啰嗦一下

　　不是书评，只是一点自己的回忆。

　　一上来就介绍他们家庞大的家谱以及跟各种名人的联系，很是厉害的样子。真的很羡慕这种亲戚多的，过年过节一定很热闹吧。

　　讲的是作者住在东四二条发生的故事。作者记性真的太好，什么都讲的细细的。去年在北京住的最后一个地方正巧也在东四二条的一个四合院里。要是当时看了这本书，一定会去东四二条7号仔细去看看。记得最后那两天，骑着共享单车穿梭在那附近的胡同里，四周像个景点的地方都去看了，还挺有意思的。在这些地方真的感觉不到身处大都市。

　　对于小时候的事我只能记得零星。我妈也是信基督教的，看到作者回忆上学那些事，我也想起来一些。每个周日上午我妈都要带我去国庆路的教堂做礼拜。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大人在干嘛，因为我那么小，很难在那一动不动的坐两三个小时。即使我妈用毛巾裹上三个小和尚的冰棒带去教堂给我吃也不行。不过教堂也很是贴心，给我们这些小孩准备个类似托儿所的房间，但我不记得在那个小房间里我们都干了啥。除了小房间，我妈还会先把我送到离教堂不远的新华书店，任由我自生自灭。我在书店竟然挺能呆得住，虽然不认识几个字。唯一记得的是那时有那种英语单词卡片，32K大小，一张卡片配一个单词和相应的图画。我看的还挺开心，大概我英文基础是从那里开始的吧。手动微笑。

　　他们那时教徒之间还会自己举办讲座。好像临近圣诞的时候更活跃些。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妈参加完那些聚会，都会带回来一包红色塑料袋，里面装有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好像还有火腿肠，小时候我喜爱吃方便面，所以印象深刻。

　　那时我家客厅也贴了耶稣像之类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爱’字，笔画上还有很多小子，大概是圣经上的名言名句吧。

　　《二条十年（1955—1964）》读后感(四)：记《二条十年》读者见面会

　　这不是一篇常规的书评。当然，也有对书的少许评论。

　　2019年12月7日，在王府井言几又书店举办了一次赵珩《二条十年（1955—1964）》读者见面会。中华书局公众号提前发了预告，网上报名成功，当天提前赶到。赵珩老提前到达，手拄拐杖，谈笑风生。捧场的也很硬，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北大研究近代北京历史地理的教授唐晓峰、央视主持人刘芳菲，中华书局会说相声的梁彥主持。

　　见面会很轻松，赵珩老不待主持人“引导”，就书的创作侃侃而谈。对于此书在深圳读书月被评为十大好书，赵珩感觉有些意外，直言没想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人关注，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人回忆录性质的小书。 赵珩直言：“写《二条十年》的初衷，大抵是想记录些过往的旧事，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感悟。个人的人生，仅仅是社会变革大潮之下的一段小插曲。社会的演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无论个人有着怎样的人生与背景，在大时代的变迁之中都是小人物，都会随着社会俯仰沉浮。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光影。”

　　围绕东四二条，赵先生谈到王府井所在地的历史变迁，当年曾经有哪些名人居住在这里，并回忆小时候对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的印象和记忆。他认为北京这七十年的变化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点一点地变化，有时候是你不太察觉的。同时也提到，没有太多人写过五六十年代，似乎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人更多。虽说赵先生自己研究北京文化、写北京故事，但他却不太赞成京味文化的提法。他认为今天将京味文化定义成了市井文化，但是北京文化不完全是市井文化，所谓的京味，把北京文化狭隘化了。对于老北京的提法，赵先生也有些异议：“北京是一个流动的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变化的。朱家溍先生不是北京人，是浙江萧山人；王世襄先生不是北京人，是福建闽侯人。像当时画坛领袖，陈师曾是江西人，姚茫父是贵州人，陈半丁是浙江绍兴人，这些当时在北京画坛的代表人物，几乎没有北京人，但是他们代表北京这个阶段的艺术。徐悲鸿、齐白石也不是北京人，齐白石是湖南人，他能在北京生存下来，实际上有很多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北京文化，是由一种多元的文化所构成的。因此我说呢，北京从来没有必要排斥外地人，因为一个没有人口流动的城市，就没有城市的活力。”

　　有读者问：“现在的北京城和以前的北京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赵珩老先生回答充满感慨：“我觉得旧北京城和今天最大的区别是一种安静，这个安静还不完全是一种声音的安静，这个安静是一种城市中的静意，或者可以称为安谧。我们今天是一个信息社会，受着各种各样外界东西的干扰。那个时候的北京人过着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生活非常慢……” 这是赵珩记忆中的北京，这已是一个看不见的北京城吧？

　　《二条十年》这本书，不会成为大众读物，因为它比较私人化，是一个七旬老人对童年的回忆，先生写书，夫人作序。因家世原因，赵珩少时见过不少文化文化界名人，但他那时毕竟年幼，写出来的更多的是琐碎的印象片断。相较而言，他对二条环境、家庭成员、家里佣人的描写，更加生动可观，从中可以看到城市历史的吉光片羽，世事变迁的惊鸿一现。对于记忆的复原，赵珩老很有自信，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抛掉圆融事故的考量，直抒胸臆。“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因着古老的处世之道，对人物的品评向来是容易招惹是非的。但对于赵珩来说，他一任自己顺着真实的记忆，于文字间直接点出对身边人物的看法，或许会稍稍刺痛一些人，但这种表达的方式和勇气，还是值得称道的。这让我想起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甫一出版即引起轩然大波，太敢表达看法，引得一众文化名人的后人坐不住，2019年再版时，还是抽掉了部分内容。这个社会太圆融，稍微直一点，就会想起反应，其实真的大可不必！

　　见面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活动开始前，赵珩老想将拐杖交给人保管，工作人员忙，没顾上，我就顺手接了过来。见面会期间，我坐在前排，双手拄着拐杖，如同一个军阀握着战刀。活动后，我拿出备好的《二条十年》和《旧时风物》，请赵珩老签字并题上款。赵老专门让工作人员拿来软笔，认真地给读者签名留念，一举一动，就是老北京那个作派。

胡同记录历史看，拐杖入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