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思想随笔》是一本由于坚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8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额，没看完
●写作是对所指的拆除和重建，写作是黑暗的，它面对的是无。寻求认可的的写作，是奴性的写作。
●有几篇非常好，浑然天成。
《于坚思想随笔》。在一个以“知道”为荣的社会，做一个“不知道”的人有多难。于坚写“不知道”，但他的文章仍然是“知道”的。记得大学时听邓正来的讲座，回答提问时，他最常用的回答竟然是“我不知道”。这在来做讲座的嘉宾里面是极不寻常的。同学们都感到失望，于是调侃他的装束和仪表，调侃他的言谈和气质，“像一个出租司机”，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他的“没有回答”的回答背后的深意。他们只是不理解一个翻译了法学名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的人，一个只用了一年就读完外语学院大学课程的人，一个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剩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和研究的人，一个著名的“个体户”法学家，怎么会用“不知道”来回答一个大学生所提出的简单问题。现在想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而且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于坚说，要“恢复不知道的力量”，但我很怀疑，因为那些“知道”的人并不“知道”这些。
作为随笔集，这本书本份地做到了“随意”。书本内，篇幅长得有二十多页，短起来则仅占半面纸张。所写的内容也忽东忽西，包括了社会的、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各个领域。正好，如此题材和样式的差参可以保证调换味口的需要。
题材的多样属于随笔的特点，更契合一贯文字口语化的于坚。从文章反映的诸多事物和事件中，可以看到作者平实的关注心态。而素见的东西到了他的眼中，成于他的笔下，往往焕发了生机，平添了些微光彩。他这种潜浮于俗世，静心打量的态度，在《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里作了集中的体现。他写节奏舒缓的城市昆明，用徐徐的笔调，不嫌细碎，展露出一幅悠闲惬意的生活画卷。其中涉及吃喝的部分，更让人胃舌大动，口鼻生烟。你可以将他的介绍作为当地风物的旅游手册，供日后的观摩对照。但，作者绝不等同一些操着事先背好的台词的言不由衷的导游人员。
先前以写诗闻名的于坚，行文的字句中仍摆脱不了诗歌的印记，这在一些短小的文章中更显而易见。你会发现，在罗列了一些事实的字句后，他猛然转个有着反讽意思的小弯，文章戛然而止，这种诗歌结构的处理，每叫人莞然一笑。而借助这样发散思维，帮助他于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掘出情趣来。
诗人的发散思维，除了在行文上制造出奇为意的效果，更是赋予了文字以别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很有独到之处，其中包括了对自由和自然的向往、对现实的质问和存疑，对整齐划一、盲目跟风等存在状态的抵触，并拒绝做作的崇高和威严，而是尽可能的往生活化的方向贴近。 如《原声》这篇文章，作者从大行其道、众口一词的普通话的大背景下看到方言的可贵，是开放多元精神的外露，也是他坚持自我的一种体现。
日子过得如闲云野鹤的云南人于坚，会在早上八点多的时间打开费里尼的电影，从中发现不分中外地界的“故乡”的秘密。于坚对云南这片土地充满了热切的感情，他笔调娓娓，叙写着云南的高原、温泉、原始小镇和女人。这些文字，如他保守的身高和趋向老人的年纪，更贴近和靠拢于大地，独具个人特色。字里行间的他，立足传统，感受故土山河草木的呼吸，反抗眼前日益扩张的机器大工业，兼具老农的固执与孩童的天真：“我把云南那些幸存的土著，看成神的后裔。文明有一日会意识到，拯救最终是来自大地，而不是文明，至少，我知道是它拯救着我。”不由想到陈凯歌，这位导演在此生活了几年，回过头来拍《孩子王》。陈导演对这片土地有着青春的挂怀，但影片更多的想法，是按自己的意念改造它。看过这本书就会知道，信奉自然的于坚怕是难以苟同他的观点。还有琼瑶女士的小说，屡屡安排把爱情搞得如火山喷发的男女来云南作避世桃源。不晓得，于坚会不会欢迎。
《于坚思想随笔》读后感(三)：何小竹:穿行在散文之中的诗人——读《于坚随笔》（四卷）
穿行在散文之中的诗人
——读《于坚随笔》（四卷）
何小竹
第一次读到于坚的诗是1985年，接着开始书信往来，真正见面却是1995年。十年间隔，但相见如故，如老朋友一样。大约也就是从我们见面开始，我陆续读到于坚的各类诗歌之外的文字。按类别分，这些文字有的是关于诗歌的理论和批评，有的是于书斋中进行的哲理思考，有的是日常生活琐记，以及行走中对自然风物的记录和描述。目前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于坚随笔》（四卷），即分为《于坚诗学随笔》，《于坚思想随笔》，《于坚人间随笔》，《于坚大地随笔》四种，囊括了诗人于诗歌之外的所有文字，为我们了解这位穿行在散文之中的诗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读本。
于坚的外形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诗人形象，即：体质弱，瘦削，敏感，神经质。而是更像一个劳动者，有着工人和农民的体格，以及山地民族的面庞。只是那一双眼睛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眼神，暴露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和思想者的真实身份。而且，作为一个诗人，他也并非如他的面相表现出来的那么憨厚和老实，而是充满反叛地以他的一系列诗歌，狂飙突进似地影响了一代诗风，改写了汉语诗歌的版图和历史。他天生的精力充沛，既能不厌其烦地在诗歌中重复自己，又能不惧风险地在诗歌中推翻自己。我感觉他还能扩展空间写出如此海量的随笔，完全是因为其天然的力比多过剩，仅仅诗歌已不够他用，尽管他已是当代诗人中写作长诗最多的诗人之一（能与之比肩的可能唯有海子）。而在当代诗人中，对散文这一文体如此痴迷，如此坚持不懈地做着创新和实验工作的，就我所知，也以于坚为最，之外别无他人。听说他曾经激赏过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就外形和创作量而言，彼此间确实堪有一比。也听说他十分推崇卡夫卡，虽然他精神上不像卡夫卡那么阴郁，体魄也比后者强悍多了，但卡夫卡将众多言说倾泻在小说之外的日记和书信之中，其情状，恰与于坚于诗歌之外在随笔中的倾泻颇有相似之处。且不说他还要摄影，还要拍纪录片，还要做诗歌的朗诵和讲座。这么一个人，这么大的工作量，且工作的成果如此优异，他是怎么生活，怎么分配时间和体力的呢？这让我既感慨又好奇。
现在，手上的这套《于坚随笔》，可以满足我对这位老朋友“工作之谜”的那份好奇心了。这虽然不是他的自传，但在我看来，却有着“传记”的功能。他在为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间与自然“传记”的同时，也透露了一个诗人的内心历程。几乎是无时无刻，他都在将自己的所见转化为一种内视，深入到事物的核心。也几乎是无时无刻，他也将一种内省，转化为向外的探寻和批判，以犀利的言辞触及着当代的神经。作为诗人，他曾经致力于用诗歌为所有“所见”命名。现在，他也企图在散文中，对所有“所见”发言。他虽然否定“诗言志”似的“知识分子写作”，嘲笑那种故作的、浮泛的知识分子姿态。但毫无疑问，他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在道德败坏、价值混乱的时代，他追问“德”的终极存在与意义；在世界趋于单极和扁平化的今天，他重提“神灵”对我们的注视。就其“知识分子”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读《于坚随笔》四卷，感受最深的是，他时时刻刻给予阅读者的那种启发。它们不是那种随便的，应景的，自怨自艾或自我膨胀的文字。而是沉思的，注重发现，有疑问，有延伸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进入我们的眼界，必然会作用于大脑，启发我们的“所见”，也启发我们的“内省”。这是一种有价值的阅读。在崇尚“浅阅读”和“轻阅读”的今天，似乎有价值的阅读都被认为是沉重的乃至沉闷的。其实不然。当夜深人静，阅读这样的文字，有一种洗去尘埃，精神腾飞，穿行于自由之境的快意。
《于坚思想随笔》读后感(四)：于坚：我的写作有屈原那种痛苦(信息时报)
诗人于坚的随笔作品深具原创性思想根基，近几年他更是以随笔写作大放光彩。日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其四本随笔新作——《于坚思想随笔》、《于坚诗学随笔》、《于坚大地随笔》、《于坚人间随笔》。
四册“于坚随笔”，共计百万余字，收录了于坚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的随笔作品精华，展现了作者在思想、诗学、地理、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思考、体验与感悟。于坚通过这些作品开创出一种手记式的现代文体，笔法拙朴而不失开阔，文本建构的原创特色丰盈，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中独树一帜。
于坚的随笔，始终贯穿着从语言到身体、从经验到思想的探讨和关注。他在观察和测量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从而重建一种语言秩序——让文字回到语言的序列，让写作回到了日常。他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临界处触摸与感知这两个世界。
我的野心是写某种“日常生活的史诗”
信息时报：这次你的四部随笔一起出版，让我想起你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散文时代，散文更接近人生，接近生活世界，散文的时代则是生活的时代。”可以说，这四部随笔集是你坚持这种创作观念下的结果吗？
于坚：我的写作是随流赋形，倒不一定固守某种写作观念。作品在先，说法在后。我已经写了许多，然后如此说。但任何观念很容易似是而非。
散文的散就是无序的意思，怎么都行。世界其实是怎么都行的，它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必须的”给弄僵了，于是又回到怎么都行。其实写作就是怎么都行，只要你这么写，能够唤醒经验，直指人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种“提醒”，只要提醒，你怎么写都可以。每个时代的“提醒”不同，100年前的中国写作提醒的大约是传统生活世界的死亡，而今天我想提醒的是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文体总是呼应着时代的，时代不只是一些思潮，它更是能够呈现这些思潮的文体，也许小说更适合在封闭时代消磨时光，诗歌更适合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以为散文更接近这个时代的状态。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过去维系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已经日薄西山，而适应新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还有待重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潮是“生活在别处”，我们置身其中的经验世界被视为落后、脏乱差。大拆迁理直气壮、无休无止，到如今生活世界已经一片荒凉了。看看中国那些千篇一律焕然一新但是没有人气的小区。这个时代的潜流是渴望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世界，人们太累了，人们厌倦了，人们就要散架了，人们感到孤独，人们想停下来过日子，重建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必须适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西方人的经验。散文对应的正是这种时代潜流。
信息时报：《于坚人间随笔》这部书里，写了很多平凡人平凡事。有人认为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史诗”，你个人是如何看待的？另外，你认为，作为作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书写那些平凡的灵魂？
于坚：我的野心是写某种“日常生活的史诗”。其实20世纪许多作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比如普鲁斯特、拉金、乔伊斯。受西方左翼文化的影响，中国20世纪流行“生活在别处”，反生活成为主流。美好的生活总是彼岸的，而此岸就是地狱。这影响到写作，许多作家自命“灵魂工程师”、“比你教为神圣”，鄙视中国生活世界，中国经验、中国日子。在最近20年的大拆迁运动中，这种思潮已经不只是象征系统，已经被全面地空间化了。
每个灵魂都是不同凡响的。灵魂并非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灵魂就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前面说到提醒。与提醒不同，提醒者只是在先醒来提醒一下同伴而已。还有一种写作是“叫醒”，那作者像旅馆闹钟似的，高高在上，掌握着正确的时间，像上帝一样永不睡觉，按时叫醒别人。我不喜欢这种写作。
地方性的消失将使文学丧失存在的基础
信息时报：《于坚人间随笔》里，你都以“某某记”来诉说故事，比如，《开会记》、《火车记》、《治病记》、《装修记》等，这种书写格局，是否代表了你寻找散文写作出路的尝试？而这种写作风格对你的创作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于坚：我一直试图模糊文体的界限。我的散文是随笔的、漫笔的，叙述的、必要时也是小说般精确的，细节的、戏剧化的，夹叙夹议的、我也经常在散文里插入诗歌，就像古代章回小说开头那样。总之，随流赋形，根据写作的感受。我试图通过更为复杂的文本与那种简单的风花雪月式的写作在文本形态上有鲜明的区别，比如我的《开会记》，里面有随笔式的记叙，也有小说似的虚构、也有诗。
这种写作使我感受到一种超越性。置身21世纪，我觉得我这一代作者最幸运的是我们有无数遗产，无数的语词仓库，真是前无古人。在思想资源上，我们既有中国资源，也有西方资源。我现在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一直被20世纪新文化遮蔽着的仓库。也注重这两者的两相对照。在历史资源上，我们既有古代的资源，也有近现代的资源，更有文革和市场经济这样的中国经验。我们置身于一个丰富、暧昧、黑暗与光明并存、充满活力与绝望的世纪，我想我们确实可以写出点什么。
信息时报：《于坚大地随笔》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关你在故乡云南各地、西藏等地的行迹和当地人文景观。你为什么一直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
于坚：今天，全球化受到世界性的欢呼，但没有地方哪里来的世界？地方性知识、方言、故乡已经岌岌可危。我们已经失去了故乡，成为无根之人。地方性、地方性知识的大面积丧失，使泱泱大国越来越小，同质化的世界千篇一律。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细节消失了。世界干干净净，像一个规格统一的大医院。中国西部开发稍晚，地方性还没有完全丧失，但也岌岌可危，我的写作表达了我内心的焦虑和惶然。地方性的消失将使文学丧失存在的基础。福克纳似的作家还有可能吗？如果南方北方的生活世界都一模一样。我的写作其实有屈原那种痛苦，那种被迫“去终古之所”的“离忧”，我是在故乡被永远流放的尤利西斯。
信息时报：《于坚思想随笔》有很大一部分是“棕皮手记”。这些“棕皮手记”的笔法、行文方式以及内容有什么特别之处？你现在还坚持用“棕皮手记”吗？
于坚：“棕皮手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主要是我的思想片段。我觉得这些写法更能表达我那些闪电般的思绪。这一套我是从古代中国的笔记体里面学来的，比如《世说新语》。《契诃夫手记》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我一直都在写，积累到一定的篇幅才发表。
年轻诗人缺乏对经典文学的敬意
信息时报：作为一个见证和亲历了近30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的诗人，请谈谈你的诗歌观念？你在《于坚诗学随笔》对诗歌精神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于坚：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拒绝隐喻”，那不仅是诗学意义上的，也是现实意义上的，但诗学对现实无能为力。今天，那些好大喜功，象征、隐喻着“高大”、“光荣”、“正确”、“雄伟”、“光明”、“大道”、“焕然一新”的建筑物已经席卷中国。而作为落后、腐朽、过时的象征，传统中国世界已经荡然无存。建筑是生活和文化的载体，建筑不仅是些建筑材料，大拆迁最后拆掉的是中国生活经验、传统、记忆和中国故乡。
信息时报：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了，诗歌真的是穷途末路了吗？另外， 你认为现在的年轻诗人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于坚：诗歌现在的状态很正常，诗人继续持着灯，就像大雄宝殿后面黑暗中的五百罗汉。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在一个诗国里，人们不把诗当回事，很简单，因为诗赚不到钱。在这个时代，赚不到钱的事情被冷落、奚落是很正常的。哲学、美学、戏剧（不是相声，是悲剧）、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是莫扎特们那种音乐）不是也无人理睬么？我看小说也快了。诗没有穷途末路，穷途末路的是这个以货币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
我觉得许多年轻诗人缺乏对经典文学的敬意。写作很难，行为艺术可以横空出世，别人脱衣服你可以烧头发，怎么横空出世怎么玩。写作不一样，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记住你的身后有一个书架。去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朗诵，会前人家带我去参观汉学系的图书馆，老天，那么多书，塞在书架上的撒哈拉沙漠。我走了一层赶紧逃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你写的那一本又算什么！就像一头满身皱纹的大象，你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皱纹而已。写作要战战兢兢的，要知道别人已经写了那么多，读者都看在眼里。
作家档案
于坚，1954年生于昆明，1971年开始写作。曾获鲁迅文学奖、台湾《联合报》14届新诗奖等。作品有法、日、德、英及荷兰语等译本。
时间: 2011-02-13 来源: 信息时报
《于坚思想随笔》读后感(五)：凡人，才具真正的光辉
才云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于坚的照片，目光坚定，甚至凶狠，一个光头，身躯强壮。这是于坚给予我形象上的震撼。我并不是说他比拳击手更富于攻击力，我也没有认为他很不似“中国传统的诗人形象”。也许因为，我本非那种“头发修长”的印记诗人。无论如何，这一形象让我迅速和他的思想对上了号：这才是真实的于坚，一个真实的思想者。思想与外表无关，正如诗歌与知识无关。做为一个坚定的思想者，于坚的诗歌作品，只是他思想殿堂中的灯具，真正放射熠熠光辉的，是他卓尔不群的思想，是这部《于坚思想随笔》。我相信，历史会仅凭这部书，将这个纷繁混乱的时代命名为“于坚时代”，我庆幸，我当处于这个时代，听到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听到这种声音。当心灵不再朴素，变成一个玄妙的符号，我们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已被历史的隆隆进程所湮灭。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也许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派辉煌，只有眼前是一片黑暗。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要看清眼前的事物，是多么的困难啊！ 做为先锋派诗人的领袖，于坚总是最先提出一个个追问，从当初的提倡口语创作到今天反对口语创作（已演变为口水创作），他的思想从不攀附任何潮流，而且，坚定自己最本初的理念毫不动摇。于是在今天，当隐喻、象征和虚无等字眼漫天飞洒、甚嚣尘上之际，于坚针锋相对地告诉我们，我们正走在一条愈来愈狭窄而黑暗的路上，只有重拾“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哲学里的古老命题，才是打开幸福生活的一道简便而不二的钥匙，正如庞德说的：“最古典的也就是最现代的”。做为一个怀旧情绪颇为浓厚的人，于坚并不想从现在出发走向未来，而是要从现在出发走回过去，再从过去出发，重回现在，在这种悠游中，体味他的“原在”的快乐。（这一点决定了于坚对现实、生活、财富、荣誉等问题的态度。）而于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心目中中国文化的复兴。于坚如何实践“天人合一”？
集中了于坚所有散文随笔的《于坚思想随笔》中，我们惊骇地发现“寻根”一词随处可见。没错，这就是我们重回幸福生活的第一步。这种寻根，不是八十年代那种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接受场、因而单单从地域文化做切入点即可完成的表象化寻根，而是寻找做为生命的每个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存场。让方言变得理直气壮，让铅笔充满书写的生命力，让蜻蜓能随时随地自然地降落在每一个它喜欢的地点。你吃过黄瓜，你敢说你体验了黄瓜？你游过泳，你敢说你体验了水？你结过婚，你敢说你体验了爱情？哪些地方，我们敢确凿地说：我真切地体验过了？最后两眼一闭，你敢说，你体验了你的生命吗？“一个词，如果我们不能在形而下中感知到它，那么只意味着这个词的死亡。一个在用死亡的词写作的诗人。”而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形而下中感知到他自己，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的死亡？一个在用死亡的身体活着的人！
“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而生活的无聊正是生活太有意义而造成的。”这句话对我的震撼超过于坚憨厚的工农形象。当然，对“无意义的生活”的关注，并非于坚专利，唐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精确观察和梭罗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倾心关注，一直在引导人们通过“曲径通幽处”走入“禅房花木深”，但于坚的伟大在于，他给无意义生活明确下了定义。为什么于坚喜欢采取“棕皮手记”这种记叙方法？------“碎片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巴塞尔姆）。碎片式思考和灵光书写的好处，正是易于对生活做最真实的体验和记录。当我豁然开朗，发觉自己已站在我生活的大地上，语重心长的于坚好像就站在对面，微笑着说：是的，落地。没错，“落地”，这是《于坚思想随笔》里第二个极其重要的词汇。
什么是落地？“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有思想”。正常的写作与生活，都应该是及物的、当下的，写作使命和生命关怀也才能被建立起来。尤奈斯库说：“先锋派就是自由。”于坚这样理解这个“自由”：不带任何束缚地进到本质的生存境遇中，而非远离生存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于坚依然是先锋派领军人物，并永远是。那些不知所云的所谓艺术探索，正在走向艺术的反面：平庸和无所事事。先锋的最大意义其实是一直提醒我们，生命是自由的，写作更是自由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害怕生活。然而，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总是与虚构的经验相关，凌空蹈虚，生活在别处，却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中国作家喜欢谈惊人的命题，作伟大的结论，却很少能在其中找到人性的气息。直奔空境的作品汗牛充栋，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处理我们内心的欲望，怎样从欲望中脱身而出。这就是整体主义的致命之处，他从预设的“空无”出发，越过人是欲望主体这一事实，轻易把人过渡到彼岸，完全无视人性，不但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作家自己的内心，把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搪塞给读者。于坚说“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他认为，玫瑰可以生长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诗歌中，却与他中国诗人于坚的存在无关。“在我的日常话语中几乎不使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的外祖母们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
从于坚那里，我们听到了一种独特、有力、智慧的声音。这种声音从世俗的大合唱中剥离出来，听起来不同凡响，我们只曾在屈原、苏轼和惠特曼等少数几个人那里听到过。庞德说：“美是难于接近的。”于坚以他诗句的朴素、思想的率直剥开了美的真正的发光点。正因如此，任何平凡的生活素材，一经于坚之手，便统统化作了黄金。
继续读《于坚思想随笔》，你逐渐发现不简单是在探讨文学存在的重大缺陷，更是对生命重大缺陷的终极关怀。众口一词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于坚这里显然依旧大而不当：最个人的才是最真实的，也才算得上是最人类和最时代的！在《于坚思想随笔》中，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经典作家的身影第一次极其清晰地立在我们面前，于坚让我们知道了他们之所以伟大之处，也郑重告知我们其无法模仿之处在哪里。正如克里玛所言：“当作家…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应是历史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几十年来 “土地”、“青纱帐”、“祖国”、“天空”等意象铺天盖地，这些集体记忆式的经验，将来自个人的、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统统窒息了。那些假大空玄、精雕细刻、没有人性气息而又天马行空的所谓想象力，把文学推向了绝境。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文学？我拿什么来拯救你，生命？只有一个词：个人体验。这是于坚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最入世的一步。无限的丰富是世界的本色，世界的美妙正在于它原本赋予了每个人最为独特的个人体验。对每个人来说，生活的可能性都是无限的，那些事先设定生活的道路和方向，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的人，恰恰是对生活最野蛮的践踏。让我们想想《1984》，想想王小波。而哲学家蒂利希说，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生活，存在于生活的隙缝中，没有敏感的心灵，是无法发现它们的。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才能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只有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伤害，并承担词语的责任，才有真实的写作可言。想一想那座著名的乐山大佛，照片里的游客，都热情并虔诚地用手仿摸着。大佛啊，你真的慈悲吗？你让我们摸一摸！实际上，狂想状态下的虚幻追求，归根结底是一种缺失了责任感的逃离，而人群的蜂拥逃离导致的大面积的彼岸化，则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哀。幸好，还有于坚伫立在这里，他的双腿牢牢扎下了根，与生我们、养我们的大地母亲永远结合在一起，于坚的生命因而永恒。
读于坚的文章，与其说是思想的沐浴，毋宁说是搓澡，甚至比搓澡还疼痛，近乎具体而微的手术，近乎刮骨疗毒，割掉我们随处乱长的脓疮，做一个真实、朴素、快乐的人。让具体的事物更清晰吧！让春天就是春天，不是什么希望；玻璃就是玻璃，不是什么透明；道路就是道路，不是什么主义。生命就是生命，不是什么理想；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高尚的符号！而从此以后，玉兰就是一株花，不再是一个叫玉兰的姑娘---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什么时候，作家能拥有对日常的无意义生活的记忆能力和记录能力，文学才真正成为人学。而我们每个人，需要重拾起对无意义生活的热爱和掌控能力，这是真正的善待生命，享受生命。
在一切都形而上的时代里，举手投足都变成了夸张却又不被我们自知的大而空。原本可自由支配的生命无限膨胀，不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因而丧失了真正的、持久的乐趣，不光童年不会再光顾我们，连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也不会再光顾我们，我们实际上已失去了这个生命。
掩卷《于坚思想随笔》，我知道了，在我还没听说于坚这个人的时候，于坚已经在我心里坐着。这就是于坚所说的“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原在某一个神秘的点上，这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的每一句诗、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看似无意义的瞬间，都充满着真实而无上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绝不是什么高深的思想和宏伟的历史进程，凡人，才具真正的光辉。不是光晕，不是光环，是真正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