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隧道》是一本由[英]约翰·勒卡雷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老爷子圈粉的一本。'We liked each other, but there is only so much time you can spend with a man who lives the life you dream of and can afford it when you can't.' 'There were the literary acrobats who for years had walked the tightrope of official censorship, with allegories conveying coded messages to those with the insight to interpret them'
●耍贫嘴
●不是自传，胜似自传。如果真的是一般自传的流水账，对于卡爷来说就太平庸了，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场演出和背叛，演出的成果是一部部小说，完成后再背叛之，前往下一个舞台。
●有什么比听一位见识广博的退休间谍作家聊八卦更有意思的呢 本书齐集了世界各地名流政要的八卦轶事 准备好咖啡板凳开始吧
●天南海北，纪录片感强烈，文笔精妙，行云流水，金句特多，但有些情节很刻意，不像传记，传奇得像是编出来的一样，可能整体是属于传记小说。正统英式的译笔，冷静克制，一字一句都很讲究，十分难得，有九十年代英国名家散文游记的风范。读完：完全没有失望，但也没有特别的高潮部分，还是更期待小说。
●长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060699/
●有几篇写得非常动人
●作为回忆录，诚意不足；作为随笔，则又稍显冗余…… 曾经身为间谍的勒卡雷做小说家久了，就会有不自觉的职业病……要知道，逃避和欺骗不仅仅是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唯一的回忆录有点水。让我不得不想到他说的情报交易论。很可能这本回忆录也是他人生交易的一部分，所以:“很有可能到头来，历史本身才是唯一的罪人。”
●这如小说一般的回忆录，的确是真的回忆录了
《鸽子隧道》读后感(一)：若有一日，大自然或上帝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对人类进行不定向飞靶射击，你觉得人类像什么？
英国间谍小说家勒卡雷当然是大师，你不会怀疑这件事──如果你看得下他的小说的话。会这么说当然不是没有原因；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句话是种毫无保留的恭维，因为正是他的博学、精密、旁征博引、拒绝简化，遂令我们得以一窥一个隐遁于烟硝之外的，间谍的真实世界。是的，你以为间谍成天都在杀人或被杀吗？当然不是──干嘛杀人呢？杀人多麻烦，尸体难以收拾，要是在他国领土杀人，还得去“按捺 ”别人的治安机关和情报组织；稍一不慎，还可能引爆外交危机或战事。对，非不得已，间谍当然不杀人──他们的大宗日常工作，也就是在搜集情报、传递情报而已。
然而这些 “情报的文书作业 ”却一点也不单纯。它需要人脉、耐心、组织天分，兼之以心细如发的推理。受不了勒卡雷此类巨细靡遗的读者有福了，你可以跳过他的小说，先从回忆录《鸽子隧道》看起。“鸽子隧道 ”──原本是蒙地卡罗赌场的娱乐设施。还是个青少年的勒卡雷有一次被骗子兼赌徒，兼他的父亲（何其悲哀！）罗尼带去赌场，那里养了一群鸽子，配置了鸽子隧道。鸽子们依序由隧道飞出，此生唯一目的是让赌累了想活动筋骨的绅士们举枪进行不定向飞靶射击，提供娱乐。鸽子很可怜是吗？是的，勒卡雷说，许多他尚未定名的小说档案，在计算机里都先叫做 “鸽子隧道 ”。为什么呢？我猜读者们可以自己想想看：若有一日，大自然或上帝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对人类进行不定向飞靶射击，你觉得人类像什么？
《鸽子隧道》读后感(二)：假如好运有把柄
假如好运有把柄。
读《鸽子隧道》所想起的。一个人在向他人回忆往事的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藏起了一些东西，但是往往因为逻辑失于自洽而导致被别人听出破绽。但是向勒卡雷这般自己作态表明自己可能藏起了些什么的，还不多见。这恰好合乎他前间谍的身份，故意的遮遮掩掩，故意说“没啥特别的”，反而引来别人更多的好奇心，这个逼装得一流。
他评艾略特的一章，讲起艾略特审问菲尔比的事情来，两层叙事，第一层是艾略特将他和菲尔金的亲密过往直言不讳，并还以朋友的姿态去了解那些一直面对下的刻意隐瞒，一起喝酒、约酒局，瞒着对方的老婆……根本不是解密，反而是吊起更多的悬念，但是又故意不去触碰更多的悬念，只是拿起当时的笔记来说事，这种故意引开铁锤证据的的叙述，是可以足够吸引读者，但最终又什么也没说的一种风格。第二层，他通过其他前同事的口，讲出艾略特欲盖弥彰的要把审问拦起来，正如之前他费尽心力要把一切怀疑和指控拦下来，只能由他去审问调查菲尔比，不容他人插手，也不令“外人”置啄，一直到把菲尔比“保送”到莫斯科，这一段你才看出整件事情的荒谬和英国谍报机关的崩溃，然而又小心翼翼地保留着作者对艾略特的“崇敬”——整出事件的回忆，越写来越是支离破碎。
看完这一段，不由得想起一句话：“假如好运有把柄”，对大多数人来说来无影去无踪的运气，如果有把柄在你之手？天方夜谭。不过对于菲尔比来说，你简直不能不相信他的手里就是有好运的把柄。而这也正是读者们心中的疑团。勒卡雷顺势而为，越发地让读者相信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运的把柄就是自己心里的一种信念，或者说，一丝幻想。再看勒卡雷应邀去见意大利总理的章节，他一开始就精心准备了礼物，然后果然受到隆重的接待，在那宫殿里恰到好处的接见者——他把他当成了总理本人。但是总理本人却带着一群阴沉的纪律部队来和他吃饭，并且英文也不怎么样，然后便是昏昏欲睡的不甘——好运藏起了它的把柄，显得味如鸡肋。
再有就是撒切尔夫人三信相邀，还要准备颁发一个什么奖——勒卡雷这次连篇累牍地、再二再三地拒绝了这个劳什子奖项，不过拗不过共进午餐的邀请，来到首相面前，并应邀讲述自己的观点——这下子撒切尔怒火勃发，不加掩饰地没给他面子——对于一直没有投票给撒切尔的勒卡雷，不管有什么损失，但是这么一顿午餐又何必来？好运再次变成一地鸡毛。
即使在这些故事里面，那些欲说还休的语气，笔走偏锋的描摹，对环境的敏锐观察和对事情主线语焉不详的应付，都像随处带着隐藏的秘密一般，使读者们明显地不过瘾，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吊胃口成了习惯，在这么一个老特务面前，你还真的不得不信他所说的：一日间谍，终身间谍。这就是他一直反抗而乐在其中的信条吗？
假如好运有把柄？嗯，你说有就有。
《鸽子隧道》读后感(三)：鸽子隧道、大师勒卡雷与隐形史迈利
自柏林赶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坐身边座位的朋友应景地取出英文原版的《柏林谍影》来读，读了没几分钟便放下书，问了个看似没来由的问题：“文泽尔，眼下唯一在世的英语大师，你知道是谁？”
其时我正在译介伊夫林·沃和卡夫卡，菲利普·罗斯尚未去世，以英语写作的石黑一雄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那几年流行的布克奖作家也看过不少，所以一连报出了七八个名字。朋友却连连摇头，见我实在猜不出了，才将那本《柏林谍影》横在我面前，说：“就是他了。”
约翰·勒卡雷？这位老爷子可是专写间谍小说的！我几乎要当场喊出这番话来，但到底还是忍住了。多年以前，因为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版《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影的流行，我曾恶补过一段时间史迈利故事——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的间谍故事都极其真实，极具画面感，对话生动简洁，充满了英式风趣。从《柏林谍影》看到《史迈利的人马》，之后又陆续看了《夜班经理》《永恒的园丁》和《巴拿马裁缝》，可以说从来没有哪本勒卡雷小说会让人感觉无聊。他的叙事方式，从翻开第一页起，就像点着一根燃烧缓慢的线香，萦绕周围，无处不在，阖上书本后还能反反复复用那些若隐若现的画面来敲打你，倔强地昭示自己的存在：“瞧瞧，我笔下的这位，你可没那么容易打发走！”话虽如此，单就看过的中文版本而言，专写类型文学的勒卡雷，似乎仍与朋友口中“英语大师”这个名号扯不上关系。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唯独纯文学作家才能被冠以“大师”称号，间谍小说所用的英语，一般都是遣词简单、造句单纯的口语流——这固然不是说口语流就不伟大，恰恰相反，我们随手就能列出一长串口语流大师的名字。但是，口语流间谍小说，如伊恩·弗莱明邦德小说那样的，恐怕尚未走出欧美地摊文学的圈子呢，怎么就大师了呢？
虽生狐疑，毕竟未读过勒卡雷的原版，也不好贸然否认，所以当时只是随口应和了便罢。没想到回国后不久，世纪文景即约请我译介约翰·勒卡雷老爷子的唯一自传《鸽子隧道》，而后又进一步请我译介他的最新小说《间谍的遗产》。时至今日，两本勒卡雷小说译完，写下这篇译后记的此刻，我恨不得马上拨通当年在柏林上空同行的这位朋友的电话，高呼三声“约翰·勒卡雷”的大名——果然是唯一在世的英语大师，企鹅出版社至今为止只为三位作家出版过天青色仿十九世纪框线装帧的“Penguin Classics”系列套装书，约翰·勒卡雷位列其中（另两位是伊夫林·沃和纳博科夫），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极合适极应当的。因为，勒卡雷说的英语高级到恐怕可以单独列为一种伦敦市区方言。凡是常见、常说、口语化的词语，老爷子都是不用的，但他写出来的文字却又极度日常化。在译介《鸽子隧道》和《间谍的遗产》时，我甚至多次产生自己正在悠闲观看理查德·柯蒂斯和本·埃尔顿编剧的《黑爵士》或者《新贵》的幻觉，里面还要加上很大份额的、安东尼·杰依编剧的《是，首相》和《是，大臣》——但勒卡雷还是跟他们不一样，他的语言确实是喜剧且俏皮的，但本质是中性甚至悲剧化的，形式上又是简洁且极度精确的。某种程度上讲，勒卡雷和伊夫林·沃在创作内核上有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在控诉。语言上的勒卡雷则有些像中期的莎翁，那就是对准确英语词汇的极端苛求，尽管读起来似乎句句都是信笔拈来，细想起来却怎么也找不出更贴切的词汇可拿来替换，整本书都是妙手偶得。若是像最近流行的另一位英国布克奖作家阿莉·史密斯那样，尽可能只用简单词汇来撰写颇有些意识流风格的小说，那就绝对不可能营造出勒卡雷的调调：那种别扭的、老派的、为了隐忍而爆发，并且还要隐忍着爆发的英国老派绅士腔调，形如勒卡雷笔下最知名的角色——乔治·史迈利，以及第二知名的角色、卷福曾经饰演过的那位彼得·吉勒姆在《间谍的遗产》中给人的感觉。史迈利在《间谍的遗产》中是隐形的，不仅是他的行踪和目的，甚至包括他对彼得·吉勒姆晚年性格的影响，包括他们背后共同的创作者：约翰·勒卡雷个人风格的影响。
过去的我对勒卡雷老爷子其人了解不多，读罢他的许多部小说之后，总疑心他是按照自己曾经在英国情报局内工作的真实经历，创造出了与他本人颇为相似的乔治·史迈利这个人物。吊诡的是，在译介完《鸽子隧道》这本勒卡雷唯一自传之后，我对他的了解仍然不多。因为《鸽子隧道》这本书并非时间上连续的传记，而是吉光片羽式的叙事，以三十八个不同章节，讲述了勒卡雷人生中发生的三十八个故事。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明说，但这些故事中的各种诙谐设计，以及结尾时必定“抖包袱”的手法设置，总给人一种“老爷子又在骗我了”的怀疑。无论在现场采访、纪实文字还是小说中，勒卡雷永远都在强调自己当年在英国情报局的工作是“无足轻重”的，但读勒卡雷越多，反而越怀疑他当年其实是一名大间谍，是一位真实存在着的、隐形的史迈利。仅仅是因为保密方面的要求，才不得不说自己是普通员工。老爷子所写的全部小说中，皆存在着这类半真半假的叙事，可能正是因为写作手法上对词汇的渴求，导致他描写的细节太真实、太具体了，无法相信那些竟是编撰出来的，或者换句话说——莫非那些就是真的？这一切可能都要看勒卡雷是否愿意再写一本自传，并且在序言中早早地来上一句“这次我保证自己说的都是真的。”当然，可能到了书末，他又会添上一句“不过我可不保证我的记忆不会主动去骗人。”嗐！
为什么书名叫《鸽子隧道》？老爷子也在开篇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不知道。
“鸽子隧道”这个复合名词，来自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来自勒卡雷与父亲罗尼的一段共同经历。当勒卡雷十五岁时，父亲带他到蒙特卡洛赌博狂欢，鸽子隧道就在老赌场附近的运动俱乐部草坪上。那是完全漆黑的、成排的管道，可能是用水泥浇筑而成的。人工饲养的大批鸽子们被人们放进管道里，一路飞往草坪。草坪的另一边，吃饱喝足的绅士们手持霰弹枪，一看到鸽子从管道里飞出来，立即开枪射杀。死掉的鸽子被拿去作为猎物展示，侥幸逃脱的鸽子则受习性支配，飞回到老赌场屋顶，等着下次再被人们放进鸽子隧道。
鸽子隧道究竟是关于什么的隐喻呢？勒卡雷说，这个类似永劫回归般的场景几乎困扰了他一生，说其中具体的原因读者应该比作者更能评判。那么，他是认为鸽子们的经历就好似他笔下的谍报人员，永远逃脱不了宿命般的悲剧终局吗？对于勒卡雷小说而言，情况好像正是这样——勒卡雷所有的小说都是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名，仿佛正是对种种剧情表象下唯一情感内核的暗示，也仿佛在说明《鸽子隧道》这本自传正是他一切创作的现实根基。
另一方面——无法忽视的另一点，就是勒卡雷的父亲。读罢《鸽子隧道》全书，如果希望找出除勒卡雷本人外的第二号重要人物，那就绝对是他那位传奇般的父亲，连《星球大战》中老年欧比旺的扮演者亚历克·吉尼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本人，乃至大导演库布里克，在勒卡雷父亲面前都得靠边歇歇。甚至，在对鸽子隧道概念进行解释时，老爷子还不忘提到是父亲带他去蒙特卡洛的——不提到父亲并不影响对鸽子隧道场景的解释，照此看来，或许父亲本身就是鸽子隧道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如此这般，勒卡雷父亲的形象，便如鬼魅般贯穿《鸽子隧道》全书。表面上看，勒卡雷对自己父亲的一生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可以说是颇为憎恶的。在他眼中，父亲就是个某种程度上而言称得上英勇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思维混乱的英雄，而且极端玩世不恭。但在各条与父亲相关的隐线上，他又力图表达出这样一种矛盾：“我对父亲的看法很可能是误解。”或者至少是苛刻的偏见。勒卡雷撰写这本自传时，除了那些原本就来自报刊、书籍代序及后记的几篇文章外，简直就如同在鸽子隧道中穿梭的那只鸽子，每次都试图在记忆中找寻某些无可辩驳的线索，每次躲开草坪上枪林弹雨的追击，却又每次都回到隧道的起点位置。译介过程中，我总觉得他在掩饰着什么，因为他总是在最后关头将各种欲言又止的秘密转变为“通过对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所穿长裤的布料分析来了解德国纺织业现状”这种多少有些无厘头的、不怎么负责任的笑话。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吗？还是早就计划好了呢？就算勒卡雷此刻就站在我面前，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他恐怕又会说出一大段类似“今晚月色很美”这样的话语来不置可否吧。
话虽如此，请不要误会，觉得《鸽子隧道》照此看来似乎是一本纠结于情感表达与父子和解问题的自传。实际上，勒卡雷在这本书中上天入地，无处不在。他以一位职业作家的身份前往苏联、刚果、瑞士、意大利……和所有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名人和凡人们会面，交谈，冒险。在本书中，他至少有五次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与各色人等沟通交流，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揭发”那些名人们的真实一面。除此之外，他还如艾柯和黑塞一样博学——正如他在小说中时常借第一人称的思绪所表露出来的那样。我们能够在书中遇到讲流利高棉语的佛教研究者，能够得知为菲利普·罗斯拍半身像的法国摄影师的隐秘怪癖，能够了解到库布里克遗作《大开眼戒》之所以会问世，是因为勒卡雷拒绝了大导演所提出的、邀请他撰写二战时期间谍电影剧本的要求——库布里克被勒卡雷拒绝后，马上邀请勒卡雷到他位于圣奥尔本斯的乡间大宅邸商量《大开眼戒》如何拍摄，勒卡雷抵达后，看到门厅里放着两只巨大的铁笼，因为库布里克试图以此来研究猫与狗的社交问题。
库布里克和勒卡雷一边四处闲逛，一边讨论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大开眼戒》原著如何影像化。勒卡雷提出了大量设想，具体到阿维尼翁或者韦尔斯这样的教会城市，或者二十年代的维也纳，具体到高贵女士与主教宫的晚宴，具体到奥地利贵族宅邸的狂欢……勒卡雷讲了很久，库布里克最后却说了一句“我想我们要在纽约拍。”
如此的无用功，勒卡雷在本书中做了很多，对理查德·伯顿，对布卡武街头，对克格勃首脑，对地窖酒吧的老莫——似乎现实总是超过勒卡雷美好天真如孩子般的想象，又似乎他已经掌握了将出乎意料的现实嫁接于自己文字当中的非凡技巧，并且告诉我们，趣味就在无用的过程当中。实话实说，《鸽子隧道》所描述的“现实”，以及在这些现实场景当中的勒卡雷其人，与其说是故事的主导者，不如说是场景的旁观者，他活在自己人生如舞台般的一个个场景之中，因为各不相同的目的而一拨拨地见各种人，或者说戏剧中的各个角色：他评判，他介入，他永远都会得意忘形、自命不凡，但又永远会因此而受挫。到头来，记忆中的场景，那些已然逝去或者不知所踪的人物，什么都不改变，仅仅留下了勒卡雷旁观的过程叙述。可能正是因为勒卡雷在写作中考虑到了这些场景、人物之间的一致性，才会最终选择这种盖棺论定式的写法；或者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勒卡雷习惯于这一写法，才选择去还原纷繁事例之下的宿命感。如是观之，全书定名《鸽子隧道》倒确实是实至名归。
作为读者，大可以只满足于读那些琐碎有趣的名人故事，但也可以选择去确认这些故事之中共同的内核。其中有些故事很短，短到只有几段话，甚至一两句话就结束。比如第三十七章，格雷厄姆·格林赠予勒卡雷的箴言“给志存高远的小说家的建议”，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说完成今日写作前，要确保明日之需。第二句是“睡眠会创造奇迹”。我曾一度迷惑于这样的两句话究竟该如何契合“鸽子隧道”这一母题，不过后来仔细想想：“今天的写作”如果是指鸽子今天飞过隧道的话，那么“明日之需”岂不正是在暗示鸽子要努力求生吗？至于“创造奇迹”，则可以看成是在枪林弹雨下求得生存的譬喻。相信勒卡雷在写下这一章时，也仔细考虑过同样一个问题。
不愧是唯一在世的英语大师。
（刊登于2019年10月《小说界》。本篇内容与2019年9月第一周受世纪文景邀请、在东方财经频道·浦东读书会节目中所做的45分钟电视演讲内容互为补充，个人认为电视播出内容可能更有趣些。）
《鸽子隧道》读后感(四)：英国情报部门为何如此喜欢雇佣作家？
在情报界，英国人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09年成立至今，英国情报组织已经走过整整110年的光辉岁月。可以说，英国的情报组织是情报界的“开山鼻祖”，同时，它们也承载了无数文学和电影艺术作品的想象。
■ 影视作品中呈现的间谍用具然而，传记作家安德鲁·博伊尔指出，英国情报部门最明显的特点，竟然是“非专业性”。在募集工作人员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遵循这一条主要原则：“凡是绅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们都会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绅士阶层的成员散发这种神秘的优越感完全像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感谢豆瓣网友：老王！）
电影《王牌特工》就呼应了这种看法。影片中，由科林·费尔斯主演的哈利是间谍组织的重要成员，他的着装、气质、学识和他的口头禅“manners maketh man”无一不让人感受到英国绅士间谍血脉的传承。
■《王牌特工》中饰演绅士间谍的科林·费尔斯《柏林谍影》作者、曾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过的约翰·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鸽子隧道》里也对绅士间谍的概念做出了回应：“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情报组织这么热衷于招募作家了。在英国，作家们普遍念过公学，受过牛津剑桥的精英教育，充满想象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作家身份也给他们带来出行的便利，使他们不易被怀疑，这类代表有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和格雷厄姆·格林，他们在被情报部门招募前就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
但间谍和作家身份又仿佛不是简单的一个为另一个打掩护的关系，而更像是相互成就却也相爱相杀的关系。这在约翰·勒卡雷的经历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名大作家就将自己的写作素养完全归功于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 年轻时的约翰·勒卡雷感谢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们，但他们也只是勒卡雷成为作家道路上的小小插曲。这个原名大卫·康威尔的人其实从出生就注定会成为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有言“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在这个意义上，约翰·勒卡雷可说“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 年轻时的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父亲是个被军方记录在案的军火贩子。在日后的采访中，勒卡雷回忆到自己的父亲龙尼曾被德国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追踪过。在史塔西的档案里，记录者对龙尼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国商人”，此外，还记录了一次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从维也纳派特工去找他谈生意的事件。
为了假装出身贵族，龙尼把小大卫送进了伊顿公学。但小时候的他却总需要为是否会因无法按时交学费被开除而担忧。除了学费，小大卫还需要为总把事情搞砸的“不入流”父亲的“生意”操心。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巴黎去找巴拿马驻法国大使“解决”某些金钱上的事务。受到父亲的影响，大卫·康威尔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了各种躲避债主的骗术。
17岁时，为了脱离父亲掌控的大卫·康威尔逃离英国，来到瑞士求学。童年的环境和从小所受的精英教育，使大卫·康威尔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理想的招募对象。
时年19，还在读大学的大卫有一天被邀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给了他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当他接受这个提议之后，就收到了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邀请他前往白厅的某处。大卫·康威尔的间谍生涯就这样开启了。
康威尔在波恩担任间谍的任务是密切注视西德的政治动向，及时将情报发送国内。1952年，康威尔返回英国，入读牛津大学，同时为军情五处工作。到了1960年，康威尔被调入军情六处，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进行情报活动。据说，那时的他还被指派收集柏林墙建造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倒戈。受过间谍强化训练的康威尔在回忆录里也记叙了在这个期间，他陪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故事。
■ 前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也是在这段时间，大卫·康威尔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召唤死者》。由于军方规定间谍不可以用真实姓名发表出版物，“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才得以闪亮登场。“我的名字，约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说人物乔治·史迈利于1958年同时诞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上。”
1963年，约翰·勒卡雷用了6周时间，写完了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柏林谍影》。付梓前，情报机构领导审读了全书，确保他写出的是一个与现实情报世界无关的虚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
大卫·康威尔——或者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生涯和写作生涯交织的日子却最终被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苏双面间谍金·菲尔比终结。值得一提的是，金·菲尔比还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情报机构工作时的上级。勒卡雷也透露金·菲尔比是“照亮《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创作的光”。
■ 被印在邮票上的金·菲尔比，图片来自参政消息任职于情报机构的经历自然会成为作家们笔下最宝贵的素材，然后经验被放大，变成充斥香车和美女的浪漫化叙事。勒卡雷却从不向读者兜售这种好莱坞叙事式的想象空间。得益于自身经历，勒卡雷深知间谍不是永远走运的不死鸟——他们会经历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着处在灰色地带说不清道不明，并苦苦寻不见答案的现世困惑，正如他“清算一切”的回忆录《鸽子隧道》的名称来源——有一种鸽子天生就被培养成狩猎游戏的靶子，它们飞越专门修建的漫长隧道，而出口就是猎人们的枪口。“鸽子隧道”仿佛间谍活动中的某种代号，隐喻着“冷战”时期终极的隐秘和虚无。他笔下的间谍们，首先是具体的、脆弱的、血肉丰盈的人，其次，才是从事谍报工作的专业人员。
■ 约翰·勒卡雷唯一回忆录《鸽子隧道》当然，这些经历和素材也会给作家带来麻烦。勒卡雷在《鸽子隧道》中回忆道，自己曾遭前情报组织领导当着他的面向史迈利的扮演者亚利克·基尼斯吐槽：“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这种温和的吐槽还算小事，勒卡雷还遇到过前间谍同事因为他对情报组织的某些描写而要揍他的情况。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到同为间谍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差点因为小说中“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而遭情报组织起诉。对此，格林的反击是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情报组织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
虽然相爱相杀，间谍转行成小说家的家伙们还是为情报部门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鸽子隧道》里写道。
《鸽子隧道》读后感(五)：沙青青评《鸽子隧道》︳穿越间谍世界的“隧道”之旅
1966年9月的一天，时任日本警察厅次长后藤田正晴正在英国伦敦访问。这位日本警察指挥管理机构的二把手此番访英并不是为了交流警察治安事务，而是另有目的。二战战败投降之后，日本迎来了去军国主义化的一系列改造，特高课到军部的各类情报机构、秘密警察组织在形式上均被清理裁撤。然而随着恢复行使主权以及冷战局势的加剧，在美国默许乃至支持下，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又开始重建自己的情报机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公安警察”。而后藤田正晴的伦敦之行就是为了与英国方面情报机构开展交流。其间，他分别去了著名的军情五处和六处。 这位日后成为警察厅长官、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副总理的资深官僚，对他的英国同行极为推崇：“每个人的能力很强，并且都有把事情做到底的决心。对方的组织也很健全，因为本来都是陆海军的情报机构，是在总理直辖之下的。”而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英国情报部门的耐心与执着，“英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非常彻底、深入，并且非常执着”。 对这种“执着”， 后藤田正晴晚年回忆时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1966年的那次访问中，一名负责接待的军情六处官员曾向后藤田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希望日方能提供一批有关“佐尔格事件”的资料。理查·佐尔格大概是二战前后最富传奇色彩的国际间谍，作为苏联的情报人员曾在远东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 后藤田正晴对军情六处的这个要求感到非常困惑，问对方：“为什么到现在还要了解这件事呢？那不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事吗？” 对方回答道：“不，有关人员还在。” 后藤田又追问：“在哪里？” “在上海，因为根子还在，所以我们还在追查。”
后藤田正晴（1914-2005）早年为警察官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投入政坛，成为“田中角荣派”的核心人物。历任警察厅长官、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总务厅长官、官方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大臣。晚年曾担任日中友好会馆的名誉会长，生前曾多次访华。所谓“军情六处”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在名义上隶属英国外交部，或许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情报机构之一。此外，英国的情报体系中还有军情五处即英国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又译秘密勤务局），由内政大臣直接领导。除了这两个比较出名的机构，向外交大臣负责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直属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DI）听说过的人就少很多了。 上述这四家英国的情报机构虽隶属各有不同，但也都向英国首相负责。从分工上来说，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对内任务，例如保密防谍、反恐、反颠覆、反渗透等等，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部分职责类似。政府通信总部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通信、网络监听监视，类似于美国安全局（NSA）；而英国政府也是通过政府通信总部来与所谓“五眼联盟”进行情报交换。国防情报局则大多是负责搜集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情报，美国同样设有国防情报局（DIA）。而军情六处是专职对外的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刺探对象国家的各类情报，其自然对应着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普罗大众对英国情报机关的印象大多来自两位英国作家：创造出“007詹姆斯·邦德”的伊恩·弗莱明与写出《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巴拿马裁缝》等名作的约翰·勒卡雷。其实，英国作家对“间谍题材”的兴趣历史悠久，几成传统。约翰·勒卡雷称之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又是又颇为滑稽的爱恨纠缠。”除了这两位外，最著名者当属格雷厄姆·格林，英国政府差点因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书，将他告上法庭。因为格林利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工作的经验，准确描述了英国驻外使馆与外勤特工之间的联系方式。不过，不同于格林这样的“编外人员”，伊恩·弗莱明与约翰·勒卡雷都是有“正式编制”的“特工”。毫无疑问，弗莱明用妙笔为大众建构了一个灯红酒绿、惊险刺激的“间谍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比电影《疾速追杀》（John Wick）的“杀手世界”更真实多少。 与之相对，约翰·勒卡雷小说里的“间谍故事”则似乎是在做“祛魅”的工作，将这份看似特殊的工作还原到本来面目，又或说为外界开了一道可以一窥着面目的门缝。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鸽子隧道》（Pigeon Tunnel）中所写的，“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军情五处、政府通信总部与国防情报局的成员更类似“警察”“军人”与“工程师”。军情六处却希望成员性格“多姿多彩”、“爱好涉猎越多越多”，而不是找来一群一板一眼、剃着板寸头的糙汉大兵。除了“专业技能”过硬，最好还能对历史、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都有所研究。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接近需要接近的人，能以得体的谈吐与话题引起对方的注意，最终使并让对方卸下心防畅所欲言。西方著名的反间谍专家、荷兰人奥莱斯特·平托就认为：“英国的特工人员很善于编造亲切的气氛。他们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容易受骗的。英国的特工人员样子是和蔼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总能得到需要的口供。”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勒卡雷小说中的人物，又或是这位“间谍老兵”本人，似乎能咀嚼出更多的东西。或许也正是因为勒卡雷本人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在军情五处仅待了四年后，他就主动申请调职来了军情六处。 在不怎么高明的二流间谍故事里，神通广大的情报人员似乎总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偷某一份记载了所有重大事项的绝密文件便可以大功告成。而在现实世界里，可不存在这种如同希区柯克电影中“麦高芬”似的“关键道具”。即便有，那估计也是对方精心伪造的诱饵。此间道理，就如同高明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某家档案馆的架子上一定躺着一份能够回答自己所有困惑的档案文献。西奥莱斯特·平托曾就这样形容过他眼中的情报人员的日常：“的确有惊醒动魄甚至冒生命危险的时刻。但是，如同战场上的生活一样，在漫长的等待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惊险事件发生”，至于“电影、小说的情节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读者，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对“情报从业者”来说，所谓“调查”往往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分析与研究，通过从各种不同情报源获取的片言只语来拼凑甚至推测事件的全貌。其中，甚至情报源本就是公开的，而无需“007”们去出生入死。如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Michael Morell）所言：“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部分经济情报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说都是些行内人所谓的‘开源’情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对某国相关政府部门公开的预算信息，或许就能够科学、准确地去推算其机构规模、任务性质等信息。在累计了数年的信息后，又可以推测这个部门的发展趋势，进而了解这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趋向、决策流程。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情况要比这个复杂的多，但如何将“信息碎片”汇集成为情报的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2016-17年度报告》中，军情六处的相关预算情况皆被隐去。对此，勒卡雷则在回忆录中分享过另一个更精彩的例子。1956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间谍时，曾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机密”当然是锁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那时秘密情报局要从百老汇街54号的旧楼搬到如今所在的兰贝斯街的新址，局里的上上下下都没有知道局长保险箱的钥匙在哪儿。这个神秘的保险箱是二战期间的局长孟席斯爵士安装的，之后的局长也都没有打开过。无奈之下，局里决定在搬离前撬开这个“神圣庄严”的保险箱。结果，里面却空无一物，只在“保险箱和墙面之间”找到一条老旧的灰色长裤，上面别着一张便签，注明这是鲁道夫·赫斯。这位神经质的原纳粹副元首在战争期间独自驾机潜入英国，希望促成英德和谈。在这张便签上还一句用局长专用绿色墨水写的一行字：“请对布料分析，或许能够借此了解德国纺织业的现况。”
约翰·勒卡雷至于那些通过秘密、特殊途径获取的情报，如麦克·莫雷尔这样的角色则需要对其进行甄别，例如先要知道“情报提供人的身份、地位”，以便判断情报的可靠度，因为“情报提供人也许是首相办公室的副官，在会议上听到与会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间接听到了这个情报。如果情报来自被截获的通信内容，他会想知道通信双方的具体情况，通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电话、电子邮件还是传真等等”。在谈及美国情报圈存在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情报分析存在很多问题，“但缺乏情报源不该算作其中之一”。 或许是出于“老帝国”特有的优越感，勒卡雷也喜欢在小说或是自己的回忆中揶揄美国的情报机构。他嘲笑过中情局并没有准确预判苏联解体的趋势，“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福，当时的苏联已经日渐衰退。除了CIA之外，每个人都清楚这事”。有趣的是，不少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似乎也对此抱有同感。譬如后藤田正晴就对军情六处评价极高，而对美国人略有不屑：“与此相比，美国的情报机构虽然庞大，而且资金也很充裕，但令人感到其情报却颇为肤浅。也就是说，组织规模庞大，掌握情报浅薄。我访问越南时，在同中央情报局的派出机构谈话之后，就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美国中情局 “虽然也在从事各种活动，但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它的做法并不高明。总而言之，它的一切都是靠大量物力去推动的。如果从情报的角度考虑，恐怕是有些不上算。与其说是不上算，还不如说是它难见成果”。至于英国人则是事半功倍，“军情五处的总人数可能比美国中情报局在泰国的人还要少，但成果并不输给他们”。 不可否认，除了大量、琐碎的研究分析工作，深入一线的“田野调查”依旧还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工作的执行者，也就成为勒卡雷笔下的“剥头皮组”和“点路灯组”，而他自己本人也当过驻扎海外的外勤人员。原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孙崎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向来日本访问的军情六处高官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向苏联派出间谍？西方间谍都会被苏联人打上记号。有些时候还会死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要派出间谍，就是为什么？”那位军情六处高官如此作答：“今天没有什么情报时不能在公开渠道获得的。几乎所有情报都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接着他进一步阐述理由：因为在很多时候，通过这些公开情报完全可以推论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所以，如今间谍工作就是去“现场”验证究竟哪个结论是更可靠的。
孙崎享著：《日本的情报与外交》，刘林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同样有各式各样的“办公室政治剧”在上演。既然情报机构内部往往存在“文职分析员”与“剥头皮组”的分工，那么两者之间也往往会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乃至对立关系。麦克·莫雷尔在检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反恐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前后所发生的种种失误时也承认：“当时CIA的行动部门和分析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时，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地点位于总部的两侧，各部门人员也在不同的餐厅吃饭。行动处内盛行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而若熟悉勒卡雷的小说，也应意识到类似的故事在“圆场”几乎是日常的肥皂剧。在《鸽子隧道》中，他回忆过自己在冷战“谍都”维也纳时，就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演员、主创与勒卡雷的合影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蓝光典藏版（作者收藏）冷战期间、“军情六处”最著名的叛徒金·菲尔比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同样也是因为军情六处独特的“组织文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办公室政治”。在东窗事发前，菲尔比本人则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被朋友围绕的间谍”。而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里，便将这种微妙关系描述的恰到好处。小说中，“鼹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已经是“圆场”高层圈子里的“不能说的秘密”。主人公史迈利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恰恰是来自“圆场”内部。勒卡雷也承认在创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少年时代的勒卡雷在赌城蒙特卡洛的靶场见识了一种叫“鸽子隧道”的设施，把当作靶场猎物的鸽子们会穿过这条“隧道”冲向天空。其中，有些鸽子被猎手们击落，有些则飞回屋顶再次被引诱回“隧道”，等着下一轮的“冒险”。听起来，这似乎又是勒卡雷另一个有关“间谍世界”的残酷阴郁。然而，若拉开距离来观察，或许每个人生活也都是这类周而复始的循环吧。
沙青青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竞争情报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