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职并不顺利，就连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都婉拒了我的苦苦哀求。我最终选择低就，成为一家咖啡厅的服务员，“包吃包住”四个字，让我向现实生活妥协投降。
第一天，我穿着小西装穿行在流光璀璨的厅堂中，心底有绝处逢生的喜悦：宽阔敞亮的环境，温文尔雅的同事，想不到挥手即来的工作，有着如此高的性价比。接下来的走向似乎渐渐明晰、顺理成章：努力工作，争取升职，闲时写作，安定自己。
下班后，小组长阿明领我去员工宿舍报到。宿舍是公司免费提供的群租房，就在咖啡厅对面的小区里。门锁似乎锈了很久，钥匙转动了半天才打开。
走进屋里，我惊呆了。并不宽敞的内室，居然密密麻麻摆放了十几架高低床，在满地的烟头和呛人的烟雾中，一群男同事正围在一起打扑克。胸口有大片文身的咖啡师刚刚从卫生间出来，将一口痰爽快地啐在地上。
咖啡厅与宿舍仅一街之隔，直线距离两百米，一边是12小时的天堂，一边却是12小时的地狱。
骑驴找马的闲适心态，很快消弭无形，因为在三天的入职培训中，我发现这头“驴”并不好骑。
“注意，水一丁点儿都不准洒出来。连托盘都端不好，那就别当服务员了。”领班黄姐把一壶水缓缓倒进我左手端的托盘中。稍有不慎，盘中的杯盘碗盏就会滑落出来、摔碎一地。
三天培训，我就用托盘端了三天的水，左手始终呈酸痛或麻木两种状态，就连梦中，都会与那堆黑压压的托盘相见。
老員工说：“几乎每一位新员工，都会多多少少打碎一些器具，月薪被扣得惨不忍睹。”我把这句话刀削斧凿般刻在心中，每时每刻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于刷新了新员工的不败纪录。
到了第四天，是咖啡厅发放薪水的日子。除去前三天的入职培训没有工资外，我依然有一天的薪水可以领取。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薪水，以至于从早晨上班开始，我就祈祷着千万不要摔碎任何东西。
可是，在还有半个小时领薪水的时刻，我失算了。我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托盘上，却忽略了客人的需求，以至于对方明明点的是一杯红茶，我却下了一杯卡布奇诺的单。咖啡煮好后无法再变回咖啡豆，我需要为它的出炉埋单，一天的薪水是50块，勉强抵了这杯咖啡。我端着这杯卡布奇诺，走到无人的角落，一饮而尽。
成长是一种妥协
冬天里的一次夜班，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预约好的电影已临近放映，于是，我向黄姐申请提前下班。她正在一堆单据中忙得焦头烂额，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难得一见的咖啡厅老板杨姨阴着脸出现，并将我叫去办公室，以早退为由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直到事后黄姐一脸歉意地安慰我，我才厘清事情的缘由：昨夜我前脚刚离开，杨姨后脚就来查了岗，黄姐怕承担不起擅自让我早退的责任，于是佯装不知情。
我悲愤不已，要求黄姐向杨姨说明原委，却只得到她的拒绝。不顾同事的宽慰和阻拦，我拨通了杨姨的电话，把前因后果如实进行了陈述。原以为杨姨会原谅我，但她居然又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我一顿，让我安心工作不要再惹是生非后，最后狠狠挂断了电话。
我百思不得其解，既委屈又伤心，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员工例会中，抽抽搭搭地哭了出来。散会后，没有谁来安慰我，大家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后，又继续投入到兵荒马乱的工作中。
黄姐的辞职很突然，领班职位空缺，公选随之而来。竞职演说现场，颇有胜算的阿明却百无聊赖地坐在台下。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他淡淡地说有跳槽的打算，不久就会辞职。此时，我才知道阿明是本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一边当服务员解决温饱，一边物色更适合自己的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不愿意一直待在这里。”阿明看着台上口齿伶俐的竞选者，话锋一转，“你好好干，说不定过两年，你也能站在上面呢。”
“唔。”我敷衍地点点头，起身来到洗手间，盯着镜子中略显陌生的自己。现在，我以服务员的身份端盘子；几年后，我以小组长的身份带头端盘子；再过几年，我以领班的身份指挥大家端盘子……离开学校经年有余，我没有存款，没有精力写作，更没有寻找到成长的第二种可能。我怕将来的某一天，当一脸稚嫩的新员工推开那扇生锈的门时，会惊异地看见，我将一口痰爽快地啐在地上。
那个黄昏，在狭小的洗手间里，我对当前的生活和漂泊感到无比厌倦，开始想念那群单纯的同学，刀子嘴豆腐心的班主任，以及那间种满紫罗兰的明亮教室。如同一年前痛快地递上退学申请一样，这次，我痛快地递交了辞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