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是一本由M.I.芬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精选点评：
●诸如《世界人权宣言》这种文本的确是把近代受过教养的那批自由人能够想到的那些东西都潜在地赋予了每个人，但能走多远是另一回事，想少当工资奴隶或者所谓大数据奴隶的话，总得用点心来提高一下政客讨好你的成本。
●芬利这本书与其说是讲古代民主，不如说是通过对雅典民主的分析，对当下一些民主见解提出批判，比如精英对“乌合之众”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政治冷漠是好事，芬利举出相反的例子，认为狂热的恰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恰恰是他们在危害民主制，苏格拉底绝不是雅典自由的全部。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也蛮有意思。作者有很清晰的问题意识，可惜译者有更不怎么清晰的中文表达，于是很多段落看得人云里雾里。按理来说译者也是专家，然而对这本书的翻译似乎更热衷于对民主制批判（见序言），以及像马可·奥勒留翻译成马尔库斯·奥利略、莫米利亚诺翻译成莫米格里亚诺之类，不知道是前者仅仅是我以为是通用译名，还是译者确实不怎么熟悉他们。总之，翻译有些太差了。
●内容很松散，也没什么新意
●缺乏语境全然不知一些段落究竟在说啥……翻译欠佳，能不能调整一下语序好吗！不过还是有所收获的……
●嗯…的确散乱，缺乏具体的体系，他只是类似于在漫谈，粗略看了一遍，虽然很短，但其实并没有真的看懂。大概过两年可能再看一遍。
●很概括性的讲了古希腊以及罗马时期民主的一些特征，至于现代民主更是个别性的提到。另外我感觉翻译的也很一般。
●问题意识好强，尤其最后一章讲censorship，不能脱离他自己所鲜明针对的东西来看
●并不体系，没有系统的民主理论的思考，截取了几个重要主题讨论，核心是现代民主的政治冷漠问题。在开头芬利就指出无论是结构还是系统复杂方面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都很难进行直接比较。书中对古代社会（雅典和罗马）有不少介绍性材料，尤其雅典民主、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等关联讨论了不少。
●芬利几次讲座整理成的旧文。第一、二篇比较有新意看得也仔细，此篇中作者为古代民主(特指雅典)精神背书并用文献证据回应现代性偏见。其他篇章精力不济被作者discursive的行文与耿直的翻译绕晕。
●本书在立意上与《古代世界的政治》一致，即为古代民主辩护：古代民主具有现代民主所没有的宝贵价值，古代民主的绩效也并不糟糕。但与《古代世界的政治》不同的是，本书完全活动在政治史的范围内，而没有用经济解释政治。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读后感(一)：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随记
芬利在其《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中对雅典民主做出如下分析：
雅典人居住在一个大约1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其面积和今天英国的德比郡或者卢森堡差不多。而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超过4万到4.5万。“这些数量如此之少、且居住集中在小的居民群体中的人，过着一种典型的地中海式户外生活，所以古代雅典是面对面社会的典型，这种类型的生活，也许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大学共同体中的人来说熟悉，但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是在国家范围内了。”所有公民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而且相互熟悉，是雅典民主不同于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面对面社会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这些小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主要使用口头而非书面语言，领袖和群众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主要由使者、公告栏、闲谈和谣言、不同委员会和集会——它们组成了政府机构——上的口头报告和讨论发布。这样一个世界不仅仅是缺乏大众媒体，而是根本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政治领袖们因为缺乏能够保密的文件（偶尔的例外除外），也缺少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因此必然是和他们的选民保持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所以也就处在选民直接而紧密的控制下。”
面对面社会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
（1）首先，除了几个职员外，古代的民主根本没有官僚机构，国家真正的主权机构，是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公民大会。这是雅典民主政治下真正的无冕之王，“对有关战争与和平、媾和、财政、立法、公共工程，总之，有关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享有最后的决定权，它是一个数千人的户外集会，是那些年满18岁、且在规定日子里选择出席的公民的集会。”
（2）在公民大会之外，议事会是公民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这个由500人组成、每年抽签当选的机构，在雅典国家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举其大者，包括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草案，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主持公民大会，可能还有清点投票和公布通过的决议；接待外来使节并将他们介绍给公民大会；监督公民大会决议的实施；负责官员日常的监督，判决某些司法案件。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一个公民一生中最多两次可出任议事会议员。尽管它不是雅典全体公民组成，而是每个部落通过抽签选举50人组成，看起来更像全体雅典公民的代表大会，但它并非现代人心目中的代表机构，“雅典人遵循的不是代表原则，而是轮换原则，所以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大会的直接民主。”由于议事会由500人组成，且抽签选举，极少连任，“在任何一个10年中，30岁以上的公民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出任议事会议员，（原则上）服务一整年，而且在该年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作为所谓的主席团全面履行职责。”议事会担任主席团期间，会每天通过抽签，选举产生一名主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绝对真实的是，每个雅典男孩出生之后，担任公民大会主席的机会，要超过赌徒掷出某个点的机会。”
（3）陪审团。雅典陪审法庭每年会产生6000名陪审员，只要是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当选为陪审员。陪审团负责雅典以及雅典帝国（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存在期间）大小案件的审理；到公元前4世纪，陪审法庭还获得了对公民大会决议的审议权。如果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则把裁决公民以及公民与外人纠纷的权利，交给了全体雅典公民。
（4）另外，雅典成百上千的官员，除将军等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以抽签形式选举产生，并且对几乎所有公民开放。这些官职数量不大，地位也并不显赫，但每年数百人轮换，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管理。
（5）雅典国家绝大多数职位都有津贴，也就是说，一个智力和体力都能够胜任公职的公民，不会遭遇因参与政治而忽视个人事务以至于影响养家糊口。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绝大多数公民不过家资中等的雅典社会来说，津贴制确保了公民、特别是贫穷公民对政治的参与。
因此，对芬利而言，如此众多的参与渠道，既鼓励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消除了所谓的政治冷淡，也让公民有能力、有资格管理国家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读后感(二)：討論民主精神的小品作
本書是北京商務的《古典文明譯叢》所收錄的一本，由最著名的英國古典學家M.I.芬利(M.I.Finley)將自己的講座文章改編而成的小品，內容主要講述民主制在古代(希臘)與現代的一些異同。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引進，之前同出版社就譯介過《古代世界的政治》(我曾撰寫過心得)，此外，他們還有著手更加經典及富影響力的《古代經濟》，相信也將問世。
芬利在這本《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中，並非想要單純做教科書式的對比，人類文明的每個時期實施的任何舉措都有其背後脈絡，隨意的模仿只會落的橘逾淮為枳，審慎的探究精神才是我們的目標。作者選擇希臘做為主要討論對象，並非是說民主僅只雅典一家，但我們都知道真正影響後世最深的卻是這個城邦。
首先必須了解的是，在古代，是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我們看待城邦，或許可以理解成一個“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學》中主張城邦不能過大，否則將沒有任何人能夠治理。當然，今天我們是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發展出官僚體系等“利維坦”，但當初羅馬共和擴張成龐大的地中海帝國時，就曾面臨過如斯困境。
一個“狹小”的城邦中，其政治最大的特色當然是那種切身相關性，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近程度。今天，我們在一個偏遠的鄉下村落，還能感受到那種居民彼此互相都有熟悉的親近。在雅典，雖說公民也有一兩千人以上，但跟我們今天相比總是“少”很多。彼此議事總是比較“靠近”，很多人說不定還是彼此熟識。這種情況下，基本上人們不需要像現代那樣透過政黨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雖說他們也有派系，但那意義不同，那比較像是臨時拼湊起來的相同政見的集合體。而領袖對自己的支持者的號召也更加直接，我們可以想像如伯里克利這樣的政治家在廣場慷慨激昂的演說，當然，也可能發生被群眾質疑，不論如何，他們想要取得權力跟鞏固權力所面對的挑戰都比今天強大的多了。一個支持度跌到谷底的總統，在沒有憲政規定的罷免下仍可以老著臉皮不掛冠求去，但被唾棄的雅典領袖隨時都會被陶片放逐。這是一種審查機制，領袖必須時刻將自己跟民眾的利益達成一致，才能長久統治。
今天我們談到國家利益，如果有個黨派，或者集團等組織宣稱：「我們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想來正常成熟意識的人都會嗤之以鼻。因為大部分時間談論到這個主題都會覺得有點空泛，那是因為往往都不夠切身。那麼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每件公共事務都有優缺點，也必然涉及利益衝突，要怎樣達成共識，是需要經過不斷的磋商。在實施代議制的情況底下，人民必然是需要有人為其代言，但是，政客真的完全維護了其選民的利益了嗎？現實上，共識往往建立在彼此妥協，但互相不滿之上，有時候甚至是“共識的代價乃是由被排除在共識之外的人付出的。”總之，由於難以面面俱到，有時候人民總會覺得被出賣之感，由此造成對政治的冷漠。在雅典，利益是也跟派系掛在一起，彼此形成一種爭奪，由於是直接民主，多少是比較息息相關。比如說，當時雅典能夠實施更加廣泛跟穩定的民主，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帝國，其收入讓政府能夠發放津貼讓不是那麼富裕的公民也能參與公共事務，這是其他同樣實施民主制的城邦學不來的。這對雅典公民來說就是一種國家利益的具體化，可以想像他們願意參加跟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出自於守護這種既得。但我們也看到雅典做出西西里遠征這種悲慘的冒險軍事決定，雖然有些結果論，而這也是出自於亞西比德等人的煽動，這邊我們要了解的是，雅典制度中也規定，任何人提出危害國家利益的議案，哪怕被公民大會通過，也能被追究責任，這種機制象徵著城邦並非沒有意識到其危險性。只是有時候歷史現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美好。不論古代或者是現代，共識決有時候是有盲點，當然也存在反對者，畢竟利益之間是會互相衝突，有時難以協調，當他們的要求無法被滿足時，極端的可能會採取措施破壞，甚至放棄民主程序，造成動盪，說來諷刺，如果只是單純的退出並形成一種政治冷漠或許還比較好。
此外，國家利益是否被正確的估量，也是一個問題。舉個例子來說，二戰前，日本軍方總是舉著愛國主義旗號為所欲為，煽動民意強行綁架全國遂行其野心以維護“帝國之利益”。這種危險性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顯而易見，可想像當時的人們是否真具有冷靜的眼光去思考，就值得探討。18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e of The Scoundrel），怎麼樣有效的避免，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手段跟機制。
今天，我們對於自由的定義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前題，對自己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這個大前題要怎麼去確認範圍，而國家跟社會能對此做出怎樣的保障，則是學者聚訟的焦點。但我們談論的這些原則，雅典人卻是難以理解，對他們來說，共同體的利益是大家要一同維護的，他們並不會立法規範什麼，而是讓觀念去約束。而在政治上來說，則有之前提到的陶片放逐跟提案責任來監督。實際上古代不可能做到今日的那種審查機制，對於公民權利來說，侵犯程度比較小，總之，是不一樣的概念。對雅典民主來說，最被詬病的當然是處死蘇格拉底，但當時這個城邦的民主已經在走下坡，且其實是可以選擇流放只是沒被接受，其實這是個案。
當然，在柏拉圖等智識分子眼中，是相當敵視將權力交付給這些“烏合之眾”，對他們來說，由菁英來統治才是符合理想的政治體制。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支持寡頭獨裁，只是這是一種自相矛盾，跟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其實也不需要全然如此悲觀，期望將自由賦予某些英雄人物來守護，是一種自我閹割的想像，真正要達成民主，還是要依靠確實的教育才是正途，這是芬利在書中再三強調的。今天很多民主國家都運作不良，或許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貿然實施確實是一種風險，這麼說來，孫文當年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論是有其道理。但是我也不接受有野心家或政黨以此藉口來把持政權。
芬利這本小書篇幅不長，也不難讀，不過有時候不知道是被作者東拉西扯弄得暈頭轉向，還是翻譯的問題，會忽然整個完全失去方向。總之，大致上來說，還是可以讀出作者的觀點。個人覺得雖然這只是小品之作，尚不算其代表，但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可看看其論點跟比較的方式，相信會有所收穫。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读后感(三)：芬利的遗产——精英民主政治思考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芬利(Finley)这本书的写作用意何在，是否如印象中很多思想者试图要回到古代？
芬利尽管是古代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却拥有积极的现代问题意识，可以说他诸多的古代社会介绍都将服务于对现代民主政治进行对比分析服务，而作为开始他总结了现代民主社会和古代民主社会有若干方面极其大的差异，包括：
1.经济的根本转型，现代商业社会存在各种超强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对国家和民生产生举足轻重的位置；
2.政治领域的专业化，政治活动开始大规模地朝向侠义的职业活动转化；
3.官僚体制的惊人发展，本身为管理和服务社会官僚体制的衍生成为新的问题，以至于很多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官僚集团内部的问题，在诸多决策和讨论中，人们发现甚至官僚集团的自治和稳定的必要超出了其集团本身的职能目标。
本书卷一末尾明确地论断，【在这些条件下，与雅典这样的小型单一、面对面的社会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是荒谬的；建议甚至梦想我们可以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构公民大会作为最高决策结构也是可笑的。】p.26
卷一末尾的两段话是本书的概要与导言，他谈到那种梦想回到古代，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建公民大会的思路 ，“那不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选择，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而这种思考被激发的原因则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诸种痼疾，尤其是政治冷漠。“公众的冷漠和政治无知是今天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古典意义的公民教养的思路下展开，以试图阐明古代民主政治高度的公民参与何以可能，他凭借扎实的古代历史知识为我们读者充当了很好的向导。
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回答，芬利谈到“关键问题是，在近现代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否是必要和可取的，或者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参与是否需要被发明出来”p.26 ，在上世纪当很多西方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达成某种共识，“民主变成了一种应被保存的制度，而不是寻求的目标”（Finley自己的归纳）时，芬利就对西方现代精英政治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以当时的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终结，这或许是正确的历史判断，但未必是正确的政治判断。言外之意西方的现代精英民主依然存有其克服的缺陷，历史被终结的那一天尚未来到。
无论Finley如何详尽的转述和引用古代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和立场判断，无论Finley自己对具体历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怎样的澄清和具体判断，这些论述都试图用以说明古代民主政治到底如何运作，到底如何的民主政制形式确保了雅典高度的民众参与度，并以此为参考和想象如何培育“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的话题。
第二个问题，芬利选择了哪些主题和切入点思考 古代政治以试图汲取思想资源给以现代政治启示？
从章节名来看，芬利五章的标题
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
第二章 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第四章 苏格拉底及其后
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
从章节情况来看，芬利最为关注的是政治运作（无论哪种）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这个问题如此根本和重大实际上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芬利称赞“所有古希腊作家都把需要政治领导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p.31。
第一章所涉及的核心对比是领袖与追随者的“分离”（现代民主）和不分离（雅典民主）
第二章核心问题在是否应雅典帝国遭遇的各种政策失误责疚于“蛊惑家”。
章中芬利回溯了若干思想者对雅典衰落的各种思考，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此分别提供了相似又有差异的判断。学园派尤其对城邦的政治分裂（或内讧，党派分裂）给予重视，并因此而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派别是最大的恶魔和最常见的危险。’派别’（faction）是传统英文对古希腊stasis的翻译……词典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它，这就是‘内战’或‘革命’”p.32 ，按学园派思想者的看法，雅典的衰落或者更具体的政策失误当责疚于各个平民领袖（历史-政治用语）或者“蛊惑家”（文学用语）对民众的煽动或者各个领袖所领导的派系内斗损耗。
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芬利给出否定性的回答。芬利同其他古代史家（比如Kagen）等分享了相似但都不同于修昔底德和学园派的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对待问题，即我们不能在表扬和羡慕两个世纪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蛊惑民心的政客——他们是政治框架的建筑者、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否定公民大会——蛊惑民心的政客是在公民大会中并通过公民大会进行工作的”p.50
第二章的政治判断相当程度否定和忽略古代史家（如修昔底德）、古代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雅典的平民领袖/蛊惑家们的评判，“这些人和他们相似的其他人（目前对他们知之不多）能够长期支持一个或多或少持续而成功的纲领。忽略这个事实，或者忽略雅典赖以成为雅典的政治生活结构，是完全不合常理的，尽管人们追随阿里斯托芬或柏拉图的引导，仅看到政治家的个性，或者他们挫折和失败，或者有关一种理想存在的某些伦理标准”p.50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当中，芬利所面对的实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理论，现代民主国家的行为决策被认为是某种“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的抉择，不再是古代社会一种具体的、人格化、政治家处于政治德性而可以人为选择的结果，现代民主国家的运作实际上愈来愈趋于理性化，政治学也越来越脱离伦理学的话语。
德国人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或译“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he)对国家理性的表述：“Staatrason(国家理性)是关于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国家的第一运作法则。它告诉政治家为了保持国家的健康与昌盛必须做什么。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全部力量只有通过允许国家以某种方式持续发展才能保持下来。国家理性为这种发展指明了途径和目标。国家不可能任意选择途径和目标……国家的‘理性’在于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在于从这种理解衍生出来的行动原则……对于每一个处于特定时刻的国家来说，都存在一种理想的行动路线，一种理想的国家理性。须知这正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观察家最为关心之处。” （《马基雅维里主义》）
芬利在此章节的叙述和论证策略似乎有点模糊，在笔者看来他尽管挑战了“国家利益”“国家理性”（或译为“国家理由”）这个说法，但并未证成。芬利谈到“我再次转向具体的历史认识问题……即对外战争的问题。从来没有一次战争，人们对它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会具有普遍的共识”p.54 ，在这方面芬利具体举了古希腊世界最重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在有关战争是否要开打方面并没有如现代人那样以所谓帝国的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且整个古代世界也从未有一位作家和剧作者曾经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探讨此战是否值得一打，即此战是否符合雅典帝国的利益。
不过，在此芬利也并未全然否定，其实雅典帝国没有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国家利益共识，并不能证成雅典人对帝国利益没有共识，雅典人必然不与现代人分享具体的关于帝国利益的理解，现代人重商业利益甚至以此为唯一，而雅典人或许重荣誉或宗教，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参战的公民而言，战争本身也意味着可以获取战利品的直接利益可能。或许对于参与是否要同拉起代梦人一战的决策时，雅典人只是没有预计到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所以芬利写到
“就决策机制而言，雅典人接受斯巴达的挑战，投入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许可以认为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正确估计”p.63。 所以，其实芬利的观点实际上是雅典对这场战争是未能准确地评估“国家利益”。
关于后两章的讨论，让人稍许意外的是芬利十分特殊地考察了古代的审查制度，并将苏格拉底之死放到文明的自我审查的思路上讨论（第四章），尽管芬利给出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层次原因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害怕失去那种昔日雅典帝国下的民主生活方式。
关于第五章，目前我依然不清楚芬利考察这种文明的自我审查同民主的探讨之间的微妙关系。
第三个问题，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的“鸿沟”在理念上有哪些重大差异？
{这个问题黄洋老师在《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谈的比芬利更直白，归纳的也更加简练}
此问题当为本书的最核心问题，比较遗憾的是芬利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进行理论的条理分析，芬利在本书当中主要抓的还是19世纪以来 精英民主的这套意识形态，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民主的理解为代表。
许多精英民主的理论和践行着都可回溯及熊彼特此书对民主概念的重新界定（相对于古代民主的概念），芬利做了转引 ，在这种立场上 民主本身并未被定义为一种目的（telos）意义的存在，而是必要的过程和方法，真正的目的是在于产生一个强有力、有权威、被赋予政治合法性、能够调度重大社会资源的政府，进一步说民主这种方法并不必然地要求一种当下历史世界对自由和民主（虽然往往无法脱离）的价值实现，换句话说，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民主之定义的组成要件。
芬利并没有真正让人信服地反驳熊彼特的这套精英民主理论，尽管他耗费篇幅向我们说明在一个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古代城邦——雅典，仍然将直接民主运作地很好，但是少数实例无法证成逻辑。相当多的关键要件需要进一步揭示，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解的哲学立场也尚未被芬利完全挖掘。不容否认的重要事实，熊彼特实在地影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诸多的民主政治运作恰恰是在这种共识之下操作、完成、生效。作为有效（在历史实践上）产生合法、强大政府手段等方面，本来期待芬利谈出更多，但却不见其文本的更多学理探讨。
另一个重大差异 其实就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思想史发展，芬利只是初步地告诉了我们其实“民主”在古希腊到19世纪很长一段世界都不是什么正面词汇，“在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赞成平民政府，他们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并提出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而在20世纪“民主”和“民主的”却“已经变成了暗示对其所描述的社会或制度表示赞成的词汇”p.9 。芬利并没有在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充分阐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各个思想家和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重新阐释，尤其是未能把美国开国之父的联邦党人（诸如汉密尔顿、麦迪逊）对代议制民主的思考纳入，些许遗憾，在国内学者黄洋老师的文章中，对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关键转变倒是可以补充进来。
【在现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一词被劫持了，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你雅典存在根本性不同的政治安排】，R.Osborne 《仪式、财政、政治：雅典民主的一个解释》
而现代西方世界的民主的主要形态是代议制民主，杰斐逊在美国建国之初时即曾思考过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或许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未曾充分想象也肯定未能给出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说明），杰斐逊对此评价到【这种新的代议制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原则的确立，使得以前几乎所有有关政府结构的著述都变得毫无用处】（《杰斐逊文集》）
此种代议制民主思想实际上在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定的认识混乱，这样建立在民众基础但实际上统治权由被代议的精英所掌控的思路，汉密尔顿那里他很可能将其类比为古罗马的共和政体。
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新世界变革在美国那里完成了若干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改变，芬利同样在书中转述到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描述，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转变，从20世纪以来对全世界的巨大政治影响力 大大扩张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以至于民主几乎完全被认同为代议制民主，【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民主政治”】（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
无论如何，摆在芬利和读者们前面的关键问题，恐怕也是本书作者希望揭示和激发读者思考的关键问题—— 为何现代的民主共识，即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组织形态，更进一步芬利还试图揭示在民主理论当中 实际的精英民主形态的民主理解又如何在背离古代民主实践的情况下 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第四个问题 谈到古代民主问题的主题芬利为何会在书中扯到共和事情的罗马？
如果说在《古代世界的政治》当中芬利将 古希腊城邦（主要是雅典）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罗马）并提，将其作为古代社会城邦政治一体或分享同一模式的话，那至少契合书名中的“古代政治”——无论是古代的民主社会还是共和政治。然而芬利在这本标题以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作为关键词的著作中却又提及到罗马，就必须要给出一些说明。
要么是芬利自己搞错了，本来写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状况某些问题（比如自我审查问题）写着写着居然滑到了罗马；要么芬利其实有自己的看法，要么将罗马的共和政体作为 一种“古代民主”同现代的精英民主做对比（但这显然不是雅典人对民主政制的理解，现代人对罗马政制倒完全有可能这样解读，尤其考虑到美国建国和民主政制当中各处闪耀的“共和特色”）。不过这两种猜测都没有什么文本支持，更倾向于芬利自己写作不克制导致，尤其这本书又是一个论辩性质文集，不是系统的思路展开。
总体而言，此本书对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做了很不错的刻画，但在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分析方面却着墨较少，对最主要的精英民主政治的理论（以熊彼特对民主定义为代表）的批评也未有系统、立体的架构，不过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重思现代民主问题，芬利独具慧眼。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读后感(四)：唤醒古希腊——《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简单的梳理
作这本书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学理论的书，更不是政治哲学的书，但是，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它告诉人们，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事涉统治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治理技术问题。精英民主理论恰恰混淆了这个区别。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芬利教授这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一个被精英民主所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忽略的一个社会——古希腊民主社会。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最初的古希腊民主理念中的平民参与思想由于一种理论的传播（精英民主理论）而大为减色。精英民主理论认为缩减平民的参与成分是合情合理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有在职业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寡头集团的治理下才能运转并且存活下来，必须把平民的参与局限在偶尔举行的选举范围当中。作者试图从五个主题来（在某种意义上）还原古代希腊的民主历史，来说明现代民主应该具有雅典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精英实际上并不是主导者，他们应该是民众的附属角色，民众才是核心，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之处不仅仅来源于丰厚的史料，更加在于对于“民主”这个制度的正本清源：民主本质上是一个统治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治理技术问题。对于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揭示主要在前三章，后两章与前三章共同组成了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呈现。
第一章：领袖与追随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不管是柏拉图还是离谱塞特，都愿意把政治留给专家来处理，但柏拉图把政治留给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家，他们已经领悟了真理，因而在那之后会遵从真理的绝对指引。而利普赛特则把政治留给了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可行的管理艺术方面受专家的指导，并定期受到选举的检查。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组件，它赋予人民在相互竞争的专家群体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还是一个控制措施。尽管柏拉图和利普赛特一致认为，在政治决策中平民的动议是灾难性的，但他们对两种不同类型专家的区分所反映出来的分歧，却表达了有关政治目标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表达了国家应当遵从的两种不同的目的观。柏拉图完全反对平民政府；利普赛特则赞同平民政府，但条件是，要有比平民政府多点什么的混合政府，但是尤其没有古典意义上的平民参与。
在民主理论的知识界，有一些人认为，传统认为合理的民主制原则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制要得以幸存，就不能允许这些原则发挥作用。然而，具有反讽的一面是，在英美这样的经验上成功的现代民主国家，精英理论却一直受到压制，这种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矛盾应该如何理解呢？作者认为，这一点显然是和民主的语义混乱有关联，今天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之间内涵并不一样。那些精英民主的鼓吹者所声称捍卫的民主，在作者看来，如果他们的民主真的就是民主，那么反而成了一个新颖的现象了。言下之意，那帮人的民主，并不是真民主。因此，作者认为，除了“民主”一词有些暖意之外，精英主义者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西方民主政治的现行程序是合理的，人们认同的只是民主的定义，而且是与米歇尔斯的“寡头”相反的定义而已。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关于民主的认知问题。
因此，作者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对这民主的概念进行了考察。民主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其实就是民众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划分的政体其实是一种描述性的，他并没有对民主这个东西有价值上的判断，真正判断的是一个政体所考量的利益群体。显而易见，是希腊人发现了民主，而古代民主指涉的就是雅典民主。而雅典的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有所差别。第一，公共交流的差别，那个时候没有传媒，而是依靠传令官来传播公共事件的信息。第二，雅典民主是双重意义上的直接民主（参与和决定），而非代议制民主。雅典政府乃事名副其实的“民治”政府。雅典在几乎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世界最繁荣、最强大、最稳定、内部最和平、文化上最富有的城邦。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任何政治形态进行判断的实用标准。在国家事务中，广泛的政治参与不会导致极端主义运动。而精英理论则告诉我们，政党领袖做决策，而不是人民来做决策。这在雅典是不会发生的。作者用伯里克利的例子来说明，决策是公民的权力而不是领导人的权力。雅典的自相矛盾在于相反的方向，它保护整个公民大会的自由，也通过否认公民大会个体成员的豁免权而保护个体的自由。而我们的代议制民主则依靠议会特权来保护代表的自由，但这也自相矛盾的保护了代表们的不负责任。
作者为什么要说雅典呢？是因为尽管雅典民主制与现代民主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经验与现代毫不相干，尤其是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方面。雅典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经验，即政治领袖与民众参与之间如何长期的共存。精英理论者从一个政治体系的错误中推导出其精英政治的优越性和不可避免的特征，但是这是错误的。
现代制度在经济转型方面（超国家的大企业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向狭义的职业的大规模转化、官僚体制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造成了公众的冷漠和政治无知以及政治领袖做出决策。但需要铭记的是，民主不只是一种能够达到目的或者寻求美好社会的手段，它本身应该是一种目标。或许要做的，是发明出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有其实质的新型公民参与。
第二章：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到底是什么角色？
雅典内部民主制的一个问题是，制定政策和领导才能的问题，决策和为决策负责的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蛊惑人心的政客。从阿里斯托芬到Aristotle，对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抨击总是落在一个中心问题上：领袖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背后存在三个命题：1.人在道德价值和能力以及涩会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2.任何共同体都倾向于派别分野；3.秩序良好、运行良好的国家总是超越派别分野并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工具。在这里面，派别是最大的恶魔和最常见的危险。一种政治身份，一个党派的地位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它会导致骚乱、内战和社会结构的瓦解。在古希腊，不管人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都会坚持认为国家必须置身于阶级或者其他派别利益之外，国家追求的是道德的、永恒的、普世的目标。柏拉图给出了一个最激进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数不多的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手中，采取最根本的措施，使他们摆脱任何特殊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作为完美无缺的道德能动者来做事情，领导这个国家朝向正确的目标，使任何私利都不可能涉及其中。国家的福祉只能取决于摆脱了派系之后的和谐与自由，这一点是众多古典思想家所共享的。
雅典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公民大会、缺乏官僚机构和政府体系、雅典蛊惑家生活和工作的持续紧张状态。雅典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摆脱了终极意义上的派别，但是也不能避免派系纷争的较小表现形式。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雅典政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作者认为，雅典政客的状态是紧张（受制于投票）的状态，他们不敢拖拉，必须为自己赢得声望，不得不迅即发挥影响，不得不亲自领导，不得不亲自承受反对者的攻击所带来的沉重压力。等等。所以，雅典的政客并不仅仅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口中的“蛊惑人心的政客”。那些被修昔底德市委蛊惑民心的政客，在作者看来，或许是雅典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他们是政治框架的构筑者，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并不能单一的认为错是他们的，功不是他们的，因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正是在公民大会中并通过公民大会来进行工作的。公民大会才是这个制度的核心。
第三章：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谁的利益？
在这一章，作者以雅典对外事务的问题为切入，来讨论国家利益的问题。针对的则是精英民主理论当中精英对国家利益的声称问题。
在当今所有的民主体制当中，人们都不愿意危及阶级利益或派别利益之间的现有平衡，这种“政治宽松和共识”似乎成为了高于一起的国家利益。作者认为，共识不一定就是好事。比如杀死犹太人即使不是完全意见一致，也有足够的共识，而且没人要求全体一致的共识。
作者转向了讨论雅典对外事务中的战争问题。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的考察，作者来说明共识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把既有的政治共识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思考）。作者问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困难重重的以及代价昂贵的战争符合雅典的国家利益吗？雅典帝国的创建和维持符合谁的利益呢？作者首先考察了作战主力的搭配是富人和陆军以及穷人和海军，接着考察了税收制度，发现较贫困的那一半人免除了这一类负担。结论是富人既承担了政府的费用，还在战争中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这在希腊是一种规则。据此，作者认为，就物质利益而言，较贫困的阶级显然直接在物质上收益。而富人的收益则非常模糊。第二种收益是权势的诱惑力，这一点则是难以估计的。作者想通过这个说什么呢？作者想说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充分民主制若没有雅典帝国，根本就不可行。实际上，雅典缺乏意识形态的外表，缺少意识形态存在的正当理由，不存在帝国。这种缺乏就使得所谓国家理性在雅典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那么，一个观察者要如何来确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行为是否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呢？作者认为应该从所有政治社会，无疑从所有已知的民主社会的共性开始，这些社会由多种利益群体所组成。对于希腊而言，它的利益群体的结构相对简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可以看到，公民大会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社会的所有主要利益集团都积极地参与了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那么，国家利益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正确估计呢？作者对此不置可否。而是认为，国家利益在定义上是困难的，同时国家利益在实践中似乎也没有得到解决，這也是現在宣稱代表國家利益的那一批人所面臨的困境。
作者认为，政治领袖们经常强调他们的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其他政策不是基于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利益都是一个强加于人的术语，只能造成分析的混乱，却不能促成分析。看似是一种共识，但却是一种掩藏了深刻的沮丧的共识，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满意。在这种象征性的满意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冷漠，而这种政治冷漠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不同利益群体在决策领域当中的不均衡现象所做出的退却反应。因此，这还算是民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四章：苏格拉底及其后，民主和自由是不是过火了？
个体自由和公共稳定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自由是否是有界限的，它的界限又在哪里？在这一章，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行为的个人的权力问题。这是民主社会需要面对的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够使公共安全和追求真理并存？苏格拉底之死是否说明了民主社会中的自由过火？
在开始之前，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到雅典和现代民主国家（美国）的不同。首先，在希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宗教完全与家庭和国家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分离。政府活动及开支的主要部分都奉献给了宗教，从神庙的建设和大小节庆的组织到宗教节日的筹备和献祭以及其他伴随所有公共活动、军事或民事活动的仪式。其次，在言论自由方面，雅典人允许公民大会干预这一自由，对于国家权力在理论上并无限制，倘若因公民大会认为有效的任何理由而适当地通过决议，那么没有任何行动、任何范围内的人类行为是国家不能合法干预的。第三，雅典的司法体系严格来说是非常不专业的，它并不被市委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而被看作是以不同规模行事的人群，他们来自立法群体，因而通过互不相同但彼此相当的机构来展开工作。再者，公民大会本身就是法庭，陪审团是作为一种“人民”的缩影进行的判断，而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澄清了这三个区别之后，作者开始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些例子。案例一，阿里斯托芬对克里昂的嘲笑：在雅典，战争是大众化的事情，也就是说，胜利是这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最高目标，不仅在冲突的早期即对雅典充满希望的时期，而且即使在西西里灾难之后都是如此。因此，除了特定的一些人，大多数人没有感到阿里斯托芬的嘲笑自由对战争努力造成了伤害。
案例二，受到迪奥裴泰斯的鼓动，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教授天文学或者否认超自然的存在是一项重要的罪行。这个故事具有攻击知识分子的气氛，当时他们质疑并经常去挑战在宗教、伦理和政治领域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而这正好是在战时。阿里斯托芬也加入到这个攻击当中，剧作家把言论自由发挥到一个领域的极限，因而助长了在另一个领域中去损害同样的自由。
案例三，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我们都熟悉的事情，苏格拉底被控亵渎神灵以及腐蚀青年人而被处以死刑。对于柏拉图而言，对苏格拉底的谴责象征任何开放社会或者自由社会的恶，并非是民主社会的恶。不管柏拉图是否最终背叛了苏格拉底。总之，雅典的自由问题都极其复杂，他们没有寻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而作者认为，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苏格拉底之死经常被用来说雅典的自由是过火的继而说明，但作者认为在苏格拉底一案当中，平民的确投了票，但是提案权却在雅典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当中，更多的在精英当中。在现在看来，警钟长鸣乃是自由的代价，但是问题是警钟是要警惕谁？作者认为一个答案是以公共的冷漠当作防护手段，依赖于政治家英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助阉割自由来保护自由的方式，我们应该做的是回到政府治理的古典理念，在群众教育方面继续努力。苏格拉底的死并不是雅典自由的全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自由确实会出问题，但罪不完全在公民，另一方面，雅典的自由依然具有的重要的正向作用的事实。
第五章：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该如何给它定位？
在今天，审查一词在知识分子内部通常具有贬义，而在知识圈外部则并没有贬义，甚至比之前的时代更普遍的少有贬义。那么在古希腊和罗马又是如何的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每一个社会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并且有从外部和内部保卫自己安全的权利，因此，它试图削弱或者消除敌对者，或者至少是消除某些敌对的形式。雅典人并没有像罗马皇帝那样，处死制度的批评者，但他们有时候会对那些批评者实行陶片放逐的形式。
总的来说，古代的所有文字著作都是地下出版物，并不是因为他们总是违法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发型局限于手抄本，传播也是人传人。这样一种情况降低了国家阻止客观事情的传播能力。缺乏现代国家能力的古代国家没有能力做到把所有的书籍都统一管理。因此，只要攻击性的言辞和理想没有在有问题的地方被错误的人公开炫耀，或者写给有问题的人或者收到有问题的人的批评，那么它就基本不会被审查。
同时，政治评论的自由在不同的政权性质中表现的并不一样。雅典民主制时期是政治评论最为繁盛的时期，而在僭主统治或者专横的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君主时期，政治评论或多或少的几乎荡然无存。在雅典，特别强调公开谈论对公共事务的个人看法，这的确意味着当时只有公民享有的自由，而在罗马，一般认为只有那些权威人士才有权利自由演讲。
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古代的审查制度呢？在世俗方面，在古典古代，书籍流转的数量和读者的数量在职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小圈子之外，是微不足道和没有多大意义的。即使是职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也要倚重口头交流和记忆。就影响或舆论而言，书籍甚至在精英人士中也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似乎一些人高估了书面文字。读写能力窄化了能够阅读和书写的自由人的数量或者比例。当时的人并没有普遍的读写能力。在一个依赖于口头交流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死刑之外，还有就是放逐出共同体。作者认为，放逐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查制，特别是在一个依靠口头交流的社会里。对哲学家和预言家所进行的驱逐，在古典古代被认为是正当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而在宗教领域，多神教本质上具有广泛的宽容，它不会面临一神教的排他性、正统和异端问题。直到基督教出现，在希腊人或者罗马人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有人因为信仰的问题而被惩罚，除非他被指控犯有特殊的渎神罪行（比如苏格拉底）。对渎神罪行惩罚的正当性在于，它要么威胁到了共同体的安全，要么极大的冒犯了公众的感情。放逐，在信仰领域（包括预言家和占星术领域）并不是一个审查制度。
通过大量的事实，作者想说明的是，狭义的审查制度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台下面的非正常行为。
ps：这本书的翻译是真的不好。有多处错误，比如将“agent”一词翻译成“代理人”，但其实应该是“能动者/行动者”，等等。顺嘴提一句，如果说中译本哪里读者很别扭，那十有八九是翻译的锅。建议大家直接阅读英文或者中英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