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是一本由张直心 王平著作，2020-8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读后感(一)：文本细读见功力

作者极具文本细读的功力，书中纠正了不少专家乃至大家的误读。如对柔石小说《三姊妹》的读解。《三姊妹》描写章先生在个人奋斗的历程中，邂逅了如花般美好的三姊妹：莲姑、蕙姑、藐姑，他奢想通过教育与婚姻彻底改变她们的命运，然而却因其一再犹豫、延宕，终至错失花季。对此，杨义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曾作如是评判：“章先生三到杭州，转换地追求三个贫家姐妹，却反映了一个追逐势利之徒缺乏道德责任心的猎艳心理”。杨义判语之谬在于忽视了《三姊妹》与作者同年梓行的《二月》相类，应属主我的“精神自传体小说”；小说结尾，章先生的自审——“他似乎是个过去时代的浪漫派的英雄”，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自我界定。

《三姊妹》里莲姑─蕙姑─藐姑那三美合一说，在《二月》中则化身为文嫂─陶岚─采莲这一波三折诱人之感情漩涡。而章先生面对莲姑、蕙姑一再说出“你真美啊”，却不愿驻足“停留一下”之谜面；也可与萧涧秋似乎已寻索到芙蓉镇这一世外桃源，临了却还是孑然一身出走对读。

文嫂─陶岚─采莲，犹如晚秋、初夏，早春之意象，表征着那命定的漂泊长旅不同时段呈现的人生风景，蕴涵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取向。然而时过境迁，不变的仍是漂泊者“有所顾惜，过于矜持”，惯以自我为中心（或曰自恋）的指涉。

又如对汪静之小说《伤心的祈祷》的读解。《伤心的祈祷》是一篇诗人小说，或谓诗化小说。男主人公值翿是V省城里H中学的国文教员，某日偶遇二十年未见的一位女同学，遂忆及十四五岁时在故乡念书时与她那段青涩的恋情。作者在读解文本时，更多地关注、感悟那些诗化了的情感符号、精神意象。

在男主人公心目中，始终觉得秋英“很缥渺，很恍惚，好像隔着辽远无涯的海洋，可望而不可即。”印证了那“花一般的少女”实是诗人“旧梦”的化身；是“梦中的女孩”。

“梦中的女孩”是不会“长大”的，永远那么的明净、清纯。纵然小说中曾有乡间女子无缠胸的习惯，秋英那“初发育的少女的两乳，高高地撑起有如将开未开的莲花”之描写，也不应如宋剑华论文《自私的亚当：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欲望转移》那般，将此误读为“性欲之强烈诱惑”，在作者刻意形容的“莲花”这一情感符号中，分明已凸示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明净、高洁喻义。

以上随手摘抄二例，适可见作者不仅言之有据地纠正了既有文学史误续，且文字别具诗+哲学之魅力。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读后感(二)：文学教育与社会理想如水火激荡

文学教育与社会理想如水火激荡

书评人 郑从彦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文明的又一道曙光。高等学校的代表北大在这场运动中脱颖而出，锋芒毕露；而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20世纪初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群星璀璨：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夏丏尊、沈尹默、沈兼士、沈玄庐、刘大白、陈望道、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作家曾在此执教；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曹聚仁、丰子恺、柔石、魏金枝、张维祺等作家曾在此求学。超豪华的教师团队以及顶优秀的学生阵容，孕育萌生了早期新文学社团“晨光社”和“湖畔诗社”，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

浙江一师的辉煌，或许也正契合了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百年来，浙江一师已变成一种象征意义的符号，不断被提起，亦不断被追念。提的人多了，浙江一师似乎越来越缥缈。幸好，在模糊的记忆中，总还有一群人在默默耕耘，让随风而逝的记忆停驻，并留下一串发人深省的烙印。杭州师范大学张直心教授便是这群有心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新著《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即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一新教育与新文学的绝佳结合部为视点，深入探索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

因是探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作者开篇便点明：此处所谓的“现代”，不仅标志着改朝换代意义上的一个断代的历史观念，而且蕴涵着文化学范畴的文明变迁。1909年辛亥革命前夜的“木瓜之役”是新学与旧学矛盾冲突的激变，是旧道德与新道德的水火不容。这样的势不两立，让一场教育思想风暴骤然在浙江一师形成，并让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场斗争中的核心人物夏震武因顽固不化，被鲁迅等戏称为“木瓜”。这种表面的戏谑，实则是更大风潮的导火索。读者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生爱护备至的鲁迅，一个在绝望中抱有一线希望的鲁迅——对于学生、对于青年，唯有信，唯有寄于希望，唯有爱，一个备感寂寞的鲁迅——此后一段时间“木瓜之役”战友分散尽矣。显然，在这一特定语境、环境、心境下，“现代”所构建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的脉络链条，自然有了耐人寻味的回环逻辑。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既阐释归纳“五四”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互动共生的普遍规律，同时又能挖掘出浙江一师标榜的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之间互动共生的特有迹象。如湖畔诗社四青年的集结，恰是依赖风潮对旧秩序的破坏，恰是踏准世事无常却应珍惜当下的节奏，方可捕捉“湖畔”那天真、稚气、清新、自然的灵感，写出人性的爱与美。殊不知，这一切的背后，隐约可见蒋梦麟乃至蔡元培悉心遥控着船舵。作者在这种回味无穷的互动共生里，肯定了一师风潮与“五四”精神相通的社会革命价值，当然也领悟到其后一师那更有声有色的文学革命同样应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

本书还以浙江一师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五名师生投身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为历史背景，作者倾心梳理他们所从事的文学与政治活动间的复杂关系，从旁印证一师表举的人格教育在新道德、新文化冲击下的中国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同时，作者还静心观照浙江一师文人的创作，研究得出其文体呈现出一个从诗到散文的集体性取舍趋势。作者认为：“朱自清发表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恰似一座界碑，可借作彼时一师文人不约而同作别诗化青春、步入散文人生的宣言。”“人”与“文”联动，让浙江一师人的文字彰显一种“前进而不激进”的生存姿态，表现一种智情合一的思想范式，凸显一种“火气”与“清气”消长的精神衍变。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张直心、王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读后感(三)：探寻文学的阈值

说起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更多学人自然瞩目于作为策源地的北京——以北大为首的高校活跃于教育的高地，纷纷作出了影响至深的转变。但鲜有人关注，彼时的浙江亦按捺不住策应的心绪，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它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据点，呼唤有志之士集结，将万千思维的星火熔铸于理想的场域，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改革序幕。而这块迷人又坚毅的土地，也走入了作者的视线。在文化的光影中，他们看到了史实中的罅隙，潜心书斋，静以修身，以沉潜者自陈，力图还原出南方一隅教育与文学变革的全貌。

张直心多年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始终以沉稳的目光打量学术的方式与指向，抬眼间观览文学生态的纷纭变幻，审视着隐秘深处的生命含义；俯察中又透视诸多纷杂的文学现象，细细拆解归拢，作出了理性的评析与辩证。故而，每每拜读张直心的大著，总能从其沉静的笔致中了解他的思想与学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学术的潜心投入。尽管古人说，凡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但真正要做到探求真理与创新，实非易事。张直心能在既有的框架下抽身出来，是因了其对学术的熟虑与省悟，字里行间总会展露出雄辩畅达的逻辑，以及氤氲荡漾的审美。譬如他对教育小说等实绩的考察，不仅丰富了该阶段浙一师作家群体的诗作、散文的记录，还集中着墨于作品的立意与属性——重点关注叶绍钧的小说《倪焕之》，借此梳理出民初以降近十年新旧教育观念的壁垒与进程。可以说，作者巧妙地以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着教育与文学的互生关系，折射出教育史乃至整个时代的变迁，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张直心抉隐索微、考据源流的学者风骨。他洞烛幽微，把“浙一师”带去特定的语言场，努力挖掘出现象背后的实质与根源，所以史料的搜集、解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在钩沉的过程中，他也匡正了一些谬误，比如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时间和校舍的建筑格式等，都在论证中得到了勘误。他也见微知著，从宏观处探知教育与文学的共生渊源。在书中，作者多次以个案例证，呈现出典型作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差异性，烛照新式学校与新兴文化的嬗变与融合。如以陈望道、施存统为代表的知识者“书斋社会主义者”一度徘徊于政治与文化运动间无从栖身，渐次退守理论阵地，译介马克主义文论；再如细腻羸弱的“漂泊人”柔石，在社会的实景中曾缺乏直面的勇气，面对接连的碰壁挫折，他任由精神上的“自我”逃遁寻路于作品之中，期待直至有朝一日能反哺现实，殉身革命。

在局部内容上，张直心在多重化的角度里展现学者的深思。他善于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周遭诸多领域相钩联，足见学识之渊深博大。在研究“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价值揭橥时，他从教育史、文学史的视角切入，在开放的语境中阐释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在评价“一师风潮”的成败得失时，作者不光从心理范畴剖析“人格教育”理念，还从思想史的高度印证浙江教育会的精神和成就。可惜，在文学的进程中，不少作家的道路发生了偏移，甚至完全与过去割裂，充斥着内心的焦躁与困苦。在对这些文人创作的臧否方面，张直心也作出了自己公允、独到的判断。比如在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专题的探讨上，作者书写前期激进者“火气”四溢的诗歌，用“烈火烧心、狂云拥背”的诗句发泄“胸中的块垒”，待年岁稍长后，“火气”渐消，“清气”生长，于是，不少文人寄意散文，使之成为承继心境、节奏与格调的艺术形式。对于近乎统一的文本取舍，张直心在予以充分尊重的同时，也给予了温和而通透的评价：“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疾不徐的生存姿态，标举一种智情合致的思维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可圈可点，令人击节。

张直心对于文体表达的方式延续着前辈们的风格与见解，其笔致充满智性的锋芒，同时兼具情性的雅致，故而其论著饱含诗哲交融的意蕴。在开阔的文体框架下，作者以深度比较的视野透视文本与思想的关联——以俞平伯诗学观转变为例，浙一师时期俞平伯曾一度舍弃“诗的兴趣即在本身”的观念，但后来被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所感染，又倡导“诗不但要自感”而且还要能感人向善的诗学观；还有李叔同在音乐领域对作词作曲的中西形式的选择，以及浙一师“改革教育”“理想教育”宏图的规划，其实都离不开西学的转化与实践。除却中西地域的文化比较，其实作家间的横向比较也多有涉及，比如作者专门开设一小节分析魏金枝《七封书信的自传》和叶绍钧《倪焕之》的异同，认为虽然二者同样描写社会的不公与教育界的黑暗，魏金枝的作品更具“普罗文学”的自觉，后期出走后文笔愈发走向偏激，着实可惜。而对于魏金枝、叶天底等在政治与艺术上的反叛，张直心的文字总会流露出诗性而又忧郁的色彩，他用动与静的悖论评述二人的心境，既有凝重，又有豁达。在纵向对比上，关于“浙一派”对散文风格的取舍，则援引叶圣陶以及此后的评家对朱自清散文中年变法的看法，称道“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帖，可又极其平淡质朴”,并归因其“年岁大了，经验多了，情感渐渐收敛，理智渐渐开拓，于是心平气和，平正通达，严肃而不冷峻，温和而不柔弱。”

不仅如此，作者还一如既往地追寻着理性外的境界，在曼妙的想象与诗意中凸显生命的情状，于是，当汪静之诗化小说《伤心的祈祷》中的男主人公值翿遭遇二十年未见的女同学时，值翿畅遥想起曾经青涩的恋情，觉得眼前的追忆着女孩竟沾染上朦胧的气息，可望而不可即、“将开未开”的花季气息。张直心将这种镜花水月的恋情比作旧梦的化身，更将青春的丝缕与眷恋命名为“梦中的女孩”，让本该流逝的心象开出了旖旎、奇幻的花朵。如此富有意境的学术之作源于作者多年的苦心孤诣，更源自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怎不让人心驰神往呢？！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读后感(四)：长亭古道，芳草碧连天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印象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设若尝试回望那并不遥远的当年，回望那同样纷扰、动荡，与当下时代相邻，且铺垫、创造了当今盛世的重大“变局”时代，当是何况味？——肃然、钦敬、震撼、慨叹、恍然……而一个显然的前提是，在“回望”中，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面对近现代史、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的绵密交织和纷繁复杂，（“拟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一新教育与新文学的绝佳结合部为视点，深入探索民初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能够助力普通知识者在知识、实践和思想的艰难探索中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能够大致晓得眼下种种从哪里来，未来种种可能朝哪里去的，这样的人、事和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导引。譬如手头这本张直心、王平合著的《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以下简称《现》著。）

所以袭用李叔同《送别》歌中之名句为此文题目，一则这是该书作者钟爱的意境，再则这恰是笔者初阅时的核心印象和感动。

著者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一新教育与新文学绝佳结合部为研究对象，将之置于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的脉络链条中，依据历史进程、社会思潮、文学发展、教育观念的衍变、历时性展现现代作家在浙江一师时的文学活动，着重深入探讨民初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发前人之未发，且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几乎处处“跨界”，于是新见迭出，惊喜不断。

一如能够“四两拨千斤”的高手少有五大三粗的那样，《现》著也可想而知地没有长成传统观念中的“巨著”，抑或常规意义上“大书”的模样，这，无疑是作者的修为和境界，但同时也很难说不是所论对象的幸运——毕竟，但凡遇到类似这样的题目，因袭前人框架，传抄现成资料的轨道几乎已经铺好，前路习惯性地通往乏人问津的四平八稳，充当旧版新印的校史的局部克隆物，这是最最安全、保险的平庸，将心比心，理解万岁，就多、快、省而言这无疑是合理的方法；不成想，著者却偏将这样一个极易平庸化的选题做得如此辽远宏大，深邃险峻，光影变化，明晦生动，如此超出那些被主题读物长期饲养的读者的阅读惯性和心理惰性。如笔者这样准备不足的，一旦开卷便突临深渊高树，面对从过往时光里扑面而来的生趣、生动、生机，乃至生猛，至少初读时只顾得上叫好，过后方有一点偶留指爪的想法，实在不敢称作“思考”，之后的品咂和回味，自然需交给更多的时间和缘分了。

一、“穿越”到那个时代与“出现场”

《现》著开篇，在“既有研究综述”中即表达了此作研究的版图，以及相应的格局、深度和目标：

“20世纪初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群星荟萃：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夏丏尊、沈尹默、沈兼士、沈玄庐、刘大白、陈望道、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作家曾在一师执教；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曹聚仁、丰子恺、柔石、魏金枝、张维祺等作家曾在此校求学。早期新文学社团“晨光社”、“湖畔诗社”在这里创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在这里孕育萌生。不无遗憾的是，这些史实在既有文学史叙事中却大都隐而不彰或语焉不详。”

在此目标、心气，或是学术雄心下，研究工作量可想而知，如前述，此书并非“大部头”的“巨著”，但任意翻开一页，均不难发现此项研究背后的资料功夫和案头功夫是何等巨大的工作。——多数史料或许并非首次发现，但绝对是被过往”视若无睹“的部分，对其爬梳、整理、分析的地基工作可谓实打实的艰辛，此中发现，如对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间的纠谬，对浙一师陈望道、施存统等五名师生投身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筹建活动的考证、思辨等，其史料价值必将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诚如著者所言，在“史学梳理的同时，本书尤重诗学批评”，并“着重考量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互动共生的内在逻辑”，这一思路，不能说是剑走偏锋，或刻意寻找当下为数不少学人热衷的“角度发现”之类，更不算立论奇崛，故作惊人，但是，在著者一贯的文史互动、互证的学术习惯下，秉持一贯的深情、严谨和细腻，即使管中窥豹，所得、所见也实在堪称蔚为大观。

如果说，即使抛开《现》著的内容和论题本身，上述的学术特点也是贯穿著者张直心先生过往各门类研究的共性，那么，笔者其实特别想说的，是此著中特别精彩迷人的一种磁场和境域——“出现场”。是的，请原谅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比拟。

著者立意和成果相对应的，“文学史视野的确立，意味着笔者不仅关注‘木瓜之役’、‘一师风潮’、‘湖畔诗 社成立’等大事年表；亦关心、捕捉诸多微妙的生命情境、历史细节，从而发见传统史学‘史所不书’处的丰饶、深刻意蕴。”这，当是种种读者的共识，而其成因、方法、技巧，似乎绕不开“出现场”。

出现场：为着对象而非前定，冲着真相而非概念，尊重客观，脚踏实地，与“当事人”声情相通，心境相接，对事不对人，对事也对人，至少不能“对人不对事”，如此，方有可能真正避开模块、逃脱模型而关注细节、捕捉微妙——尤其是那些与过往话语和公共习惯印象有出入，甚至逆反的眼角眉梢、蛛丝马迹——保护了现场，还原了过程，理解了心态，一头一尾的动机和结论也就水落石出，自然而然了。

为了“出现场”，著者几乎在每一个案和论题的展开中，都努力着“穿越”回去，以做笔录一般的耐心，真正去同呼吸共命运，串联史料、比对细节，复刻过程，不避细节地讲故事，终于使过往只留框架的补全了内容，只留骨架的丰满了血肉，终于让当下“人”知道当时“人”的事和情，文学史、教育史、革命史的真实具体的实践，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负负得正，不是严格公式，不是一往无前，更多的真相，乃是被历史的“最大公约数”所放弃或封存的那些，那些被必须的“整数”所四舍五入后，无法永远鲜明、鲜活、鲜亮的部分，那些被时光磨洗，被人为涂改，被误会遮蔽，被偏见选择性无视的——好在，还有人愿意导引他们“穿越”，出现场。

而将成果、资料与全篇叙述细腻糅合，绵密熨帖则更加不易。引、转精到，有“书袋”而不”掉“，行文激情而克制，力道向内，冰山只露三分之一，这在全书中一以贯之。著者中张直心先生向来的文风和学术特征，本无意外，只是此番已臻化境，即使片段，也如老酒老茶，藏不住的喉韵和回甘；难得王平女史笔下亦如此挥洒自如，收放有度，别具华彩。

难以言表，仅引三例如下：

谈鲁迅：

一次化学课讲氢气，鲁迅在教室里演示氢气燃烧实验。他把烧瓶中的纯氢等实验用品带到教室时，发现忘了拿火柴，就回办公室去取。离开教室时，他特意关照学生，不要摇动烧瓶，否则混入空气，燃烧时是会爆炸的。但等他拿着火柴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却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实验。刚将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那烧瓶却“膨”地一声突然爆炸了，手上的血溅满了讲台、点名册与衬衫。而他却顾不上自己的伤痛，急着先去照看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唯恐伤着他们；令其惊异的是，学生在他回来之前，竟然早已躲到后排去了。事隔十多年后，鲁迅还对房东女儿俞芳述及此事。上述事件在俞芳的回忆中，更多地凸现了鲁迅“对学生爱护备至的精神”这一面。阴影中的另一面呢？

手流着血，心更受了伤，深深地刺激着鲁迅，但他却无言以对。直到多年后，写作《狂人日记》时，那创伤才混融着所有的心灵郁结，终于迸成了那么一句感天动地的呐喊：“救救孩子”！

谈朱自清：

狷者∕狂者亦可说是其一体之两面。

恰逢青春期的朱自清诗作中充盈着的，除却“英雄之情”，更有“浪漫之情”。某晚泛舟湖上，见“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飘然而过，惊为“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天人。故不仅撰《女人》篇纪实；且复沓为之赋诗。如《湖上》赞美乘着那“舷边颤也颤的红花”之小船，唱起美妙的“不容我们听，只容我们想的歌”的“白衣的平和女神们”。如果说前述“手像火把”、热血腾沸的盗火者A.S.（原型即邓中夏）堪称“血与泪底文学”中的英雄典型；那么，湖上的白衣姑娘恰可借作专司“爱与美底文学”的女神。

无论是“英雄之情”，抑或“浪漫之情”，磅礴郁积既久，难免境至“极境”，情至“纵情”。如是便有杭州湖上三夜的畅游寻欢；便有曲折宛延二百余行的长诗《毁灭》。

谈刘大白：

倘使我们又计较刘大白的官场功夫称职与否，就再回到他甚是纠结的“西博会”上来。他在《西湖博览会教育馆特刊》里阐述了教育与农工商业两项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讲得明白晓畅：教育为农工商业提供人才，而教育经费也要从农工商业里来，而官场教育是万万要反对的。在“西博会”开放展馆时期，他在教育馆出入口、各陈列室都写了联注，以资点缀。出口处的对联是这样的：

看完这教育成绩，感想如何！不满意么？要同担些匡扶责任。

放下那湖山美观，勾留在此，能著眼的，别错认是点缀功夫。

由此可见，反反复复的刘大白，抵牾两面的刘大白，骨子里就是那个要翻墙跳进一师救学生的刘先生。

类似文字，都是“出现场”的绵密叙事和“平视”发现的真人、真情、真相，凡此种种动人处，只好套用这样一句习语——“理解之同情”。事实上，普通读者很难判断：二位作者在最终动笔文字之初，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在用“史论”的态度进入“史料”，并用“史笔”的标准面对“史实”,但人物、史料，尤其是作品，自有其脉脉不绝的生命力量，只要足够真诚和坚实，笔下流出的，确乎是如《现》著一般激情与冷静交融激荡，诗情与史笔交响铿锵的坚实作品。

二、“从来如此，便对么？”

小标题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逼近本质的一问，近年来莫名成了网红中的网红，可能是因为过于高明和精彩。

通过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质疑与“高保真”还原，尤其是对围绕浙一师那高密度的各种近乎标本价值的思潮、学潮、革命浪潮的点点厘清，作为普通读者，不难发现：当下人文、社科领域若干常识的得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那个时代“摸着石头过河”般渐次规范和完善的师生关系、人格塑造、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教育管理等等校园世界的本门功课，还是在那个时代与上述一切同时汹涌而来的，诸如白话、演讲、现代戏剧、美术、音乐、美育等等“新词”和“大事”，以及与之对立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其最终的选择和成败，那些成为当下主流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普遍共识和常识的，而今似乎是公式和定律一般的东西，乃是诸多设计、实验、争议、论战和斗争的结果，其“立住”的过程，原来远非一来就众望所归，天经地义，或者即使真的众望所归，也是诸多汗水、泪水、血水腌制下，才被习惯着发现是“天经地义”的。

同时，在各种各样的过程中，因具体时代、人物，甚至事务性需求，实不乏似是而非、勉为其难、得过且过的阶段性提法，却也往往被立为权威、经典，似豆腐掉在灰堆里，吹不得拍不得，随时间推移，衍生出太多因板正而荒诞的，笑不出来的笑话。

譬如：以纯科学主义代替科学本身，将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主观激进与客观偏狭互为表里，抛开终极信仰与人文关怀，抽离平等与自由，而谈科学与民主，以术为道，为术而术（为学术而学术，为权术而学术，或反其意而用之），对宗教信仰的本能警惕，过度提防，甚至污名化处理，种种遗憾，均留在了那个黄金年代之后，这是那个年代必然的成果还是无奈的遗留呢？岁月无言，总之自此往后，滋生变异，洋洋大观。每每回望，绝大多数的感慨，几乎都可套用那句近乎感情箴言的——错过了，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其实，说句真不想伤了大雅的玩笑话，哪个时代的网红都得圈粉，圈粉必得搏眼球，文人而言，总出高论的真没几个，但出绝论、说狠话的本事，那个时代的各位，和当今种种大V，至少在心态上差别不大。更何况如书中所还原的，人生天地间，除了思想、文化、政治之外，浙一师诸君同样面对着经济、人事、行政及日常事务的种种，不少被奉为大神者留下的不留余地的观点，真实所指和意图究竟是什么，将心比心，也许也并不难明白。反之，倒是李叔同、刘大白、沈玄庐、朱自清、柔石等人，在“一师”岁月中留下的那些通体矛盾，左右偏侧，上下求索，抑或“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乃至期期艾艾、畏畏缩缩的故事，永远在提醒我们：所谓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意味着长河中总有支流、湍流和洄流，所谓“必然性”正是其中的浮木，海量的可能性啊……一帆风顺的？——是画！

三、知识者的精神梦寻

就《现》著而言，透过浙一师这一研究标本，一个很难不去直面的问题是：历史起承转合之间，也是文化新旧交替之际的一师，天时地利人和，从影响和流变来看，如果说“需要天才也产生了天才的时代”抑或“人类群星璀璨时”确乎是世界范围内重要而成功的精神源泉和历史榜样，则“浙一师时代”便正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同样重要但不太成功的价值图腾和偶像标本。必须解释：所谓“不太成功”的，盖指其中多数师生，远未达臻“高大上”，时代的机遇及自身的优长与时代的遗憾和自身的不足同样的透明和鲜明，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下，思想、文化的活力，人性、人文的魅力方才近乎绝响，足令今人仰望。无论将标准和视角定位为博雅、多元、宽容，还是激昂、谨严、峻急，乃至冒失、冲动、偏激，均可以曾经的一师为例，铭记有过这样的时代、环境、文化，有过这样的学校、教师、学生。

毫无疑问，回望一师，其精神舵手经亨颐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是他当年思想高度的最核心基因，更是其影响力直抵当下，薪火绵延不绝的根本动因和活力所在，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价值共同体”没有成为行为共同体、行政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的放过，环境的宽待和命运的怜悯。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开篇即强调的“所谓的‘现代’”，更加值得重视和珍爱——因其“不仅标志着改朝换代意义上的一个断代的历史观念；而且蕴涵着文化学范畴的文明变迁。在这一语境下，‘现代’或指传递、输送某种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意识的域外文明的别称。”

此著为两代学人间的接力棒，这一别具仪式感的传承本身，或可谓暗合着书名“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之现实版演义。

喜读此书，跟随二位作者，渐次进入那个年代、那个校园里的人和事，其前后左右的环境、文化、潮流，和那些只堪讶异的人格、性情、做派，那些近乎透明的真，毫无心机的善，惊心动魄的美，或者勉为其难的假，忍辱负重的丑，大可同情的恶，甚至那些不太高明的伪善，尚不猥琐的油腻，好话没说尽，坏事没做绝，一切都足以让时人叹服：还能这样？这样都行？

于笔者而言，初读之际时时恍惚，似乎手捧的是格林童话、离骚、聊斋——仿佛是一些该有而没有的事，细读后方才回过神来，发现恰如学术版的《荷马史诗》《史记·刺客列传》以及电影《无问西东》，是一些居然有过、且未必会再有的事。呵呵，读一番，梦一场，不是么？如前文所题，能够“穿越”到某一时空“出现场”的，其实多见于梦境。思忖：该书于过去、当下、未来而言之独特意义——时代的跌宕波折中，不妨借一师这一昨日的知识者憩园稍事休息，然后继续我们的精神梦寻。

2020年9月21日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