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本由[美] 裴士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三)：政治历史浩瀚而无常

平时历史以及政治书籍看得少，读这本书很吃惊，最惊愕的是彭璜的突然人间蒸发，个人认为本书在很明显地暗示彭璜是被那位大人物暗杀掉了，非常揪心，想穿越回去看真相是怎么回事。
其次吃惊的是湖南闹独立在近代这么凶狠，而且领头人之一就是那位大人物，并且重要领导的檄文里用爱尔兰（在凡是稍微有良知人看来当然应该）独立来作比。联想到如今的台湾，深觉课堂上的历史政治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和肤浅。
因为自己对近代湖南出的人才有所了解，本书重点刻画的湖南多才俊到了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本书让我把原有知识体系更加扩大化。
读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古以来”“天理”之类的静态的历史是非观和政治信仰是非常脱离实际和目光短浅的，看看那位大人物在本书涉及到了时期是怎么大变特变彻底变政治言行的吧。这只是一本通俗的书，只是一本记录几十年历史的书，一本记录区区一个省的书，里面描绘的政治主流是多么频繁的彻底改变。可见时势造舆论，做人和看问题要顺势而为，不要脱离时代。
大仲马说历史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一颗钉子，其实政治正确的理念也是人用来过得更好的一件衣服。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经典比喻，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比喻，因为历史其实不带道德审判和政治立场的，茨威格写《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司马迁写《史记》夹带个人情感只是因为作者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历史本身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评论感慨的是人，不是历史，所以不存在任人打扮，我觉得政治更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八)：《船山遗书》的精神标的一直定位在湖南

      首先从这本书开始说起。整体而言，还是值得一读，具体原因就不一一分析了。看了书友们的评价和留言，贬多褒少，这点我不认同。首先还是应该肯定这本书，不管你抱着什么目的去读，读后读到了什么，是不是没有读到你期待的东西，那都跟作者无关，毕竟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而且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作者写了什么，读者读到了什么，两者不搭完全能理解。但我还是不认同读者没有读到想读的或者没读懂就由此否定作者和作品。
     
     以下谈谈我的理解。也借此说说作者疏漏的地方——湖湘文化。
     有清一代，王船山都相当不受待见，其人其书，湮灭于史者凡200年。原因有三：
      一是政治问题，他是明朝遗臣，而且曾经举兵抗清。
     二是个人原因，就是王船山的个性——他30岁抗清失败后投奔永历帝于肇庆，然而彼时的小朝廷仍然党争不断，而他也不幸陷入其间。然后他就顿悟了：只要党争不息，明朝复国无望。他失望之余，正好母亲去世回家崩丧，一路清兵追捕，各种隐姓埋名，种种苦逼，可以想见，从此与这个小朝廷诀别。
      三就是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暂时又说回王船山。从33岁开始隐遁，至74岁逝世，凡四十余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逃亡、授徒、隐居、著述。身处国破家亡之乱世，其个人身世确实苦逼，吃的苦就不说了。也正是身处如此环境，促使王船山干了两件事：
      一，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二，对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朝统治者，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其间，吴三桂、清廷都有招揽过他，但都被拒绝。一代大师，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全发全服死去，应该说是死得其所。但是，他的著作生前基本无法刊行。据说，他生前也留有遗言，要求子嗣至少200年内不得将他的著作示人。
      这里再插播一下，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二曲，也都是明朝遗臣，也是大师级人物，待遇就很高了——天子下堂，名重天下，而且招收了一堆硕士、博士给自己整理著作。
      这两下一对比，船山哥忠于明朝的坚贞不屈的形象，就显得无比高大，至少为湖南本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的榜样；而他的著作中蕴含的深刻的批判思想，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留下了伏笔。不过，还是因为政治原因，再高大也只能在湖南一隅产生影响。这就出现了一个结合——王船山跟湖南紧密的联系了起来，纽带就是——湖湘文化。
      这里又说回上文分析的第三个原因。湖南自古就是南蛮之地，历史上也都一直跟湖北绑一起，明清时都归于湖广总督治下。但是，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即以岳麓书院为策源地形成的湖湘文化，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形成。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的士人一直都有一种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王船山以其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一生，理所当然的成为湖湘文化里程碑式的人物，也由此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坐标。
      风云际会，历史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历史周期律在清末再次发挥作用。湘籍士人很自觉的举起了王船山的旗帜，不断从其思想里吸收养分，寻找依据。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魏源、曾左，到改良派的谭嗣同，到革命派的黄兴、蔡锷，最后到主席。当然，主席是通过他的恩师杨昌济，大量阅读了船山的著作，而深受其影响。最后，以主席为代表，从湖南走出去了大量的人才。对现代中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印象。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的基本观念。不过，我个人认为，作者唯一没有讲透的地方，就是湖湘文化。如果把湖南比喻为一位母亲，是什么促使这个地方，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孕育了大批量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湖湘文化这根纽带！
      
     由此，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王船山不是出生在湖南，没有湖湘文化的孕育，他的思想恐怕在历史上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可能真的就湮灭了。因此说，王船山，和他的《船山遗书》，精神标的一直就定位在湖南。
      最后，掉个书袋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船山！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十)：但开风气争师从——王夫之思想遗产后的现代湖南人

王夫之本来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位思想家，隐居山中从事著述，生前并不曾得尺寸裂土或令名。但谁也想不到身死之后的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了各方各派争相引用、阐释的巨大思想资源。

这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与我们的主流历史叙述不同，作者跳出了沿海模式的圈子路径，转而从内陆思想文化的独立本位来考察湖南在现代中国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作为一部思想史类型的著作，作者能娴熟频繁地征引不同作家的作品而无断章取义的繁冗之感，实则得益于其高潮的叙述的策略。用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模式，引申出现代湖南历史上一位位行动主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

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巨变，王夫之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变革的人物。与其他人不同，他几乎晚年长期隐居山中，不过问世间的政治俗务而潜心于学术思考，终于留下了煌煌巨著。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在19世纪之前的一百多年里，王夫之的大部分著作都只有等待未来的付梓，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是注解古代儒家典籍的文章且涉及对满清不满和华夷之辨的大多被删减篡改。而本书的故事就从王夫之的作品重新刊布开始，带有“天启”式的使命感的湖南当地学者邓显鹤是第一批从事船山思想复兴的学者，而当时的湖南在各省之间为人鄙视，湖南人也常被称为“骡子”，邓显鹤等人在搜集楚地先贤的文章诗歌的工作中意外得到贵人帮助。王夫之后人决意光耀门楣重新付梓刊印王夫之众多从未出版的著作，而邓显鹤也成了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人。邹汉勋、邓显鹤、欧阳兆熊、左宗植、左宗棠等人分别负责主编审阅工作，这一事件对于王夫之思想的重新流行和现代湖南自主意识的萌发无疑起着凿空的功用。在作者看来。1842年的这项大工程的意义不亚于房山石刻亦或敦煌千佛洞。但作者也分析出了当时遗憾未竟的事业，囿于集权专制的权力，当时真正刊行的《船山遗书》只有18种，而本来预计是出版42种的，随后接踵而来的主编去世和太平天国的战火摧毁了刻板的成果。但火种已经种下，左宗棠将和郭嵩焘相遇，而在战乱时代的山中，《船山遗书》恰好被带入山中，在历史的语境下郭嵩焘开始了他的潜心研究，自此走上了改革和重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系列改革活动。

郭嵩焘的弃武从文和山中潜心研读王夫之著作为今后他的人生志向埋下了伏笔。开明而超前的郭嵩焘重新诠释了儒家经典，认为需要变革，改变需要因事而为。后来作为英国公使的他则是一个“盗火者”，他一生背负了家乡许多士绅和学子的辱骂、污蔑和抨击，但却以兴办新学堂和开展演说、组织禁烟会为契机，开始以一个行动家的身份重塑湖南人的精神气魄。在本书的第二章“湖南复兴的基础”里郭嵩焘的地位和作用着实不亚于曾国藩及其湘军，当然前一章里也论及曾氏刊印船山遗书的故事，但曾国藩所为多为自律而郭嵩焘则是意图以涓滴之不懈坚持而做改造社会之宏图大业。这种思想不啻是19世纪70、80、90年代的一股极为强劲的风。郭嵩焘是巨眼之人，他认准教育之重要。遂以校经堂和思贤讲舍为基础，讲授算学、科学。最重要的是郭嵩焘带来的是湖南学校学者同心协力的可能性，是王夫之思想余绪的血脉继承者，这些将在后来绽放异彩。

如果说郭嵩焘是生前还未看到公孙果的成熟的话，那么湖南在郭氏逝世后五年就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正反多方面的博弈，反面是周汉的神助攻，引发了西洋人的抗议，清朝政府为了平息不断的闹事安抚局面，更换了湖南上层督抚人选。陈宝箴来到湖南，谭嗣同等人领衔的湖南维新运动一时蔚然成风。天时、地利、人和在1895-1897年之间的湖南可谓最恰当不过了，这一时间陈宝箴、陈三立、学政江标、士绅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通力合作，一时办报、讲学、讨论风气繁盛。《湘报》的问答版块事实上起到了民主实践和训练的作用，也陶冶培育了下一世代的青年人如杨昌济等。除了报纸刊物的广泛发布和影响，这一时期湖南的学会也呈现了新气象，作者特别关注了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中一些学生的激进言论，从历史的另一侧面解释了当时湖南青年人中确实存在着湖南地方主义和自成一体甚至立国的可能性。谭嗣同等人对王夫之也进行了诠释与阐发，其核心是需要主动自发的改造器以实行道。这一阶段也可看做是湖南自觉意识和地方情绪最为勃发的阶段。

第五章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籍思想家、学者的苦闷与矛盾奋斗为出口，以黄兴的协调为转折，历史进入了新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