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是一本由（清）张之洞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曰去妄，二曰去苟。
●可怜大厦将倾张老先生苦苦支持。这种中兴名臣看着一个个老古董，其实不知道比那些乱蹦乱跳的高了多少个level。
●眼光毒辣得可怕，博约，体用，绅商，中西风俗，西教之国力基础，早现西方局势与春秋战国类比，王军士师与武备，乃至非弭兵与非攻教，与康梁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还多了份冷静持重。
●既不走因循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张之洞 #大清药丸#
●“中学（孔孟学说）为体，西学为用”，是民族与世界的统一，也是至理。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忧国忧民，思想丰富，能让光绪和慈禧同时赏识，很厉害。
《劝学篇》读后感(一)：国之栋梁
张之洞是晚清的栋梁，那一辈人饱受列强欺凌，一心想要使自己的祖国强大，可惜多种尝试都失败了，张之洞提出的方案还是很好的，不过她好像反对政治改革，而侧重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难道这就是传说种的阶级局限性？他仅仅是为了保住大清王朝的统治，我感觉不是，他不认为民主可以在我国推行。我觉得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
《劝学篇》读后感(二)：读了一遍，感触颇深，要真正了解历史，还是要看当时人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让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了更深的理解。变法总是易惹来非议，有人支持，有人发对，有人支持变法但认为方法不对。这让我想起王安石变法，就怕最后变成党争，敌人发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发对。也有一些地方不知啥意思，如知类第四，本书P29页，有一句：“法、意、日、比为罗马种”，不知这个“日”指哪个国家，请高人指点一下!
读中国近代史，晚请是个饶不开的心结，那里有着太多令人叹息的悲剧——一而再的战败、一而再的割地、一而再的赔款，所谓自通商以来，似乎唯有丧权辱国。对于如此不堪的国是，当时作为晚请一代重臣的张南皮，给重病中的帝国开出了什么药方呢？那就不能不读南皮先生的《劝学篇》。该书当时的印刷量在两百万册，可谓影响巨大。
一、知耻（也就是要了解中国不如其他国家的地方）
一、知惧（也就是要惧怕中国成为那些在当时或灭亡或被瓜分的国家）
一、知变（要知道改变教育，行变法之道）
一、知要（要知道中学致用为要，西学中政治为要）
一、知本（不忘记中国的名教/纲常根本）
其写作目的是希望海内士大夫可以知亡而知强。
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其实质还在于维护中国的名教和纲常，这也体现了南皮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学，必须先学好中学。
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个人比较推崇外篇，主要说的是如果改良中国：希望可以开化民智，鼓励士子游学海外（南皮推崇旅日），奖励开办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多翻译外国著作，鼓励士民多阅读新闻报刊来了解天下事，倡导有节制地变更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主张君权而反对民权），改革科举的内容使通过科举的人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奖励工商和农业来振兴中华经济，倡导新式的武备学堂和矿业学校，主张广修铁路，各省要互相交流，不要过多指望在自身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弭兵，反对攻击孔子学说等等。其中不少建议，在当时有着深远的意义，并被不少人所采纳——比如游学日本。
最后附南皮先生的简介：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劝学篇》读后感(四)：世人莫忘张之洞
近读张之洞《劝学篇》，颇有感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八岁中举人，为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为该科探花。点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后升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他任督抚期间，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一度赢得“天下之望”；而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曾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是最后的殿军。
他饱读诗书，精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他视野开阔，对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有广泛了解。
他，绝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食古不化、顽固守旧者——他吸取了大量的西艺和西政知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他，也绝非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大言无当、没有官场历练的书生——他历任督抚，扬厉中外，颇有政绩和人望。
他，更不是袁世凯那样的野心家、乱世奸雄，尽管清室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他却绝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薄薄的一册《劝学篇》里找到证明。
一本探讨社会改革之书，何以名之为《劝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且他发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序》）。针对历来科举制度的弊端，他殷切告诫学子，无论治何学问，均应以致用为目的，不可流于浮泛，亦不可专意词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守约》）。
他深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原因出在内部：“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周之内矣。”（《序》）危机面前，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指出“苟欲弭兵，必先练兵”（《非弭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会通》）。“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序》）。他反对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指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序》）。他超越了早期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不再把西学仅限于“西艺”，把西学的范围扩展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以及交通、传媒等各个方面，除了议会选举制度以外，几乎要“全盘西化”了。
以传统的标准评价，他无愧 于忠君爱国的贤臣良相。
就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而言，他也尽了极大的努力。
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但他也很明确，必须“明纲”、“宗经”，决不走动摇纲常、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成了他的底线。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他死后两年，在他长期经营的重镇武昌，由他训练的新军下层官兵率先发难，引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改旗易帜的路是正是邪，姑且不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好像也是天意。
不知他临终之前对此是否有强烈的预感。好在他先走了一步，避免了出席满清皇室逊位的难堪仪式。否则，不知他将怎样应对，发出何等感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逢末世运偏消”，是《红楼梦》里咏叹贾探春的诗句。用于形容张之洞，愚以为也颇贴切。
看来，历史的局限，有时要突破，也很难。
近来见到有的论者说：如果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改良派当时能执中国牛耳，中国极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后来的许多混乱和灾难就都可以避免了，中国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很先进、很强大的了。
也许是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如果”。
但无论怎样，张之洞一干人为探索中国的前进之路，曾经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而这本当时印数达200万册、曾风靡一时的《劝学篇》呢？尽管其中不少的论点论据都已过时，但它所开启的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戊戌变法110周年（2008）之际重新出版此书，显然不无意义。
2012年11月25日读后记
《劝学篇》读后感(五)：戏说张之洞《劝学篇》
晚上看了一遍张之洞《劝学篇》的内篇。猜想《劝学篇》就好像是1900年版的“中国人，你要自信”，只不过在今日这是一栏电视综艺节目，两个甲子之前的《劝学篇》则基本上是用整齐的四六文写成。
第一篇“同心”：所谓“同心”，张之洞言“保国”、“保教”、“保种”三者“合为一心”，其中又以“保国”为根本。张之洞列举了世界各民族宗教与国家实力的关系（虽然因为时代局限而错误频出），总结出“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的丛林法则：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延续与传播都依赖着国家实力作为支撑。与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张之洞力求将“儒家”转化为辅助中国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儒教”），与世界各宗教形成对立的同时，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由此实现救国保种的现实目标。
第二篇“教忠”，很明显就是要求臣民在“时世艰虞”之际仍然效忠于满清统治。张之洞列绝了秦汉以来历代的税收制度，为了凸显出大清自康乾以后就不增田税的“仁政”；在随后罗列出的“仁政”的十五个方面中，大清对臣民的恩惠均是前所未有。但稍有经济观念的现代读者读此篇，不禁疑问：又不加税，又整天动用国家力量大兴土木，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究竟从哪里来啊？
第三篇“明纲”可能是现代读者读到后会义愤填膺的一篇：张之洞不仅反复强调“三纲五常”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真理，更用其批驳民权：“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最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但张之洞还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中华的教化也能够社会稳定繁荣？张给出的解释是：“西国故有君臣、父子、男女之伦也”！
第四篇“知类”，强调种族差异，呼吁大清的臣民不要改换国籍。
第五篇“宗经”，批评“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强调必须用六经中的道德标准准评判子部典籍，突显“经”的权威性。
第六篇“正权”，接上文继续批驳民权之说，但也试图寻求折衷：一方面张之洞实际上默认了倡导民权者的诉求：变法设议院，兴办工商、学堂等，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从上而下地展开，民间私自进行必将陷入困境。最终，张之洞大喊：“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第七篇“循序”，声明学习西学必先坚实中学。
第八篇“守约”，不是“遵守契约”之意，其中的“约”是“简约”之“约”，与“博”相对；自墨子以降，历来对于儒家都有“繁而无用、劳而无功”的批评，因此“守约”是要求研习经学，需要“先博后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兼顾知识广博与义理简约。
第九篇“去毒”就是要禁鸦片，张之洞提倡广泛建立学堂，培养民众的求知心，以消除吸食上瘾。真富有理想主义！
在21世纪读《劝学篇》，张之洞改造儒学的种种努力难免显得可笑、可悲、甚至可憎，但我们总不能超越历史背景评价人物。若与同时代的一大群经学家相比，张之洞绝对是思想开明者。在儒学的意识形态中长大，在科举中摸爬滚打进入仕途的人，有多少的希望能够不带有偏见地客观评价中学与西学？即便今日，这样的论争中不仍然充斥着民族情感或者盲目崇拜？
我想读历史的趣味之一，正在于反思历史参照下的荒诞，并且与此同时，警醒自己始终谦虚谨慎：我们何以能自信地宣称，百二十年后，当我们的后代考察2020年人们的观念时，我们就一定会比张之洞高明？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区分：“儒家的历史”与“历史的儒家”；前者发生在儒家控制下的中国，所有历史都在儒家的标准下被衡量，后者则产生于儒家失去权威后的中国，儒家经典也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即便在“儒家的历史”的崩溃几乎已经不可扭转之际，张之洞却更要坚持一种想象中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学。（注意，先秦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完全是汉儒及以后的解释）当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将要崩溃之际，都会短暂地出现一种极端的反抗：试图通过放大自身与他者的对立，突出妄自尊大的民族情绪，仿佛是恒星最后的爆炸。列文森：“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力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这个在没有对手的条件下被视为当然真理的儒学，现在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一种不向改变了中国生活基础的西方对手投降的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