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中》是一本由[德]韩炳哲（Byung-Chul Han）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讲得挺浅的 逻辑性有欠缺（省略掉很多过程）但是提到的问题点确实值得思考。
●数字化是一片变动不居的海，已经背叛了所有大地的诺莫斯。当下的“点赞社会”，毫无敬意，充满愤怒，已然无法构成“我们”，而每一个个体都已经从经手到动指，从农夫到猎人，从主体到项目，从公民到消费者......在其中“就连执政都会变得越来越像市场营销”。而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已然在数字时代达到了圆满，信任由监控和透明取代，个体活在自由的假想中，自愿地自我展示和曝光，并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者数字全景监狱，“老大哥”和他的犯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清。在这里，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监视，甚至于“物联网”使得万物都在监视着每个个体。题词“泪眼婆娑，我复归土”终归是个梦幻泡影。
●好书，有观点有内容有启发，看看如今的大学教材，便知当下大众心理学与传播学研究的滞后。本书关于现行传播形式和媒介的思考发人深思。数字媒体的及时性、匿名性消灭了事物的负面性，信息在其中累积叠加，人们用点赞转发投票计数。失去了叙述和他者后，我们沉溺于与自我的单纯关系，离开了土地的秩序，没有经验可言，思想、精神和真理难以存活。所有过去未来都变成当下，当下的绝对化消灭了时间牵制，Big Data当上了Big Brother。在数字的全景监狱里，我们在自我剥削，也在自我监控，每个人都是Big Brother，每个人又同时都是囚徒。
●这竟然是一本花了1个小时不到就看完的短书，内容之简短让我怀疑只是一篇论文的量，可是章节之间结构又有点跳脱。但是章节之中的观点都很好玩。信息爆炸时代大家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谁都逃不过过度处理信息的焦虑
●数字媒体时代的群体狂欢和孤独个体之镜像。 “扫一扫”跟扫没有任何关系，渐渐远离大地的我们，是否仍有力量的来源？迷恋于数字化的主动和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在被监视中迷失。也许已经没有“我们”，只有“群”。韩炳哲的《在群中》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每个人都在监控，每个人又都在被监控。每个人都是“老大哥”，每个人又都是囚犯。数字成就了边沁全景监狱的完美结局。”薄薄一册，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刻。#24
●2019年22nd 篇幅短小但是信息量很大 需要非常集中精神去理解和体会带有文学性的逻辑 我们都是生活在数字全景监狱里互相监视的居民
●数字交流挤占甚至剥夺了真实的接触，这样的交流是否将愈来愈烈，其他人都在线上自己无法独自下线，难道那没有电子设备的日子将永远过去，出路还要自己找。
●没有距离的观看就没有了敬意。土地秩序变成了数字秩序。
●大数据造就精神的全景式监控，点赞文化催生消费主义式民主，信息的轻盈最终取消了大地和肉生的意义。其实韩炳哲和心理学没有什么关系，更多是从政治哲学介入媒介批判的路数。
《在群中》读后感(一)：问君何为数码人，只缘身在此群中
薄薄一本，虽然有些地方，诸如海德格尔、尼采、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想引用得让我实在是很难看懂之外，大部分章节还是有现实批判性指导意义的。比如数字时代个人隐私权的总结；人人都是老大哥，同时人人都是囚徒；数字广场上的群体是松散的个体和去政治化的原子……这些都能反映作者对数字媒体时代的消极态度，而且还时不时有点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之论。
“在群中”，这里说的群并不是窄化的社交媒体中的群组，而是数字媒体时代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数码人而存在的“数字乌合之众”，看似每个个体都即是信息生产者又是信息消费者，但极度的个体化和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同是导致了政治的终结，自我曝光和自恋在拉康的镜像“他者”中业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消费社会化的大众心理。
不断更新换代的具身化技术让人体得到延伸的同时，也截除了原本广泛存在于独立精神外的墙，固有的内向性在数字媒体生态透明性的冲击下慢慢瓦解，通过图像及数据再现或呈现为能够被挖掘出内在性的数码人。每个数码人都无法逃脱沦为数据的宿命，但这种宿命偏偏是自我主动追求的，也就是每个人都成了老大哥，同时每个人也都成了数字全景监狱中的囚徒。由于失去的现实可感的具身意义上的目光交汇与目光投射，在屏幕间游走的眼神也失去了真诚和同理心，这种游离且模糊的目光不是真实情感的再现，而是虚假意识形态的伪装。
看完觉得要把之前的社交账号数据全都删掉，不再自我曝光，这种感觉似乎有点因噎废食。我还是认为作者说的固然很有道理，这种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状态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人类心理状态都不一样，但也要辩证来看，不是每个人都会落入这种陷阱中，比如内心平稳的人依旧会岁月静好；出现这种心理状态是要有前设的心理基础的，即使是互联网原住民，也很难排除现实生活中受到除了数字媒体环境外的诸多影响因素干扰。至于解决之道，我暂时认为，从媒体环境上需要技术革新者意识到这一点，从个人环境上需要结合大众媒介素养教育和重返现实的交谈培养同理心，回归真诚。
《在群中》读后感(二)：反数字弥赛亚主义全书
读这位智识全方面碾压自己的学者的著作，很难保持批判态度。读后记录下几处反思：
1、《在群中》这一章，提到数字群之所以不能成为大众，是因为它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灵魂是有聚合性和凝聚力的。个人觉得非常武断，数字群中的人也是单独的个人， feed、评论或点赞这些特点为何无法回溯？为何称数字群中的个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征？
2、书中多处踩数字媒体的方式是，引用傅拉瑟较为积极的对于数字媒体的论述，然后反驳傅拉瑟，从而论证数字媒体的消极性。如《从主体到项目》一章中，提到傅拉瑟认为我们也是各种可能性的一个交汇点，接着说傅拉瑟的数字弥赛亚主义并不符合如今数字网络的拓扑学。因为作者认为数字网络并不是由没有本我的节点和交汇组成的，而是一个由自我 Ego 构成的岛。但我觉得其论述并不足以反驳傅拉瑟，从而并不能论证数字交流的负面性。
3、作者断言就算是 Timeline 也不能讲述一个生命故事，或是一部传记——它们是加法式的，而不是叙述式的。但个人认为作者站在“叙述式”的定义孤岛上睥睨数字媒体很奇怪，首先数字媒体并不是简单的数数加法，其次叙述的概念宽厚，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叙述方式多种多样，何以到了数字媒体就被否定了呢？
当然不可否认，读这本书带来了许多心流体验，真知灼见俯拾皆是，如：
1、“是”比“不”相比要寂静得多——“不”总是高声的。权利发出的命令能够顷刻间清除膨胀的噪音，创造出一种寂静，从而创造出了行动的回旋余地。
2、更强意义上的愤怒远不止一种冲动的状态，他是一种能力，能让现有的状态终端，并且开始一种新的状态，从而创造未来。
3、政治不可能摒弃封闭的空间，因为后者是有意识地组织信息传播的力气。对于政治交流，也即是策略性交流来说，保密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一切信息都立即公开，那么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变得短暂而短命，并且将淡化为清谈。完全的透明化给政治交流强加了一种师太，这一时态使得人们无从谈及缓慢的、长远的规划。
《在群中》读后感(三)：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
每周一书
《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该书以黑格尔，海德格尔，卡夫卡，福柯，本雅明等思想家的思想资源为基底，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社会的发展样态及个人的生存处境。
就其中比较有感触的观点进行梳理：
1.数字时代的公共性。数字媒体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流，普遍交流侵犯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界限；同时，数字媒体的一大特性就是匿名性，匿名与尊重相排斥，网络暴力变得肆无忌惮，数字媒体成了“散播冲动的媒介”。
2.在群体中的个人。作者受勒庞《乌合之众》的启发，探讨了大众与个人的关系。作者提出数字媒介加剧了原子化社会的形成，所谓的群体缺乏一种团结性，没有共同的内向性追求。个体的生存地位被空前的提高，陌生人社会是常态。
3.数字媒体是双向的，实时的。我们不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还是信息的发送者和生产者，这促使了社会事件的透明性和处置的实时性，甚至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的运作模式，每个人作为“吃瓜群众”，可以旁观，也可以参与，这个旁观和参与的环节，直接在改变着社会舆论的方向。当前的诸多社会事件的处置就是数字媒体发展至今的生动表现。
4.隔着屏幕永远是冰冷冷。作者说数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这一部分作者化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指出数字媒介致命的缺陷就是一种非人性的机械交流。作者提到了美颜，照骗现象，“在当下这个时代，照片比人更生动”“一切都是图像，被生产和消费的只有图像。”
5.数字时代对人生活方式的控制。“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剥削甚至更为高效，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强制，我们不得不时刻工作。
6.从公民到消费者。数字时代与消费时代如影随形。消费者只需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点赞是消费者的座右铭，消费者不是公民，因为公民对集体负责。未来互联网将取代投票点，执政也越来越像营销，选民的意愿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出来。
7.全景监狱。数字网络极大简化了信息的获取过程，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信任让位于监控。big data is big brother，大数据分析可以识别预测人的行为模式，“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数字就会自圆其说。”数据不仅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不仅会影响社会生活，更能改造私人空间。得数据者得天下。
读罢此书，评价几点：
首先作为一本薄薄的类似于随感杂文的作品集，大多数地方都缺乏进一步阐述，有些地方思维跳跃性也蛮大，但是把问题说清楚，这本书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其次，读完以后你的第一反应或许会是：卧槽，确实如此，这说的真特么对啊，我周围的社会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我每天沉迷网络空虚寂寞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被工作蚕食了生活空间了……而且本书介绍了几位思想家的几个观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拉康镜像论，但是批判之后呢？没了…这可能就是哲学家思想家的姿态吧，我只管批判，我有屠龙技，我看得这么透彻。打住了。我们该搬砖继续搬砖，该玩手机继续玩手机。没啥子鸟用。但是，话说回来，潜水久了浮起来看看天空，呼吸一下不一样的空气也是有好处的。
以上，本周的一本小书。
《在群中》读后感(四)：数字媒体时代的信息交流、群体结构和全景监狱
个人觉得比较有启发性的观点：
数字交流：数字媒体上的交流具有即时性、冲动性的特征，而且不承载任何意义之重的信息，也因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或者情绪层面而获得病毒式的传播扩散，从而极易散播冲动、形成网络暴力。 数字群：数字媒体上的个体组成一种“汇集而不聚集”的、没有内向性的“数字群”。数字群并非大众，不足以称为“我们”，在愈发原子化和利己主义强化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导性力量；而自恋的、消灭时间牵制的数字媒体也让他们深陷当下，不能筹谋未来。 数字全景监狱：边沁的全景监狱中犯人因看不见高处的警卫而时刻自我审视，并且犯人之间相互分隔、无法交流。而韩炳哲提出的“数字全景监狱”中的居民则在自由的假象之中，并自愿进行自我展示和曝光，居民之间通过数字网络密切交流，彼此监视。一些摘录：
关于数字媒体入侵私人空间
”轰动事件“（Spektakel）这个词，源自拉丁语中的动词spectare，意指一种窥淫癖式的窥探，这与有距离的顾及即尊重（respectare）相悖。距离将尊重（respectare）从窥看（spectare）中区分出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尊重，没有保持距离的激情，那它将变成一个丑闻社会。（《毫无敬意》）尊重是公众性的基石。前者消退，后者倾塌。（《毫无敬意》）距离的缺失导致公众的东西和私人的东西混为一谈。数字媒体中的交流促进了对隐私和私人空间的色情化展示。社交媒体也被证明是隐私的展示空间。社交媒体将信息的产生由公众领域转移到了私人领域，从而也就完成了交流的私人化。（《毫无敬意》）关于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一种毫无敬意的、言行草率的文化中成为可能。尤其在数字媒体的交流中，恶意评论是一种固有的现象...数字交流让人可以马上发泄冲动。这种即时性所传递的冲动要多于传统的模拟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媒体即是一种散播冲动的媒介。（《毫无敬意》）关于“数字群”
数字群之所以不能成为大众，是因为它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灵魂是有聚合性和凝聚力的。而数字群由单独的个人组成，其群体结构与”大众”完全不同。它所变现出来的特点无法回溯到个人。在这个由个人汇集成的新的群体里，个人却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征。（《在群中》）与大众不同，数字群不是内聚的，它无法形成一种声音。网络暴力也同样缺乏这样一种声音，因此才被认为是噪音。（《在群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体不能构成有共同行动能力的“我们”。随着社会中利己主义的强化和原子化（atomisierung）的发展，共同行动的空间已经急剧缩小，因此也就更加难以形成一股真正有能力质疑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力量。（《在群中》）关于数字交流
数字媒体对雅克·拉康的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三界论强加以彻底的改造。它把真实界清除，把想象界绝对化。智能手机是一面电子镜子，展现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新版本。它打开了一个自恋空间，一个想象的领域，我把自己包裹在其中。通过智能手机讲话的不是他者。（《聪明的汉斯》）数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聪明的汉斯》）数字交流的方式...如病毒般扩散。它直接在情感或者情绪层面上进行，因此是具有传染性的...一条信息，或者一个内容，即使它非常不重要，也能在网络中如瘟疫或是流感一样迅速地大范围扩散。其中不承载任何意义之重。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媒体有这种病毒式传染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书写媒体太过怠惰。（《数字幽灵》）如今的交流媒体促进的是放任、随意和短效。我们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当下的绝对优先权。时间被驱散，变成了可支配的、当下的一个单纯排列。此时的未来变形为经过了优化处理的当下。当下的绝对化消灭了有时间牵制（zeitgebenden Handlungen）的行为，例如负责和许诺。（《信息倦怠》）关于信息过载
信息疲劳综合征（IFS，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就是由过量信息引起的一种心理疾病。患者抱怨分析能力不断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普遍焦虑，或者是去承担责任的能力。（《信息倦怠》）信息越多未必就会做出越好的决定...从某个临界点开始，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informativ），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deformativ）；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kommunikativ），而只是单纯的叠加（kumulativ）。（《信息倦怠》）关于数字监控
数字网络在极大的程度上简化了信息的获取过程，这也就导致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任让位于监控。因此，透明社会从其结构上来说接近于监控社会。在非常容易快速获取信息的地方，社会体系就会从信任切换到监控和透明。这是遵从效率逻辑的结果。（《生活全纪录》）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是由彼此隔绝的囚室组成的。犯人不能彼此交流。由于有分隔墙，所以犯人们看不见彼此。为了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犯人必须面对孤单。与之不同的是，数字全景监狱的居住者是彼此联网的，他们交流密切。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空间和交流上的隔绝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而是联网和“超交流”（Hyperkommunikation）。（《生活全纪录》）数字全景监狱里的居民不是被抓捕的罪犯。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假象中。他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并且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着数字的全景监狱。（《生活全纪录》）数字全景监狱的特点就在于，“老大哥”和他的犯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见。在这里，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监视。（《生活全纪录》）数字的全景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而取代生物权力的就是精神权力。精神政治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数字监视取代了老大哥的不可靠的、无效率的、隔岸观火的目光。数字监视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非远景的（aperspektivisch）。生态政治不能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但是精神权力却可以干涉人们的精神动态。（《精神政治》）通过侵入大众的潜意识思维逻辑，数字的精神政治强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数字的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未来的社会行为，并且由此发展出集权主义特征。它将我们引渡给精神政治的程序设计和控制。生态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我们如今正迈向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精神政治》）《在群中》读后感(五)：摘
去媒体化 今天的我们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和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发送者和生产者。我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消费信息，而是希望自己能够主动地去生产信息、完成交流。我们同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像这样的一人分饰两角的情况大大增加了信息量。数字媒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被动观望的窗口，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门亲手将信息传递出去。Windows（系统）就是有门的窗，Windows与Windows之间的交流没有空间和审级的阻隔。透过Windows，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公共空间，而是其他的Windows。这就是数字媒体和广播电视一类的大众媒体之间的区别。像博客（Blogs）、推特（Twitter）或者脸书（Facebook）这样的媒体剥去了交流的媒介。现今的言论社会和信息社会就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去媒体化的交流基础之上。每一个人都生产信息并发送信息。交流的去媒体化使得记者这一曾经作为精英代言人、“舆论制造者”和言论传教士的人群，在当今的时代里显得多余，就像是误入不属于自己年代的小说人物。数字媒体消除了所有的信息传教士阶级。广泛的去媒体化终结了代言的时代。现在，每一个人都想亲身参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言论经过任何中间人的阐释。代言正在让位于存在（Präsenz）或者说是共同代言（Kopräsentation）。 去媒体化进程在很多领域中导致了“大众化”（Vermassung）。语言和文化都变得浅薄，越发粗俗。 聪明的汉斯 由于数字交流的高效和便利，我们越来越多地避免与真实的人直接接触，甚至避免与一切真实的东西接触。数字媒体让真实的对方逐渐消失于无形。它将真实的面对面看作阻碍。如此一来，数字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数字媒体对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三界论强加以彻底的改造。它把真实界清除，把想象界绝对化。智能手机是一面电子镜子，展现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新版本。它打开了一个自恋空间，一个想象的领域，我把自己包裹在其中。通过智能手机讲话的不是他者（Andere）。 智能手机是一种采用输入——输出模式工作的电子设备，缺乏复杂性，并且消除了所有形式的消极性（Negativität）。人们因此而懈怠了以复杂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它扭曲了以时间上的广度和远见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因为它所促进的恰是短暂和浅陋，并且会隐没事物中长久和缓慢的部分。铺天盖地的点赞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空间。由于其消极性，他者侵入的经验会打断想象中的自我镜像。而数字媒体中所固有的积极性则会降低这种经验的可能性。它让原来的事情（das Gleiche）继续。智能手机，以及所有数字媒体都削弱了我们处理消极性的能力。 和现在相比，我们以前会更倾向于以面容或者目光来感知我们的交流对象，例如一幅画。我们把它感知为凝视着我的事物，坚持着原创性、自主性或者自己的生活的事物，与我相对抗、相制衡的事物。显然，以前的对象更具消极性，与今天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对抗性（Gegen）。今天这个有面容的对象——这个看着我、关注我、朝我迎面而来的对象，渐渐地消失不见了。如萨特（Sartre）所说，以前有更多的目光，通过这些目光他者宣布自己的到来。萨特所说的目光不仅仅指人们的眼光，他更多地把世界本身体验为目光。作为目光存在的他者处处可见。事情本身就在注视着我们：“毫无疑问，目光最常见的展现方式是定格在我身上的那两只眼睛。但是，它也间或存在于树枝的沙沙作响、脚步声之后的宁静、一间半敞窗户的小店，其后是窗帘的随风轻摆。” 数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在一篇为Skype十周年而作的杂文中，作者写道：“视频电话创造了在场的幻象，并且无疑使情侣之间的空间分离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但是一直存在的距离却总是能感受得到的——也许一个小小的偏差让这种感受最为明显。因为，在Skype通话的过程中，通话者是不能彼此对视的。当你对着屏幕中的脸，看着对方的眼睛，对方会认为，你在稍稍向下看，因为摄像头安装在电脑的上边缘。直接的四目相对是一种美好，它意味着你在看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对方注视。这种美好现在让位于目光的不对称。感谢Skype，我们可以陪在彼此的身边，24小时不间断，但是我们的目光却始终与彼此擦肩而过。”造成“不得不彼此目光相错”的原因不仅仅是摄像头的光学因素，更多地在于目光的普遍缺失，以及他者的缺席。数字媒体让我们越来越多地远离他者。 在触摸屏幕上的点击是一种会影响我们与他者关系的活动。它消除了那种将他者构建成他者的距离。因此，人们可以直接点击图片、触摸图片，因为图片已经丧失了目光和面孔。通过划屏动作我们就可以拥有他人。我们也可以敲击屏幕，让他人消失，好让我们自己的镜像显现出来。拉康会说：触屏是与作为屏幕（écran）的镜像有所不同的。后者将我与他者的目光屏蔽开来，但同时又让其渗透进来。我们可以把智能手机的触屏称作透明的屏幕。它没有目光。 遁入图片 如今，图像不仅仅是映像，它也是偶像。我们遁入图像，以便让自己变得更好、更美、更鲜活。显然，我们用以推动进化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图像。有没有可能，进化根本就是建立在一种图像化（幻觉）的基础之上的？有没有可能，想象对于进化来说是有益的？数字媒体成全了一种符号的逆转（ikonische Umkehrung），它让图像看起来比差强人意的实现显得更加生动、更加漂亮、更加美好：“看着咖啡店里的顾客，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看看这些人，死气沉沉的；在当下这个时代，照片比人更生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也许就在于这种逆转，已经普及化了的想象成了我们生活的榜样。拿美国为例，在那里一切都化身为图像：一切都是图像，被生产和被消费的只有图像。” 所谓的“巴黎综合征”（Paris-Syndrom）是指大多出现在日本游客身上的一种急性心理障碍。患者会出现幻觉、感知失实、人格认同障碍和恐惧情绪，并且表现出例如头晕、出汗或者心跳加速等身心症状。触发该病的原因是日本人在旅行前对巴黎的理想化想象与巴黎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游客那种强迫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拍照热情是一种下意识的防御机制，其目的在于通过拍摄图像来驱赶可憎的现实。作为理想化图像的美好照片会将他们屏蔽在肮脏的现实之外。 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Rear Window）形象地展现了现实带来的冲击体验和作为屏蔽物的图像之间的关系。英文单词rear（后面的）和real（现实的）之间的谐音就是这一深意进一步的佐证。朝向庭院的窗子里是悦目的景色（Augenweide）。被束缚在轮椅上的摄影师杰夫（詹姆斯·斯图尔特饰）坐在窗边以欣赏邻居们滑稽戏般的生活为乐。一天，他认为自己目睹了一桩谋杀案。而嫌疑人也意识到，住在对面的杰夫正在暗中观察他。在这一刻，他盯着杰夫。这种可怖的他者的目光，也就是来自现实的目光，摧毁了作为眼中美景的后窗。最后，那位嫌疑人，即可怕的现实，闯进了他家。摄影师杰夫试图用照相机的闪光灯晃他的眼睛，这也就意味着将他重新吸引回，甚至强拉回图片，但是这招并没有奏效。嫌疑人现在露出了凶手的真面目，并将杰夫扔出了窗外。在这一刻，后窗变成了一扇真正的窗。电影的结尾，真正的窗又重新变回了后窗，变回了眼中的那番美景。 与后窗相反，在数字窗Windows中，现实闯入，即他者闯入的可能并不存在。数字窗追随着普遍化的想象，比后窗更有效地把我们屏蔽在现实之外。与模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让我们更加远离现实。也就是说，数字和现实之间的相似性更加小。 如今，我们借助数字媒体生产大量的图片。这种大规模的图片生产也可以被阐释为一种保护性和逃避性的反应。现今的图片生产还表现出一种美图的狂热。由于对现实的感知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我们逃遁到图片之中。美图技术取代了宗教，成了我们赖以面对身体、时间、死亡这些真实生活元素的工具。所以说，数字媒体具有去真实性。 从经手到动指 闲适开始于工作完全停止的时候。闲适的时间是另外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现在的我们，除了工作时间没有另外一段时间（keine andere Zeit）。因此，我们把工作带着度假，带进睡眠。因此，今天的我们睡不安稳。作为筋疲力尽的业绩主体，我们的入睡就如同双腿麻木之后的失去知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放松也只不过是工作的一种模式，其目的不过是劳动力的再生。休息并不是脱离工作的另外一件事，而是工作的产品。就连所谓的慢速生活（工作）也不能生成另外一段时间。它也只是一个结果，一种对加速工作时间的反射。它只是放缓了工作时间，而并没有把工作时间转变为另外一段时间。 现在，虽然我们摆脱了工业时代奴役我们、剥削我们的机器，但是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剥削甚至更为高效。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强制，我们不得不时刻工作。在机械的时代，仅仅因为机器的不可移动性，工作和非工作就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工位与非工作空间有明显的界限，人们必须自行前往。如今，在很多职业中，这些界限和区分都已经完全消失。数码设备让工作本身变得可移动。每个人都如同一座劳改所，随时随地把工位带在身上。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再从工作中逃脱。 从农夫到猎人 土地、神和真相属于农民的世界。如今，我们不再是农民，而是猎人。就如同猎人寻找猎物一样，信息的猎人也在作为数字狩猎场的网络中游荡。与农民不同，猎人们是移动的。没有强迫他们安家的农田，他们不会定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的习惯，因为那时的人还被机器束缚。机器就是他们的新主人，强迫他们被动地运转。工人回到机器那里，就好像农奴回到地主的身边。机器就是世界的中心。数字媒体带来了一种新的劳动拓扑学。数字的劳动者占据了世界的中心。更确切地说，在这里已经没有中心可谈。用户和他的数字设备更像是构成了一个整体。新的猎人不再作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被动地运转，而是和他的数字移动设备一起主动地操作。在旧石器时代，这些设备就是猎人手中的矛、弓和箭。但新的猎人不会陷入危险，因为他们用的是鼠标，他们猎取的是信息。这也正是他们和旧石器时代猎人之间的区别。 傅拉瑟认为，媒体的飓风迫使我们重新回到游牧生活。但是游牧民族以饲养牲畜为生，他们不具备猎人的心态。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分界线划分的并不是定居者和游牧民族，而是农民和猎人。今天，就连农民也表现得如同猎人一般。“耐心”“舍弃”“沉着”“胆怯”或者“温和”，这些海德格尔眼中的农民的特点都不属于猎人的习性。信息猎手毫无耐心，无所畏惧。他们不会“等待”，只会潜伏；他们不会等到瓜熟蒂落，而只懂得手疾眼快。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每一次点击都有猎物入囊。他们的时态是绝对的当下。一切阻碍他们视线的东西都会很快被清除。数字狩猎场上的这种绝对的视线就叫作透明性。猎人和信息的采集者就是透明社会的居民。 未来，数字社会中的信息猎人们将带着谷歌眼镜（Google Glass）上路。这种数据处理眼镜代替了旧石器时代猎人们的矛、弓和箭。它将人眼直接与互联网联通。佩戴者仿佛能洞穿一切。它将引领全信息时代的到来。谷歌眼镜不是工具，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用具”或者“手边之物”，因为人们不会将它拿在手里。手机却还是一种工具。但谷歌眼镜如此贴近我们的肉体，以至于被感知为身体的一部分。它让信息社会更加圆满，因为它让存在与信息完全同步。 信息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托数据眼镜的福，人类的感知实现了彻底的高效率。现在，人们不仅仅是每点击一下都有猎物入囊，而且是每看一眼都会有所收获。看世界和理解世界同步完成。谷歌眼镜使猎人的视觉绝对化：不是猎物的东西，即不在信息范畴内的事物全都被隐没（ausblenden）。然而，感知的深层快乐却在于这些行为的无效率之中。它源自徜徉于事物却不对其加以利用和榨取的长久的目光。 数字幽灵 卡夫卡（Kafka）早就把书信看作一种反人性的交流媒体。他认为，书信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灵魂错乱。在给米莱娜（Milena）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怎么会有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书信彼此交流！人们可以思念一个远方的人，可以触碰一个近处的人，除此以外的一切都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在卡夫卡看来，书信是与幽灵的交流。写在纸上的亲吻不会到达它的目的地，它会在半路上被幽灵捕获，被它们攫取。这种基于邮政的交流只不过是在为幽灵提供食物。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食物，幽灵的数量增加到闻所未闻的水平。人类要与其抗争，因此发明了火车和汽车，以便“尽可能地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作祟”，并且实现“自然的交流”和“灵魂的安宁”。但是无奈对手过于强大，它们在邮政之后又发明了电话和电报。最后，卡夫卡得出结论：“幽灵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被消灭。” 现在，卡夫卡所说的幽灵又发明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电子邮件、推特、脸书和谷歌眼镜。卡夫卡会说，新一代的幽灵，也就是数字化了的幽灵，变得更加贪婪、更加无耻、更加喧闹。数字媒体难道不是真正地“超出了人力的范围”么？难道它不会导致幽灵数量无法控制地迅速增长么？有了数字媒体之后，我们难道不是真的已经渐渐忘了，如何去思念一个远方的人，触碰一个近处的人么？ 物联网（Internet der Dinge）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幽灵。以往默默无语的物品现在开始讲话。不受任何人力干涉就能自动进行的物品之间的交流将为幽灵提供新的养分。这种交流如同受到了鬼怪的操纵，并且因此而让世界显得更加阴森恐怖。也许，总有一天数字幽灵会让世界上的一切都失控。E. M. 福斯特（E. M.Forster）的小说《机器停转》（The Machine Stops）正是预言了这种灾难——成群的幽灵毁灭世界。 生活全记录 在数字的全景监狱（Panoptikum）里，是没有信任可言的，也完全没有信任的必要。信任是一种信仰的行动，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今天，它显得过于陈腐。信息社会让所有的信仰失信。有了信任，人们不必过多地了解对方就可以与其建立起联系。可以快速地轻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对信任不利。如此看来，如今的信任危机也是由媒体造成的。数字网络在极大的程度上简化了信息的获取过程，这也就导致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任让位于监控。因此，透明社会从其结构上来说接近于监控社会。在非常容易快速获取信息的地方，社会体系就会从信任切换到监控和透明。这是遵从效率逻辑的结果。 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在网络中，我们的数字生活被精准地呈现。全盘记录生活的可能性使得监控完全取代了信任。大数据（Big Data）当上了“老大哥”（Big Brother）。对生活的无缝式的完全记录让透明社会更加完满。 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是由彼此隔绝的囚室组成的。犯人不能彼此交流。由于有分隔墙，所以犯人们看不见彼此。为了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犯人必须面对孤单。与之不同的是，数字全景监狱的居住者是彼此联网的，他们交流密切。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空间和交流上的隔绝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而是联网和“超交流”（Hyperkommunikation）。 数字全景监狱里的居民不是被抓捕的罪犯。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假想中。他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并且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着数字的全景监狱。自我曝光要比通过他人的曝光来得更加高效，因为它是和自由的感觉相伴相随的。在自我曝光的过程中，色情的展示和全景监狱的监控合二为一。监控社会的圆满源自其居民并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强迫，而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倾诉衷情；源自人们害怕失去私人空间的恐惧让位于恬不知耻地展现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它源自自由和监控的不辨龙蛇。 看管和控制是数字交流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数字全景监狱的特点就在于，“老大哥”和他的犯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见。在这里，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监视。不仅国家的特工在监视着我们，像脸书或者谷歌这样的企业的作为也和秘密警察如出一辙。它们曝光我们的生活，以求从窥探得来的信息中获取资本。企业监视自己的员工。银行调查潜在的信用卡客户。德国通用信息保护协会SCHUFA的广告语“我们成就信任”就是纯粹的自我嘲讽。实际上，它恰恰全面地消灭了信任，取而代之以监控。 精神政治 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监控仅包括外部因素，例如出生、死亡率，或是健康状况，等等。它不能进入或是干涉居民的心理。就连在边沁的全景监狱里的老大哥都只是监视着那些沉默无语的囚犯们的外部表现。对于他来说，犯人们的思想是不得而知的。 如今，另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形成，即数字的全景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而取代生物权力的就是精神权力（Psychomacht）。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数字监视取代了老大哥的不可靠的、无效率的、隔岸观火的目光。数字监视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非远景的（aperspek-tivisch）。生态政治不能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但是精神权力却可以干涉人们的精神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