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是一本由吴宏岐著作，长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读后感(一)：历史城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新典范

　　该书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形成系统研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论断，是城市地理研究和旅游学研究的必读之书

　　该书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的演变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结合生态环境的变迁，是本好书啊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读后感(二)：城镇地理研究的必读书目

　　最近在研读此本书籍，发现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旁征博引，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精准到位。不仅史料详实，而且图文并茂，采用多重视角的学科交叉方法系统归纳总结了明清珠三角城镇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改造等相关问题，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读后感(三)：值得一读的好书

　　最近读这本书，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逻辑合理，很具有哲学味道。特别是本书的研究方法和选题方面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对我写论文非常有帮助。这本书把城市发展、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论述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发展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典型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学术专著，但这本书的语言是非常准确的。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读后感(四)：别开生面的明清城镇地理研究

　　别开生面的明清城镇地理研究

　　——吴宏岐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述评

　　在2014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被定义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以“世界级城市群”为建设目标。规划在提出“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经济集聚能力”的同时，也强调了需要“依托河流、湖泊、山峦等自然地理格局建设区域生态网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6/c_119791251.htm。]吴宏岐教授的新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长江出版社，2014年4月，以下简称“本书”），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回应了当下对“城镇化”问题的关注。

　　一、聚焦中小城镇

　　将研究重心放在珠江三角洲中小城镇方面，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作者指出，“在城乡互动变换之际，中小城镇实际上充当着至为关键的角色”。（第15页）对于不同生态条件、经济发展路径的区域而言，中小城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相当的研讨空间。至于本区域内的大型城镇，如广州、佛山、澳门、香港等，已有颇高的关注度和研究水准，书中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赘述他人的论点。不追求全面叙述，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敏感和创新意识。

　　本书通过整体城镇体系梳理和城镇内、外部形态剖析，展现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中小城镇的发展概貌，既有充分的代表性，又有明晰的层次感。

　　1.城镇体系演变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体系发展与成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类市镇的蓬勃兴起。作者认为，唐宋时期番禺县治的迁徙，往往是随着沙田开发加强管理，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墟镇发展则是围绕着广州城市而展开，从而构成了城镇体系之雏形。明清时代，城镇体系持续发展，不断完善。在具体探究过程中，本书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将珠江三角洲分为中、东、西、北四区，分别选取典型县域进行考察。中部地区的顺德与三水，城镇体系的发展趋势大体一致，又各具特色。顺德是传统城镇从军事防御功能向经济职能转变的典型代表。三水从明代多核中心模式向清代双核中心转变，经历了明显的近代化过程。东莞和香山分别作为珠三角东、西两翼的代表，城镇体系在职能分工和等级区分上都颇为显著，还呈现出“中心地理论”在实际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下的不规则（变形）状态北部地区的增城，城镇体系的演变受行政区划的变动（龙门县的析置）影响较大。同时，商业城镇的分布也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以短途运输的增江和长途运输的东江沿线，而西北部的山区颇为稀少，展现了三角洲与岭南山地过渡地带的城镇体系之特色。

　　其二，本书尤其注意佐贰杂职驻地与城镇体系发展的关系。据作者统计，清光绪年间珠江三角洲3府20县共82个佐杂官中，大部分（59个）巡检司、主簿和县丞等驻地都是在县城外的墟市，说明了佐杂官具有市镇管理的行政职能。而佛山和澳门，作为更大规格的市镇，则是由广州府派出的同知驻守。（第132-133页）根据这一思路，佐杂官的驻地往往形成了介于县城和一般墟市之间的一层城镇等级，换言之，是否有佐杂官驻守，则成为了判定城镇发展程度和县境内层级的一个指标。例如，三水县的西南镇，在嘉庆年间有县丞移驻，可认为是“行政等级层面对三水县域的城镇体系二元中心结构的确认”。（第167页）而乾隆年间设置新塘主簿，也被认为“此时新塘的政治地理已经仅次于县城”。（第200页）又如，作者认定的香山城镇体系中的二级中心城镇，皆为参将、县丞、巡检司等驻守，“是县城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同时也“使县域城镇体系的网络结构更为合理”，具备了中心地理论的六边形的结构特征。（第181、184页）横向比较来看，在留存资料信息较多的顺德县，作者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判断方式，说明佐杂驻地的标准只是在资料欠缺或作进一步判定的情况下才得以采用。

　　其三，注重县域内部的超大型商业市镇。尤其是清代中叶以来，全国不少县份出现了数量为一个或多个，规模庞大，在全县具有经济龙头地位的市镇，与县城分庭抗礼。这类市镇的兴衰，对全县的城镇体系的变化影响重大，甚至在近现代以来成为新的县治或分县中心。因此，地方志等文献中记录了众多市镇、墟市，但此类超大型市镇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关注。对于明清时期的新县顺德而言，明代中叶是西部经济中心（龙江、龙山）和东部政治中心（大良）的分异，随着时间推移，大良、容奇、桂洲、陈村等东部市镇逐渐崛起并超过西部的两龙地区，成为经济发达地带。这是从两级向多级转变的典型例子，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东莞、香山等县。其中，诸如东莞石龙镇的崛起，是近代港澳易位后，成为珠三角经济网络的重要一环等情况，作者也给予相当篇幅的交待。不过，一些县份的情况却是与之相反。三水县就是从明中后期的多核中心模式转变为清代县城、西南镇的双核模式，民国时期则以县城迁附西南镇，完全演变为单核中心模式。增城的城镇体系的重要转变，也在于东江流域的新塘镇的异军突起。通过这两类现象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超大型市镇兴衰对一地城镇体系的重要影响。

　　2.城外街区形态

　　城外街区是城镇建成区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过多地重视城墙的边界作用，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演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珠江三角洲的城外街区现象颇为常见，是城镇外部形态的重要体现。作者选取东莞县城和三水县城作为代表，认为它们体现了传统时期和近代化影响下城外街区发展的两种模式。此外，惠州府城的双城结构也相当独特，有相当的讨论空间。除了选取简约之外，作者大量利用、绘制地图，直观地展现了城市外部形态的特征和演变过程。

　　东莞县城城外街区的扩展过程，可以通过街巷名称和数目变化展示出来。其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传统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与聚集。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县城的西门和北门外是平整开阔的沿江地带，交通区位优势最为突出，城外街区的发育也最为显著。东郊和南郊，受制于山地丘陵地形，发展有限。

　　《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各类地图，为讨论近代三水县城形态提供了重要线索。一方面，历代方志地图绘制为圆形城郭，但是海关调查的实测地图中，该城却是不规则的七边形，由此纠正了传统方志地图的错讹。另一方面，海关图文资料还能与传统方志记述互相配合，展现城外街区的扩展过程。清末三水开埠之地选为江根墟，但实际上却确定在水运条件更为合适的河口圩，由此形成了近代海关和港口区域。而1904年广三铁路的通车，促进了河口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铁路新区。相比而言，开埠以前的河口墟，虽有一定的规模，却很难称得上是城外街区。在近代经济因素的刺激下，三水县城外迅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街区。不过，随着江门开埠和1938年侵华日军封锁西江，海关关闭，河口一落千丈，又回复到荒僻小村落的景象。显然，河口在近代数十年间的发展，确是一时刺激的结果，当相关因素消退，这一城外街区也很快沦落，与传统经济影响下的城外街区相比，缺少足够的稳定性。

　　与上述县城城外街区的自由发展不同，惠州府城的城外街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修筑了城墙，形成了一府两地的局面。章生道对复合城市进行过分类归纳，指出，府城与附郭县城各自独立存在的只有两例，一是凤阳府和凤阳县，一是惠州府和归善县。[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页。]不过，他对这一现象并没有展开论述。作者除了细致梳理双城结构的形成过程，对其形成原因从自然环境、军事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等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相比于县城，府城的城市防御尤显重要，城外街区虽为工商业荟萃之地，亦纳入府城的整体防御体系之中，故而在发展一定规模后予以筑城。县治的移驻，使得东部民城演变为官城，各项功能也逐渐完备，城市管理也渐趋完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城外街区并非都是放任生长，一些街区由于防御需要，修筑城墙形成新城。将视野放到更为广阔的区域比较，西北地区的城市商业通常都是集中于城墙之内，即便一时溢出城墙，也会继续筑城，显示了特定军事防御形势对城市形态的重要影响。[ 张萍：《城墙内的商业景观——明清西北城镇市场形态及城镇格局的演变》，《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3.内部空间结构

　　成一农倡导将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展开分析。“对明清时期城市形态构成要素的分解，应从地方志入手，将方志中所列的与城市形态有关的条目进行归纳，从中总结出明清史蒂地方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其中，城墙、衙署、学校、坛庙、街道、坊市等都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本书将要素和城市分区结合起来，分别从政治空间、经济与居住空间、文化与宗教空间等方面展开，并针对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分类予以论述，将同类比较融入其中。

　　首先，肇庆府城和惠州府城显示出不同高层级城市的空间格局。肇庆府城由于自万历至乾隆年间为两广总督的驻地，城内军事政治色彩颇为浓重。各级衙署占据了府城大部分用地，留给商业经济的空间并不大。而惠州府城的政治地位一般，有具有双城结构，因而城内政治机构的分布较为广泛，并不过分集中。而经济与居住空间发展迅速，形成了发展轴心地带。

　　其次，县城的内部结构也各不相同。顺德形成了县署为中心，行政、军事、礼教围绕于城墙之内，商业和居民区分布在城关的圈层结构。东莞和香山则随着城外街区的扩张，工商业区域的分工不断细化。

　　最后，佛山镇的行政级别最低，却是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中的顶级中心城镇，内部空间结构上也充分体现出衙署分布有限，而工商业街区功能明晰，规模巨大的突出表征。

　　二、注重区域特色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区域的城镇群有着不同的区域特色。在自然地理方面，珠江下游水道网络变迁与海岸形塑有着密切关系，河口三角洲呈现的面貌颇为复杂。倘若简单地将河道网络等同于市镇体系，是不足以抓住水道变迁与城镇发展间关系的关键；以往研究者又过于注重海道交通，某些重要内河水道由于历史变迁而湮没无闻。在人文地理方面，明清以来大量海外移民的产生，珠江三角洲社会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动，不少移民聚落成为侨乡。同时，华侨的投资尤其对大型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者关注这两个颇具区域特色的影响要素，能够为讨论中小城镇体系提供自然地理背景，又可兼顾广州、江门、澳门等已有不少先行研究的大型城镇发展情况。另外，桑园围地带有“两龙不认顺”、“九江不认南”的民谚，该文化地理现象，可纳入以城镇地理为中心的综合性讨论之中。

　　珠江三角洲发达的河道体系，是城镇群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与以往关注海上的虎门水道不同，作者细致地发现中外文献中还有一条内河水道似乎比虎门水道更为便捷。对此，他考证了“大黄滘”、“百老汇河”和“省河西路”等名称的由来以及航道的基本走向。作者也通过考察新会与澳门间水路交通的演变，进一步揭示水道在澳门与西江下游城镇间的互动的重要作用。在考证已经湮没无闻的河道名称和走向时，作者结合了大量的中外航行记录和历史地图，将当时不同地位人士的感受和图像直观地展现出来。在论证水道所沟通的城镇间的经济互动时，作者将不同时期地方志对航行目的地的分布、将近代海关报告中双方货物种类等进行了详细辨认，颇具启发性。

　　1850年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尤其是五邑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大量侨资又对该地区的城市景观深刻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旧城内部出现了大量骑楼建筑、百货公司和影院等，拓展了商业与娱乐空间；新城区的出现，如广州东山区和珠江沿岸，直接影响了整个城市的中轴线的东移。

　　城镇墟市的发展，形成了地方文化认同感。作者以民谚“两龙不认顺”为切入点，立足于城镇地理角度进行了分析。龙山、龙江是顺德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人口众多，墟市繁荣，物产丰饶。在明中期顺德设县之后，自然成为全县之内的经济龙头和文化中心。而两龙人士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时，已经开始积极宣传“名乡”，展现经济文化自豪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两龙地区成为顺德县域内重要的城镇繁荣地带。

　　以上三点，本书将其视为城镇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而列为第二章。不过，笔者以为，华侨之于城镇空间的影响，就全书以明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而言，发生时间较晚，与其视为特殊因素，倒不如作为第五章城镇内部空间格局的后续演变情况。“两龙不认顺”和广州-澳门间水道等问题则可视为第三章讨论顺德城镇体系的有机补充部分。因此，这三个极具区域特色的方面决不仅仅是历史地理层面的讨论，而包含了后文讨论的伏笔。

　　三、关怀现实问题

　　由于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历史时期城镇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实际参考借鉴价值。不过，一些研究过于套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反而显得不伦不类。范金民就指出，“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 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本书的另一个主题便是讨论城镇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互动过程。第六章聚焦城镇发展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第七章则转入城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自觉保护和改造、第九章宏观归纳了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关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信息的基础之上，显示了历史地理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为相关议题提供了很好的文献线索。

　　一方面，以水环境为中心的自然环境变化及其应对。广州西关和佛山镇等，由于城镇建设迅速，密布于三角洲的河涌壕渠等在提供便捷交通的同时，也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如房屋沿涌兴建导致淤塞问题层出不穷、垃圾堆放污染河道等。不过，相应的治理修浚手段和努力也值得肯定的。这种相生相伴的情况，尤其体现在惠州西湖与城市发展的互动上。

　　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的生态环境也有不少值得关注之处，如械斗、赌博、强丐、盗窃等社会治安问题、火灾频繁、霍乱、鼠疫等瘟疫流行等。而地方社会的对应措施更为多样，包括了设立联保、更练和慈善救助机构、形成较为完善的防火制度和救火措施、控制外部传染源等。

　　四、结语

　　总体而言，本书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对河道交通、城镇体系、城镇内部空间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区域发展的社会认同感、近代房地产业、城外街区、水环境等前沿话题作出了颇为充分的回应。传统而扎实的史料考据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方法在书中均有展现，为既有学术成果注入新风，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和指引。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书中也存在一些错讹。有史料误读，将佛山汾水正埠与位于东平水道的澜石正埠混淆（第426-427页）。有错字，“逐渐”误为“珠江”（第154页第31行）、“广州府”误为“广州符”（第209页图4-1说明）、“晚期”误作“晚起”（第366页注释3）、“低平”写成“地平”（第441页第19行）、“瘟疫”误作“温疫”（第459页第25行）等。有用词失误，如第五章第五节香山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却在正文中误作“东莞”。（第350页）有语句脱漏，如“这里也是两广地区最高的权力和统治机构了，特权和威严的象征”。（第273页）有注释错位，如第13页注释7应当前置。大醇小疵，这些细小问题并不影响全书的价值。

　　出处：《广东史志》2016年第1期，第7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