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是一本由[美] 宇文所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556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01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红楼梦》第四十回曹雪芹借黛玉的口中说出“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然而李商隐的绮丽缠绵、惝恍迷离，却使其成为晚唐最迷人的存在。不同于盛唐对事功的向往及中唐的萧瑟，晚唐在向词的过渡中，更见其日常情致。
●好厚的一本书！今天必须看完·！
●说好的晚唐诗歌研究，花了不少篇幅在中唐上当然可以，但是陆龟蒙韩偓韦庄等人就列个名单还是太敷衍，义山的篇幅够出个单行本了，虽然我并没有意见。
●迷人的九世纪..
●读宇文所安，必须忘记，也必会忘记：他是一个异国的年长的汉语不流利的老人家。
●几个小错误（因未对比原著，故而尚不知这些错误是否因错译而导致）：1、导言P4，11行，“茂陵仙”断句有误；2、P286，行9，二乔所嫁一为孙策一为周瑜（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而非“吴国国王孙权”；3、P288，行8，所引张祜《到广陵》末句出律，且“明风”意殊不可解，此两字处应为“风月”。
●其实汉诗什么的用异域之眼根本不是问题、觉得是问题的人无非是做不来的人。遗憾是明明说好是“晚唐”、却有半本在写元和后劲和贾岛姚合这帮人。书只做到义山、之后韩偓老师韦庄老师都哭了。
●李商隐、温庭筠~晚唐
●一種風流吾最愛，魏晉人物晚唐詩
《晚唐》读后感(一)：读懂还需功力
宇文所安，算是我知道的海外研究汉学的著名学者之一。两年前读了他的《初唐》和《盛唐》，功力不足，读懂的少之又少，没读懂的是越来越多。在古代文学研究生学习时间即将满一周年之际，背了很多的诗，读了不少的理论性著作，我满怀兴趣和信心读这本《晚唐》，结果依然是惨败而归，我发现我所学的，我所背的，我所感兴趣的，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丝的能帮助我的地方。而这本书给我的收获，也依然不是很多。
作为海外汉学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肯定和传统方法大不相同。所以，宇文先生提出了很多我我从未听说过的观点。比如，“七言律诗的一个试金石是把首联和尾联连在一起读，看是否组成一个完美的七言绝句。如果首联和尾联放在一起不能称诗的话，或是不能成为诗篇的简短版本的话，那么中间的对联就是活跃的，对诗篇是必要的。”这种方法，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检验七言律诗的方法，甚至也可以在五律中使用。所以，从宇文先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原来诗歌在整体的连贯之中也隐藏着独立的破碎。原来，诗歌的写作，并不是全部都是一气呵成的。律诗中间的两句，很多都是事先写好，或是事后修改的，因为要讲求精美和严格的格式。从这个观点出发，宇文先生解释李贺的诗歌，大多在秩序上不是很连贯就让我们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了。李贺虽然活的很短，但是也是一个勤奋的诗人，他经常骑头小毛驴出游，有了灵感，写下一两句，就装在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回来由女仆整理出来。因此，他的诗歌意象的奇谲，怪诞以及独立，都是因为这些并不是一气呵成的。宇文先生对于苦吟诗人贾岛对于诗歌技巧的追求看做激情的奉献，这一观点也十分的新颖。
本书对我的第二点启发则是比较宏观的，宇文先生在梳理行文脉络的逻辑的清晰，让人佩服。比如，他指出元和诗人群体对于晚唐诗人的影响不大，比如他从咏史诗的角度，贯穿整个唐朝咏史诗来看，其中间有很大的模仿和继承。此外，他在写书的时候，将历史知识带入文学中，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总结文学史的观念，都是一代大师所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不懂历史，不能去很好的梳理文学史，很难在研究上找到方向，很难找准方向和论点。宇文先生对诗人和诗人之间关系也是论证的很清晰，他能看到时代很近的著名诗人之间的模仿和影响，也能从诗歌的格式出发，总结出诗人所擅长写作的风格。
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也有一些迷惑的地方。第一，这本书写《晚唐》，结语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读完之后，根本不知道作者在研究什么，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明晰的观点和结论。第二，对于文本的解读，究竟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虽然宇文先生在文本细读上做的很出色，但是对于文本的解读，有多少是自己的主观臆断呢？第三，宇文所安是在诗歌的译本上，即从汉语翻译成英语进行的研究，他本人对于汉语的结构可能也不是特别精通，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将“茂陵仙去菱花老”中“茂陵仙”三个字连在一起。而我们看到的他的作品的版本又是从英语翻译成汉语的版本，所以这种学术的过程就是“汉语-英语-英语-汉语”的传播，读起来就是很晦涩也不足为奇。这一点也让我对海外汉学研究有很大的疑惑，这种传播方式下的研究，其最终的走向只可能是一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影响，对于学术上的贡献可能相对小了很多。
最后，居然惊奇的发现宇文所安的老婆是田晓菲，那个十三岁就保送北大的才女。她那篇《十三岁的际遇》，甚至都上过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世界真的太小了。
《晚唐》读后感(二)：宇文所安《晚唐》订谬举例
欧文的胜处在于能在中国诗歌惯有思路之外别有怀抱，能给人新的思索，即如本书，论自然风格、田园诗、诗歌独立场域、修辞层次诸节皆能给人启发。然其流弊亦发端于此，联想时有过多之嫌，不能完全据实梳理，这恐怕也是西人治中国之学的通病。欧文识见不可谓不深，视野不可谓不广，或曰，“义理”或臻精纯之境，“训诂”则多有硬伤。虽然作者声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远超出三十年前我研究初唐和盛唐时的情况”（P11），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反而不如初唐和盛唐论说之精粹。姑举数例，以备查考。
一． P4 释温庭筠句“茂陵仙去菱花老”之“茂陵仙”为对汉武之讽刺性称呼。按：汉语里不会这么表达，“仙去”是一个独立的词组，“去”在此处则不能作动词解。即便温对汉武有讥刺之意，“茂陵仙”也不会是一个冠名。我推测（一时找不到原文）欧文所用译诗，把仙译成名词“immortal”，而把“去”译为动词“pass away”，才有此说。另，查今本《温庭筠全集校注》（中華書局2007）卷二，P110，本句下劉學鍇【補注】云，【漢武好神仙，妄求長生，故於其逝世曰[仙去]。】
二． P23释文宗年号“开成”为“完结的开始”，属臆测。
三． P48 脚注[8]云，“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此故事和张耒的注有一个评语，但我未能找到。”按：这个故事就是传说白居易写诗念给老妪听，听不懂就改，听懂为止。谁能告诉我原来还能这么加脚注？欧文倒是很诚实，直接说“没找到”，呵呵。《苕溪渔隐丛话》是很难找的书吗？岂非研治诗歌史的必读书目？不翻阅该书就不要称引该书嘛。
查今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人民文學1962年版）P50，《卷第八•杜陵三》，有云：《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容易而來，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泠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惠”原作“德”，今改。)
四． P288 张祜《到广陵》末句“不堪明风满扬州”。按：从平仄和句意都能很明显的判断出，“明风”在此处绝对讲不通。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P615，《張承吉文集•卷第七》，本句应作“不堪風月滿揚州”。该书影印南宋蜀刻本，比《全唐诗》卷510、511所载张祜诗多150多首，《到广陵》一首即不见于《全唐诗》。复旦教授陈尚君所辑《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之《第二编•全唐诗补逸卷之八》载有此诗，也是以上述宋刻本为依据的。另，张祜承吉乃吾乡先贤，断不能忍外国佬唐突佳句也。（可能是印刷错误。但是“风月”误印成“明风”的可能性不大。欧文脚注称该诗转引自严寿澄，119页。我没找到相关文本。）
五．P421 释《曲江》为明皇杨妃事。按：此诗历来就有两个解释，欧文所本盖张采田说。但欧文给出的解读十分可笑，仅以第三行断为杨妃故事是站不稳脚的，而且完全不知义山所谓“伤春”者何，所谓“天荒地变”者何。不说其他，华亭鹤唳，铜驼陷于荆棘，这都是亡国的象征，上联是个人际遇，下联乃不能忘情于国事，“忧”“伤”道尽全篇旨意。综合义山一生，有亡国之象征的大事件实乃甘露之变，力图振拔的文宗毁于宦官之手，满朝文武被大肆屠戮，长安变作人间地狱，瞻望唐王朝的前途，自是有无限心折之忧患。甘露事变作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廿一，本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春，血腥尚未走远，国运微茫，岂能无感？另，反证，义山写爱情全出温柔蕴藉，或缠绵幽秘，不可能以“鬼”等字眼写的凌厉粗鲁。
《李商隐诗歌集解》所辑甚详，手头无书。现查刘学锴《汇评本李商隐诗》（上海社科2002）P56，P57，对该诗的集评附下，可自行判断也。（程梦星所论至当。）
《晚唐》读后感(三)：宇文所安《晚唐》订谬补遗
上一篇揪到了欧文几个可能的错处，晚饭后闲着无聊，又翻了翻，顿时又有新的发现了。刚看到一段精彩的七律风格的论说，随即就发现了几处扎眼的东西，真是白璧微玷，如蝇在食。这本书真是宝藏一般了，常读常新，亦常读常错矣。
一．P151 刘得仁诗句：石溪盘鹤外，岳室闭猿前。欧文释为：同样，我们也可以将第二句理解为“在猿开始叫之前”，驱散一些奇怪之处。
按：欧文的释读才真的是“奇怪之处”。“闭”在此处怎么可能是停止叫的意思呢？目测是翻译和欧文单纯从英文语法出发的原因导致了这等低级失误。估计译诗把“闭”直译成了“shut”，欧文就理解为室可close，猿亦可shut，故而闹出了这个笑话。
二．P157脚注[1]“李商隐说他二十四岁时去世，这是错误的。但在早期的中国评论中，人们常常引用这个数字。”
按：“他”指李贺。然而P162引的义山文曰：长吉生时二十七年。欧文，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查《樊南文集詳註》（影印乾隆刻本），P582，卷八之《李賀小傳》，云：長吉生二十四年。李贺的寿命历来是诗家一大公案，冯浩在文集此处的注即对此有征引辨析。近人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订其生卒年为（790-816），学人大多主此说。看来欧文主张26周岁之说，但是引文不要错误百出好不好。
三．P198脚注[32]：据说黄河有九曲。然而，传说中的大禹开凿了至少在现在的山东地区的河道。张继此处的意思不明确。
按：我不得不怀疑欧文是不是没看懂这首诗了。张继《秋日道中》，全诗如下：齐鲁西风草树秋，川原高下过东州。道边白鹤来华表， 陌上苍麟卧古丘。九曲[32]半应非禹迹，三山何处是仙洲。 径行俯仰成今古，却忆当年赋远游。
再明白不过的怀古诗了。状物，怀古，叹息，“俯仰成今古”是一篇之旨，最后乃以“远游”结，“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屈原《远游》）。欧文所注释的这句显然得跟对句照应着看，张继的意思是，俯仰之间，古今已变，黄河现在大半已不是禹迹了，三山又哪里有仙洲呢。欧文却全落到了实处，论证大禹曾经开凿过“齐鲁”的河道，这是哪跟哪啊。如果这句得如是辩，那下句岂不是也得称引《史记》说明三山真的有仙洲？
四．P167脚注[19]称张祜诗《雁门太守行》引自严寿澂，201页。P171脚注[28]称张祜诗《题苏小小墓》引自严寿澂，14页。P211脚注[64] 称张祜诗《上元怀古》引自严寿澂，152页。然而P288 脚注[74]称张祜诗《到广陵》引自严寿澄，119页。欧文所用书当为严寿澄校编的《张祜诗集》（江西人民1983）。澂通澄，然而一本书里最好还是要用统一的名字。这恐怕不是欧文的错，但也说明本书做的粗率。
五．P230许浑《题苏州虎丘寺僧院》：“暂引寒泉濯远尘，此身多是异乡人。荆溪夜雨花开疾，吴苑秋风月满频。万里高低门外路，百年荣辱梦中身。世间谁似西林客，一卧烟霞四十春。”欧文释二联云：“第二联是这一形式通常要求的描绘性对句：溪中的落花与秋风相配；长江中游的荆州与下游苏州的吴地相配。此联不动声色地展示了时间的迁移和空间的移动，并暗示了时光的紧迫。”
按：查《全唐诗》卷534，许浑诗集卷七，本诗第二句为“此生多是异乡人”。更大的问题是，欧文把“荆溪”理解为“荆州的溪水”，并由此推出“空间的移动”的解读，这就不得不让人暗笑了。许浑题苏州僧院的诗与荆州有何干系？在此处写荆州的溪水岂非跑题？再者，荆州没有一条叫“荆溪”的溪水，（检索荆州市-水系黄页而得，历史资料待考），“荆州的溪水”也不可能被简称为“荆溪”。查苏州水利局《苏州水系简介》有言“太湖之源分南、西两路，南路为浙北天目山区的苕溪水系（又称霅溪），西路为湖西宜漂山区的南溪水系（又称荆溪）” （据《苏州水利志》摘编）。许氏最终隐居于今镇江丹阳，固熟谙东南风物者，在吴言吴，与荆州无涉，自然是明显不过了。
六．P527第十五章《温庭筠》之第五节小标题为“李贺的遗产”，而P157第五章的题目即是“李贺的遗产”。题目虽是小事，但是也可见治学严谨与否。本节论述温之学长吉，仅各举一首诗对比，声色之美没能阐发完整，是不足以言“遗产”的。仅以一章内容论温，似嫌太少。杜牧（P251-307），李商隐（P326-505），而温庭筠（P506-543）为三人最少。其中，温本章的大段内容在谈他的社交经历，手抄本，最后还谈了一部分他的词，而对于温特色同样鲜明的诗没能展开论述，是一大憾。难道是因为其好友Paul Rouzer专治温诗，而欧文不敢掠美抑或抗礼乎？（Paul乃哥大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著有《Writing Another’s Dream——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本书中欧文称引Paul处不少。）
《晚唐》读后感(四)：淫言媟语，元白诗累；春风十里，妓不如你。
昨天晚22点，继续看宇文所安的《晚唐》。
在500多页的篇幅中, 著名诗人白居易只在名为《老人》的一章中和刘禹锡等同时期诗人一起挤凑了寥寥数页，而杜牧却占了整整一章。在贯穿始终的行文中，作者还时不时讥讽一下白居易。
在诗句里袒露内心欲望的白居易，活在当下，耽于世俗的享乐，虚伪地沽名钓誉，没有得到作者的尊敬和喜爱。他的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在宇文所安的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两个字：鄙视。
哈佛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学术文章中所透露的这点率真的个性，让《晚唐》的整个阅读过程趣味横生。
在讲述杜牧写沈家歌妾张好好的五言律诗时，宇文所安又居心叵测的对比了《琵琶行》。
829年，27岁的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曾在南昌(洪州)沈传师的府上认识。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六年后，刚从扬州回到洛阳的杜牧意外重见好好，昔日的豆蔻少女已经成为"当垆"酒女，青春不再，容颜已改，诗人不禁"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在诗的结尾，诗人写到：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
洛城重相见，婥婥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愁景初。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杜牧痛哭流涕，而昔日的好好仍然婥婥，心知肚明地嗔怪杜牧的多愁善感。
张好好的嗔怪或许是真诚的，我也很难想到杜牧眼中的物是人非是到何种境地，这不是杜拉斯两鬓斑白时的花甲老情人，其实、仅仅过了六年，好好才19岁，应该是正值青春靓丽之时，景初人不非，杜牧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
一个略带恶意的猜想，是不是因为在扬州曾经沧海的诗人已经难为水了？
没错，这位杜公子之前的两年，刚在繁华的扬州待了两年。从这期间他的诗来看，这两年无疑是风流快活的两年。
扬州的繁华绮丽肯定让杜牧所不舍。诗人曾写下两首题为"惜别"的诗，第二首"替人垂泪到天明"的蜡烛脍炙人口，而第一首，结合诗人的风流倜傥天性，亦让人回味悠长：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下珠帘总不如。
冯唐自诩的那首名句"春风十里不如你"，原来出处在这里。
姑且不揣测杜牧身边这小姑娘的身份(有多情人说她就是张好好)，也不提那个年代张好好13岁就沦为歌女的事实。如果把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和十里扬州路边的青楼女子相比，这小姑娘心里会怎么想呢？
这么看，这句"春风十里不如你"可能称不上是句顺耳的赞美，甚至有点刺耳。色空不离口的冯唐，在赞心仪的女子时其实心藏猥琐的用意？
倔强的宇文先生仍在念念不忘自己的心结, 在杜牧"洒尽满襟泪"的爱与同情中，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更显虚伪做作。《琵琶行》中的无名歌姬失去了青春美颜，这里的潜台词是白认为她的价值在于接待更多的客人。接着，宇文所安又些许牵强但也不乏戏谑的做了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白居易欢喜《琵琶行》的广受市民传播与歌妓期待青春不负的初衷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老头的个人好恶，这个类比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再对比两首诗的立意。宇文所安认为杜牧相恋的张好好是一个妾，她爱过的男人就两个人，她失去的是爱情。在这一点上，她与《琵琶行》中阅尽风尘无数失去青春的歌姬是完全不一样的。
总之，在宇文所安这个固执的外国老头眼里，兼修李杜风骨的杜牧和擅长写流行歌曲的白居易，虽或多或少得意于仕途，但从文学风格上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诗人。
杜牧曾为好友李戡撰写墓志铭，他借李之口, 尖锐地攻讦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戡) 尝曰：
quot;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坦然真诚，直言不讳，千年前的这两位诗人可能未料到，自己的诗文能给后人留下如此多的想象空间。
据说张好好闻听杜牧过世时，在诗人坟头痛哭而死。我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传说者的良苦用心。
而宇文所安这个有脾气的老头，明天继续读你。
《晚唐》读后感(五)：在回瞻与沉迷之间
在回瞻与沉迷之间
顾文豪
刊于2011年4月28日《时代周报》
今日口耳相传的关于唐代诗歌的分期“初盛中晚”，应归因于明朝高棅《唐诗品汇》的处理方法。高棅认为唐诗各体在三百年间各有衍变，呈现出“兴与始”、“成于中”、“流于变”、“陊之于终”四个阶段。在依时序按唐代纪元为唐诗进行了先后等分划界之后，他还将“始”、“正”、“变”、“终”等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字眼与四大分期相结合，呈现出“价值判断由时序的标志显出演化的历程”，即便今日我们都不会简单将初、盛、中、晚视为时间的干瘪标签，相反它们无一不具实在的美学涵义。尤其是当高棅在书中将“正宗”、“大家”的高华品目安置在盛唐时期，以盛唐诗为基准的文学史观益显顺理成章。如此安排再加上彼时明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文学思潮的推波助澜，巨大牢笼了后世对于唐诗的理解。
这种线性的密切配合王朝兴衰的文学史观固然看去清晰准确，但其最大弊端则每每使生动复杂的文学史全相变得太过稳定简单。宇文所安注意到，晚唐诗存留数量之多、诗歌创作的社会和地域分布之广，导致这一时期的诗歌“其实朝着多方向发展”，其多样性使人“无法简单地概括”。换句话说，并“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晚唐”。
事实确实如此。晚唐其实在宋初亦未成为一个整体稳定的风格概念，时人作诗或宗白居易、或法李商隐、或师贾岛、或学许浑。直到景佑庆历之后，提倡杜诗者纷纷将晚唐作为杜诗之对立面而大加挞伐，谓其气韵卑弱、格调浅俗，代表即是孟郊、贾岛、许浑等；反过来，也有替晚唐说好话的，认为晚唐精工圆熟、清词丽句，以致宋代诗学的一大重心即是处理晚唐与反晚唐的争辩。但不论支持抑或批评，两派都忽略了晚唐诗歌的多元异质，都只画出了半张脸。
宇文所安以“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作为晚唐开端，认为这一“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现的大量诗歌出现只是“继续着我们所研究的诗歌传统”。在具体论述上，他主要择取了三类人物，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诗人，再是以贾岛为代表的律诗巧匠及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忠实追随者，最末则是为人熟知的代表晚唐诗歌特点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虽然后两位的诗歌成就其实在有生之年皆未获得普遍承认。
在关于晚唐诗歌美学观念的抉发上，宇文所安这回拈出了“回瞻”与“沉迷”两词。他以杜牧关于赤壁之战的一句慨叹“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为由头，点出这一“通过慨叹已不存在的过去而唤起的缺失场景”的诗歌手法在当时的创作中频繁出现，从中窥见出晚唐诗人常常回瞻，过往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具有特别的光晕”。就这点而言，“晚唐”确实是“晚”唐，但这种“晚”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迟到感”——他们必须始终“站在过去的大诗人和过去辉煌的阴影里”。
沿着“回瞻”导向“沉迷”实则顺理成章。周遭世界越是荒败支离，愈加激起对于过往美好的怀念，形成恰如威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提到的那种超出个人心理的“对一个不同时代的怀想”。“回瞻”使人不自主地拒绝不加反思地生活在他肉体所存在的时代。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诗人往往选择一种“排除外部世界、内省及孤立某一特定事物或范围的方式”，于是“沉迷”也就担当了这一时期的诗人和诗歌的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沉迷”和早先南朝诗人对于诗歌和感官愉悦的耽溺并不尽然相同，事实上，它催生出晚唐诗人愈加倾向于将诗歌作为独立活动领域的认识——诗歌必须绝对的投入，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类别，甚至是一种使命。
循着这样的观照角度重新探勘晚唐文学史地图，观感大变。晚年白居易的作品在当时大多是一种负面的形象，声调谐和、章法明晰，古典诗竟然确实可以“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在说话”，他代表了古典诗的一种可能性，即“不断有诗人出于本能或所处历史时刻而反叛‘高雅’的诗歌风格”。但这种随性而作、应景而发的创作行为又非一个中立的行动，相反它是白居易晚年一再强调的“一套价值观在风格上的反映”，简单点说，自然地作诗只是自然地做人的一部分。问题是，如果“自然”是一种被预设的行为，这样的“自然”还称得上自然吗？平易直率若是“自我意识到的随意”的产物，还能安然相信这是一首“自然的”诗歌吗？更何况这个几乎字字句句宣称淡泊满足的老人，却热衷清点自己的存货，难怪司空图讥其为“都市豪估”——“他总是在衡量自己的位置，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包括真实的人或想象中的模式”。
这样的白居易催生出另一种诗歌美学，并激发出各种各样的稠密风格和风雅形式。换言之，作者提醒我们，若将白居易视为晚唐诗的一个巨大背景，更能理解贾岛及其诗人群的意义。
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贾岛是苦吟诗人，执着作诗而多少有点神经质的现实生活的失败者。抱持这种观感的我们实则忽略了贾岛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贾岛及其诗人群对于中国古典诗做出的贡献绝不比白居易小。但我们通常并不这样认为，书中给出了迄今我读过的关于苦吟与声名的反比关系的最好解释，苦吟是“一种愉悦的痛苦”，我们很难在苦吟的诗句中找到在白居易那里触目皆是的所谓个性，相反诗人要我们体察的是创作过程的艰辛。
关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关于贾岛的传闻轶事，宇文一反一般文学史的陈词滥调，认为在晚年形成并在其去世后发展的传说中的贾岛更多“受到一种‘诗人’应是如何的新观念的强烈影响”。政治失意、寂寞孤独，极为适合后世关于“诗人”形象的定义，这些现实中的不成功更有利于突出其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及对权威的漠视。宇文分析了贾岛著名的因为吟诗而冲撞高官的故事，他指出，这则轶事的根本意义不在于突显贾岛对于诗歌的极度痴狂，而是表明诗歌创作的冲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是“一种比等级社会中的地位更值得尊重的事业”。它一方面说明现实社会的等级不容冒犯，但又狡猾地透露出诗歌可以相对“处于一个独立的领域”。
如果诗歌作为独立领域的观念日益普及，那诗歌和诗人的定义都将发生本质改变。此前，作诗是余事，每个诗人的首要身份可能是宰相、刺史等一大堆头衔，但现在，情况发生逆转，诗歌才是某些人的“事业”，为了持久专注这一“事业”，政治头衔反倒成了一份保证收入的“工作”。这样的解说或许更能解释为什么晚唐诗人会如此着迷于技巧。与天赋不同，技巧必须月锻季炼，它迫使诗人必须摒挡一切可能干扰诗歌的事务，如此才是一个“纯”诗人。同时，因为技巧是习得的，也就展现出一种可以通过不断操练学习而获得成就的模式，一种“美学的社会移动性”。这个贾岛圈子中人共同秉持的模式不停暗示他们——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照旧能够依凭自身的努力，超越那些在诗歌创作的精英群体中成长的人。明乎此，也就能明白为何晚唐会出现大量的诗格、诗法之类著作，也能明白贾岛为何在后世小诗人中拥有极大的声誉，因为他和他的圈子向那些徒有作诗之心却乏作诗之能的人们宣告了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写出诗来的可能，他比李白杜甫更适合成为小诗人的榜样。
对于晚唐诗歌美学观念的重新审视无疑相当精彩，同时宇文再一次从手抄本文化的角度强调文学史中的“文本流动性”问题。
譬如李商隐诗集编撰史就是一例。李涪在约成于公元十世纪初年的“刊误”中激烈批评李商隐：“商隐辞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 这番激烈詈骂的背后是这样一则事实，李涪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李商隐的全部诗歌。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李商隐小集，而这些诗作恰恰是按照李涪所谴责的特质——“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所编选出来的。直到宋代的杨亿耗费心力地搜集李商隐的诗作，我们才得以了解更全面一点的李商隐，虽然杨亿当时的定本也只是现在李集的三分之二。这则故事告诫我们，我们今日对于唐诗的了解其实只是偶然的产物，偶然的编选者出于偶然的口味进行编辑，最终偶然地为我们所见。与其说我们保留了什么，不如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丧失了什么。
和此前的《初唐诗》、《盛唐诗》一样，宇文所安仍旧偏爱文本细读，但从不流于文本细读，而是将历史、文化、社会与文本结合起来视为一种大“文本”来解读。与国内大多文学史研究不同，他更在意的问题并非是我们对于过去有多少精确的稳定的了解，而是着重在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过去。
同时，宇文所安的文学史意识日益强烈，他自称“每次重返，文学史都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与其说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全面的细节，毋宁说因为我们带着更多的疑问。在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文章中，他已经强调“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不是两个时刻——过去的真面目和现在，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些中介过程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一旦意识到我们拥有的材料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选择和定型的，也就不能随意认为自己的结论多么确定。相反，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始终应该“史中有史”。文学史著作不是文学名家集锦图，亦非文学英雄排行榜，必须写出文学的历史衍变，不同时期文学美学观念的互动，揭示出导致不同文本的诞生、改变与消亡的背后原因以及今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悄然更动了文学史。
相较宇文所安抉发出的晚唐多元之美，或许此书本身更多地展示出文学史叙述的多元之美。文学史叙述不该也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任何文学史叙述都只是试图逼近历史原貌与全相的一种努力。在这逼近的过程中，寻找的路径和方法永远比找到的东西更令人激动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