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成见》是一本由徐英瑾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挺生动有趣且专业的一本书，深入浅出，非专业的人都可以看懂，语言也较为凝练。
●不要对“认知成见”有成见。 逻辑性强，对于小白而言比较难读但是严谨、清晰，慢慢读也不难，结论明确。最后一章还反复强调，太贴心了。
●这书对于本法学狗来说太牛逼了。 根据本书感觉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对reason和ration的区分存在问题
●pp.152-6吉仁泽（2000）：显著性水平的划定依据，奈曼、皮尔逊主张采用频率主义的误报率，费舍尔主张采用业界习惯即同行的“集体主观成见”；主流心理学教育忽视俩进路的区别而会导致基本比率与先验概率的混淆。一些思维偏差比如“合取谬误”的实证研究中，被试或未意识到指导语、实验材料中预设的随机取样机制。
●一般
●很多内容之前都已经了解过，新意不多。对“思维土法”的辩护倒是挺有意思。
●被徐老师圈粉了。认知成见（偏差），也称思维土法，是演化的精巧造物。思维土法，就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吉仁泽的生态理性。新达尔文主义，是赵南元的善理体系。
《认知成见》读后感(一)：成见乃是认知的快速途径
记：
均匀分布假设：样本空间中事件可能发生的所有逻辑位置点是以均匀的方式被散布的。
若事件之间有内在关联（被称为因果关系），一类事件发生将导致客观世界扰动，另一类事件发生的逻辑位置点朝向某些时空方向聚合。因此事件在逻辑空间中的分布应是稀疏有致的。
特定条件下的合取谬误偏好是人类获取真理之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
由此可见所谓批判性思维有时分析套路的不合理，感觉像鸡蛋里挑骨头
《认知成见》读后感(二)：分类带来思维效率的跃升，本质是范式的转变
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分类的过程。不分类，就不能认识世界。 分类标准都是"主观"的（由认识主体决定的），世上不存在客观的分类标准。（丑小鸭定理） 分类标准的优劣不在于是否客观，而在于是否"好用"。我们可以用善理三原则（赵南元：存在、经济、预测）来定义"好用"，也可以用好思想定理（阳志平：证据、因果链源头、品味）来定义"好用"。善理三原则和好思想定理指向同一件事——现代科学体系的底层精神结构。 例如，关于认知成见（cognitive biases），有两种常见分类方法。 一种是直接对成见的内容分类。意大利认知科学家皮－帕（Piattelli-Palmarini)在《不可避免的谬误》中将认知成见归结为"七宗罪"：先入之见（anchoring）、过于自信(overconfidence)、鲜活表征者胜出(ease representation)、错误归因（magic thinking）、无视概率(probability blindness)、事后诸葛亮(predictability in hindsight)、合适脚本中的植入性思维(reconsideration under suitable ｓｃｒｉｐｔs)。卡尼曼的分类与皮－帕类似。这种分类是对皮相特点的罗列。 另一种是对成见的形成机制分类。吉仁泽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限理性、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类。这种分类的底层结构是，用达尔文范式的演化理性，代替了欧几里得范式的演绎理性。吉仁泽的分类，不仅去掉了认知成见的负面色彩，更揭示出人的认知结构和外部环境的紧密联系。 综上，后一种分类更好用，因为更加抵进问题的本质。从善理三原则的视角看，后一种分类在更大的时空尺度稳定存在、认知成本更小、预测力更强。从好思想定理的视角看，后一种分类证据更多、更靠近因果链源头，有更好的品味。 参考：《认知成见》、《认知科学揭秘》、《工作谈》
《认知成见》读后感(三)：分类带来思维效率的跃升，本质是范式的转变
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分类的过程。不分类，就不能认识世界。 分类标准都是"主观"的（由认识主体决定的），世上不存在客观的分类标准。（丑小鸭定理） 分类标准的优劣不在于是否客观，而在于是否"好用"。我们可以用善理三原则（赵南元：存在、经济、预测）来定义"好用"，也可以用好思想定理（阳志平：证据、因果链源头、品味）来定义"好用"。善理三原则和好思想定理指向同一件事——现代科学体系的底层精神结构。 例如，关于认知成见（cognitive biases），有两种常见分类方法。 一种是直接对成见的内容分类。意大利认知科学家皮－帕（Piattelli-Palmarini)在《不可避免的谬误》中将认知成见归结为"七宗罪"：先入之见（anchoring）、过于自信(overconfidence)、鲜活表征者胜出(ease representation)、错误归因（magic thinking）、无视概率(probability blindness)、事后诸葛亮(predictability in hindsight)、合适脚本中的植入性思维(reconsideration under suitable ｓｃｒｉｐｔs)。卡尼曼的分类与皮－帕类似。这种分类是对皮相特点的罗列。 另一种是对成见的形成机制分类。吉仁泽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限理性、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类。这种分类的底层结构是，用达尔文范式的演化理性，代替了欧几里得范式的演绎理性。吉仁泽的分类，不仅去掉了认知成见的负面色彩，更揭示出人的认知结构和外部环境的紧密联系。 综上，后一种分类更好用，因为更加抵进问题的本质。从善理三原则的视角看，后一种分类在更大的时空尺度稳定存在、认知成本更小、预测力更强。从好思想定理的视角看，后一种分类证据更多、更靠近因果链源头，有更好的品味。 参考：《认知成见》、《认知科学揭秘》、《工作谈》
《认知成见》读后感(四)：思维土法
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重要性，论自然主义（具体变种：新达尔文主义）的强大解释力。 “根据蒯因( Willard vanOrman Quine，1908-2000)式的“自然主义”理论,逻辑学、概率统计学与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描述之间的关系乃是彼此连续的,因此,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根据新经验观察修正我们用以描述这些观察的形式工具的。” 完全逻辑形式工具计算正确性本身就是需要打问号的东西，当然也有执着于贝叶斯概率等逻辑工具计算的人。至于是以经验为标准还是信任形式工具这因人而异。 在任何研究背后都有预先设定的规则（语言、思维的前见），而这规则就是背景，没有人可以从纯粹无知中理解事物。这种前见只是起点，并不是说不可以改变。没有理解各自的背景，也就无法更好的沟通交流。 对真实心理思维（思维土法）和完全理智的逻辑思辨的比较有意思，也就是所有信念都可以得到一种因果解释（以演化论为背景）。适应性会使人留有看似非完全按照逻辑却更有利于行动的信念（思维土法），也可以得出有利于人生存的认知成果，或许不是终点，但会是好的向导。 之所以思维土法更实用有效，是因为人的心智模块不是拉普拉斯妖般的全能决定论（未知）的神灵，有限理性处理有限的信息，就必须通过极为有限的计算企图达到更好的认知、行动效果。重要的是在有限理性（时间精力、计算能力）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考虑全能理性中错失良机，节俭性的理性才是实用的真实心理思维。 书中论证： (1)“节俭的思维土法”具有正面的价值,当且仅当其能够被一种合理的“理性”观所包容。 (2)一种合理的“理性”观必须对能够在自然界中真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智能系统的推理过程做出规范性描述。 (3)根据前文提供的比较性分析,在诸种既有的 理性”观中,只有以“节俭性”为关键特征的“有限理性观”才能够对在自然界中真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智能系统的推理过程做出规范性的描述。 (4)以“节俭性”为关键特征的“有限理性观”,显 然能够包容“节俭的思维土法”的存在。 (5)所以,“节俭的思维土法”具有正面的价值。 接下来就要解释何为“思维土法”，以及论证不会由于过于节俭而失去处理问题的能力。 本书里有很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成果，本身也强调了实验心理学对哲学的重要性。 其实非逻辑信念和逻辑信念，以及二者交融的信念都是作为人解决问题、适应生存的工具，在演化论背景下都可以得到解释。各自用途不同，适合各种场所，因为人的理性是不断进化，至少从目前发展看，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理性也有了更多用途，解决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原来的思维土法却依然有存在的必要。 其中有些符号计算，没怎么看。 作者倾向于人的心智模块是纳司系统（非公理推理系统），也就是通用问题解码器假设。用奥卡姆剃刀反驳吉仁泽的大规模模块心智论假设。
《认知成见》读后感(五)：读书笔记
一、导言：新达尔文主义的视角
给出关于划分“思维成见”中“真见”与“谬见”的两个基本立场：“推理规则至上论”与新达尔文主义。这里首先要提的问题是：形式推理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有超越于一切问题求解语境的一般性见解？这不好给出答案，但已有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可供参考：如直觉主义者布洛威尔（Brouwer，1881-1966）反对排中律在无穷性语境中的应用——此外，即使在只处理有穷性的日常语境中，对于演绎性的形式逻辑的严格遵从，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所需要的推理效果，也受到了不少人工智能专家的怀疑。（“人工智能”这门学科比纯粹的逻辑学研究更关心对人类实际思维的模拟，因此更有机会切近人类日常推理活动的细节。）现在返回本书主要立场，给出这样的描述：对于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来说，推理的有效性并不是推理活动是否成功的至上标准。从一种宽泛的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更为重要的标准在于——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性。具体而言，它往往取决于生物体心理投入与环境回报之间的比值关系。
现在有如下异议：
第一，这样的建议犯了“心理主义”的错误，即认为逻辑规范的先验有效性可以被还原为一些心理学规律的有效性，因此经验性质的心理学研究能够为逻辑学研究奠基。因此这种以“适应性”为核心的真见-谬见的划分建议，无非就是心理主义在达尔文语境中的复活，会被胡塞尔和弗雷格喷死。
第二，生物体以生存目的的行动也必须在逻辑空间中展开，换言之，生物体不可能做出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动作，且生物体所持有的不合乎逻辑的信念，也不可能导致其走向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因此即使是对于经验的心理学规律和生物学规律的表达，也必须预设先验的逻辑规律的有效性。
第三，一种过分受限于达尔文主义之视野的“推理谬误”观念，会在根本上难以为工业时代的复杂推理活动提供合适的规范性基础。这主要因为生物演化的速率远远比不上最近几千年来人类文化演化的速率，因此那些在原始环境中曾经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思维土法”，很可能在工业社会的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
我们给出如下回应：
关于第一点意见，对于达尔文主义视角的采纳本身并不意味着逻辑可以被还原为纯粹的心理学或者生物学规律，而只是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情景而言，用这些心理学或者生物学规律来划定“谬见”与“真见”之间的界限更能抓住问题本质。因为我们并不在乎如何构造一个纯粹的形式系统，而只关心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得以产生的事实基础，以及其在经验世界中的有效性。
第二点意见确实有部分合理性，因为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一个在逻辑上不可能发生的动作，确实不可能被一个生物体所执行。然而从这样的形而上学前提出发，无法得到这样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结论：一个生物体不可能具有一个在逻辑上不成立的信念——甚至也无法得到这样一个推论：一个持有在逻辑上不成立的信念的生物体在生存游戏中注定是失败者。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两点经验观察：
1、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其持有的信念系统在逻辑上完全是自洽的。
2、对于无论是作为物种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都观察到大量生物学意义上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的实例。
因此，对于逻辑的严格遵守，根本无法构成对于此类成功得以出现的合理解释，这就逼迫我们给出别的解释，如宽泛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的解释。
第三点意见同样具有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各种科技工具的发明，也往往是为了适应我们从史前时代慢慢演化而来的身体的特征，甚至是心智的特征。（例：人们对罗马与阿拉伯计数系统的选择。）详细地说，纯粹形式系统所表达的内容必须被裁减成人类原始心智架构所容易消化的形式，才能取得传播学意义上的成功。因此我们的原始心智架构在今日依然有着重要的用武之地。
也许有人会继续提出责难：我们以上对各种“思维成见”进行洗白的努力，无一不是建立在对辩证逻辑的尊重与奉行上的，而在已然使用逻辑的前提下，再对逻辑自身鉴别“真见”与“谬见”的价值提出怀疑，难道不是一种“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自我驳斥吗？需要指出，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思维成见”放在“逻辑有效性”的对立面，因此“适应性”的标准与“逻辑有效性”的标准无疑是有部分重合的。如一头狮子不可能认为在眼前的动物百分之百是一个猎物，又百分之百不是一个猎物，不难想见，从新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这样的狮子是不具有适应性的。
最后，这里再列举一个来自现代知识论的反驳：如果新达尔文主义者对于“真见”-“谬见”的划分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区分方案就应当有能力从“成见”中遴选出“知识”。但显然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适应性”还是对于智能体内部算法的遵从，至多只能保证智能系统产生的信念是“得到担保的”或是“得到辩护的”，却不一定是真的。这就会走上内在主义歧途，并沦为外在论者的笑柄。
一种可行的回应方案是：反对“符合论”真理观并采纳实用主义的资源。
（第一章略，主要介绍心理学家皮-玛的七个实验，及其中被测试者普遍地违背基本逻辑推理与概率论常识的思维与行动，他力图证明人在本性上是非理性的。）
第二章：对于“合取谬误”的洗白
洗白工作分三步：一、在一定知识背景被给定的情况下，若整个合取式从中得到的被确证度要大于某个合取项从中得到的被确定度，那么对于前者的偏好就是合理的；二、合取式由于往往比合取项包含了更多信息，因此当相关内容切中认知主体的生存需要时，对于它们的偏好就会对人类的生存斗争产生积极意义；三、在赌博活动中，对于某些先验概率较小的合取式的偏好也是合理的——这也是因为这类偏好虽然比对于合取项的偏好更难得到满足，但一旦得到满足，其获得的收益也往往更大。
两位心理学家特-卡在其所做的实验中详细介绍了合取谬误的内容：“琳达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命题为F，“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命题为B，那么“琳达是一名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银行出纳”命题就是B合取F，画韦恩图，其概率必然小于B。但被实验者往往会认为命题B合取F的概率更大。
两位心理学家的解释是：概率论是一种外延化的形式推理工具，而人类进行非确定性推理的过程则高度依赖于对被推理内容的语义直觉，两者相差迥异。他们认为后者运作的规则是“心理原型”，即：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必须依靠于大量的概念，而概念自身则是通过某种“心理原型”的方式在记忆中被存储的（而不依赖于“种加属差”的定义）。因此在被实验者获悉关于琳达的背景知识后，他们发现琳达的形象与他们心中关于女权主义者的“心理原型”十分吻合，因此他们自然会偏好那个包含了“女权主义”之语义内容的职业取向预测。至于“银行出纳员”这个预测之所以未被偏好，是因为其缺乏来自背景知识的语义支撑。
但是有人会反驳道：如果我们将此情形运用于赌博场景，会发现那些选择合取式的人更容易输钱，因此这样的预测就是不具有合理性的，因此也不具有规范性——尽管人们有强大的自然倾向去做此类判断。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合理性”定义，以便容忍“合取谬误”。
这里参考德国心理学家吉仁泽对于“理性”的三种区分：
（1）有限理性：就是在决策者的认知资源、时间资源和能量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决策者体现出的问题解决能力。
（2）生态学理性：也就是那些在特定的生态学环境中用以应对特定生存问题的启发性算法所标识的那种理性能力。
（3）社会理性：就是决策者根据所在的社会环境进行决策的能力。
这就暗示着：自然选择机制并不抽象地关心一个生物体的认知架构能产生多少真理——它更关心的是，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这样的架构究竟能产生多少对于其直接生存来说具有直接意义的真信念。因此脱离资源限制约束的真信念产生机制乃是一种演化进程的奢侈品，很可能会被淘汰。
下面就第一章中关于伯格决赛前景的那种未被概率论要求的预测，给出三个论证来说明做出这样的看似荒谬的决策其实是足够合理的。
第一个论证的核心是：这样的决策符合决策者目前业已获得的知识，因为伯格在球赛中表现一直出色，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第一回合输掉，但最终赢得比赛”的合取假设就会得到来自背景知识的更多支持。这包含了以下三个预设，且三者都符合上述“理性”的定义。
预设1：如果已知事件类型E一直发生，那么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假设E还会继续发生。因为如果要假设E不会出现，我们需要额外的证据支持。
预设2：一个假设只要一部分的到了证据的支持，就等于起整个地得到了证据的支持。这是因为，对于某个假设的语义构建的证据的获取，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整个假设得到验证的征兆——而在实际思维中对于这些征兆的利用，将使得心智系统更便利的收敛思维方向。
预设3:一个得到正面证据支持的假设，无论其得到的支持力度为何，总应比一个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支持的假设更应得到偏好。这是因为：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的假设来说，对于它们的不必要偏好将耗费系统更多运作资源，并影响系统对于那些已获支持的假设的处理效率。
第二个论证认为：从演化论角度看，认知系统所产生的信念必须兑换为各种行动，才可能真正提高生物体的环境适应性。因为信念的内容越宽泛，那么其可兑现性就越小，其在生存活动中的价值就越小。因此，在赌博场景中，“伯格在第一回输掉”的兑现性远远不及“伯格在第一回输掉，但最终赢得比赛”这个合取命题。
第三个论证指出，也许有人坚持认为选择概率更小的合取式会损失更大，因此难以逃脱“非理性”的指责。总的来说，人类在赌博活动中的下注行为的合理性，必须通过对于其损失和收益的综合考虑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具体来说，额外的证据明显是站在假设“伯格会在决赛的第一回合中输掉，但他最终还是赢得比赛”。综合先验之考量与经验的靠脸，采纳合取式假设，是会让下注者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因此是合理的。
上述论证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非确定性推理情境中，某些违背概率论要求的推理形式具备合理性-而自然选择之所以会选中这种推理机制，也只是为了使得早起人类能够更有效地集中认知资源，以便适应环境。那么科学推理中是否会存在合取谬误呢？本质上说，对概率合取式的计算规则的运用，本身预设了：在样本空间中事件可能发生的所有逻辑位置点，是以均匀的方式被散布的。然而该预设的形而上学根据是缺乏的，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量太少，只好假设该事态发展的所有相关可能性彼此等分逻辑空间。
与此相较，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对客观世界中诸事件变量之间的实际因果关联做出猜测与解释，通过对经验数据来验证或修正猜测。因此“均匀分布”的预设仅能被限制在“目前尚未知”的领域内。因此某些具有合取命题之形式的假设在备选假设中会逐渐凸显，并得到采纳。
第三章：“思维土法”的合理化
“heuristics”即启发式算法，这里译为“思维土法”。司马贺（H·Simon）提出，一个智能系统的记忆库被认为是预装了很多作为“推理捷径”的“思维土法”，以使得系统自身能够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通过更为经济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推理目标。它将帮助系统更迅速地找到符合要求的问题答案，完成相关任务，以使得系统不必在无边无际的逻辑搜索空间中上下求索而无谓地耗费资源。因此智能系统对于“思维土法”的依赖与“节省资源”的目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根植于吉仁泽对于“理性”的三种定义。换言之，新的理性标准需要节俭而快速的思维土法。
首先引入拉普拉斯决定论下“全能神灵”的观点，由于这样的神灵需要足够的计算资源、事件与能量来处理一切信息，那么此时除了神以外，谁都不可能具有“全能神灵”意义上的理性——这个结论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弱化的全能理性版本，即一个“条件限制下的最优化选择”而被定义的“理性”。但是吉仁泽认为这样一个看似对认知系统的运算资源的有限性有所关照的“理性”观，也要求认知系统有能力精确估算一个还没有被验证的问题解决方案的“验证成本”，因此其对于生活的适用性依然不高。
因此一种更接近人类心智之真实运作的理性观，便是以“满足”为核心的有限理性观——一个智能系统具有司马贺意义上的“有限理性”，当且仅当其能够按照任意一个被其所想起的能够“满足”问题需求的预案行事。但这依然有瑕疵，因为它无法回避“对于被选出的预案进行心理模拟意义上的虚幻检测”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因此吉仁泽提出了以“节俭性”为核心的“有限理性”观，即：当且仅当智能系统所从事的问题求解过程本身能够以一种相对节俭的方式消耗资源，而且，其所导致的推理结果也能够基本上满足该系统的生存需要。
给出一个案例：现有一张考卷，上有一列由美国城市名称所构成的对子，要求考生从每个对子里找出居民较多的城市，并根据答对率进行判分。分别选择美国与德国学生来答题，会发现德国学生由于其直率的选择方式（依靠城市知名度）而答对了更多的题。现在通过一系列我没看懂的计算，得出对能认出所有城市的学生的先验答对率为60%，认出一半城市的学生的先验答对率为68%。
进一步地，对思维土法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逻辑推理的违背。一个致命的质疑是：亚里士多德发明形式逻辑不过两千多年，现代概率论诞生至今不过几百年，在此之前人类凭借“思维土法”所做的大量决定与获得的相应成就，该如何解释呢？（“无奇迹”说的变种）作者的解释是：在处理社会契约领域内的假设性命题内容时，人类的心智系统会特别敏感于契约被背叛的情形，而在处理于社会规范无关的纯粹描述性内容时，人类心智系统却不会以同样的敏感性来面对假设被证伪的情形。
这里需要强调，这种推理机制并非是命题逻辑的完美体现者，它仅仅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充分呈现出“若P则非Q”的证伪条件，即：契约“若P则非Q”的失效会对认知主体自身的利益构成明显的威胁的时候。因此思维土法的推理机制于命题逻辑的相容性只是一种不能被推广的偶然现象。
而为“思维土法”洗白的最后一步工作，就是说明其与概率论的相容性。这要求对于概率论相关的一系列技术概念的意义澄清。这里的核心在于，以皮-帕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普遍混淆了一些关键概念：即混淆了频率主义意义上的“基本比率”概念与贝叶斯主义意义上的“先验概率”概念。恰恰是这样的混淆，使得皮-帕说的“无视基础比率”的问题成为“谬误”。这就是说，将先验概率等同于一种特殊种类的基本比率，是基于一种非常狭隘的对贝叶斯推论的理解：在主体对外部环境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或许行得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判断恰恰是奠基于对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上的——此时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具体来说，皮-帕的集体思路中，“先验概率”已经等同于“基本比率”，因此某些关键的经验线索的作用会被大大削弱，此时他认为所讨论的这个人是通过随机取样而被选中的，而被试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随机取样的预设，则颇为可疑。
进一步说，影响被试者的最终输出与标准概率统计学预期之间的匹配程度的关键性因素，并非是被试者之心智自身的算法特征，而是输入信息自身的组织形式。
为了深入构建一种与贝叶斯推理不同，但是却得出相同结论的推理机制，作者列举了新的案例并进行了一系列我没看懂的计算，得出被试者通过所谓“贝叶斯代理机制”计算的结果与贝叶斯推理所得结果一致，尽管前者基于“自然取样”过于粗糙，但这种心理机制是自然史描述的一部分，它与为实验科学服务的统计学并不至于互相抵触。
最后对吉仁泽质疑的关键在于，他的“思维土法”预设了心智的“大规模模块论假设”是对的，这就排除了心智系统存在着一个“通用问题求解器”的可能性，这里可以引入“nars系统”——即具有通用用途的计算机推理系统“非公理推理系统”——来改良。但我实在没看懂这个nars系统是什么鬼，所以也不好评价。最后，作者强调了这种对于人类既有的“节俭的思维土法”的细致重构，有望在标准逻辑学知识搭建推理框架的当代知识论研究中带来“范式革命”的颠覆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