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等人》是一本由宋华丽著作，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一等人》读后感(一)：家风一事
《第一等人》这四个字其实是让我有点排斥的，但我还是屈服在封面设计上了，几番犹豫之后，决定读一下序再说，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果然是望文生义了。
宋老师（达者为师）的写作手法阅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晦涩难懂，起初还有一些顾虑，毕竟这是一部偏向于正统的历史类书籍，又是以家族传记的形式书写，害怕过于枯燥而坚持不下去。可是随着侯氏家族的延续，我的心慢慢地也跟他们暂时维系在了一起，这些以前毫不了解的“小人物”，名气也许不是那么足，但却真真正正的都是大明王朝的栋梁之材，通过他们这些人的经历与思想，明末的历史变得更加的鲜活灵动。嘉定城破，侯氏三人，龚氏、黄氏兄弟的抉择让我不禁潸然泪下。
侯尧封的一句“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为侯氏一门树立了门风，之后无论是“江左六龙”时期的繁盛，还是“嘉定三屠”之后的衰败，侯氏一门都无愧于“第一等人”这四个字，为了维护家族的脊梁，即使最后落魄到销声匿迹，侯氏族人也一如既往，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再次想起了自己从前曾经思考过的“家风”一事。正如婚姻一般，随着宗族的没落，家风也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家中的孩童直接暴露在信息大爆炸的社会环境中，缺乏三观认知得他们很容易就随波逐流，这或许也是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原因，法与礼二者都不可或缺，而家风正是礼的一个分支，是道德的基石，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真的让人有些失望，所谓的思想开放与言论自由就是出口成脏跟党同伐异吗？
《第一等人》读后感(二)：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我大多回答，是因为爱好。大学时学文，研究生学史，是那股对文史的兴奋劲儿让我有决心挑战这个巨大工程。虽然人不在学术圈，也想对过去的所学有个交代，同时从另一个视角去解读历史，让历史有可读性和学术性。
用“区域社会史”视角写江南家族的抗清故事，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读研期间跟从赵世瑜教授主攻明清史、区域社会史方向，对“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小历史与大历史”“长时段”“眼光向下”等先进的史观，以及民俗学、妇女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手段深感新鲜和赞叹，从此认同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认知方式。
二是翻译《嘉定忠臣》让我更加意识到，只有用“社会史”视角，而非标签化、模式化的革命视角，也非孤立、列举式的地方史视角，才能全面观察一个逝去的时空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才能复原出鲜活的、打动人心的历史现场。
关于这一主题，在我尝试之前（之时），已经有美国邓尔麟教授的学术研究，有嘉定本地陶继明、张乃清、王光乾等文史研究前辈的充分展现，有复旦大学冯贤亮教授和杨茜博士的论文探讨，有《侯岐曾日记》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先生的系列学术随笔。他们以不同文体、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嘉定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积淀、侯家的生活圈子、侯家与地方社会网络的互动、明末清初抗清人士的抉择，将嘉定主题做了最大程度的挖掘。
他们丰厚的研究积累是我前行的动力，帮我勇敢践行自己的理念，写出不一样的嘉定故事。
这样一个鲜活、复杂、让人感同身受的故事，应该突破历史学术圈，突破嘉定本地文史圈，和更多的人分享。它的读者，可以包括宽容的历史行家、传统文学和文化爱好者、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的学子、沉浸于江南风情的游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最高目标的叙事体历史写作。
《第一等人》读后感(三)：我和她和这本书的故事
《第一等人》出版了，媳妇儿写的书，为她高兴，到现在都没给她道喜，哪怕是竖起大拇指点赞。生活的琐事太多，工作、家庭、老人和孩子，忙得团团转，很想说一句：老婆，辛苦了，替你高兴！想想这几年，一个结束北漂来到青岛的女孩，一个回归家庭的女人，一个生娃带娃的猫妈，一个从家庭走出来的女作者，某个时间段，做的某些事，都可以被打上标签，就说说身边这位女作者。
记得刚认识不久，在心海广场海底捞吃饭，像每个恋人一样，聊现实，谈理想，小心翼翼地想更多了解对方。谈起理想，我总是侃侃而谈，仿佛即将发生的互联网变革都跟我有关，她也许听懂了，也许没听懂，突然来了一句，你会做饭吗？我一听，这是我强项呀，于是继续侃侃而谈做饭之道。“你能在火锅里打个荷包蛋吗？”理想很遥远，现实就在眼前，这是在考验我呀，于是乎，成功完成一个荷包蛋。老天帮忙，心中窃喜，接下来，话题聊没了，尴尬的停滞中，找话题。我问，你最近几年除了工作有什么打算？她答，要准备一下雅思考试，如果有可能的话，打算写一本书。隔行如隔山，高逼格，无言以对。饭后一起到海边散步，大海是包容的，平静的海面上倒映着霓虹，也摇曳着月光，它们互相重叠，也各有秩序。
对于空想派，理想永远是理想；对于行动派，理想就是行动计划。接下来，她除了忙于工作和生活，业余时间开始收集史料，通读史料。怀孕六七个月，一人在台灯下一坐几个小时，看着心疼，心想劝她暂停，却只能说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之类的话，当时的心情可谓复杂，唯一能做的是多承担家务。如今书出了，我调侃说，有我的一半功劳，没功劳，苦劳也算。
收集史料、研读史料是个耽误工夫又费神的活儿，好在几年的研究生饭没有白吃，加上翻译《嘉定忠臣》的功底，想必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只见书桌上的书越摞越厚，书架上的书越堆越多，每本书上都有圈圈画画，贴着各色的标签。
收集史料期间，赶上孩子出生，只能暂停手头的活，全身心照顾孩子。孩子在写作期间出生，乳名选用史料中一个特别的词，同样倾注心血。对她而言，书和孩子都有特别的意义。
产假期间，她照顾孩子之余，也能挤出些时间，于是开始着手写作。书桌搬到卧室，孩子放在床头，回身哄完孩子，又转身趴到书桌前。晚上，我常常睡醒一觉，总能听到啪嗒啪嗒敲键盘的声音，望着昏暗的灯光下忙碌的背影，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泛起阵阵心疼。也怪我没有劝的理由，竟没说出一句劝慰的话，在心疼和自责中睡了过去。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晚上敲字影不影响你休息，我说没有，我这人心大，睡得沉。也许是察觉到了什么，从此，台灯用帕巾遮住，翻书和敲键盘时更加小心翼翼。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文档里的字越敲越多。
出于好奇，我经常索要文档，想看看尝个鲜儿，她每次都是拒绝，说等写完再给我看，出于尊重，强忍自己的好奇心。有时我趁着电脑没关，偷瞄上几眼，说实话，写作初期的文稿，真心读不下去。
有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出她的焦躁，也许是带孩子累的，也许是写作累的，或许各有原因。有一天，她在饭桌上跟我说，这书太难写，史料一大堆，人物一大群，写着写着就感觉偏了。一时之间，好像缺乏写作的信心了。作为门外汉，我帮不上什么，说鼓励的话显得太空，主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有关系树、思维导图，于是拿出来海吹一番，还建议写作一定要还原当时的地理环境，人物要有基本的人性认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眼睛也亮了起来。“说的有道理，再具体点？”受到认可，我感到莫大荣幸，于是继续吹嘘，建议把人物关系树画出来，借鉴思维导图的方式做人物关系延伸，框出书中的核心人物、关键人物，去掉细枝末节，丰富核心人物。于是，客厅墙上，卧室墙上，出现一幅幅人物关系树、时间导图、上海地图、嘉定城区图。她经常站在这些图前，时而涂涂写写，时而勾勾画画。这段时间，我都有个错觉，我是住在研究室里，唯一当看到可爱的孩子时，我才回过神儿来，这是我温馨的家。
写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每天爬梳剔抉，结句成章，人也变得愉悦，好像是一段精神旅程。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人物串联，关系网越织越密，更多的细节需要挖掘，市面上手头上可查阅的史料越来越少。写作进程变慢，有时查一天资料，敲进文章的也就几十个字。查到一本有用的资料，不是孤本就是善本。欣喜之后就是失望，要查阅这些史料，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的成本，孩子还小，离不开妈妈，作为母亲，我想这是最难选择的。
万事总有解决的办法，就看你怎么取舍。有一天，老婆对我说，想买一本书。我满口答应，没问题，买本书还要跟我请示吗，家里买了那么多书，也没跟我说过呀。“这本书挺贵的。““书有多贵，买就是了。”她接着说：“这本书要3000元，只有孔夫子旧书网有，是个孤本。《上古三孝子手迹》，里面录有侯泫静的诗。”我反问，必须买这本书吗。老婆回答，也不是非买不可，既然查到这本书，就想看看内容，有些细节，还有人物心理变化想通过诗文了解一下。我琢磨了很久，三千块钱对于我们，对于一本非必需的参考书，不算便宜。市面上仅此一本，不读会留下遗憾。难以取舍，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让卖家拍照，适当付费，我们只是想看书的内容。筹划了一番，于是，我联系卖家，让老婆假装一个勤奋上进的学生，写论文需要查资料，没钱买书，只想看书中的内容。于是，卖家爽快答应，付200元拍成电子书发了过来。我想，这个精明的卖家会很高兴白赚了两百块钱吧。
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书稿的字越敲越多，将近20万字。孩子慢慢长大，她的产假也结束了，又投入工作当中，写书也暂停了，每天依旧忙碌着。
孩子一岁的时候，她跟我说要去北京出差，是自己争取要去的，周末顺便去国家图书馆查几本史料，估计要一个星期，就是放心不下孩子。出差期间，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能提前一天回家，查史料比预想的顺利。问我孩子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亲生的，当然尽心尽力照顾。其实孩子在你离家的第三天，晚上哄他睡觉，好像懂了些什么，拿着你的照片掉眼泪。
回到家，抱着孩子，小确幸。她回头跟我说，把我手机里的照片拷出来，放到电视上看清楚不清楚。我照做，心想是北京拍的旅游照？打开一看，发现全是拍书的照片。老婆高兴地解释道：这次把《月蝉笔露》全拍下来了，以后看就方便了。我疑惑道，古籍不是只让手抄不让拍照吗，难道是长本事了。她说，这次她把手机藏在袖子里拍的，古籍室的大姐也超好，一直在忙，没发现她。我心想，这个一辈子都不会拿别人一针一线的人，竟然学会了“骗”和“偷”，而且这事还做的那么有成就感。
书终于完稿，我经常对她说，你写书这件事顺风顺水。其实想想，一个人够幸运，首先是自己足够努力，再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师长和朋友，还有周围人的善意。
时光如流，岁月不居，过往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感谢身边的人儿和事儿。
本书标题中个“江南家族”，是在嘉定反清斗争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侯氏家族，通过对迭个家族，进而反映出明代中晚期江浙士大夫家族在发家，生活轨迹，社团组织、审美情趣等方面个特征。同时，也部分解释了为啥坐拥江南，名师辈出且在晚明相当活跃的这一群体，在面对外来势力进入时显得如此无力的原因。同时，在此写点个人看法，以作记录。
崛起于两宋，成熟于明末个科举“士大夫”，和从魏晋到晚唐个“士族大家”虽然容易混淆，但绝非同位面阶层。相比于后者依靠资源垄断和世代惯性形成个巨大组织力和实力基础，这些起于寒门的“做题士大夫”无论在传承的稳定性，掌握个私人资源，还是在阶层的排斥性上都难以望向其背，无论后期他们如何徇私舞弊，相互吹捧，但总体上上升路径有且只有一条——参加科举考试。
侯氏家族在这方面可谓典型，16世纪后半夜，侯峒曾个曾祖父【侯尧封】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一跃让这个世代偏居于远离县城个改姓平民在实现阶级跃升。在之后，通过严格的家族内交到延续科举传统，确保在之后数代人中实现由【耕读传家】向“衣冠世家”个身份越变，迈入真正个“士大夫阶层”。
到本书个主人公侯峒曾生活个明末，侯氏家族已经积累了从董其昌、钱谦益等开始个巨大人脉，其家族院落，也从老早个三进小院，变成五厢八进，亭台楼阁具备个士族巨宅。侯搭同本地士大夫联姻而发展壮大。侯峒曾本人之所以日后能够在嘉定具有如此大影响力，其家族累世科场得意，是一大关键因素。
日趋死板的科举本身并不能反映做题家的实际能力，但这种考试与儒家思想、王霸道的结合，却是在当时能够在稳定（防止真正的土豪崛起）-效率（至少熟读历朝历代标榜为治国根本你的儒家经典）之间寻到了一种平衡，因此得到了唐宋以来与日俱增的推崇。到了侯家发家兴盛的明代，这种对科举的推崇与对其他势力（商人、民间宗教、曾头市式自治体）的打压一道，构成了一种看似稳定的权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士大夫集团虽然地位低于皇室和朱明皇亲国戚，但显著高于在元代被蒙古人放任统治后所“扰乱”的富商巨贾和不做题目的纯粹土豪，成为了皇帝统治帝国的“管家”。
很显然，在这个制度下，做题得益者的权利来自帝国本身，帝国稳定，则他们的权利就能得到更好的贯彻。而如果帝国崩溃，作为权利基础的正统性消失，则会让他们的权利基础荡然无存。南明的问题便是出于此处，这也是为啥书中提到马士英等人不以防备李闯满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要急于给羸弱的南京小朝廷立一个“新君主”的缘由，在他们看来，没有帝国的象征，个么所谓的“留都”也就和草台班子没啥区别了。
换句话讲，士大夫只要攀附上做题的大车，就很难摆脱对一个强有力大一统帝国的偏好了。
3、长期做题让江南士大夫基本丧失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长期做题带来的危害并不至于感情上主动向大一统靠拢，更消磨了大量江南本地上层人的辰光，让伊拉养成了没啥卵用的“雅趣”，而极大忽略了实务处理能力，这种忽略在承平日久的年代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江山易主的危难辰光，就决定了此地路径选择上的空间。
从理客中的角度看，科举对寒门更加公平，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自诩为“豪门”的那些做题家后代，也要投入巨大时间精力参加这种对实务毫无帮助的测试，并为此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精力。在平均寿命不长的古代，这意味着大多数读书人青春时代很可能被就此浪费。诚然到了明末，许多考中秀才，获得生员身份的人已经不甘于继续皓首穷经，而是经常参与一些自家的“社团”活动，以壮声势，但由于长期混迹在科举-文人组成的叙事逻辑之中，他们在能力发展上严重畸形，不仅身体普遍瘦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同时对于自家作为“社会贤达”所应具备的管理、组织能力，也相当堪忧。
本书提到了两个现象：一是明末普遍存在的农民卖田为奴，投效到士大夫家庭的趋势。这些“家奴”中蛮多人在甲申年明帝国覆灭，士大夫特权合法性受到威胁的时间点，不约而同爆发了对伊拉主人的反乱。而遭受冲击的士大夫，要么避难到其他城镇的亲友处，要么只能请仍然残存的各地官吏予以平定，连这种小事都难以摆平，又哪能指望伊拉作为领导者对抗清兵呢？另一件是书中多次提到的士大夫对钱粮、运输、理财等的生疏，往往有一问三不知的情况，更遑论训练士兵，结寨自保叻。
从侯家的经历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提供的机会会导致原有宗族体系的崩塌，形成科举得益者上层与城市居民混居的城市生态，这种生态固然能够孕育比较繁荣的城市文明，但对于防御外地和增强凝聚力而言，无疑起到了负面影响。
4、面对晚明社会积弊，江南士大夫集团只能采取鸵鸟心态
翻阅一些当时的书信来往和记载也能清楚发现，虽然江南士大夫在朝堂上看起来比例很大，且自家的家乡远离战火，但伊拉内心里对未来都是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彷徨的。他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并非自家真正强大，不过是来自北京的租赁。实际上，无论是东林还是复社的大佬，多数都是既无有多少自保能力，又无啥解决问题能力的庸人。士大夫团体中的明白人不会不知晓这一点吗，但大规模的改变和壮士断腕式的切割又是天方夜谭，懒惰者在温柔乡中醉生梦死，奋进者编书写诗自我安慰。在阅读本书时，随处都能看到这种相当荒诞的景象——某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在接到李闯肆虐，建虏入寇的邸报之后，哀叹良久，然后“愤而”写诗，编书。写诗和编书当然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但鸵鸟也需要地方缓解心理压力把。
本书的主人公侯峒曾在剃发令之前，总体上也维持了这样一种【避世】的明哲保身姿态，将对于自家无法改变现状的失落转移到山水诗文等树洞上，宣泄压力。倘若没有多尔衮的那一声令下，恐怕侯家也会像许多元遗民一样，过着有“气节”的生活终老。
5、明朝覆灭，严重威胁到了江南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从书中对侯峒曾一族接到北京城破后的种种反应来看，即便是像侯家这样较为正直的士大夫家族，对于这位皇帝本身的感情也相当有限，他们更关注的是由于皇权坍塌带来的自家合法性真空问题。无论是1644年家奴的造反，还是1643年土豪在浙东作乱，都揭示出一个冷峻的现实——就是在没有外力侵入的情况下，仅凭借江南士大夫本身也无法再像先辈在东汉末年一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我体系了。
因此，很自然许多士大夫期待能够出现另一个朱家天子，继续来为自家的权利基础背书。事实也是如此，在弘光朝廷看似稳定的1644年末，太湖周边的各种变动，也看似变少了。只不过这种和平过于虚幻，不到半年就被南下的铁蹄踏个粉碎。
6、士大夫集团对能否做题的看重，胜过对对方是否是异族的看重
1645年弘光朝廷覆灭十分迅速，根据深谙士大夫群体心理的洪承畴理解，这片“民风软弱”的地方完全可以“传榜而定”。
开始时的一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这种讲法确实有道理，书中提到了从常州到苏州的顺利接管情况。而侯家所在的嘉定，在南明县令挂印离去后，县里被清廷任命的县令和平接手的经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这不过是统治者的更迭，识时务者能够在新朝廷中谋取职位，而要保持气节者，可以终身不仕，著书立说，以期后世敬仰。
7、剃发令和李成栋部队个行为，对士大夫优越感/百姓生活打击过大，在短期内会激发排异心态
酿成江南在1645年夏季大规模反抗满清的直接因素，无疑是剃发令，这一命令极大程度上摧毁了江南士大夫在明代中后期构建起的“管家=正统文化代言人”等式，揭露了他们被奴役的地位。这种刺激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让他们能够放弃科举带来的补偿，无论后世如何评价，至少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要比水太凉们光辉的多，伟岸的多叻。
然而，民众的情绪在此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和华北-四川等地不同，在明末的大洪水中，江浙地区受到的冲击极小，承平日久，因此在面对南下的八旗和伪军时被刺激感尤为深刻，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民众的不满情绪和士大夫的愤慨结合在一道，酿成了从嘉兴蔓延到镇江，整个浙西太湖平原地区的浩大起义，而侯峒曾进入嘉定反抗清军，也是这一浪潮的一部分。
8、自组织力丧失已久，导致士大夫无法领导这种反抗
本地上层和下层紧密结合，为了驱逐外地一同奋斗并获得成功，大概是只有在封建制度比较发达个地方才会发生个事体。对于生活在17世纪中叶个江南士大夫来讲难度显然太高。不少士大夫虽然也晓得要训练家丁，加强防御，但实在是毫无这方面基础，对于战略、布阵、哪能组织全一头雾水，有些拿钞票投进去募兵，结果反倒成为了重新蹿起的群氓敲诈和劫掠的对象。书中提到侯峒曾在进入嘉定据守前看到的各大家族惨状算是对这一现象的管中窥豹——大量士大夫家族个宅邸（比方讲南翔李流芳家族个古漪园）畀哄抢，世家子弟畀以“通敌”帽子屠宰，而在嘉定县城的士绅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一个劲向难堪大用的“南明官军”请求援助。充分暴露出伊拉有心无力，眼高手低的悲惨现实。要这些士大夫来领导抵抗敌人，真的是勉为其难了，伊拉当中交关人，做的不会比史可法号多少。
在嘉定被围困的同期，从嘉兴、昆山到苏州和松江，都发生了本地士绅据城抵抗清兵的事件。而侯峒曾之所以出名和被纪念，也主要是因为他据守时间较长，抵抗较为壮烈，其他的城市往往数日乃至一日之内，就被清军攻破了。
9、鼎革之后的江南士大夫集团，事实上被降低到了从属的地位，留下了黑暗的记忆
在1645年夏季之后，江南地区的反清活动日益边缘化，随着科举考试的重开，许多士大夫家族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剃金钱鼠尾的事实，乐于在新环境中继续前朝的故事。但他们的期望很快落空了，在南北党争之后情形已经很明显，江南的做题家们虽然表面上已然把持了帝国的“文化霸权”，但事实上早已沦为了北庭盯防和打压的终点对象，随着新的君主不断即位，不断汉化的满清的大皇帝逐渐能够用流利的官话和江南士大夫们唱和，会经常性的下江南，通过赏脸和题词让士大夫们感激涕零。但同时他们也会在满文的奏折中要曹雪芹这样的包衣家族在江南严密盯防任何的可疑迹象，并不断收紧对著书立说、发表观点的管理。江浙士大夫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只有用更加晦涩的金石古文、更加纤细的画笔和小脚，才能缓解伊拉对自家状态的焦虑和不满。但在暗地里，明清易代留下的黑暗记忆却不断发酵，成为近代排满黑材料的主要源头和发明M族的一大宝藏，这其中的关系，恐怕是当年的侯峒曾们也没有料到的了
《第一等人》读后感(五)：澎湃·私家历史 宋华丽：如何书写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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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叶至明末的名门望族，起始于一户普通的耕读人家，以读书科举起家，终达“一门三进士”的辉煌。“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进士侯尧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后来成为侯氏家训。生活于明朝末世的侯家子孙，一直用思想、用行动践行这一目标。
新近出版的《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以侯氏家族的侯峒曾为中心人物，广泛搜罗前人未用、少用的史料，试图还原一段尘封的真实历史，用鲜活、珍贵的细节消解由来已久的模式化人物形象。时代的更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碰撞出无数令人唏嘘的细节，让今人感同身受。澎湃新闻专访了本书作者宋华丽女士，请她谈谈明末乱世中的侯氏家族以及如何写作家族史，以下为访谈正文。
社会史视角写作
澎湃新闻：您在2012年翻译了美国汉学家邓尔麟教授的《嘉定忠臣》一书，从此侯峒曾成为您“最感兴趣、最充满感情的历史人物”。侯峒曾及其家族有哪些地方一直吸引着您进一步研究？
宋华丽：邓尔麟教授对侯、黄抗清的书写打破了此前通行的革命话语，“去标签化”使人物更接近现实。此外，侯家与一群人、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关联都是吸引人的主题。不过，促使我写《第一等人》的直接原因，是更多史料的出现。1981年，邓尔麟《嘉定忠臣》出版后，海外学者在大力认可的同时，认为缺憾之一是他忽视了侯峒曾抗清失败后侯家的抗争。之后多年，《侯岐曾日记》《月蝉笔露》等邓尔麟没有用过的一手史料陆续出现，有些尚未受到学界的关注，展现了侯家在明朝的贵族日常生活、黄淳耀在侯氏家塾的教学经历、侯家遭遇清朝籍没令的落魄与挣扎等更多史实，大大丰富了侯家的形象。 比如侯峒曾，在传统书写中，他是一个被固化的抗清领袖形象，其实他的人格魅力远不止此。他在官场上的“激流勇退”，担任教育官员时的“绝交”原则，他对父母和儿女表现出的亲情，在日常生活中的风格，他对于改朝换代和守城抗清的认识，都让人觉得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英雄气概”，也有与平凡人共通的人性。我相信这样的形象才更接近真实。 再如黄淳耀，如果不深入了解，会认为他只是个性格耿直甚至迂腐的儒生，但是看他在侯氏家塾教学时的理念、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分析，都表明他是个相当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作为女性，我特别关注以侯家妇女为代表的当时的妇女角色、妇女生活，比如妇女们玩叶子戏的娱乐生活以及家规的约束，龚老夫人在一个大家族中的作用，儿媳妇们从名门闺秀到清贫寡妇的生活变化和心路历程。在历史记录中，女性的声音很少，夏淑吉、姚妫俞、盛韫贞、侯蓁宜等侯家女性作为江南有名的“女诗群”，她们写的诗是她们留存的唯一痕迹，不是仅供欣赏的文学创作，更是可以还原当时生活的史料。我希望用有限的史料，去理解她们的性格、心境。 这些平淡而真实的细节，与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相比，同样珍贵。这才是完整的历史拼图，侯家不只为抗清而存在。
澎湃新闻：《嘉定忠臣》一书的突出特色是运用多重视角，如社会史、社会网络等。在您的书里，也大量运用社会史、社会网络的视角进行写作。您觉得，《第一等人》和《嘉定忠臣》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对其的补充和继承吗？
宋华丽：如今，社会史视角在中国史学界方兴未艾，但在十几二十多年前，社会史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我很幸运，十余年前跟随赵世瑜老师读硕士时，能接触到这种前沿史学理念，学习“长时段”“小历史与大历史”“历史人类学”“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等认识历史的先进视角，明白了看待历史要从长时段的角度而非我们习以为常的断代划分，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有断裂也有延续，要从民间文献中发现正史过滤掉的声音，要注意宏大的政治史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等。这些让我对历史研究的理念感到耳目一新，坚信这才是认识历史的真正途径。 也因此，当时翻译《嘉定忠臣》时，很认同作者的社会史视角——西媒评论《嘉定忠臣》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史研究，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当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准。与其说《第一等人》继承了《嘉定忠臣》的视角，不如说是尝试继承和实践赵世瑜老师一贯的学术理念，只不过形式是故事而非学术研究。社会史视角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个案，而我选择嘉定，有偶然性，因为翻译而熟悉，因为深入挖掘而觉得它适合做一个社会史个案。
澎湃新闻：本书的写法对普通历史爱好者十分“友好”，可读性非常强，用赵世瑜教授的话，“有一定想象空间”。您认为，严肃历史写作中，“想象空间”应该如何把握？您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写作风格的？受哪些作品影响？
宋华丽：赵世瑜老师是一流学者，同时也是通俗作品的品鉴者和书写者，如他在序言中列举的，不同的通俗历史读物，书写尺度有天壤之别。严肃的历史故事以史料为基础，虽带文学性，更是求真的史学，“想象空间”只能通过踏踏实实的史料解读来传达。我大学是文学专业，研究生是历史专业，希望用故事的形式融合二者，但认定本书更属于严谨的历史，所以写作时尽量不演绎，不评论，只呈现史实。本书中的多个人物，如果加以文学刻画，人物形象会更丰满，但我依据的史料有限，又不打算虚构，只能留给读者去想象更多了。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他的书不涉及理论，不多加评论，驾驭史料展现历史的鲜活面，细节的解读、视角的活跃常让人眼前一亮。他的《王氏之死》用不算丰富的史料，就能展现一个时代一种失语的人生。《王氏之死》的故事发生地郯城是我的家乡山东临沂的一座小县，本地人只看到它的微不足道，而史景迁的研究让我赞叹，也让我感动。这也是“小而美”的社会史研究魅力。另外，黄仁宇不常为人提及的历史小说《汴京残梦》也让我印象深刻，赵世瑜老师的通俗历史作品《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可谓雅俗共赏。历史学者书写的通俗故事，每一句背后都见功力，这让我心向往之。
理解乱世中的不同选择
澎湃新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许多史料记载的清军入关后的两大暴行。您认为产生这些暴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江南地区只有扬州、江阴、嘉定等地反抗激烈？
宋华丽：清军南下，在江南激起强烈的反抗，导火索并非江山易主，而是“剃发令”等异族礼仪的强制推行，这是学界共识。 清朝入主时，江南不同城市的领导者做出不同选择，确实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在钱塘，知县顾咸建（侯峒曾的亲友）交出官印，保住了一城百姓，但他本人选择不投降而被害；又如在杭州，明朝潞王以清兵不许杀城内百姓为条件，开门投降，政权实现和平交接。 在任何时代，越是婴城固守，城池被攻破后，受到的打击越大。扬州、嘉定、江阴确实反抗更激烈，遭遇的暴行也更严重。这与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对局势的判断、本地的总体形势有关，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领导者。比如在嘉定，打着抗清旗号的有明朝武将、本地乡兵等各色人等，侯、黄的领导仅仅体现在最后阶段，如果将抗清的不同群体混为一谈，就大大背离了历史的真相。引用艾略特的一句诗，“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激烈的反抗斗争背后，其实是多方面和缓的推进因素，失败不在于城墙倒塌的那一瞬。
澎湃新闻：除侯氏家族以外，您在书中也对与侯家交好的江南士人予以着墨，这些人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选择抗清。钱谦益也在侯家的“朋友圈”中，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的他，相比于侯峒曾等士人显得有些苟且。侯峒曾及其朋友如何评价钱谦益？
宋华丽：钱谦益作为明朝重臣，明亡后总想“曲线救国”，比如清军南下时，他劝多铎用一纸文书收服民风柔软的江南；入清后，他多次私下策反降清武将、暗中资助郑成功反清。他的性格没有侯、黄等抗清志士那么坚定，因此在后世留下了“水太凉”“头太痒”“两朝领袖”等或真或假的讽刺性段子。 明清鼎革，很多选择都属无奈之举，时人的评价并不像我们后人这般“爱憎分明”。黄淳耀在钱谦益家当塾师三年，对钱的人品有不屑，但敬重他的文学成就；陈子龙多次与钱谦益讨论时政，希望钱谦益振兴政局；侯家几代人与钱谦益为友，即便清朝建立后，侯家也继续与钱谦益保持往来。他们与钱谦益的最终选择不同，但依然尊重他，并未苛责他，呈现出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氛围。 钱谦益是侯家的朋友，是侯家几代曲折经历的见证人，我将钱谦益列入侯家的圈子，并非将他们做褒贬、正邪的对比，而是要展现乱世中不同人的不同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是简单的是与非。 钱谦益和侯峒曾的生死抉择虽不同，但他们作为江南士人的共通点更多，他们的家族和江南大部分士绅家族一样，都有高朋满座、谈诗论画、追求舌尖上的美味、亲近自然、参禅、看戏、打牌等风雅一面。
家族史书写要“以小见大”
澎湃新闻：您经常到嘉定收集文史资料或田野调查，这种“现场感”对于写作有何帮助？
宋华丽：田野调查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赵世瑜老师结合田野调查，从地域认同、集体记忆、移民心态等角度剖析“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大大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丰富了历史的认知方式，让人拍案叫绝。 在嘉定，文史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地方文物的保护也很完善，正在开展的嘉定建县、孔庙建立800周年的研究活动如火如荼。今天，嘉定老城还残存几段旧城墙，环形的护城河也还在，当地政府新修了6公里长的环护城河步道，如果不深入了解嘉定的历史，眼前的这些只是景观；如果了解过明末清初的历史，包括明末江南宅院内的贵族生活、改朝换代带来的生活巨变、动荡局势下的艰难抉择、侯黄等人经历的守城绝境，那么，经历几百年风雨的历史遗迹就成为鲜活的历史现场，让人触景生情。当我参观孔庙、登临当时城内最高的法华塔、重走侯峒曾临死前从北城门跑回侯家故宅的路段，虽然时空迥异，但对历史感同身受，书写时如临现场。 我喜欢读历史学者写的游记，比如赖瑞和《杜甫的五城》、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再如赵世瑜老师“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手记，他们的兴趣点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游客，阅读一块残碑，就能如穿越时空般，回到当时当地，发掘一段被遗忘的往事。带着这种“田野精神”行走，才能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才会更加尊重它、珍视它。 除了对现场的考察，阅读史料同样给人“现场感”，也就是赵老师说过的“在文献中做田野”。我读《侯岐曾日记》时，看到侯岐曾逐字逐句记录贪官杨县令的话，便揣测到他的碎碎念是有目的的，他知道日记会传世，他想让后人看清贪官的面目，而我要做的，是像个静静聆听的记者，将这位老人的想法传达给读者，交由读者自己感悟。而这位杨县令，当我追查他的“背景”时，发现他居然是明末“东林六君子”之首杨涟的儿子，这种讽刺的情节简直比小说更有戏剧性。
澎湃新闻：本书运用了大量的参考资料，您以何种标准选择、取舍材料？丰富的材料是否是书写家族史的必备条件？
宋华丽：对历史书写来说，没有史料就是无米之炊。但史料甄别同样重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研究家族史，除了正史，主要参考地方志和族谱、文集、碑刻等民间文献。民间文献保存了历史的鲜活性，可以弥补官方文献的不足，但容易带有主观、虚假等色彩，后人不小心就会被几百年前的人牵着鼻子走。 比如嘉定折漕，只看当事人的记录，不研究当时的国家政策调整，会误以为功劳全部出于侯家的努力；再如侯家抗清、嘉定屠城后，我很想知道民间的评论，尤其是负面的声音，但其实民间的声音是很难保存的，只能从零星史料中了解到当时有百姓说侯、黄“忠有余、智不足”，也从侯家落难后，与侯家结亲的人变多、侯峒曾的身影显灵等推断侯家的抗清义举在屠城后依然受到民间的肯定。华南学派关于珠玑巷移民传说、赵世瑜老师关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在家族史研究中，对于传说不能只着眼于辨别故事本身的真与假，更要洞悉故事背后的话语，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书写家族史，除了要审慎地对待史料，还要注意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家族，不能割裂它与地方网络、不同人群的关联，不能忽视它与国家、时代的互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史料之外，还要熟悉宏观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如果沦为一家、一地的历史故事，就失去了“以小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