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本由林毓生著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5元，页数：2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意识的危机》精选点评：

　　●了解五四思潮的不错的启蒙读物

　　●以五四运动为切入口，探讨中国人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一元论，在当时封建思想与中国专制政体严密结合的特殊环境下的确是情有可原。历史延伸到文革时期，将五四与文革两场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关照，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份借助思想文化来解觉问题的思维模式，一直犹如梦魇般伴随着我们历史发展的每一步。于是我们看到了思想解放意义的虚无，我们去追求自由，但是又亲手把自己的自由断送在牺牲个体精神自由的‘国家至上’的阴谋中。

　　●此书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例，考察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如对同时代的唯科学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对林先生的结论，即全盘西化不可行，一方面须实行政治改革，追求民主自由，另一方面须重视传统，追求创造性转换，基本认同（唯前者论述不够，当与删节有关）。其中提到的从思想文化层面解决问题的途径，为受传统整体观思想之影响，在今日看来，仍然很有市场，“你跟他谈体制，他就跟你谈文化”是也。个人倾向于认为，在一个糟糕透了的专政体制下，公民素质也提高不到哪里去。书中对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精彩，如云“在晦暗的虚无主义之中，挣扎着保持他献身于中国之新生的信誓，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大致如此。最后谈到毛氏文革跟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关系，也很有意思。甲午立春日筱堂记。

　　●把五四和文革联系起来，用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个文学巨匠做抵柱。论证实在严密。治学严谨，美帝一贯的风格，美帝的汉学真喜欢打天朝的脸。

　　●这本书可以说彻底影响了我本科时候的思维模式，特别喜欢。

　　●鲁迅那段最好，多是鲁迅自己的魅力。不过这书提供了一种思路，好久没看这方面的书

　　●一个范式的背影

　　●各种启发,各种膜拜啊...奇理斯玛支援意识,光这两点的阐述,就让我有了1000多字的灵感,整体论,全盘论就不说了,“胡诌”路上全靠它...嗯,袁伟时你根本就没批到点子上,很无力的...最后,真心希望此书能再版!

　　●七十年代的论文写得这么好！一好是用奇理斯玛权威和中国古代普遍王权挂钩，二好是对鲁迅私人意识领域中未言明却坚守的传统价值，竟说出了吕纬甫的真相。讲胡适那段还是略显鸡肋。。。

　　●问题提得很好，而且其根源其影响都讲得很切实。不过我对中间的主要的论述还是有点不理解。

　　《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感(一)：林毓生学术水平这么差，怎么当上院士的？

　　他拿得出手的也就这一本书了。但是也谈不上有多么的厉害。其它书都是碎片式的小文章。也不知道怎么能当上院士的，而且60岁就评选上了。可能攀上殷海光，算是余英时照顾的吧。

　　不过学术水平跟人品什么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谈他的学术水平。

　　《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感(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中国史学界、文学界均有相当大影响的一本书。其中“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尤为启人深思，日后不少文学史对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评价均由此而来，不可不谓之“惊人之论”。但在“传统”的问题仍较夹缠，一是传统并非完全等同于以君权为核心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也不是儒家思想可以涵盖，因而在现代知识分子批评儒教的时候并非是一种“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姿态；二是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推衍至一种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思想体系思路仍有较大缺漏，从而得出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态度也就有了可商讨的余地。

　　《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感(三)：王德威书摘

　　王德威：「學者和批評家熱衷談論革命、啓蒙，對「情」的問題卻是避之尤恐不及，似乎印證了林毓生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從知識論層次上，以總體一元論式的邏輯偵知、評論、解決所有家國、社會、個人問題傾向。這種論述其來有自，但在現代語境里蛻變為一種「強勢思維」（strong thought of modernity)。在中國，這一強勢思維源於晚清、五四，和革命一以貫之的邏輯。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它凸出宏觀論述，喚起「崇高喻象」，以及構築諸如「大國」、「天下」之類的（史詩式）表徵體系。對比之下，抒情話語顯得柔軟瑣碎，似乎難以承受現代性的重責大任。

　　《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感(四)：从林毓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看鲁迅

　　林毓生的贡献在与把中国精神的核心揭示出来了，就是文化；而由这个核心我想到一个模式就是，文化心理与社会政治是否相符的结构；有的人以文化反政治，有的人用文化认同政治，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结构中想问题；

　　林毓生所谓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1.严复；采用斯宾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任务社会根本改革在“教育”；

　　2.康有为；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儒教提出新方法，作出新解释；

　　3.谭嗣同；宣扬变革传统“礼”教，重新认识“仁”；改变对孔子的理解；

　　4.梁启超；鼓吹建立一种崭新特征的政治共同体；提倡“群”的概念；

　　观点各有不同，但其共性都是以社会文化变革推动社会政治变革；

　　第二代知识分子就不同了，陈独秀、胡适激烈地反传统，实际上是激烈的政治主张的表现；为什么他们这时候和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同，态度如此激烈，林毓生认为是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王权；稳定的文化心理被打破了；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会有陈独秀、胡适吗？我认为不会，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林毓生的观点，听了刚才宫健子的发言，她应该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鲁迅有什么鲜明的政治主张；鲁迅的任务是旁观和反思；他的伟大之处我认为就在于能够站在文化心理与政治的联系结构之外来看问题；

　　在鲁迅早期的思想中，《文化偏至论》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看到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双重嬗变：从神学宗教到封建王权再到民主宪政；鲁迅认为偏至如同跛足、断臂，不能砍断，砍断跛足、断臂肉体何在；鲁迅的观点是反对物质，推崇个人；这里他就和前面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了；

　　往后看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三十年代为什么鲁迅的思想不是与主流政治媾和的，但他仍能被推为多种政治力量杂糅的左联的盟主。在鲁迅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发言中，他是最冷静的那一个，他让大家不要因为有了革命的口号就放弃了革命的诉求，与此同时他对左联的现实效用也是持保留态度的。

　　肤浅来看，可以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中国文化届对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但其后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我的肤浅的看法是，鲁迅的诞生是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传统社会必然的产物，不可能提前不可能推后，鲁迅只可能在五四出现，并在30年代末期终结。鲁迅是对五四文化复杂性的高度概括，是现代性演进在中国的落地成果。

　　但很可惜这成果的效用只能维持到了1936年，在鲁迅因为肺病去世而放下他的笔以后，他就成为了政治语境中的鲁迅，而不再是真实的鲁迅。在40年代后期乃至建国后包括文革时期以及一直到现在，鲁迅一直在知识届被树立成为一种主流；一种反思文化拒斥政治的姿态，最终被纳入了政治，但鲁迅的乌托邦实践的理性性意义是无法磨灭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感(五)：热烈与冷静中的反思

　　本书据说是林的博士论文，就我经验来看，博士论文基本是一个学人学术生涯最扎实最精悍的一块。果然读起来很严密，也不乏警句，全书基本结论为：五四知识分子“全盘西化”与“全面反传统”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而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林的药方是我们熟知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书中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个人的思维路径分析，的确有好些神来之笔，但还是不时地把三人的只言片语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里面套，有些生硬。

　　我很认可林在书里的理论架构，而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文化人物的研究日深，很可能加强林的这一论断。我只是觉得，“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难道不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性吗？岂是陈、胡、鲁所独然？文人身无长物，有的只是半点“思想文化”，他们要谈解决问题，不通过“思想文化”通过啥呢？

　　对三人的思想评析，我以为鲁迅这一章实为全书经典，尤其林毓生引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认为里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的那位“过客”，正是鲁迅的自我写照。对此我深以为然。而看到这一则，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尼采笔下那个举着灯笼的疯子，它与这位走向坟地的过客——二者都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鬼魅凄怆的气息，看得让人直点头。

　　而相较之下，写陈独秀和胡适的章节则逊色一些。尤其是写胡，我觉得林的论断都没有大问题，也抓住了胡适中西文化态度的游离和前后矛盾，但却没有将这一前后矛盾展开来分析，而事实上这一矛盾是至为重要的——既然鲁迅可以复杂到多个层次，对于胡适，难道一个“形式主义”、一个“假改良主义”就可以定论？此外，由于胡老先生说话从来不绝对化，搞得林毓生明明觉得胡适有此观点，可就是抓不到把柄，十分有意思。

　　另外，读罢本书后，也粗粗看了下袁伟时驳本书的文章，读下来发现，袁伟时主要是不同意本书附录里的那篇《中国人文的重建》，觉得苛责了胡适。也不无道理。

　　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应该是在《中国意识的危机》全书基础之外的发挥，我猜测是他在台湾某所大学的演讲，他在该文中指出，胡适过分追求方法论，带来很多不良后果。这也许是事实，但显然，在民众分外饥渴的五四时代，胡的矫枉过正，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