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长城》是一本由杨海英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域外长城》精选点评：

　　●壬辰倭乱的细节问题的一本专著，可以说戚家军研究的最新高度，对于关注这段历史的学人来说是必读的。关于战争期间南北兵，朝堂之上乃至后世党争端倪都能秉笔直书，但不知为何没有涉及南兵群体最终的命运"天启元年浑河血战"（民族河蟹不应建立在对历史的遗忘上，明清鼎革问题必须要有个官方明确的论断，希望以后的修订版补上。）

　　●东征往事，偏细节。阅读体验不如洪承畴那本，四星。

　　●很难淘到的书，内容详实。义乌矿工被称为最适合从军的群体，于书中战事记载可见一斑。

　　●运用了大部分的朝鲜史料，但日方史料乏善可陈

　　●此类题材实在是少之又少，史料详细，前篇可做白眉将军吴惟忠的传记，缺点是史料依赖汉语文言文过于严重，对于中方和朝方尚可，而没有运用日方史料，难免不够全面。这书市面上买不到，只能去二手书市或某宝碰碰运气吧

　　●此书虽是受地方所托撰写的《义乌丛书》系列著作之一，但是其质量甚至高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万历朝鲜战争横跨三国，任何人动笔之际都要博观约取，慎之又慎。杨先生对朝鲜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确实在国内学界都属罕见。虽然囿于语言隔阂，对日本资料的引用不多，但是依旧是一本不可不读的著作。不过某些地方有溢美南兵之处，在所难免。 但愿有生之年，杨先生大声疾呼的“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之梦想，可以化作现实。

　　●本书分为前后两部分，上编以戚继光一手提拔的吴惟忠为主角，考订了他从军缘起、平壤之战、安康之战、蓟镇兵变、驻守忠州、蔚山之战几个历史片段，将吴惟忠治军有方、严己宽人并且深受朝鲜尊敬的影响描绘的栩栩如生。下编则是多为参与东征的义乌籍功臣的史实考订，包括胡大受战时战后安抚女真的行动、楼必迪与柳成龙的交往、毛国科在议和中的作用与滞留日本的经历等等。由于顶着“中国第一部壬辰战争专著”的帽子，本书的压力很大，但其实，以明代军事人物研究的名义去审视这本书更为合适。杨老师专长在于晚明清初军事人族研究，本书利用的诸如《唐将书帖》、各类族谱，都数首次，从这个角度上看，学术价值极大。本书缺陷就在于对日军情况的不熟悉，利用日本史料也比较少，这是中国学者的通病。若不受“义乌丛书”的限制，作者能写出更有体系的军事史作品

　　《域外长城》读后感(一)：【壬辰倭乱】浙江兵和日军在朝鲜庆州、安康一带的数次交锋

　　转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21452482？f3fb8ead20=21faa2fc336748e093412893061258e7

　　《域外长城》读后感(二)：《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杨海英）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读史札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域外长城》读后感(三)：杨海英：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读史札记】

　　《域外长城》读后感(四)：豆瓣对这本书过于神化了，其实错误很多

　　此书是我在2015年购买的，书刚出来就买了。此书上架没多久后就下架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很多网友反映买不到了，只能买到复印版的。对此，我感到比较幸运。 《域外长城》全书一共分为十四个章节，我认为最有价值的章节是第十二章「军中间使毛国科」，揭露了东征军高层在泗川之战以后与日军议和的一些内幕，很有启发性。 本书比较不足的地方是缺乏日本史料的运用，不过目前国内基本都是如此，即便陈尚胜、孙卫国教授也是，所以这一方面也不必太苛责杨海英教授。

　　但是，本书即便是对汉文史料的运用，也不是很充足，也时常在汉文史料的解读上犯错。本书也存在一些过于明显的硬伤错误。比如前言P6，杨海英指出：

如松之妻，乃郑贵妃（万历皇帝的宠妃）之弟也。

　　然而李如松的妻子和郑贵妃存在什么血缘关系呢？即便真的有，为什么他妻子又是郑贵妃的弟弟？

　　31，杨海英指出：

明廷先后三次派出军队，到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作战，战事前后绵延七年之久（中间有过短暂修整）——这是十六世纪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即万历壬辰东征战争。

　　但所谓的中间有过短暂修整，其实表述得并不是十分正确，因为修整的时间并不短暂。从1594年九月刘綎从朝鲜撤兵（标志在文禄之役渡江入朝的明军全部撤兵回国）开始算起，直到1597年三月杨元再次率领援军渡江援朝（标志明军在庆长之役出动第一批援军）为止，明朝都没有驻兵在朝鲜，修整了大约有两年半的时间，占了整个壬辰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并不能说是短暂修养。

　　而对于明廷先后三次派出军队，杨海英在P31的注释中指出：

第一次只派了五千人的辽东地方部队，惨败而归；第二次派出四万多人，以陆军为主，战和；第三次才派出10多万人……最后战胜了日军。

　　但事实上第一次派遣到朝鲜的辽东地方部队人数一共是2854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不到5000人。第二次派遣的部队，是李如松所率38537人（ 《经略复国要编》卷六《益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以及刘綎的后到援兵约5000人（《经略复国要编》、《宣祖修正实录》），加起来是43000多人，没有说错。第三次是约98000人（《东征记》），但没有到十万人，还差了一点。

　　在兵力数字方面，只能说目前大多壬辰战争的研究著作都没有写对。

　　31，杨海英又指出：

因粮饷不济，明、日之间开始和谈，派出嘉兴人沈惟敬为和谈使，前往日本谈判，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杨海英这句话应该是指1593年的名护屋谈判。但是根据《永哲赴朝鲜记》，沈惟敬在当时并没有渡海前往日本，只是留在了朝鲜釜山浦。前往日本谈判的是宋应昌的部下谢用梓、徐一贯。

　　31，杨海英又指出：

丰臣秀吉也恰在万历二十六年战事正酣时死去。

　　这话说得也不太准确，丰臣秀吉死亡于1598年的八月，此时距离第一次蔚山之战结束已经过去八月，距离明军发起四路总攻还有一个月（也就是丰臣秀吉死亡后的下个月），他正好死在中间这段时间，也就是明、日两军没有激烈交火的时间段里。

　　36，针对第二次平壤之战，杨海英又指出：

吴惟忠进攻牡丹峰，攻入普通门，“中铅洞胸”、“功最高”。

　　但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实际上明军分工明确，吴惟忠打的是牡丹峰，李如柏才打的是普通门，两者位置不同。吴惟忠也根本没有攻入普通门。

　　36，杨海英又指出：

朝鲜李德馨记载：“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拒戰。槍刀下垂城堞如蝟毛。鉛丸雨飛。天兵以火砲，火箭攻之。賊不能支。退入內城。南將駱尙志，吳惟忠。一躍登城。勇士隨後。我將金應瑞，韓明璉。亦一齊踊上。倭賊大敗。走入土窟。”

　　以上这段记载出自《汉阴文稿》附录的李德馨年谱，其实是由他人编纂的李德馨年谱，而不是李德馨自己记载的，杨海英标注错了作者。

　　37，杨海英引用《芝山先生文集》的《附壬辰事迹》，提到朝鲜将领曹好益跟随骆尚志、吴惟忠攻入平壤普通门。然而事实与此大有出入，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骆尚志打含毬们、吴惟忠打牡丹峰，都不打普通门，负责打普通门的是李如柏。又根据柳成龙的《平壤贼遁形止状》，曹好益领兵结阵在平壤城东面的大同江，谋求截断日军退路，根本就没有参加攻城的战斗。

　　39、40、41，杨海英声称宋应昌之所以将第二次平壤之战的头功给杨元，是因为杨元背后的靠山是辽东李成梁家族，宋应昌要平衡南北兵关系。又说杨元是李如松安排在宋应昌身边的耳目。

　　这些说法可谓大错特错，宋应昌偏爱杨元，将头功安给杨元，实际上就是因为杨元是他的亲信（而非李如松的人），自然要特别对待。而杨元和李如松的关系甚至还是比较差的，后来杨元把碧蹄之战脱围的功绩算在自己身上（但实际上杨元与李如松碰上的时候，李如松已经突围了），引起了李如松不满。可见《宋经略书》对三人的关系叙述：

杨副总兵，号菊崖，定辽左卫人。总兵官右都督四畏之子。初以宋经略中军移授中协副将。经略常言：他将于我，或有所诋讳，杨元则当不我欺。盖以尝为标下中军，而亲信之也。及碧蹄之败，乃以为：提督兵败，为贼所蹑，殆不免，我整众而进，贼见我兵乃退去。经略即上本，以为若非杨元领兵赴救，如松几不免虎口云。杨元当如松败回之日，其众实不来。回军到三十里地，始与元军相值，以此与如松相失。

　　后来杨元在丁酉再乱再来朝鲜，还因为嫉妒李如松，很不满地责问朝鲜人：

你国只知有李提督，不知有我。

　　47，杨海英指出日军在明日和谈期间，攻陷朝鲜晋州，屠杀六万多军民。但根据日本史料《大和田重清日记》，日军实际上只杀死了三千多人，没有六万多人。

　　48，杨海英指出日军在万历二十一年的十月至十二月，接二连三侵袭庆州安康。十月，日军偷袭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兵将王必迪营出战，阵亡官兵二百六十人。

　　但实际上，王必迪隶属于吴惟忠营，并没有王必迪营。而且日军并没有在十月袭击过安康，只在十一月三日大规模的袭击过。杨海英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唐将书帖》收录的王必迪在写给柳成龙的信，误将十一月三日发生的安康之战写错成了十月三日。

　　49，杨海英指出宋应昌报告了一场发生在闰十一月的安康之战。但其实宋应昌报告的也是十一月三日的安康之战，只不过他做了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杨海英在安康之战的日期判断上，可谓接连犯错。

　　50、51，杨海英引用《五峰集》，又提到在十二月二日还发生了一次安康之战，数万日军分三路进犯安康。但是这其实是《五峰集》对十一月三日安康之战的日期误记，杨海英又多附会了一战。

　　52，杨海英对安康之战总结说：

日军进犯安康不止一次：从十月初王必迪迎战一次开始，十月、十一月吴惟忠迎战二次，闰十一月“倭贼五六千，距庆州五十里地来屯”，至此十二月初又三路进抢安康。

　　但实际上安康之战只在十一月三日发生了一次，其余多出来的几战，都是《唐将书帖》、《五峰集》的日期误记，杨海英误引了，结果就是画蛇添足。

　　52，杨海英指出：

晋州惨案之后，日军八万余人已分期渡海返日，留下四万余人驻守庆尚道东南沿海……

　　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根据中野等《 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 》引用的山崎文书，日军在攻破晋州以后，渡海回到日本的只有49719人，远远没有八万人之多。

　　72，杨海英认为丰臣秀吉发起第二次侵朝战争的目的，仍然是要与明朝一决高低，再争雄长。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丰臣秀吉早就已经不敢打明朝的主意了，他二次侵朝的目的，只是追求面子上过得去，让朝鲜主动向他乞和（此前朝鲜不肯派王子、大臣渡海赴日，让丰臣秀吉感到脸面无光，唯一仅有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小西行长对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透露丰臣秀吉这次出兵目的是：

关白之意，非战斗、欲夺朝鲜之地方也。朝鲜不肯相和，故欲示兵威而取和也。今此之举，只犯全罗而还兵。

　　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丰臣秀吉军令，也可见丰臣秀吉此次侵朝的真目的，已经不敢窥伺明朝，只是希冀示以兵威以后，朝鲜能主动乞和，让丰臣秀吉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

朝鲜每此欺我，吾不忍忿。朝鲜所恃而不听我言者，全罗、忠淸二道尚完故也。汝等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罗等地，刈谷为粮，击破山城。有可保之势，留屯二道，仍击济州。不可则还兵，自固城至西生浦，相连屯结，以待朝鲜之乞和。

　　85、86，杨海英引用了朝鲜野史《无名子集》，认为稷山之战是人猿大战，并大胜日军：

鞑将解生、攞贵、赛贵、杨登山等四人率铁骑四千、挟弄猿数百骑，狙伏於素沙桥下，望见倭自稷山如林而北。未至百余步，先纵弄猿。猿骑马执鞭，鞭马突阵。倭国本无猿，始见猿似人非人，咸疑怪驻阵眄望。既逼，猿即下马入阵中。倭欲擒击，猿善躲避，贯穿一阵，阵乱。解生等急纵铁骑蹂之，倭不及施一铳矢，而大崩溃南走，伏尸蔽野。

　　但这一段记载纯粹就是胡扯，首先明军将领的名字就搞错了，没有所谓的攞贵、赛贵，正确应是颇贵、摆赛。而且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明军兵力实际出战兵力是二千人，麻贵后续派遣摆赛的二千五百援军没有实际参战，并不是四千人。明、日两军交战的地点是在稷山，不是在素沙桥，素沙桥是在稷山的北面。（不过较晚成书的朝鲜史料确实附会出了一场素沙坪之战，《无名子集》应该就是在朝鲜野史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86，杨海英声称杨镐在稷山之战亲自上阵，砍下了两颗日军的人头。这个说法简直太搞笑，杨镐当时在王京，根本就没上前线。杨海英对稷山之战的理解太错乱，又是人猿大战，又是杨镐亲自上阵。

　　87，杨海英引用《西厓集》，认为杨镐组织七万人马进攻蔚山。但是根据《两朝平攘录》列出的具体动员名单，实际上明军只不过动用了47826人。

　　88，杨海英提到杨镐、麻贵进攻蔚山的兵力部署：

左协李芳春部从左路、中协高策部由中路、右协彭友德部由右路，同时前进。

　　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根据《经略御倭奏议》、《两朝平攘录》的记载，左协大将是李如梅，不是李芳春；右协大将是李芳春、解生，不是彭友德。彭友德实际上是作为游击军。

　　88，杨海英又提到：

中协高策屯军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以余兵会朝鲜合营，诈攻顺天等处，牵制小西行长等应援日军。

　　但这又是对史料的误读。根据《两朝平攘录》的记载， 邢玠摘发中协兵马的一队（只是中协的部分人马，不是杨海英说的高策全军）屯驻于庆尚道的宜宁（同样不是杨海英说的宜城），西防全罗道的日军出兵救援加藤清正，东援明军左、右两协。至于诈攻顺天的小西行长，也不是中协高策的任务，而是专门从三协中抽调出一千五百骑兵，让他们负责完成这一任务。

　　88，杨海英声称杨镐、麻贵在1597年的十二月四日就已经发兵攻打蔚山，俘斩日军将校一千三百多人，加藤清正仅以身免，逃入岛山，然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再次发生大战。这一个说法又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军才从庆州南下，向蔚山进兵。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才打响第一次蔚山之战，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在十二月四日交战。

　　88，杨海英提到明军包围蔚山的部署：

经理杨镐、都督麻贵屯于城北，高策屯于东，吴惟忠屯于南，李芳春屯于西，李如梅、摆赛把截西生浦的江边，祖承训、颇贵把截釜山日军。

　　从这一段描述来看，杨海英没有基本的朝鲜地理概念。西生浦是当时日军援军集结、准备去救援蔚山的地点，其实离蔚山战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明军当时的围城部署根本就够不着那里。李如梅、摆赛是负责把截从西生浦海路方向驶向蔚山的日本水路援军，而不是把截西生浦的江边，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杨海英之所以出现误读，是把史料中的把截西生浦日军，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了在西生浦把截日军。

　　90，杨海英引用《龙湾闻见录》、《宋经略书》，说郑琢（前面一本书的作者）记载了第一次蔚山之战的细节。但实际上《龙湾闻见录》根本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总之，本书的论文选题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在细节上犯下的错误颇多，有些是不应该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