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精选点评：
●简直读不下去。
●适合中小学生
●真是坚持啊，在随笔漫谈中侃侃而谈各类文化现象、历史剪影、政治形成。其中关于宿命论看法的地缘政治，但是问题在于…特别喜欢“翻案”？甚至到了接近矮大紧的地步了。但历史家铺陈往事，主要任务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过度猜度并未发生的事情，但总觉得差一点——思想、心理的流变和演化
●大历史观视野下，长时间段的分期讨论，对比西欧的视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塑和阶段性再造，还有帝国官僚治理的缺陷，新的视野和认知～
●留下了很多疑问
●老版买不到了，只好买这本。历史大师的作品，回顾上下五千年直至元代的一些是是非非。
●看完许倬云的《说中国》，再看本书，从面到点，从无形文化到数目字制度，互补又启发，换思路读史不是件容易的事！愚钝理解，超早熟制度是笔糊涂账，小国寡民时期愉快实用，经济发展复杂化后，人治思想无法跟进，想起以前看的《统一与分裂》。朝代只到元，貌似得看另一本大历史补完。
●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解读中国大历史，是个挺有趣的视角。
●可惜这本书没详细讲第三帝国
●纵向的比较串联起来一个宏观的历史，有混沌被点通之感。这本书，读后的收获与读者本身知识储备成正比。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一)：历史大进程的转折点
印象最深的是对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一节。铁木真的孙子、托雷的长子蒙哥，作为蒙古国的大汗，率领四弟忽必烈攻打南宋。1259年，在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战役中，突然暴毙。原因推测为：一是军中瘟疫流行；二是被流矢射中而亡（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杨过在襄阳射杀蒙哥的情节也侧面反映该推测；三是溺水身亡。）而忽必烈此时却在河北一带马踏平原，一得知哥哥大汗身亡，就第一时间停止南宋的战争，返回蒙古争夺大汗的宝座。和忽必烈竞争的是从叙利亚远征返回的三哥拔不里多。当然具备充足准备的忽必烈得到了大汗争夺战的胜利，然而其侄子海都以及其他蒙古贵族因为忽必烈的过分汉化而联合抵制其大汗的统治，因此发生四十多年的蒙古内战，而欧洲、中东也因此避免了蒙古铁骑的征服。南宋也得到些许喘息，不过忽必烈最终经过崖山一役，彻底消灭南宋抵抗力量。而原本誓言屠城的四川合州钓鱼城，在降元后，也没有杀戮军官百姓。
忽必烈作为大元皇帝后，从此未返回蒙古汗国的国都，而是在上都以及大都（北京）之间轮流往返。因为西部北部，都是蒙古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忽必烈两次向东进攻日本，第一次两万多军队，第二次十万多部队，并由宋朝降将范文虎率领，然而两次都因为8月份的台风影响，而在博多兵溃惨败。日本也就崇拜“神风”的由来。
历史往往由于偶然事件而改变进程。如果蒙哥不是暴毙于四川合州，忽必烈就无法建立大元政治，蒙古也不会发生内战分裂，欧洲、中东甚至非洲等地到时都会面临蒙古铁蹄的征服。而蒙哥的死因也就成为一个无法确认得推测。不过按照阴谋伦的猜想，最大嫌疑人就是最大受益者。忽必烈是蒙哥暴毙的最大收益者，从大汗的四弟，一举成为蒙古的大汗，虽得不到蒙古皇族势力的认同，然而南方中原的大元帝国建立，其倾向汉族文化的选择，也让其尊享人间富贵，而蒙古政权脱离了大草原的空间，事实证明也无法长久，给了朱元璋大明王朝准备的时间和空间。马上得江山、马上治江山的愿景无法实现。四川合州的钓鱼城却真正的改变了历史进程。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二)：西式方法检讨中国历史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现代西方之科学方法长时间远距离的检讨中国历史；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实际上没有很好的检讨技术问题，而总以道德说事。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1.孔子活泼而孟子紧张孔孟所处的时代差距很大，是大变革时代；2.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出现导致中国政治上的早熟，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民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没有办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济发展则地方出现豪强，中央地方互不信任互不妥协，没有分权协议，中央采用强干弱枝策略，至明朝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农村，致使社会经济停滞。3.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4.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明朝人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5.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三)：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历史学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是的，那怕是孔子在著《春秋》时，他也讲个“微言大义”。那么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立场是什么呢？他的立场是为实现“数目字管理”而服务的“大历史观”。这里的“数目字管理”是指社会、人民概归金融与财政操控，社会不需要“清官万能”、“道德至上”原则，政府致力于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健全法制和保障私人财产权力，而由此生发出的“大历史观”，可以简单理解为以财政、经济史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的主线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水平、状况与当时的财税、行政管理、司法、金融，以及意识形态是否协调、适应。有则繁荣、无则渐入乱世。而乱世，客观的说很多时候是必然的，乱世本身即意味着新体制在逐渐形成。这一切远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肤浅，也非“马尔萨斯陷阱”那么简单。而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对历史人物忠奸与否的判断，事实上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皆不大。 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黄仁宇将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一统帝王史分为三个帝国时代。首先是“秦汉”第一帝国，这一时代顺应社会生产与管理趋向于统一而生，但不论是财税制度还是社会管理都很粗糙，在财税上没有健全的法律支持，也没有成熟的统计、货币体系等手段辅助。在社会管理方面，虽然“郡县制”是社会管理的大方面，但封建制、门阀世家等都能轻易对大一统体制产生威胁。所以从多方面来说，社会需要大整合，而369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响应。 应该说没有多少历史迷会否认“北魏”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尤其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因为其人文条件简单，能从最基础的社会结构上入手，以近乎原始的作用力来解决问题，并挟南北朝几百年的社会试验、变革的经验，最终打开了第一帝国后的僵局，财税上创立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兵制上完成了“府兵制”的发育，直接产生了“隋唐宋”第二帝国。 “隋唐宋”第二帝国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好、甚至最高的时代，整个帝国气象，活泼、外向、富有竞争意识。早在隋文帝时代，中国传统重农政策的一个特殊优势就展现无余――既只要是全面生产，那怕完全不讲究交换与社会再分配，完全不讲究国家经济多元化，甚至不做社会生产的质量上的改进，中国一样能达到一种低水平的富足，政府的丰裕程度能超过一般预期。这一特点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所谓“盛世”，也为建设“利维坦”型社会提供最有力支持。在社会管理方面，第二帝国向“间架式”、“扁平”的、缺乏技术性的、以道德为基本原则的官僚管理体系发展而去，中间虽有五代十国、王安石变法等事件的改革尝试，但因为大一统体制天生不适合现代工商业文明，又没有数字管理、法律建设、技术型官僚的支持，所以一切天才型尝试均告失败。 在财税制度发展方面，“均田制”“租庸调制”的本质是以一种简单的数字公式，去管理众多的人口，它是无法应对社会经济大发展后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于是至唐朝中期，以上诸法疲态尽显，而“两税法”应运而生。在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研究中，集权主义体制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也不是富强，而是稳定，此原则放在中晚期的唐帝国身上亦是如此。唐帝国本身业已无力应付财税政策的根本改革，这些尝试或改革则必须通过权力分化与下放来完成。于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有了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宋代是中国历代中最有经济意识的朝代，财政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不均田不抽力役，募兵制，大规模铸钱，更诞生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超前经济思想。但因为缺少统计、考成等辅助手段，官僚体系本质上缺乏技术性、趋于僵化，没有民间商业组织的参与，最根本的是没有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私有财产神圣意识，所以现代工商业终于无法打开，宋朝晚期财政也就无法支持了。“奸臣”贾似道买公田于当时实为无奈之举。历史和现实生活是一个原理，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明哲之法，袖手而已。 虽然宋朝的经济制度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但它却深深的影响了“明清”第三帝国的制度设计。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可谓有切齿之恨。第三帝国总的气象是内向的、非竞争性的。社会管理上利用打击巨家大室、恐惧政治、道德先行、紧缩财政、否认私利等手段，造成了一个原子化、简单、雷同均一的社会状况，使集权制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财税制度上，则重新将征收重点放在人力和土地上，排斥更为先进的商业经济部门，力图以定额的低水平的税赋，削减行政开支等手段，实现社会财富上的缺血的公平，以换取长治久安。而这几百年，正是西欧各国飞黄腾达的几百年。这几百年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是处，除了我们的祖宗曾经很吊。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四)：中国与欧洲，统一与分裂
中国与欧洲，统一与分裂
本文是尝试以地理决定论解释中国之大一统格局与欧洲之分裂状态，启发是早先阅读的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先说此书，此书是黄仁宇先生晚年在美国所著历史作品，赫逊河即我们一般译成哈德逊河的纽约州河流，既是先生的晚年作品，可以理解的是作品不着重历史考据而更重作者本人的史学观，三十三篇文章题目以朝代顺序编排，贯穿春秋至元末的时间线，题目则有人物、时代、学说、事件种种，虽诸多角度，却不多叙事、作传，内容仍是支撑着黄先生一贯讲的政治经济，以致更狭义的财政税收政策此类。
本文是受书中“秦始皇”一章的启发，如上一段所说，这一章也没有为始皇帝做个人传记，而是主要围着中国之大一统格局的成因来说。将欧洲分裂状态与中国之大一统格局比较常是史学或是民间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术爱好者所愿意讨论的话题。之所以没有与诸如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土规模同样大的区域比较，一方面，欧洲地理面积和人口的体量，人口密度与分布与中国接近；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欧洲与中国也曾有过相同进程。如果说埃及、巴比伦的历史是上古的，而中国与欧洲文化社会成型的阶段说是中古的则更为准确。虽说中国号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可考的则是3500年历史，周朝与古希腊历史更为接近，而统一的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可以对标。
汉与罗马帝国一统状态的对标正是此问题的立论点，此后中国历史以统一为常态而分裂是暂时和动荡的，而欧洲则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后再未真正实现统一。我们常以统一内化于是中华文化的，民族与地域的向心力和文化认同解释统一的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则习惯于以经济财政做出解释，诸如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的税收成本差异等。而当从上古追溯原因，文化上讲两个区域的文化皆未成形，道家就是追求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并非儒家的天下观；而无论是经济社会的成形程度，还是做经济社会史考据的难度，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并不可取。地理决定论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论，而后历朝历代的统一与分裂或可从文化和经济做解释更为直接贴切，而究其本源，或许也离不开地理在经济和文化中发挥的作用。
昨天读一文章说的也有启发，即古罗马虽然从亚平宁半岛发展起来，但称其是地中海国家而非欧洲国家可能更为准确。而从维度来说，整个欧洲大陆的维度较中国要高，南欧的希腊的维度与北京比较接近。也就是说，欧洲大陆的纬度更接近于东亚广阔的内蒙高原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生活区域，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于欧洲来说就要跑到地中海里了，地中海气候的作用可以让南部欧洲适合农业耕作如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马其顿人，而阿尔卑斯山脉的隔绝则让西欧中部和北部更接近于游牧和农耕经济的杂居区域，北海及波罗的海的存在更是压迫了北方游牧民族，诸如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东部的斯拉夫人的生活区域。可以说，欧洲的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在上古到中古过渡时期更为剧烈。即使罗马帝国采取了奉基督教为国教的较中国更为有效的文化统一政策，以致贯穿整个欧洲文化历史。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信奉一种宗教，我们可以让宗教分裂，地理上决定政治经济的分裂仍无法靠文化维系。东西罗马分裂，拜占庭帝国尚可以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抵抗外部冲突，压制内部分裂力量，而西罗马帝国的教皇则沦为文化传承与国王贵族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黄仁宇先生在文中则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先生从史书中选出诸多事例，主要是春秋时期，可见地理气候其于国家统一方向的驱动力。一件史料是某年鲁国粮食欠收，而齐国丰收，鲁国向齐国借粮，齐国借了；次年鲁国丰收，而齐国欠收，齐国向鲁国借粮，鲁国不借，齐国派兵攻打鲁国取胜；第三年，鲁国又欠收向齐国借粮，齐国又借了，这则故事本义应是反应齐君是仁义之君。而从农业生产上看，齐国大概处于现今山东省的北部，而鲁国处于南部，农业生产主要受到降水影响，每年南北冷热空气相汇导致降水丰沛的区域会南北波动而造成不同诸侯国粮食产量的此消彼长。另一件史实则是春秋有几次霸王倡导的会盟，会盟中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谈判，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河流的治理，尤其是黄河的治理问题，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包括黄河、淮河、长江也基本是自西向东而流，东西方向分布的诸侯国为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同时减免灾害，联合治理必不可少，而由于对水利资源利用所引发的战争在春秋时期也非常普遍。《左传》中也曾记载郑庄公因为水资源不足发出的希望建立统一国家的感慨。这里仅举代表性事例，由气候与地理条件在农耕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即可见不同年份南北方向降水的移动在中国的南北地域的农业生产上造成了联动，而东西方向河流的分布为水资源利用与防汛抗灾的合作建立了必然联系，河流与降水紧紧地将中华农耕经济区域捆绑在了一起。反观欧洲主要河流，主要呈南北流向，这也或许是欧洲主要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国土更多地是从南至北跨越欧洲大陆，而各国呈现东西方向的分布，或许与没有东西方向的河流建立纽带相关。即使是东西方向流向的多瑙河，其主要区域则处于中世纪较长时期维持统一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内，而在帝国分裂后，多瑙河所处的巴尔干半岛渐渐成为宗教与民族冲突严重的火药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分裂状态。
有趣的事，完成中国统一的秦国却占据农耕经济比较独立的关中和巴蜀地区，在农业上与关东列国没有明显冲突，而推动其完成国家统一的又怎样以本文所提地理决定论来解释。但换个角度说，地理及气候的作用给了关东列国统一的向心力却同时造成了各国之间的内耗与彼此的削弱，进而给了没有统一向心力秦国完成统一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给我们的小小的讽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