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出版人》是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著作，精装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一章提纲挈领，介绍了出版人的职责以及作家和出版人之间常常存在的密切又复杂的关系。后四章分别讲述了四位作家和其出版人的故事，资料翔实。如果对这几位作家和作品更熟悉一些，应该会有更多的收获。
●24/30@2019 第一次读这一类的书，对作家和出版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重读之后改五星
●可以学到很深刻的东西，无论是身为编辑的技巧还是打交道的方式；但同时，每个作家得故事也都或多或少有着八卦，读得津津有味。温塞德也证实了职业和时代背景的密不可分。在上世纪末那样又好又坏的年代，作家和出版人的关系实在是令人艳羡。
●想看罗伯特.瓦尔泽
●1910.第一章的内容最值得一看，后面几章讲具体作家和出版人的关系，如果不熟悉作家生平，就权当了解。从事出版行业的确是要有超前的眼光，去挖掘作者，还要面临时代本身的限制和审查，责任重大，好的编辑也是百里挑一。
●60%弃。作为对德国文学史毫无了解的人，这本书非常枯燥且给我个人的启发很少，看的时候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阅读这类书的时候非常有必要对其中所提到的作品和作者及时代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这种书就是一本记录一堆陌生人互相通信的流水账。相比起《天才的编辑》这种以单个编辑为主体的书，这本书对于外行人而言并不友好。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一)：我想做有影响力的书
通过索马里知道了这本书，她早在6月份就在豆瓣短评里面写“ 就它对我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鞭策和启发和指引，给20个星都不够”，那时候立刻想买来看，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出出来，后来大概10月底11月份才买到这本书。看之前没有大的期待，因为之前读过出版人书系的几部书，感觉不是特别好，时代、地域的遥远加上对文化背景尤其对作家的不熟悉，导致大多数时候我只能把他们当成故事读物看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系列我很喜欢）。
这部《作家和出版人》和出版人书系的其他书不太一样。作者西格弗里德·温塞德是德国重要的出版人，有非常丰富的出版经验，但是他写的东西没有拘泥于某个事件、怎样招揽和发掘某个作者或者长篇累牍介绍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是用审视的目光自觉地、严肃地观察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关系。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第一章“文学出版人的职责”就彻底将它和同类书籍划开了——温塞德详细阐述了他坚信的种种文学出版人的使命所在。
整个第一章看多少遍都不为过，尤其对我这种学出版的学生来说更像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那种“事情本该如此”的温和坚定的话语方式（感谢译者卢盛舟，我非常喜欢这部的翻译），和相当踏实的理想主义，都是我想深深记住的东西。第一章有好多金句，贴多少在墙上、日记里都不为过（详情看索马里的读书笔记）。
后面四章讲到四位我完全不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出版人，基本上是四位作家作品出版史的简单总结，写作方式清楚明了，让人如沐春风。非常惭愧的是，我对甚至黑塞、里尔克的作品都不了解，所以看起来感觉吃力和不明晰，但是打算要读的人也不要因此感到灰心，因为作者的写作会让你没有逻辑障碍地读完，并且有力地诱使你去读这些不熟悉的作家和不熟悉的作品。
上周听黄荭老师和杨全强老师来班里做讲座，黄老师说现在就读和做，了解自己想做哪种类型的编辑，毕业的时候也会水到渠成。今天骑车回来的时候又想到她说的话，感到一点点的挫败和伤心，又感觉并不是不可以做到，所以回来写了这一点东西，让自己振奋一下。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二)：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谁就会懂
这本书对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瓦尔泽的出版史与接受史进行的巨细靡遗的记录与铺陈，超出了我原本的想象——作为读者，我臣服于这里面真实的细节、完备的史料、作者（苏尔坎普前掌舵者温塞德）清晰的总结与引导，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出版的参与感和澎湃感。温塞德以典型的德国式的条理与逻辑，梳理出四位重要的德语作家的出版脉络，不是温情的渲染，也不纠缠于街知巷闻的八卦，而是在以生命为献祭的职业道路上所进行的凛然回望——在这四位作家的身上，“我”做对了什么，而又有哪些做得依然不够？ 书中印刻着这四位作家的重要出版年份，描摹了重要作品的出版信息（版次、封面、纸张、字体、色调、印数不一而足），记录了各自相异的读者反响和接受程度，交织其中的是苏尔坎普几代出版人的职业理念和信仰，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出版史”的小型样本已经可以成为对一个时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 因为，文学得到了哪怕一点点的灌溉、传播、扩张、浸染、承启、上升…… 都必然得益于它恰当得宜的出版，义无反顾的出版，一意孤行的出版，甚至孤注一掷的出版。“多年来，布莱希特的作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销量比在德国的还大，这也帮助苏尔坎普争取到了一些青年作家比如马克斯·弗理施。当黑塞的销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布莱希特和弗理施的作品崭露头角，这又让出版社可以考虑刚开始卖不出去的书，比如普鲁斯特和瓦尔特·本雅明，我们今天还敢说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 然而这位典型的德国人温塞德投身于文学出版行业之时，恰恰怀抱着“摒弃德国人特有的对极端和过激的偏爱”这一目标。“我想在我的工作中摒弃直接的意识形态，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我坚信，书籍，特别是有格调的书籍 …… 一直会占据一席之地。”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学面临着时代的限制，暴露在新的挑战和新的困境之中，但“文学出版人的任务虽然在诸多细处可能因为文学交往的流变而有所改变，本质上还是那个老课题：为作家时刻准备着，为他作品中的创意时刻准备着，并帮助他取得影响。” 这不啻为一个出版人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我们必须也要注意到，青年温塞德如此热忱的职业信念，正是来自于黑塞作品的感召。文学首先在他的身上产生效用。 苏尔坎普出版社前后三代掌门人就像传统的手艺传承人一样，在彼得·苏尔坎普将出版社带上文学出版行业高峰并一手调教温塞德之前，其出版格调已经由初始出版人菲舍尔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黑塞正是在菲舍尔的手上得到了最初的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出版社就是他的一段生命”，他为“出版人”这个称谓不断注入慷慨的理念、奉献的精神——“他的设想必须吻合作家的设想，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紧随其后，最重要的，还是对以文学接受为底色的社会观念的培育——“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是一位出版人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使命”，这是一种教育信条。 令人意外的是，这最重要的出版人天职的传承、章程的完善，却是由作家黑塞来完成。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乱，黑塞与苏尔坎普出版社从未失散，但却伴随着三位出版人的生命交替：从最初的发掘者菲舍尔、灵魂人物苏尔坎普到黑塞亲自引荐的温塞德。1959年苏尔坎普去世后，黑塞亲笔书信一封，向温塞德传达何谓“出版人”：“人们说，出版人必须跟着潮流走，但他不能光简单接受潮流，当它有失体面时，要能对其进行反抗。一位优秀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 因此我更愿意视其为一本定义、阐释、示例出版人职业精神和实务的“工具书”： ——“文学出版社也靠林林总总的读者接受潮生存。” ——“本世纪德语文学的两位巨擘——里尔克和卡夫卡——都无法靠他们的稿酬为生，这值得我们深思。” ——“作家的首要意愿便是出版作品，这点绝对排在考量出版社和酬金之前。” ——“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一张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谁就会懂得尊重创造性，懂得尊重那些对创造者提出的要求。” 当下，对于处在出版行业中的人来说，技能可以锤炼，而热情却无从习得——因此我们需要更为主动地去贴近这样一个主观动能的场域，将自己抛入出版与文学群星璀璨的时代，接受其精神的塑造、道路的引导。书中界定一位出版人可以获得的影响力时，如此说道，“出版人应在作家尚未动笔之前赋予作品一种现实唯独和精神标签，让作家感受到其创作的意义和大众对其创作的期望”，如若没有这样的应许，作品可能根本无法诞生——在艰难时世之中行走，被“潮流”拨弄，任“原则”摇摆，我们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本可以点燃心中微光、索取一些能量的温暖之书。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三)：『澎湃·文化课』《作家与出版人》：苏尔坎普出版社与战后德国人精神生活史
文=卢盛舟 （译者）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7119
2018-11-22 09:19 来源：澎湃新闻
在德国知识界，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家成立于1950年的出版机构，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精神生活。它拥有两大出版重心，一是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黑塞、布莱希特、弗里施、策兰、托马斯·伯恩哈德、恩岑思贝格、马丁·瓦尔泽等一众作家，都是其旗下的签约作家，几乎占据了德国二战后经典作家群的半壁江山；二是人文社科理论，以苏尔坎普版本丛书（editon suhrkamp）和苏尔坎普学术袖珍丛书（suhrkamp wissenschaft taschenbuch）为主要出版系列，囊括了如本雅明、阿多诺、褔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卢曼等高山仰止的思想家著作，这种理论高度也是苏尔坎普能从德国众多中小型人文出版社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而这座文学和思想大厦的设计者，正是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如果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那么温塞德就是最伟大的出版家。”伯恩哈德是这么说的。
温塞德身材魁梧得如同一位拳击运动员，二战时在海军服役，曾凭借自己过人的游泳能力逃过俄军的追捕，战后在图宾根大学修习日耳曼文学、哲学和汉学，1952年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担任编辑。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温塞德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接管出版社，出任社长，直到2002年去世，他兢兢业业地扮演着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家父角色。在他的管理下，苏尔坎普在文学和学术出版这两块阵地获得了崇高声誉与威望，所以也有人说，德国文化界常提起的“苏尔坎普文化”，其实就是“温塞德文化”。
西格弗里德·温塞德生前在其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寓所《作家与出版人》一书，收录了温塞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五篇学术报告。彼时正值温塞德的事业高峰，也恰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鼎盛期。温塞德的行文带有德国人特有的谨严乃至学究气，但谈起业内的掌故秘辛时，又不失幽默。在开篇《文学出版人的任务》一文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文学出版人恒常的“角色冲突”，即艺术与商业的冲突时，人们应当追求一种“折中式的激进”。在他看来，商业化的经营方式和追求进步并不抵牾，出版社如能通过出版进步理论的书籍来反思自身的基础，通过影响个体以寻求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这比全盘否定既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要合理。不难看出，这是对当时“六八运动”的侧面回应。作为歌德的崇拜者（温塞德还写过《歌德和他的出版商》《歌德与银杏树》等书），他的这一出版观透着歌德“合乎时势的改良”观念，虽然歌德曾扬言，要给出版商单独造一间地狱。此外，温塞德还透露了他在出版计划上的秘方：要将青年作家和年长的作家混搭在一起，要将跟随政治需求和跟随内心意志的作家调和在一块，这样可以保证出版社发展的连续性，因为有的时代，作家肩负着政治介入的责任，有的时代，作家必须踏上通往内心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四篇报告中，温塞德依次论述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罗伯特·瓦尔泽与出版人的关系。将这四位作家放置在一块，其实就是一种混搭：黑塞、里尔克和瓦尔泽注重内心生活，布莱希特则更关注社会现实及其变革。而且，熟悉苏尔坎普出版社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温塞德的四篇案例也是按时间排序的：黑塞和布莱希特二人是苏尔坎普始创期的重要支柱，为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里尔克的诗作是1963年苏尔坎普出版社收购岛屿出版社后接手过来的任务，而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则是1970年代以来苏尔坎普的重要出版项目。
黑塞之于苏尔坎普出版社，远超越了一位单纯的签约作家。黑塞原是菲舍尔出版社旗下的作家，苏尔坎普于1933年进入菲舍尔出版社高层，由于菲舍尔的被迫流亡，他接管了出版社，并负责黑塞晚年大作《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为了出版这部作品，苏尔坎普不懈地与纳粹当局交涉、抗争，甚至因此被捕，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正是这种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职业操守，赢得了黑塞的信任和感激。战争结束后，当苏尔坎普和菲舍尔家族在出版理念上发生分歧时，正是黑塞鼓励苏尔坎普独立成社，并为其联系到了来自瑞士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塞堪称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精神奠基人，苏尔坎普出版社也像黑塞《玻璃球游戏》里的卡斯塔利亚一样，是摆脱浅薄的知识和平庸的文化、追求科学与艺术的庄严机构。
同样，黑塞之于温塞德，也不仅是他的巴符州同乡、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和工作伙伴，更是导师。进入出版社后，温塞德负责黑塞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黑塞也对其后能接管出版社多有助益。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黑塞致信温塞德，告诉他：“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这段年纪相差近半个世纪的忘年知交，也直接影响到后来温塞德在出版事业上的最高诫命：忠于作家。对于黑塞，即便是其多虑，也要重视，但作为出版人，温塞德也自有他的坚守，温塞德在书中记录了他如何在篇目、字体和版本的选择上对黑塞谨慎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和黑塞之间的关系，正是一则作家与出版社互相影响的经典案例。
温塞德指出，出版人和作家的私人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体现在苏尔坎普和布莱希特的关系上。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布莱希特不是从别地，正是从苏尔坎普家中启程赶往火车站，开始了他后长达十余年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苏尔坎普对布莱希特多有帮助，所以，战争结束后，布莱希特第一时间与苏尔坎普取得联系，1950年，布莱希特坚定地向苏尔坎普表示，“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留在您领导下的出版社”。出版布莱希特作品的最大难处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它们统统需要修改”，布莱希特把自己的作品全集命名为《尝试集》，这并非出于自谦，而是一种审美宣言，宣告作品应具有恒常的开放性，所以，即便是已付印出版的戏剧和诗歌，他也还会经年累月地修改，这恰恰给最终目标并非出版个别书籍、而是呈现作者整体创作风貌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带来了无数甜蜜的苦恼，温塞德在书中也做了相关有趣的记录。
如果说，黑塞和布莱希特是温塞德从苏尔坎普那里继承的遗产，那么里尔克和瓦尔泽则是温塞德自己的选择。这两位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经典作家，在当年，一个面临接受和研究趋势的下滑，一个则亟待被重现发掘。1972年11月24日《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的辩论中，为了不陷入老派和保守之名，里尔克属于人们小心翼翼要避免提到的名字。”书中，温塞德谈到了如何与里尔克后人进行版权上的交涉，希望通过单行本、平装本和选集等多样化的出版形式，提振公众对里尔克作品的接受。为适当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温塞德还特意引用了《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来证明里尔克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位关心变革的作家。
与里尔克相比，罗伯特·瓦尔泽当时尚不为人知，因此温塞德花了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作家生平。瓦尔泽的一生都在面对失败，作品的失败，出版的失败，人际关系的失败，“失败是一条邪恶而危险的毒蛇”，在世时的失败似乎也是许多德语作家的共性。瓦尔泽的身后名要归功于温塞德的眼光与努力，1966-1975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齐二十卷本的《瓦尔泽全集》，1978年发行了全集的平装版，1985-2000年出版了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收录了瓦尔泽用铅笔写的微型手书。1927年起，瓦尔泽的手书变成了只有两毫米左右的铅笔连体字，肉眼无法辨认，只有放到显微镜下才能识别，《来自铅笔领域》使得普通读者也能欣赏到瓦尔泽留下的这些珍贵遗稿。
《作家与出版人》的献词是“献给约阿希姆”，此人正是温塞德的儿子，当年出版社的接班人，但由于温塞德后来再婚，父子关系大不如前，并最终导致了约阿希姆出走苏尔坎普，令人唏嘘。如今的苏尔坎普，可以说是进入了“后温塞德时代”，在经历了股东矛盾和资产重组后，办公驻地也从法兰克福迁至了柏林。当年的新人（如马丁·瓦尔泽、彼得·汉特克）已是出版社的元老级人物，一批德国当代作家（如2015年毕希纳奖获奖者赖纳德·葛茨、2016年毕希纳奖获奖者马赛·拜耶尔、凭借小说《夷蛮的上帝》入围2018年德语图书奖短名单的德国作家施益坚）也在不断成熟，温塞德不追求高利率的严肃出版遗志，不知能否得到延续，在我们拭目以待之际，不妨读读苏尔坎普老社长的家父之言。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四)：“必须给他们（出版人）单独造一间地狱”
文=索马里
3月28日的BBC Four播客Books and Authors里面，三位嘉宾就声讨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Gordon Lish）对卡佛原文的编辑（有义愤填膺者称为“重写”）。但三位明显都是对利什心服口服——“如果这句话有15个单词，删到5个；如果一个句子有25个的单词，删到15个。”利什几乎没有还价余地的命令，才有了卡佛的叙述中那惊人到过分的简洁（economy）。但作者和出版人的尖锐矛盾几乎就浓缩在这句命令里了。
刚好手头在编辑苏尔坎普（Suhrkamp）老社长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生前写的《作家和出版人》（Der Autor und sein Verleger）。为了对照阅读，索性重温了岩波书店的大冢信一写的《我与岩波书店》，赫然翻到大冢的同事U对他说的一段话：“所谓的编辑，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从事的工作。”
虽然U后来编辑了阿部善雄的《最后的“日本人”》，并朦胧知道编辑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但做出版的人难免会为了这样的论断而脊背发凉。被乔治·斯坦纳盛赞开创了“苏尔坎普文化”的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就直接引用了歌德那句家喻户晓的指控：“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
《作家和出版人》德语版《作家和出版人》一书里，还有更尖锐的职责，比如罗伯特·瓦尔泽就将书商的游说，视为“诱惑性的搬弄是非”——远不止于此，这个后来被出版界辜负、渐至走火入魔的瑞士作家，指责出版人们“几乎是传染性的不可靠”，是些“流氓式的小说编辑”，“懒鬼”，在对待一个维也纳的出版人时，更是扬言“要是出版人把作家当无赖看待，那我们对待他就要像对待一头生疥癣的猪一般。”
温塞德博士凭借其博学和德国头牌出版人的世故和冷静，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瓦尔泽等德语经典作家和出版人的恩恩怨怨娓娓道来，节制、中立又不乏个人化的判断。出版人的立场并没有让他高高在上或者妄自菲薄。在他看来，出版人“是为了活在一群富有天赋和创见的人周围而生的”，“想要生产却没有直接塑造自我意愿的器官”，他们必须“摈弃对极端与过度的偏爱”，“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这种谦卑和准确的清醒，在他身后的出版界，也毫不过时。
塞德还写过《歌德及其出版人》，从一个冷门却独特的路径考察歌德作品的“发生史”。但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歌德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两个冷峻、残酷的背影：一个是他建造“出版人专属地狱”的诅咒，还有一处是基彭贝格掌管岛屿出版社（后被苏尔坎普收购）时，到后期对里尔克的作品逐渐没有了耐心，温塞德不温不火地总结了一句：“基彭贝格想建造一个歌德帝国。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最好的领航员请上了船，他建议我们，该把什么东西扔下船。’”
出版人和作者交好或者交恶，难免是情理之中。不停地要有人被扔下船，一家出版社也要有自己的领航员和能终身服役的海员。温塞德对此是很清醒的——比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形容的出版人“一只眼睛盯着作者，一只眼睛盯着读者，还有另一只手要盯着钱包”要来得深刻许多。在此可以摘录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阐明的“出版人的任务是什么”——
一家文学出版社不靠单单一本书，更不靠畅销书；今日的畅销书单往往是明日的墓碑碑文。一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以及它的规模随着作家内心的日历生长。当然，出版计划的正确杂糅也很重要。这是出版人最古早的秘密，它在于把青年作家和老作家混搭在一起，把畅销的和笃定没有销路的书混搭在一起，把满足当下政治需求的作家和那些只跟随内心意志（“别跟我谈政治”）的作家混搭在一起；乐意成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家要和毕生拒绝抛头露面的作家相配；事前就会提出最高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酬劳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他的剧作《惯性势力》中写道：“当事情跟钱发生关系时，连天才都会发疯”）要和克制物质需求的作家相配——这种杂糅不是开杂货铺，而是把不相连的各部分组合到一块，把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一种纲领，一个总和：这就是出版人的任务。
温塞德在法兰克福的寓所 （2016年10月的一个夜晚 我因为参加Elena Ferrante德文版出版的庆祝酒会，出现在这间客厅里。一辈子难忘的回忆。）那个可以提出“最荒唐的酬劳”的伯恩哈德，既奠定了温塞德作为出版人的顶级声望，但同时也以其任性、无法遏制的正义感（和同属苏尔坎普旗下的彼得·汉德克就一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和伯恩哈德互相不对付，温塞德也奇迹般地将这“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还是用斯坦纳的形容，“它决定了德国文化与知识最先进的层面，哪怕其中的知识来自纳粹企图毁灭的犹太人，它们都一视同仁地放在了书架上，象征了这个时代最进步的声音。”
后来，我在别处读到了伯恩哈德和温塞德的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几乎是同时地捧腹大笑和热泪盈眶——
伯恩哈德曾写信给他好脾气的出版人（抱怨）：“很多次，一个人突然悬空漂浮在一个致命的深渊上空，被数不清的人围观，那些人不停地鼓掌，他们（心怀二心的）的赞扬几乎能把人耳朵震聋，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人要坠落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是最后的时刻——为他拉起一张网，而不至于让他无可挽回地变成人群中的一个喜剧的，同时也是可悲且必定荒谬的一具尸体。”
而在数月前，即1965年12月，温塞德曾经向伯恩哈德提供了一张3000马克的支票，伯恩哈明确地表达过——“那3000马克为我支了一张网。”
但两人那种近乎高贵的合作，完全没法阻挡伯恩哈德的喜怒无常。尤其当苏尔坎普出版社旗下的作家名单日益庞大且权威之后，伯恩哈德一直心心念念要“独立”，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和别人放在一块，甚至借小说人物的话愤然表态，“要终审摆脱这些合同和书面的协约”。1971年9月的一天，伯恩哈德出现在温塞德的办公室里，直接从他的出版人手里夺回了他前一天签署好的一份合同（关于小说《改正错误》，1975）。温塞德对这场风波的记录也仅限于他在会议记录里的从草一笔，“这绝对是一个最糟糕的时刻。”虽然伯恩哈德经常要向温塞德（苏尔坎普）索要那张“安全网”，但作家本人却害怕身陷这张大网里，并不定期地想要逃离。
温塞德对出版社要传达的价值也同样清晰不过：“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出版人，“想象（力）必须与作家相符，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从出版人对黑塞的“礼让”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时而并肩时而超越的合作关系。
1925年，黑塞的《疗养者》作为菲舍尔出版社（苏尔坎普的前身）的黑塞全集的的第一本出版，从那时候起，黑塞的每本新书都以他的朋友E.R.魏斯设计的统一装帧出版——“统一的纸张大小，浅蓝色的亚麻布封面，带金字的黑色书脊，封面上有E.R.魏斯设计的代表赫尔曼·黑塞的首字母绣，书中的字体统一为哥特式。这份合同签署于1924年10月25日，版税为零售价的18%，外加一年1500马克的津贴。此装帧设计的有效期为三十五年。”
35年——这在任何国家的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后来，当苏尔坎普和温塞德试图说服黑塞，说现在的德国中学生已经看不懂哥特字体了，他这样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读者群。但黑塞还是写到，他是多么难以接受把书中的字体调改为圆体。出版社只能以渐进的方式，逐渐将黑塞作品的字体变成圆体字。直到黑塞去世前不久，他才真的接受了这个改变。
同样也是黑塞，他终身对《作家和出版人》中最潦倒的罗伯特·瓦尔泽提携有加，在瓦尔泽的作品被德国和瑞士的大众冷淡对待时，黑塞几乎会为瓦尔泽所有的重要作品撰写积极的评论。当我们也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读到了作家之间所可能产生的终极的矛盾。在被送去精神病院之前，潦倒半生的瓦尔泽如突然转而攻击对自己有恩的黑塞：
“一位成功的作家算不算凶手，他们把失败者提前送进坟墓。”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对所有的出版人而言，也是一句棒喝。出版人是否有可能，和那些成功者一起，将失败者（未必是文学的失败者）提前送进了坟墓。出版人，是否有可能成为“进步”的反面，是否一起制造了数不清的罗伯特·瓦尔泽的死亡？
温塞德还提到列宁的哥哥在上绞架时会把海因里希·海涅的诗装进上衣口袋——这并非一笔闲笔。他还提到了苏尔坎普旗下另一位重量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谁丧失了对文学的感觉，谁就迷失了。”
出版人如何不能迷失，如何坚持自己的方向，让那艘大船平稳前行？如果文学的目的是通过让人们不安而让变得更强大（里尔克语），那出版人的基本任务也是，保护这些代替其他人类思考、担负变革任务的人。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布莱希特在1945年10月，刚刚结束流亡的布莱希特给苏尔坎普本人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一个出版人对作家最深的意义：
“您的信是我收到的来自德国的第一封信，您也是我在德国最后所见的那批人中的一位。帝国议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是从您家出发去火车站的。流亡期间，我没有忘记您的帮助。”《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五)：安全网：关于托马斯·伯恩哈德和西格弗里德·温塞德（刊于《单读》 翻译=索马里）
在他的写作和生命中，托马斯·伯恩哈德一直（和旁人）背道而驰； 而他的出版人一直做的，则是在他坠落的时候托住他。文=霍莉·凯斯（Holly Case ）原标题：Safety Net: On Thomas Bernhard and Siegfried Unseld
一个作家写信给他的出版人：“很多次，一个人突然悬空漂浮在一个致命的深渊上空，被数不清的人围观，那些人不停地鼓掌，他们（心怀二心的）的赞扬几乎能把人耳朵震聋，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人要坠落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是最后的时刻——为他拉起一张网，而不至于让他无可挽回地变成人群中的一个喜剧的，同时也是可悲且必定荒谬的一具尸体。”这个作家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关于这位作家，另一位也来自奥地利的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曾经评价道：“没有人能从这位死去的巨人身上跨过去。”那个出版人是西格弗里德·温塞德，他在声名显赫的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为伯恩哈德保留了栖身之地。这封信的主题是关于温塞德一个月前，即1965年12月，汇给伯恩哈德的一笔3000马克的贷款。“你用那3000马克为我支起了一张网。”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支起这张网，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们于1965年1月第一次会面时——那一次会面总共进行了20分钟——当时伯恩哈德去了温塞德的家，但温塞德当时不幸感染流感，体温飙到40摄氏度。自命不凡的作家要求得到40000马克，以便支付他新近置办的位于奥尔斯多夫的一间奥地利乡村农舍的费用，“每一千马克标志着那位出版人的每一度体温，或者也等于出版人给他的每半分钟。”温塞德伸出了援手。
之后的那些安全网既是经济上的，但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在伯恩哈德官司缠身时，他的出版人一直站在他身后，包括1970年针对他的一场诽谤诉讼——他（伯恩哈德）将文化—政治杂志《犁沟》（Die Furche）形容为“变态的天主教-纳粹的乏味无聊的正交。”当另一位杰出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同样也属于苏尔坎普出版社旗下），也曾撰文称他劲敌的作品“对艺术几乎是毁灭性的”时，温塞德捍卫了他（伯恩哈德）。而且1978年，当伯恩哈德的一次朗读会被一群愤怒的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围攻时，他的出版人就坐在他的右边。
“我们并不出版作品，而是出版作家。”温塞德曾经如是形容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精神纲领。和这家出版社齐名的彼得·苏尔坎普，相信要尽可能地出版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是至为重要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哲学是合理的；在他于1950年创办苏尔坎普出版社后不久，这家出版社就变成了欧洲最好的出版社之一（至今仍是，尽管此刻它陷入几乎是毁灭性的内斗之中。以伯恩哈德为例，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几乎全部的作品，包括9本小说、40多部戏剧、几十篇短篇小说、一本诗集，还有一些篇幅较短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而伯恩哈德的核心作品中，只有他的5本自传小说是由另外的出版社出版的。
到2000年，伯恩哈德的作品一共售出了150万册，温塞德持之以恒为苏尔坎普购入的伯恩哈德的作品的努力，才终于算是实现商业上的成功。那成功来之不易。1988年，温塞德写过一篇《出版作为职业》的文章，宣告了对他自1952年加入苏尔坎普出版社以来即献身的这份职业的信仰。他强调出版人和作家之间特殊的纽带时，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他自身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例子，后者曾经将这段关系形容为“彼此又爱又恨”。“一个出版人如何能承受这种紧张关系？”温塞德写道，“是对神秘的创造力的创造，赋予他力量，让他能够去欣赏，去热爱。”
要爱伯恩哈德这个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1961年10月他写给温塞德的第一封信中，他显得严肃又职业，注意到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德国出版人也出版了赫尔曼·黑塞、萨缪尔·贝克特、西奥多·阿多诺、T.S.艾略特、马塞尔·普鲁斯特、萧伯纳和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伯恩哈德在他给温塞德的一封信中——《托马斯·伯恩哈德和西格弗里德·温塞德通信集》（2009，这本通信集的节选译本由海鸥出版社推出）中收录了他们之间上百封邮件往来——中写道，“我手头有一些你出版的书，它们都是近来最棒的书。”他要求进行一次会面，并提到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熟人，然后宣布，“但我还是单打独斗吧”。这是伯恩哈德对“独立”的痴迷的第一次暗示。曾经有一次，11971年9月的一天，伯恩哈德出现在温塞德的办公室里，要求拿回他前一天签署的一份合同的底本，他一把从他的出版人手里扯下那份合同，将其中一条条款划掉。（“这无疑是一个糟糕的时刻，”伯恩哈德在他对这次会面的记录中写道。）而伯恩哈德的小说《纠正》（1975）中的主人公则体现了伯恩哈德的挫败感：“我们的野心就是摆脱这些合同和书面协定，一劳永逸。”虽然他经常需要、索求一些安全网，但伯恩哈德却害怕被它们缠住，一直在奋力摆脱这种羁绊。
温塞德和伯恩哈德的友谊跨越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1961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开始，一直持续到1989年1月28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天。在他们给彼此的信件中他们一直用全名称呼对方（比如写信给温塞德时，伯恩哈德经常会在前面加上“博士”的称呼。和苏尔坎普旗下的，包括马克斯·弗里施和尤根·哈贝马斯在内的其他作家们不同的是，伯恩哈德和温塞德从未在对方身上使用过非正式的称呼（Du:“你”）。要经过十多年的关于合约的重新谈判以及伯恩哈德周期性发表的长篇大论，温塞德才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关系会永远变得紧张，以及背后的原因。1973年，在结束了和作家的一次会面之后，温塞德总结道，“托马斯·伯恩哈德身上的感性、敏感还有他的神经质已经到达顶峰，从长远来看要面对这点实非易事……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无敬仰地）发现，伯恩哈德是如何通过写作和身体锻炼试图中和自己身上的神经症。其中的代价如此之大，实际上——我们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
伯恩哈德知道自己踩在理性和疯狂之间那道狭窄、暧昧的边界之上。在将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曾经几度在一间精神病院接受过漫长治疗的保罗·维特根斯坦相比时，他写到维特根斯坦“可以说被他的疯狂打败了；而我却利用、控制住了我身上的疯狂。”伯恩哈德也敏锐地发觉了温塞德对他的“神经症”的洞察，并且试图最大程度利用这点。在和他的一个邻居、朋友，一个叫卡尔·伊格纳茨·海内特迈尔的猪肉批发商散步时，作家对他吐露道：“和温塞德打交道时，我拥有一个疯子（Narrenfreiheit）的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
他确实这么做了。而对温塞德而言，要面对伯恩哈德身上的那个“疯子”的代价，既是经济上的，也经常是心理上。他可能会变得冷酷无情，比如当他写信给温塞德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否有一个出版人，因为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人给予过我任何关心。”伯恩哈德一直都会紧张地计算着他的出版人的好意的水平和不足。在和海内特迈尔散步的时候，他抱怨道温塞德从来不为他得的这个那个奖项道贺，要么就详细地分析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温塞德给过他什么礼物。他甚至还向海内特迈尔吹嘘，当他拜访苏尔坎普位于法兰克福的体面有序的总部时，他永远都会用一种很土气的奥地利口音说话，他还会跟在那些从温塞德的办公室出来的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们后面，然后在编辑们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滔滔不绝：“看介（这）儿，你蛮（们），介（这）里有你们好看的东西，一个斯（诗）人”。1980年7月，他们在萨尔斯堡的一次会面时，当时温塞德正接受禁食治疗，但伯恩哈德坚持要出去吃午饭，然后他在他的出版人面前慢吞吞地、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午餐，还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多重要？我对你们出版社的意义多大？”当温塞德一边“狂喝气泡水”，一边还要安抚他的作者时，伯恩哈德宣布说他刚刚将他的自传小说的第四本交给了奥地利的皇宫出版社（Residenz），尽管他先前曾经允诺将这部书稿交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
在温塞德身上——他那宽宽的、似熊一样的脸庞，还有他标志性的宽阔、微微驼起的背部，从生理角度都极好地与他生活和商业的准则匹配（“我非常严肃地对待游戏，因为我想赢，但我试着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解决严肃的事儿”）——伯恩哈德的背叛和责备留下了一道粗粗的、柔软的印记。“相比于您经常的苛责——似乎我招致了您很多批评，天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同”，1969年7月，温塞德写道。但这个出版人几乎从来不会对伯恩哈德失去耐心。直到1988年11月24日，在作家去世的前夕，当温塞德得知作家再一次违约、将他的另一份手稿又交给了皇宫出版社时，温塞德彻底失控了，给伯恩哈德发去了一封完全不是电报体的电报：“对我而言，不止是达到了疼痛临界点，而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极限。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尤其是最近两年你对我的失信，而我曾经一直充满好意地站在您这一边，一直为您在努力……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除却他们的交往中这近乎灾难的结局，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着某种真正的温柔。温塞德和伯恩哈德都很享受在奥尔斯多夫及附近结伴的那些远足和游泳。他们在意大利、希腊、伊朗、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碰面，一起悠闲地用餐，把酒言欢，在这些拜访中间，通常伯恩哈德的情绪都很好，和他的出版人相处也比较融洽。“一个人隔着越远的距离跑去看他，他会感觉和出版社和出版人的关系越发亲密。”1987年2月，在他们在里斯本的一次会面之后，温塞德如是写道。三年前，在温塞德60岁生日时，温塞德写了一封致辞，细数了他和他“守时、可信”的出版人所有碰面的地方（的里雅斯特、斯图加特、波斯波利斯的遗址、设拉子、萨卡拉的沙漠，德黑兰），然后他又描述了在开罗的一次外交晚宴后发生的一起事故，当时他和温塞德在一间电梯里。在电梯距离底层只有几英尺时，电梯电缆突然折断了，在剩下的距离里，轿箱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我们拍拍身上的灰尘，整了整头发和衣服，放声大笑。”
只有当伯恩哈德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高飞，当他偶尔俯视身下的深渊时，他的语气才变得温和一点。1976年10月，他在维也纳预订了一张飞往伦敦的机票，准备参加他的一部戏剧在英国国家大剧院举行的一次带妆彩排。起飞后不久，那架飞机的右引擎就发生了爆炸，飞行员必须紧急迫降。这之后伯恩哈德给温塞德的信可以可以说是感伤的：“我汇报这一情况，是因为（我和你）是长久地为了各自最大的利益和相互的愉悦属于彼此的两个人。”尽管如此，他的出版人对伯恩哈德却不抱幻想。1981年，在一次极度愉快的会面之后，温塞德写道：“一个人当然不该被现在表现出的任何友谊所蒙骗。伯恩哈德写的每一句话对他自己的意义远超过对我和他的关系的意义。他就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人。”
“为何我一方面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却又有这种可怕的无助感呢？”伯恩哈德在他的自传小说里自问道。他给出的答案是很个人化的，但是他的完美主义、他对“独来独往”的偏好，还有他少见的对自己的作品强烈的认同，都和战后的某种时代精神有着共鸣。那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时代，一个尊崇杰出的、奋力追求完美的偏执的孤独者——几乎永远是男人——的时代。1971年3月的一封信中，伯恩哈德将自己的境况和 《长跑者的孤寂》——阿兰·西利托完成于1959年的一部小说，并于1962年被拍成一部电影——相提并论。那本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工业化的英格兰的贫困地区的、叫科林·史密斯的男孩进了监狱，并开始长跑，试图从精神上逃避监狱生活的残酷。狱长发现了史密斯的才华，并试图吸收他，许诺他如果他能获得一个关键的越野跑比赛的冠军就可以获得减刑。史密斯奋力超越了其他人，眼见着就要大获全胜，就在这时他带着一种藐视的神态在快到终点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我的境况，”伯恩哈德写信给温塞德说，“正是“长跑者的孤寂”，我会用这个标题形容我目前的状态。”
西利托的小说，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和《达摩流浪者》（1958），理查德·巴赫的《海鸥乔纳森》（1970），以及赫尔佐格的那些伪纪录片类型的电影中出现的那些完成极限跳跃或者不可能的攀登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和登山者们：所有这些作品都带着二战后的那种特定的对恐惧、孤独、还有挑战社会和国家结构进而突破个人极限所带来的狂喜的迷恋。随着战争的结束，西欧和美国的福利国家的兴起，那一代人似乎不想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的正是一张安全网。“你根本不用担心从山上掉下去。”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里写道。1965年，在他获得不来梅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伯恩哈德阐述了凯鲁亚克的这句宣言的本质：“从没有任何时代具有我们拥有的抱负；我们自大地存在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掉下去、被冻死，我们敢做任何事。”
人类精神和人类机器的“冒险政策”（Brinkmanship）要求最禁欲、最心无旁骛的孤独。伯恩哈德的大部分小说和戏剧都是在他位于奥尔斯多夫的装修简朴的农舍里完成的，那座农舍直到1980年代都没有一部电话。“我在这里拥有一座理想的监狱，可以让我工作的房子，有我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环境。”1966年12月，他（写信）告诉温塞德。虽然他经常会写相比于乡居生活他其实多么向往城市生活，伯恩哈德会一直不停地回到奥尔斯多夫，他给温塞德的大部分信件都是从那里寄出的。从智识上启发他的人中就有奥地利犹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也是伯恩哈德的一个朋友保罗的叔叔——保罗略显怪异的形象也出现在作家的几部小说中、短篇小说和喜剧中。举世皆知，1919年，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那份可观的财产（他的父亲是维也纳的一个钢铁大亨，曾是19世纪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永远地离开了奥地利，余生大部分时光都只靠身上的一只背包过活。1949年拜访纽约州北部时，维特根斯坦告诉另一位哲学家：
“情况好比这样：在这个城市里，街道井然有序。如果你靠右边行驶，你会遇到红绿灯之类的。这是规则。当你离开这座城市时，那些规则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了交通指示灯。而当你走得足够远，没有道路、指示灯和规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引你。周围只有树木。当你回到城市时，你可能会感觉那些规则都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任何规则，等等……基本上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有一个交通灯，我会说：跟随它。这也许正确的。当然，城市里的生活却不一定这样。”
伯恩哈德的小说《不安》（Gargoyles，1967）的一个早期评论者就写道，“托马斯·伯恩哈德冲破了他身处其中的那种明显属于都市的文学，冲进了一片原始森林中。”
按照伯恩哈德的说法，他的整个自觉的生命都是一场“背道而驰”，朝向密林的冲锋陷阵。在他的第五部，也是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孩子》（1982）中，他解释了自己如何在人生的第一年里生活在一张网里。他的摇篮是停泊在鹿特丹的港口的一条渔船上的甲板下方的一张吊床，而他是“七八个”一起被吊在“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恶臭的”、“潮湿难耐”的船舱内部的木质天花板上的孩子中间的一个，他的脸上“都是疖子，不成样子”。一周有一两次他会被从那张网里放下来——只要他未婚先孕的母亲能从她那份女仆工作中偷挤出足够的时间来看他。
从细节上来看，伯恩哈德对他生命中的第一年的大部分描述都不是真实的。他在一条船的船舱里只生活了几周，而非一年，也不存在七八个同样待在那里的婴儿——他是那里唯一的孩子。众所周知，伯恩哈德是一个“夸张的艺术家”（Übertreibungskünstler），他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名号：“如果没有夸张一个人什么都
无法表达。”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大众的观点激进地背道而驰。新生的自己被关在一艘渔船的船舱里，在恶臭中无助地摇摆，除了那架吊床的架子之外无法接触任何东西——在这样的幻象中，伯恩哈德看到的也不是囚禁，而是自由：“我只有到了海边才能真正呼吸，更别提我才能恢复思考的能力了。”虽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他母亲出生的那个内陆、多山的奥地利，他经常会称呼自己“属于大海的男人”：“我是大海的孩子”（“ich bin ein Kind des Meeres.”）
《一个孩子》的开头是伯恩哈德童年的一个场景，但并不是他在网里生活的场景。相反的，开头——他人生的开篇——是他第一次失败的试图逃跑的企图：“当时我8岁，我骑上了我的监护人的那辆施泰尔自行车，当时他驻扎在波兰，马上就要和德国军队一起进军侵入苏联。”由此开始了一个之前从未骑过自行车的孩子令人屏息的冒险，当他发现他能——“我能统治世界”——时，一切是那么令人头晕目眩），以至于他决定要骑上将近30英里去萨尔斯堡去拜访他的阿姨。从始至终，他都想象有一群“观察者-仰慕者”在看着他， 他们“必须要看到，在面临最艰巨的困难和反对时，我永远都能战胜这些，获得胜利。”
和德军入侵苏联一样，这个男孩那血脉贲张的奔向胜利荣耀的自行车冒险最后以屈辱和失败告终。一场豪雨从天而降，那辆自行车坏了，哭鼻子的伯恩哈德必须在路边的一个小酒馆寻求躲雨的地方，最后两个年轻人载上他将他放在他母亲位于特劳恩施泰因的家门口。二战间的纳粹和年轻的伯恩哈德的不幸遭遇之间的这种比照并非随意：任何一个生活在二战后的德国或奥地利的，想要拥有“长跑者”人生的人来说，纳粹的遗产都是非常沉重的。纳粹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他们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挪用了“超人”（Übermensch）的概念，从恩斯特·荣格那里挪用了从一战的枪烟炮雨中诞生的狂热的极端而超然的英雄主义，又从法学研究者卡尔·施密特那里继承了“例外状态”的概念，好让他们弹指间就让民主制灰飞烟灭。他们对例外状态的信仰需要追随他们的大众的集体存在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死亡和法律。
经历了德国第二次惨重的战败，且证明他们配不上希特勒的宏图大志之后，大多数德国人都想拜托和“例外状态”的干系，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有些人试图将“例外论”从纳粹的遗产下解放出来，去感受那种奋争背后的狂喜冲动，又不泯然众人，或者用尼采的话说，经历超人的“屈服”。对他们——尤其是对伯恩哈德而言，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正步走恰恰不是“背道而驰”的生活。从那张网里挣脱必然要求摆脱着这份多余的遗产。
当年轻的伯恩哈德在他失败的自行车之旅后被人在家门口时，正是清晨。但他没有进门去面对他母亲暴风骤雨的鞭笞，而是又走了几英里，去了他祖父母们生活的村庄去向他的祖父约翰内斯· 弗洛姆比席勒（Johannes Freumbichler）寻求庇护，他指望祖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他祖父也给予了他这份理解。正如伯恩哈德在《一个孩子》中写的，“我的祖父喜欢混乱……喜欢那些非凡的，超常的，背道而驰的，有革命冲动的人，他自己的一生也是带着反差生活的，他的存在完全是一个对立面。”在战争期间，弗洛姆比席勒曾因偷听敌台被纳粹逮捕，并被送去做苦工。 他那著名的“例外论”让他超群绝伦。“视野要宽广，这是他一直的告诫，看得最高！”伯恩哈德回忆说，“永远要目标高远！” 除去和弗洛姆比席勒出门散步的时间外，伯恩哈德的童年大多是一个人待着的。毕竟，他骨子里拥有的是长跑者的孤寂：“我讨厌群体，我憎恶大众，憎恶众口同声。”
纳粹主义正是建立在精心编排的重复之上。纳粹希望通过回到过去、重复过去来改变历史。一战是他们最后的荣耀和羞耻；他们不停地重访那段历史。他们对历史随意的抵达有点像一台CD机或者MP3播放器上面的那种重复的功能，倒带让过去复活，听民谣流泪， 跋涉行军，如此循环往复。
共产主义——纳粹的死敌——相信连续的历史，就像一盘磁带从头播到尾。一个人可以让磁带快进，加速播放，但却不可能跳到先前的段落或者倒带。一旦磁带开始播放（在人类诞生之初），一切就无法停止：这盘宇宙的磁带必须一直不停地播放下去，直到人类的终结。
出生在这样的极端年代，伯恩哈德的思想接近纳粹，但他的行为却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评论家们对伯恩哈德的作品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无政府主义的”、“反动的”，但无论如何，都是极端的——这是他的舒适地带：他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只穿着一件泳衣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弗罗斯特》（1963）。尽管他身上有这些极端主义，但让伯恩哈德之所以成为一个纳粹分子或者一个共产党的对立面的，却是他对大众喧哗的蔑视和他对孤独扭曲的狂热。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男性创作者要到一个遥远、特殊的地方遁世，只为完善某个哲学项目或者解决长期未有眉目的思想上的难题。在那里他们会沿着自己的思想轨迹折回去，通过重复和修正无可避免地抵达一个高尚的、完美的终点，可以说他们已经体验到了自己的死亡。在伯恩哈德最好的作品中《纠正》、《散步》（1971）、《灭绝》（1986）和《英雄广场》（1988）中，有创造力的自我毁灭是主人公必然要面对的结局。正如有一次他告诉他的出版人的：“我是一个脚下没有绳索的走钢丝者”，“脚下面就是深渊。”而阅读伯恩哈德的过程也是一种没有安全网的飞翔，无法分别那狂喜的飞升和恐怖的坠落。
在那个高度的状况是极端的。伯恩哈德最喜欢的戏剧导演是德国克劳斯·佩曼（Claus Peymann），后者曾将伯恩哈德的大部分作品的首演搬上了舞台。佩曼的舞台设计太高了，因此即使当演员们在舞台上相互触碰时，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亲密，而是一种悲喜剧所带有的那种冷淡的讽刺意味——这也提醒了我们，怯懦之人或者多愁善感之人是不适合生活在伯恩哈德的作品中的。在他著名的“狂喝气泡水”的那次，温塞德回忆说自己的感觉“我们在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伯恩哈德的喜剧中的一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再进行一次这样的对话。”
在他的散文中，伯恩哈德抛弃了叙述和阐释，也抛弃了段落和章节，他很沉迷于那种超过一页的长句，偏离一个主题又迂回地回到那个主题。但是如此大费周章的呈现从来都不是描述，因为伯恩哈德坚持认为“事物从来都不是它们被描述的那个样子。”在1986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告诉奥地利记者克里斯塔·弗莱希曼，文学中对地点和事件的描述都是“乏味”、“不节制的”。
尽管他蔑视描述，伯恩哈德还是带着极度的狂热描写事物，尤其是那些描述服饰——衬衫、裤子和鞋子——以以及它们各自的品质和保养的文章。在《步行》（Walking）这本书中，有好几页都是关于一个人将裤子举到亮处，注意到布料上的布丁，并且带着越来越重的口气不停地重复“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这个词组。
据他自己承认，伯恩哈德一直有“所谓的计数强迫症”的困扰，那是一种要将将一切计数的强迫行为。 他避免乘坐有轨电车出行，因为他克制不住地要去数街道两边的每一扇窗户。对自己的作品他也一样注重细节，伯恩哈德会从最根本上对自己的艺术进行修正。在修订《纠正》时，他写信给伯恩哈德说这本小说“在数学上有问题，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这本小说才能变成一部美妙的文学作品。”随着温塞德对他的每一次新的拖延越来越不耐烦，伯恩哈德会在他的信中写自己正在接近“最后的版本”或者“最后的润色”。最终，经历了四年、至少是九次拖稿之后，伯恩哈德将手稿交给了他的出版商。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这本小说是关于修订的，又因为伯恩哈德是它的作者，它是一本关于整体的修订的作品——虽然作者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向那等待他的主人公的确定的必然屈服。正如伯恩哈德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德国作家阿斯塔·沙伊布（Asta Scheib）的，“和那些只能发生一次坠机，然后基本变得不中用或者死掉的特级飞行员不同的是，作家们同样也会快完蛋或者死过去，但他们永远能活过来。”
让他避免遭遇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命运的，是他对他的工作那种狂热的激情，他在给温塞德的心中将之形容为“我唯一的享受，我唯一的快乐，我可能拥有的最粗鲁的猥亵。”伯恩哈德几乎能让读者从他的散文，尤其是他那些被旋律和重复不断推动、经常听起来像是音乐或诗歌的戏剧中发现这种激情的实际存在。在《英雄广场》里面，一个仆人一边向观众展示她最近的这个雇主如何指导她叠衬衣，一边不停地重复如下的段落：
你看到了就像这样
他是这么叠衬衫的
然后他一把抓起来
又把它对折了起来
【看了看钟表】
他抓起衬衫七八次
然后又把它们叠一边
然后他说现在你叠泽塔尔夫人
一模一样地折起来
按照我刚刚示范的方式
教授就像这样说的
然后他把袖子还给我
你看泽塔尔夫人你看…
不不泽塔尔夫人你看看看
不不泽塔尔夫人我没疯
我就是泽塔尔夫人但没疯
我就是泽塔尔夫人但没疯
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我泽塔尔夫人
我没有病我没有病他尖叫道
我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完美主义者……
令人无法忍受他尖叫道令人无法忍受 你就是这样折一件衬衫的
伯恩哈德将这种冷酷的、带着韵律的语言比作“当有些垂垂老矣的老祖母……三句话不离‘我的孪生姐
妹’。”
他对乏味的技术的强调很明显，并且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中的一段，那本书讲述了对“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总策划的审判。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不停地逐字重复相同的套话和他自己杜撰出来的陈词滥调（当他终于说了一句自己的话时，他开始不停地重复它，直到它最后也变成一句陈词滥调……）一个人听他讲话的时间越长，越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表达上的无能是与他思想的无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伯恩哈德也许和艾希曼一样都有这种风格化的抽搐，但这并非是因为某种智力缺陷：伯恩哈德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重复是一种对“无人亲见的”、人类精神“内在进程”的有意识的探索，而非是用来掩盖思想或反思的不足。而这种内在进程最吸引他的一点，是每个独立的个体对其自身的完美的那种惊人的、毁灭性的迷恋。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种追求完美的精神用一种完美的模糊轮廓引诱着我们，因为它知道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完美）。
我们能读到的伯恩哈德最早的作品之一，是他在23岁时为法国诗人阿瑟·兰波的100岁诞辰写的一篇颂词。“他并不是用高级的铜版纸写作，而是在发臭的芝士包装纸上写东西——但恰恰是这样的东西才是诗歌。”在兰波身上，伯恩哈德看到后者借由污秽抵达了完美：“他的文学是唯一的、真正世界性的，超越了历史的、无拘无束的、未加矫饰的信仰，它从烂泥和破烂的鞋子里凯旋。”这也会成为伯恩哈德自己反直觉的方法：还有什么比强行让纳粹遗产获得与原先完全截然相反的意义更能摆脱纳粹遗产的办法吗？
* * *
1941年，在一位医生的建议下，伯恩哈德的母亲将他送进一间治疗儿童行为问题的纳粹机构，那间机构位于萨尔费尔德（Saalfeld）附近的一片广袤森林的正中央，离特劳恩施泰因有一天的车程。这段经历让年轻的伯恩哈德能近距离接触纳粹统治的福利国家，同样这段经历也会加剧他从他祖父那里继承的对国家的整体性怀疑，尤其加剧了他和奥地利战后令人窒息的福利国家之间产生罅隙。在萨尔费尔德的第一晚，他因为尿床被“示众”，惩罚是他不能吃早饭，并且看着那条作为罪证的床单被挂在熙攘的餐厅的一根绳子上。“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狱！……一个德国男孩是不会哭的！但在图林根州的森林里，我除了哭鼻子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干。”40年后，大约在1980年附近，伯恩哈德故地重游。当时那里属于共产主义的东德管辖，但机构的功能仍未改变。“什么都没变，”他在《一个孩子》中写的，虽然现在外面悬挂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伯恩哈德在他的祖国奥利地同样看到了纳粹到后纳粹之间的连续性，以至于从他一个尿床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巢穴破坏者”( Nestbeschmutzer)——他的战后奥地利当局者中的批评者们送给了他这个名号。在奥地利，他以对国家和社会拿活跃的、刻薄的谩骂，尤其是他看到了战时的纳粹主义和战后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天主教倾向，这在他看来“无非是种慢性病，精神病”。在《原因——一种预示》（1977）中，伯恩哈德回忆了自己在萨尔斯堡度过的成人岁月。“我的故乡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他写道，一边描述了他在二战前后成长、接受教育的“天主教—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氛围”。“在我们被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的那间所谓的休息室外，有一处小礼拜堂……里面曾经挂着希特勒像的地方如今挂着一只巨大的十字架……现在每天……被吞下的基督的身体，只不过是向阿道夫·希特勒每天的致敬而已。”虽然1972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却在一所学校墙上的十字架的影子中看到了异议（虽然那个痕迹曾经被纳粹用油漆覆盖，但那标记并没有变淡），伯恩哈德却认为十字架和纳粹十字记号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他们的方法和理念从本质上一模一样。
总而言之，伯恩哈德认为战后奥地利的权力的软化并不必然会导致权力的衰减。他写到社会和国家是如何渴望将那些“受苦的、受伤的和生病的人……变成受害者……至少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一点分毫未变，相反地，其手段越来越精妙，也因此变得更加恐怖。”1975年，就在伯恩哈德写下这些话的同一年，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追溯了几个世纪里（而不是几十年里）身体惩罚和精神惩罚的变迁，但他得出的结论和伯恩哈德是一样的：通过抛弃酷刑和处决来实现社会控制，仅仅是转换，而非削弱了那种控制的权力。“其强度减弱了吗？也许。这其中必定存在某种目的的变化，”福柯写道，“原先被施加于身体之上的赎罪必须要被一种针对心灵、思想、意志和意向的深度惩罚所取代。”
伯恩哈德对社会化和制度化的控制的软性束缚的攻击从未间断且直截了当，而这经常会让他温和的出版人感到不安。温塞德曾回忆在1982年12月和伯恩哈德在马莱塔夫人维也纳的公寓里进行的一次会面，马莱塔夫人是伯恩哈德的多年好友，也是奥地利共和国前总统阿尔弗雷德·马莱塔的妻子。马莱塔是奥地利人民党成员（ÖVP ），那是一个也被人们称为“黑党”的基督教—保守党派。温塞德回忆道：“然后他在这些黑党们的房子里预知黑党们没有机会胜出。但同样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没机会胜出，绿党们也没有胜算的机会——没有人有胜出的机会，这就是我们都了解的伯恩哈德。”伯恩哈德将所有的政治（尤其是奥地利的国内政治）都归纳为一场完全的灾难，这种观点也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和剧本作品中，最致命的还是极具争议性的《英雄广场》，在那本书里，一个不久前跳出窗外自杀的犹太教授的哥哥说：“在过去的50年里那些掌权者/摧毁了一切/一切都无法挽回……社会主义者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本质上就是/天主教社会主义党人……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资本家。”
伯恩哈德和温塞德之间的通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巢穴破坏者”真正的政治倾向。1972年，在一次联合政府的危机之后，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连任联邦德国总理，他为“你的新祖国的生日”向温塞德道贺。当1981年，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时，伯恩哈德的口气几乎是狂喜的：“每天每时人类都会想象一个我们期待的新世界诞生，而每个世纪往往只有几次，事情会按照如此特别的方式发生。”
但无可争议的，伯恩哈德更多是以他的愤怒而非其赞扬而知名，而他最鄙视的就是大众市场以及国家对艺术领域的赞助。他对出版业所谓“流水线”的做法的蔑视，也是他和温塞德的交往中的紧张的部分。在1975年7月的一封信中，伯恩哈德抱怨大多数被生产出来的所谓的“文学”，“都只不过是毫无生命之物的垃圾堆。（Geistlosigkeit）!都是愚蠢的、无耻的、江湖骗子！……我才不会和这种明显整体堕落的趋势有任何关系。”1966年4月，他写道，“我这样做让你很难办，正如一切对我也一样艰难、越来越难……我讨厌糟糕的书，因为我可以为一本好书毫不犹豫将我的祖国的一半国土推进悬崖。”
这并非某种夸大之词，因为伯恩哈德确实经常也这样做。1957年，在对一个抽象的奥地利“年轻作家”叙说时，他宣告“一个原先盛产诗人和思想者的国度，变成了一个被保险的国度，一个都是公务员和党徒的国度，一个弱者的国度，举目只有了无生气的背着公文的人们。”伯恩哈德的这一立场并没有随着年龄的推移而变化。正如他在1984年告诉克里斯塔·弗莱希曼的，“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津贴、补助，不应该给一个艺术家一个子儿……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一本好书也写不了……这里每一种和文化有关的东西都被摧毁了，因为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被外界补助的。”说到国家对文化的补贴，伯恩哈德看到了一种会支持平庸的力量——成百上千种声音都是用一只笔写作——同时会边缘化，确切地说是摧毁，那些真正杰出的东西。
虽然伯恩哈德尊崇孤独、自由和独立，并努力避免人际的羁绊和与之伴随的负担(“一个妻子，一个家，三个孩子，离婚，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保险，一个老板)，即便如此，他对他人——尤其是特别的人——的需要，和他对孤独、独立的需求一样强烈，并且这两者同时在他身上并存。在他的小说《实在》（1982）中，主人公鲁道夫宣布：”我过去确信我不需要任何人，到今天我依然如此确信……从自然角度我们确实需要另外一个人。”
伯恩哈德会把两个人称为他的“生命友伴”（Lebensmenschen）. 第一个是他的祖父弗洛姆比席勒，后者于1949年去世，死去伯恩哈德18岁生日的两天后。伯恩哈德是在医院里度过这个生日的，当时他和肺结核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隔壁的房间，他的祖父却死于同样的疾病。弗洛姆比席勒去世之后不久，伯恩哈德的第二个“生命友伴”出现了。她的名字是海德维格·斯塔维亚尼切克（Hedwig Stavianicek），是一位已故的维也纳高级军官的遗孀；她比伯恩哈德大37岁。在其他人面前，他喊她“我的阿姨”。1962年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是我最亲爱的人——我还能怎么说呢？我的母亲？是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伯恩哈德生母死于1950年，自从他生病开始之后的十五年，斯塔维亚尼切克用她的宠溺和每天10奥地利先令为伯恩哈德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他经常会住在她位于维也纳的寓所，两个人也经常结伴去欧洲各地进行长途；旅行。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1982）一书中，伯恩哈德罕有地直白地写到了她，将她形容成一个“在各方面堪称表率、富有智慧的女子，她在很多关键时刻从没有让我坠落，过去的30年里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一切，至少学到了如何去理解，我持续从她身上学习，并掌握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伯恩哈德所有的作品中只有一篇（极短的）爱情故事。这并不奇怪， 因为伯恩哈德公开坦白自己追求的是作品的高度而非亲密关系。“写书同样也是一种肉体关系”，1984年他告诉克里斯塔·弗莱希曼，“写一本书带来的愉悦比和一个人上床的快乐要多得多。”温塞德和伯恩哈德之间的通信当中——很像伯恩哈德的作品——引人注意地没有任何身体亲密或性的指涉。我们注意到，伯恩哈德结了婚，后来又有了第二任妻子（作家乌拉·贝尔科维茨，现在领导着苏尔坎普出版社），当在1972年5月底和伯恩哈德的一次男人间的谈话中，温塞德问起了女人的话题，“他用套话回避了这些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开始讲他祖母的经历。”
1984年5月，斯塔维亚尼切克去世时，伯恩哈德陪在她身边。第二年，他出版了《历代大师》，其中包含了对她的隐秘的追思。书中的一个主人公雷格尔的妻子去世了，“我的妻子拯救了我”，他在小说中的某处说道，然后叙述者继续说道，“他一直恐惧，事实上是厌恶拥有灵与肉的女性，但是他的妻子拯救了他。”伯恩哈德自身对女性的态度经常能在另一位奥地利人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那里找到回响，后者在《性与性格》（1903）争论道女性和犹太人既没有精神（Geist）也没有灵魂。女人——伯恩哈德在一次录像采访中告诉克里斯塔·弗莱希曼——拥有感觉，但没有完备的精神，因此不能“实现”男人们的事业；她们太过“情绪化”因而不够“客观”。
但正如伯恩哈德在1970年12月给温塞德的信中显示的，也正如温塞德自己也从他和作家的亲身交往中所了解的，“对一切的愤怒和残忍随时可能在下一个小时转变成它的对立面。”在《历代大师》中，这种逆转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当你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时，万事皆空……然后你意识到并不是那些最杰出的头脑，那些古代的大师们让你在这几十年里活下来，而是那个你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爱着的那个人。”1987年2月，温塞德在里斯本拜访了伯恩哈德，他看到作家酒店房间里的一张小桌上摆放着斯塔维亚尼切克的照片。
甚至在他的第二个“生命友伴”去世之前，伯恩哈德就表现出了和他的朋友还有熟人们疏离的倾向，他一头扎进自己的工作。他在奥尔斯多夫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也开始放弃一些旅行的机会。在他1981年12月写给温塞德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自己取消一次拜访法兰克福的计划的原因：“我选择了孤独……为了我的作品……当我回忆过去，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建立在我拒绝的那些东西之上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伯恩哈德在苏尔坎普出版的信用远超过他小心翼翼兑现的（1988年4月，他要求温塞德从他当时在出版社的账户里的374000马克里支付100000给他）。两人之间关于钱款和合同的沟通比以往都要少。在1986年的一次会面之后，温塞德写道：“难以想象这个作家能够闭门不出完成充分的表达，以及他是如何做到更加自由，更加独立的。”两年后，伯恩哈德带温塞德和贝尔科维茨区去了他在原始森林中购置的另一套房子，在温塞德的描述中，在那个地方“狐狸和兔子会互道晚安。有一种怪异的宁静，从这座房子里一个人只能看到森林、沼泽和原野。”伯恩哈德当时病得很重，他之前已经写信告诉他的出版人自己病得很重。
回放：1981年8月，在去见伯恩哈德的飞机上，温塞德开始阅读伯恩哈德最近的戏剧的《终点》（Am Ziel）的手稿。这部戏剧描述了一个刚完成了一部题为《若有可能，拯救你自己》的作品的作家，“关于作家的创造力”。和伯恩哈德的这次会面非常顺利，这很少见。之后，温塞德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无法将伯恩哈德的话从自己的脑子里赶出去：“若有可能，拯救你自己。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没有那么虚伪。在他眼里，我们生存的时代是辉煌的，是一段旅程；确实，是美妙的（旅程）。”温塞德又一次地，正如他在将近二十年前就看到了伯恩哈德身上的“神经质”。这一次也是如此，伯恩哈德在他前面，早在两年前他就写信给温塞德：“在公元三千年的时候，当他们一件件挖掘出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每一本书时，他们会发掘出这个世纪的精神，他们也会为这个时代——虽然在今天已经可怕地失去理智——留下的财富而震惊不已。
快放：1989年1月28日，伯恩哈德和温塞德正进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此时离温塞德发出他让表示投降的电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而伯恩哈德也会在不到两周后去世。（温塞德比伯恩哈德多活了13年。）伯恩哈德告诉他的出版人自己在将自己在奥尔斯多夫的农舍委托给他，他的一生是美好的，他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他还有继续写作的欲望，但却无法做到了。“生命是美好的，世界是伟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