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80元，页数：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读后感(一)：【转】张瑞龙：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作者简介】张瑞龙，1979年生，男，山东潍坊人，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研究方向为清中叶的政治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史。

主要贡献：

1.《书信往来与清代学术——以清中叶学者书信往来为中心的考察》（4.5万字），香港《九州学林》七卷二期（2009年夏季卷），页140-205。

2.《清中叶嘉道间学术思想研究综述》（2万余字），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7卷第4期（2008年11月号），页1-11。

3.《旧框架下的新编年——评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香港《九州学林》四卷三期（2006年秋季卷），页284-301。

4.《评王泛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学术界》2006年3期，页296-30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7年2期全文转载。

5.《“六经皆史”论与晚清民国经史关系变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12月冬季卷，页64-74。

6.《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史学月刊》2004年6期，页95-102。《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4年11期全文转载。

7.《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页35-41。

8.葛兆光、张瑞龙《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历史教学》2005年2期，页5-10。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读后感(二)：“内在理路”与“关联呼应”

像我这种段数的学生，其实是没什么资格评价王汎森先生的著作，只不过略在这里说些体会罢了。这本书处处能见到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但是又能独出机杼。

一、内在理路中的暗流

该书主要是探讨晚明清初学术思想的变动，所以在时间轴上可以细分为明亡前（晚明）—明亡—明亡后（清初）。总体思路是沿着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中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而来，即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由于王汎森一直关注底层思想，也就是“执拗的低音”，所以在论述“内在理路”的“转入”的过程的时候，更关注于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就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各种动向钩勒的更为生动。

比如丰坊造伪《大学》，这就反映在当时对《大学》众说纷纭的阐释中，亟需一个“最高法庭”来决定是非，版本的问题是一根本问题，可以直接釜底抽薪解决诸多阐释的疑难，这也是考证之学的先声。明末人们认识到人欲是人的天性，不必灭尽，这一方面带来了“思想解放”，同时也催生了一种“道德严格”主义。并且明末诸家的“宗旨”纷繁复杂，也促使清初学人追求一个一致、明确、独断的“宗旨”（即程朱学说）。道德严格主义一方面这促成了“日谱”、省过日记的形成，另一方面追求“礼仪”，进而促使清代礼仪社会的形成。

在明末的动荡中，也可看到士人们对经世致用的追求，思想也趋于日常化，体现在士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深入生活的日记的出现等。并且“致君尧舜”不可行时，他们也会选择去乡野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时的思想由内而向外，包括对礼仪的追求，对治平之学的追求。清初士人们的悔罪行为，也使得学术向更平实的方向转变，这也是“内在理路”的一个体现。清初大家对明末思想的反思、批判，不仅是旧的精英逐渐边缘化，而且明代的诸多文化特质也被消磨，也促使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形成，这恰恰也是清代统治者乐于看到的。王汎森提出“清型文化”与“明型文化”也值得思考。而且明遗民的诸多行为，也可在清遗民身上找到影子，两个“易代”也有相似之处。

关于内容我不再多啰嗦，这本书侧重的是“转型”，所以在转的过程中是有一个趋势，由于视角更为细腻，所以能看出转型之中的诸多暗流。

二、关联呼应

“关联呼应”是该书新版中增加的新序，我觉得作者在这里重点有几个要表达的倾向。首先是如何研究与对待历史，作者的意思是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能用一套理论串联起一个“光滑”的历史。这两点也可供文学研究参考。这种想法可以与他“执拗的低音”相联系，宛如我们看地图一样，当我们把视角拉入外太空，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圆球，当我们身处城市之中，我们就能看到人来人往，以及各种喧嚣。在《十论》中作者就试图挖掘很多执拗的低音，比如许三礼的告天之学，对儒家进行宗教化，这毫无疑问并没有被后人继承，在儒家心里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思想的动向。许三礼等人也是明确针对当时宋明理学哲理化、内倾化的倾向，并且受到了佛道以及天主教的影响。另如修身日记、《人谱》等，由于入门门槛就比较高，而且脱离了鬼神的监督、没有现实的福报，所以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更小。并且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儒学更加脱离庶民的生活轨迹。这些一环一环的行为，都体现出明代学术向清代学术的演进。也都是当时社会切实发生的动态，这与作者“启蒙是连续的吗？”思考一致，历史本身也就是众声喧哗，并非是光滑的一条线。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这些都是些可有可无的点，但是他们不应被忽视。

其次就是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在旧序中作者说：“就思想论思想是思想史的根本工作，但同时思想是应该广泛地与许多领域相结合”。在复旦大学第一届思想史会议上，王汎森也明确表示思想史是跨学科的。同样在新版序中，作者就通过省过会、日谱等探讨了现在所关心的隐私权，透明性，自我修养的等问题。最近复旦大学学报也刊登了王汎森的《跨学科的思想史》，读者也可一览。跨学科的交流并不是将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本身对当事人来说，他们的“思想”本就不是分为“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等。

其三就是关联呼应。追求不朽可能是人文学者的共同追求，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一本著作更重要的是带有时代气息。研究成果要挂在历史的脉络中，过分追求超时代的不朽可能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关联呼应”也包括了第二点的跨学科，也有对现实的关联呼应，这种呼应并非是为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也不必追求永恒的不朽），而是在现实问题的激发下，历史事件与现实不断地“关联呼应”，我觉得类似于儒家的“返本开新”。

三、文献有用

这本书还值得一提是王汎森对于文献的收集。还记得葛兆光曾说，到了他这个年纪，觉得文献学还是有一些用处的。从这本书中就能体现王汎森收集文献的功力，比如《刘子节要》，王汎森在写《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时并未见该书，但是王汎森通过同时期人物的评价，大体推测出了这本书的内在倾向，并且论述了刘宗周去世后该学派的内部裂变，通过裂变分析清初思想重新回归程朱的趋势。读此章时，反复惊叹这都是从哪勾连出来的材料。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经学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葛兆光也是采用这种目光向下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的趋同。也提醒我们不应把研究对象过分抽离出来。

王汎森先生的书都买了，也很感谢“新史学”将此书重出，旧版价格炒得太高了。记得谭徐锋主编说，这本书的封面用纸是意大利进口的。手感确实很好。胡言乱语几句，希望不要影响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读后感(三)：【摘记】

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增订版序 “关联呼应”——历史与经验之间

1 我注意到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两种现象：第一，是过度屈历史以就当代；第二，是过度屈历史以就其他学科。

2 事实上，许多带有长远、普遍意义的著作，也是受到特定“境况”的激发才出现的。人类对某些“境况”的反应，并非只有个别的价值，有时候是因相近似的“境况”所孕育的讯息，在“关联呼应”到现实时，也可能生发出长远的意义。所以不一定是要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步步抽离出的理论才可能有长远的意义，也不一定是要将历史组入一个巨大的理论建构，经过不断抽象化，不断用各种理论加以装点，才有长远的意义。……这些史事可能不断地“关联呼应”着现实，而且还将不断地“关联呼应”着未来。在这里使用“关联呼应”（correlated）一词，只是想强调由历史定律或寄望历史重演所得到的解答，不是历史唯一的功用。“关联呼应”更是复杂的东西，其中有许多种层次。

3 第一，这些实例是提醒人们思考古代隐私与现代隐私权的差别。……第二是关于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的问题。人不能遗世独立，要与人互动才能塑造人格。从此意涵看，隐私是一种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那么在我所研究的案例中，古人如何从事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而近代人又如何进行此事？

3 第三，……一方面在同一个道德社团中的人应该在公众之前尽情公开暴露自己的隐私、意念、过错，以便反省自己，同时也让同一个社群中的人清楚看到，以便帮助自己改正错误，并且认为这是道德教养与自我进步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却是尽量避免暴露身体的任何敏感的部分。

4 在网络时代，我们正经历一个类似的情境。……一方面人们极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想让人知道；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大量“分享”自我希望他人知道的部分。就“同一事物”而言，他人认为“隐私”者，我却愿意与人“分享”，可能是基于两类原则：一、对于什么是“隐私”有不同的想象；他人认为隐私者，我却认为非属隐私。二、虽然我也赞同该事物属于“隐私”，但基于一定原因或理由，我仍自愿地同意与人“分享”；而我可能会因所涉隐私之不同或分享对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分享。“隐私”与“分享”之间的原则、界限究竟是什么，它们的时代演变如何，都是很值得深入挖掘的。

5 当公开省过不是一种“分享”时，则“隐私”的政治性议题便值得带进来思考。而且“分享”与“隐私”之间的界限真的是这么清楚吗？省过会中的所谓“分享”，是不是强化了道德的或权力上的阶级秩序？总之，古今之间的参照互映，都可以扩大我们的“心量”，帮助现代人理解自己的境况。（心量，眼界、视角的开阔，对差异、特殊、边缘的包容与理解）

5 人类有很强的冲动要一致化、一元化，要寻找定律，要极大化自己的基盘来解释过去与未来。而我个人倾向于发掘多元、竞逐的历史，其中尽可能包括被压抑的层面。我个人认为历史研究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可以立即运用到现在，但它们都有助于扩大人类对治乱兴衰、成败倚伏，以及万象社会的理解。

序

1 我在选题时，往往回避一般所熟悉的大论述，而较常从一些被各种思想史、学术史著作所忽略的问题、文献、人物着手，并从下列三点着墨：第一，特别注意思想世界中多种元素间互相竞争、互相渗透，以及思想家如何运用其思想资源说服群众的过程，而不是把思想看作静止不动之物；第二，如果能力及史料许可，我愿意多关注地方、乡里层次的思想活动；第三，我希望多揭显出活生生的个人在思想活动中的面目，如果可能，还希望能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我相信史家最原始的任务是故事讲述者。

2 第一，南宋以下之思想，基本上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但从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后，社会、文化、思想一时俱变。在社会方面，商业活动与城市文化的发达，使习俗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大变化，它的新样貌及渗透力对内在超越之路产生冲击，对价值观念、道德的标准、人性论的最根本成分等产生了深刻的改变。一如海浪拍向海岸，随着地形的不同而溅出不同的水花，故内在超越的思想也出现了许多微妙的转折。

2-3 第二，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儒家内部也出现一种深刻的焦虑与不安，思想之间的界域非常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心学大盛之后，将真理的根源安放在个人的“良知”之上，既然是以“心”为基础，则佛、道与儒家的内在资源之间便变得很难清楚划分。在儒学内部，因为客观外在的标准相对并不明显，所以思想家之间争论不休，呈现了多元纷呈的局面，对于诸多争论不休的思想问题缺乏一个可以作最后判断的“最高法庭”。随着争论愈来愈紧张，寻找“最高法庭”的焦虑也更深。同时，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之争非常激烈，而这些争论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特定文献的真伪及性质。

3 第三，三教合一及三教互相竞逐，是晚明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竞合的现象不只发生在有名的文化精英身上，在乡里的层次也非常明显。当时成佛成仙的目标对许多人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成圣的“圣”究竟是儒家意义的圣人或佛道意义的圣人，都是游移不定的，所以如何将信徒由对方扳回，成了一件迫切的工作。当然在思潮竞逐的过程中，思想家也常常曲折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思想内容，以涵括信徒的需要，借以保持住自己的优越性。

3 本书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便是晚明到清初思想界既活络却又充满不安定、各种思想元素相互竞逐又相互影响的情况。Eg.《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潘平格与清初的思想界》。

5-6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思想家的社会角色。它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思想家在乡里社会中如何善用其思想资源介入当地的社会活动，说服当地群众，逐步建立起他们在当地思想文化活动中的领导地位，而这种地位又增强了其思想的说服力，慢慢形成一个基地。而一代思潮的形成，正有赖于这类分散据点的联结。……从明末到清初，士人的“社会角色”在根本性质上发生了变化。Eg.《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

7 本书所收的第三组文章是有关道德意识的转化，……第一，是道德意识的转变；第二，自我修养方式的改变；第三，由修身日记这一类文本中所保留下来的材料，去观察从晚明到清初，定义一个道德人的标准有何不同，清初士人的修省内容与明代心学之间存在何种差异，而其间的不同正显示着思想世界的重大转变。Eg.《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

8 我的印象是时下有些论著太过强调当时思想言论中“欲”的成分，因而过度强调思想解放的层面，有时只是摘引一两句话，便将之夸张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事实上，解读任何思想文献时，应该将其放在两种脉络中，一个是作者全部著作的脉络，一个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脉络，如果忽视了这两个脉络，不但乎错估分量的轻重，也可能对意义产生根本的误解。

10 本书的第四个主题是晚明讲学文化的衰落。Eg.《清初士人的悔罪行为与消极行为》。

11 最后，本书中的《明末清初思想中的宗旨》与《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主要是在观测思想世界中由多元到一元的变化，同时也讨论当时思想世界的转向与清代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成立之间的套叠关系。

12 中国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任何时期的思想活动是完全一致的。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是先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说服性的层级架构，人们相信这个架构有其合理性，有作为、有理想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追求或攀爬上这个架构的最高层，这种向往及追求才是趋动学风往某一方向移动的关键。在清初，这个新的理想层级的最高点是清朝风格的宋学，后来则是考证学。在思想世界中，没有人能完全真正支配他人的心思，但是带动风潮的人往往靠着他们的思想工作，创建了一个新的层级，吸引士人们在其层级架构下各展长才，这种时候，让人们自由竞争便是一种有效的支配。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读后感(四)：日常當中見思想——評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增訂版）》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是王汎森將關於晚明清初思想學術的十篇論文輯成的論文集。在葛兆光的提議下，該書2004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i]2020年，《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增訂版）》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ii]增訂版在原版的基礎上增加了作為“增訂版序”的《“關聯呼應”》一篇和作為附錄的《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向》、《<明夷待訪錄·題辭>中的十二運》、《經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三篇文章。

王汎森主張“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iii]、“經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第396頁），試圖去探究思想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複雜面向。王汎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注重從日常生活當中挖掘思想材料，“以社會史及生活史來補充思想史”（第1頁），探究思想是如何與百姓日用相結合的，進而揭示“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iv]。增訂版的附錄部分也“從生活史、社會史的層面對於明清思想史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增訂版序”，第6頁）由此可知，日常當中見思想是王汎森的重要史學觀念。

本文將對《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增訂版）》進行評述，在此過程中也會參酌學界對晚明清初思想史的相關研究。當然，誠如王汎森在書中所言“解讀任何思想文獻時，應該放在兩種脈絡中，一個是作者全部著作的脈絡，一個是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序”，第8頁），所以本文也會論及王汎森的其它著述以及他寫作此書的社會政治文化乃至學術脈絡。

一、生活史視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

王汎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秉持這樣一種取向：“關注思想觀念在實際生活世界中的動態構成，並追尋時代思潮、心靈的複雜情狀。”（“序”，第1頁）在探討思想史時，我們經常會注意到思想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係，但是思想的生活層面卻往往被我們所忽視。這既受到政治、經濟、思想三分的傳統史學研究範式的影響，也與社會生活層面的史料不易被發現有關。比如王汎森在書中就提到，極具有生活色彩的《日譜》主要是用於修身省過，“在某一時期便要焚棄，所以留存的很少。”（第132頁）即便如此，王汎森依舊憑藉其深厚的功力展示了生活史視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

余英時認為兩宋理學家有得君行道的理想，明代學者則將目光轉向下層，主張得民行道、化民成俗[v]，王汎森基本上承繼了該思想。王陽明即主張“事上磨”，心學流行之後，晚明清初很多王門學者涉入社會，或為百姓講學，或從事社區營造。《明代心學家的社會地位》一文中的顏鈞便在社會上以“急救心火”之方來為人解除心疾。《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一文中的陸世儀在明清易代之後不願入仕清朝，提出“不能致君，亦當澤民”的理念；其密友陳瑚對這一理念進行了實踐，他到昆山蔚村進行社區建設，推行“村約”，講“孝弟，力田，為善”。可見晚明清初，思想家主動將其思想學說推及到生活層面，將思想運用到百姓日用當中。

同時，思想的轉變也會在生活層面體現出來。晚明清初思想大致經歷了一個捨棄明心見性的空談而漸趨實踐的過程。在這時，禪化王學的流弊受到批判，一些明遺民也將王學與明亡相聯繫。《經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一文的主人公吳志仁便在這時批判王學而轉向程朱。思想的轉變也促成了其生活方式的轉變：吳志仁拋卻了以“吾心”作為終極標準的自負感，而轉向一種時刻反省、自責、不遠行、少著述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在《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一文中也得到了呼應。清初一些士人不約而同的選擇了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不收門徒的消極生活方式。士人的生活由晚明的活潑、開放轉向清初的平實，這當中必然有明清易代的政治因素，但也與明清學術轉向有關。

二、日常生活何以見思想

我們不可否認哲學和思想體系中往往不乏高度抽象的概念。《易經》就已經提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代思想家也汲汲於“形而上者”，諸如“道”、“天理”、“太極”、“無極”等概念。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在傳統中國，儒家基本上是一種踐履之學，所以儒家知識的生活成分是異常濃厚的”（第416頁）。孔子的仁、禮，孟子的四端之心，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踐行。王陽明已經相信，理在心中，滿街都是聖人。晚明以降，“形而上者”和日常生活開始結合起來，問道于器，行道於器。對此，王汎森說：“這個時代還有‘日常生活形而上化’的傾向。在晚明，‘百姓日用之謂道’一句非常流行，在王陽明的圈子裡更是流行，道不在遠處、不在高處、不在抽象、不在聖賢，道在百姓日用”（第358頁）。

首先，日常生活的轉變使得思想家不得不調整其思想。在社會變化與時代變動的情況下，調整對人性和德性的認識，以使其能與社會風氣相關聯呼應便成了擺在思想家面前的一個問題。《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一文當中，心學家對此作出了一個回答，那就是肯定人欲中也有積極的部分，不要求盡除人欲，認為人欲也是天理的一部分。

其次，思想本身也被深深烙上了日常生活的印記。《晚明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即提出在明中期以降活潑開放的社會氣氛下，思想家各立自家宗旨，相互論辯，體現了思想的多元性；及至明清易代，社會風氣變化，各家宗旨漸趨沉寂，並歸於程朱一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更是指出思想家將日常生活作為自身修養的重要場所，他們將生活之點滴記錄於日記和日譜當中，以便於師友學習共勉，達到“吾日三省吾身”之功效。這樣，日譜所體現的衣食住行睡等生活場景都成為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從日常生活考察思想史之妙用

王汎森認為思想活動“最初可能是來自一些具有高度原創性、概念性的哲學思想，但是它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像血液在微血管中流通，形成了非常複雜的現象。”[vi]這也就意味思想與生活水乳交融，難分彼此。在這樣的學術觀念下，王汎森在研究晚明清初思想時自然而然會考察當時的日常生活。

以上，本文已經對王汎森筆下這種水乳交融式的晚明清初思想進行了說明，也剖析了日常生活何以見思想這一問題。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從日常生活考察思想史之妙用。

第一，重拾思想史中被減去的東西。葛兆光倡議思想史研究既要做加法，也要做減法。減法是指“是指歷史過程和歷史書寫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漸減省的思想和觀念”，這使得某些歷史事件被邊緣化、被遺忘。[vii]而王汎森在書中所選取的人物和材料，就是以往的思想史寫作中被減去的東西。比如說，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已經為明代學術思想（特別是王學）的發展脈絡及其流派做了梳理，但王汎森卻注意到了被《明儒學案》所忽視的一批人，他在《明代心學家的社會地位》中說“王學的傳播，不只是靠《明儒學案》或其他書中所出現的那些精英，事實上，有一大群散在各地的中下層知識份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第4頁）又如，豐坊在以往僅僅以一個充滿戲謔性故事的“妄人”身份出現在學者筆下，王汎森卻能在《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中挖掘出豐坊造偽《大學》石經的思想史意義。

第二，重現明清思想轉型的多元、複雜現象。晚明清初的主流思想趨勢是反思空談明心見性而轉向客觀的考察。誠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概括一般，這是對王學之反動，是程朱、陸王之爭[viii]。而王汎森通過對日常生活的細緻考察，說明“思想轉型不是單數的，而是複數的，由心學到考證學是其中一條主線，但不是唯一的。”（“序”，第2頁）思想的競逐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學風的轉變也非暴風驟雨式的。他在《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中指出豐坊偽造的《大學》石經，既不同于朱熹重編的經一傳十本，也對王陽明主張的古本表達了不滿。這實際上說明瞭在程朱、陸王之爭背後，還有第三種聲音。《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也說明瞭士人的悔罪心態最晚在明亡前二十年就已經出現，而晚明士人多姿多彩的生活直到康熙年間才歸於沉寂。

小結

在學術史上存在著被邊緣化、被遮蓋的、或屬於潛流的“執拗的低音”。[ix]王汎森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考察了日常生活視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重訪了這些被壓下去但又確實存在著的聲音，揭示了明清思想轉型的多元、複雜面向。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梁啟超所謂的“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是晚明清初學術之主潮[x]，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那些未能成“潮”之“思”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並重視思想史大潮流當中每一朵轉瞬即逝的浪花和深藏水底的礁石之學術意義。日常當中見思想的意義便在於此。“關注思想觀念在實際生活世界中的動態構成，並追尋時代思潮、心靈的複雜情狀”（“序”，第1頁），這便是王汎森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所致力之處，也是包括王汎森在內的一批學者對思想史的把捉，也為學界研究思想史

[i]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ii]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增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以下引用此書直接在文後標出具體頁碼。

[iii]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

[iv]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6頁。

[v]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序言”，第1-6頁。

[vi]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7頁。

[vii]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讀書》2003年第1期。

[viii]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20頁。

[ix]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序”，第2頁。

[x]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