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一本由韦伯(德)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0，页数：1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精选点评：
●甘阳短序并编韦伯著述年表，据英译选译四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弗莱堡演讲）、《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弗莱堡就职演说）、《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文字错漏很多。
●第一章：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特质：沿海、城邦、自给自足、奴隶（非自由劳动力）、拓殖农。衰落原因：沿海转内陆，奴隶供养枯竭（停止向外扩张），家庭、私产出现，奴隶与拓殖农变身非自由农奴（束缚在土地上）。地主阶级“中间性权力”形成。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划分变为身份等级制。自给自足的庄园。无足够货币维持官僚与军队，走向封建制地主与军队。基督教的兴起赋予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城市走向全盘农村化。第二章：东部大地产走向商品经济。第三章：不要让东部波兰人抢了饭碗，增强民族自信。第四章：借美国农业论德国东西部农业之差别。
●我们能传给子孙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
●补记；居然是甘阳翻译的；另：即使为韦伯的知识迁移能力、逻辑和雄辩所折服，一个最根本的背景变了，我们如今绝不可以将民族区分为优劣。和二十多年后《政治作为志业》的抱负一脉相承，并非精英主义的态度里怀抱以自身担纲民族命运的勇气和意志。
●数年前所读，首篇即已胜义迭出，神采频露，令人玩味不已。
●民族的生死斗争，立法者的社会科学。
●选得不错，恢复了Weber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壮怀激烈
●政治教育对于国民的重要性
●政治学强大的逻辑
●政治经济学的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一)：几个或许有意思的观点
读完这四篇文章之后，不禁惊叹与马克思韦伯严谨的思维与宽广的视野。在这列出了我认为有较为有趣或是有启示性的观点。这几点中有些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论点，但是透过这些观点不难看出韦伯研究问题的独到之处。
1.罗马帝国的灭亡源于交换经济下构成的上层建筑已不再适合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
2.经济政策应当依附政治，以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本。
3.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被经济基础决定，它往往在民众中享有心理基础。
4.政治教育对于国民的重要性。
5.西德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产品也随之丰富，可以形成繁荣的经济。普鲁士虽然地势平缓，但因其地貌缺少变化使得产品单一，交换经济发展缓慢。
6.因受制于自然因素限制与公开劳动，在农民中很难形成个人经济主义。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二)：简单笔记
甘阳：“著作史问题”说起来应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在研究一个作者时不应割裂其文本脉络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而应从作者本人的文本脉络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
韦伯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事实上是首先经历“美国化”的过程，并在二战结束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国和欧洲学界重视的。并由此形成，“二战后的美国韦伯”和“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P1 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
P2 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
P3 奢侈与堕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P5 古代西方文明是城市文明，其经济是城市经济为主导；古代城邦立足于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城邦能够自给自足。
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非普罗大众而是一小部分富裕阶层；
当罗马的领土扩张到一定限度，罗马武装农民拒绝以参军获取海外土地，领土扩张的热情逐渐降低，罗马贵族的贪欲成为战争的主要动因。（p10）
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不具有繁衍后代的条件，所以补充劳动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奴隶市场中获得，因而罗马经济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奴隶群体，亦即对外的军事征伐和奴役被征伐者。（p16）
加洛林时代“奴隶”市场已经绝迹，而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个人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p18）
（p29）：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五五交换经济之扩展。就其实质而言，帝国的瓦解只不过意味着，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罗马物质基础的衰败导致罗马帝国“再度农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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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兼任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p108）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三)：罗马因何而亡
西方曾沐浴在璀璨的文明下，也曾坠入无底的黑暗中。希腊光荣，罗马伟大。当时间的长河淌过公元476年时，罗马的陷落为西方古典文明彻底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也许是罗马过于强大和辉煌，以至于从她灭亡开始，这个衰亡之谜便萦绕在无数人的心头。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罗马衰亡主要是因为日趋专制、基督兴起和蛮族入侵。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指出，罗马盛于共和，而衰于帝制。对于古典西方衰落的原因，古往今来从通货膨胀到军人专权，从皇帝昏庸到食铅中毒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原因中，或痛批当权者个人得失，或极言制度之腐化凋落，或归因于单一事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在《历史是什么》中直言“伟人是一种社会现象”，直言社会是其发展、变化的总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古典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一文中，正是要掀开历史舞台剧后的幕布，揪出真正导致罗马衰亡的罪魁祸首。 要分析社会原因，必然要先把准社会结构的特质，古典西方社会机构的特质是城市文明、城邦经济和奴隶制。古代西方曾在奴隶制和城市自由人的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为什么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呢？原因在于经常发生的战争为获取廉价奴隶创造了条件，罗马不断的扩张为这种自然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帝国的人口重心也从沿海迁移到内陆。 交换经济是构建在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上的上层建筑。当罗马停下扩张的步伐，这种依靠无家庭无私产的奴隶经济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为解决这种困境，奴隶主开始允许奴隶组建家庭以自我繁殖，填充劳动力空缺。大地主成功脱离城市体制，并成为插入国家和拓殖农之间的权力楔子，负责收税和征兵。由此，庄园主必然极力将拓殖农固定在土地上而成为农奴。当这种封建化不断加强时，国家征兵便愈加困难，于是为解决兵力匮乏，国家开始允许军队自我繁殖并使之成为世袭雇佣军，到后期更是从野蛮人中征兵。 此外，维持军队开支所需的货币与越来越封闭的庄园经济之间矛盾重重，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由此可知，“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经济之扩展。就其实质而言，帝国的瓦解只不过意味着，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古典西方衰落了，并且已完全农村化，整个文明陷入黑暗之中。但是文明的这种重启是必要的，因为它使得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这种属人的建立才能为古典文明的新生注入力量。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首次指出，混合政体是罗马能在短短的53年内缔造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根本基础。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去寻找制度的基础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双执政官、贵族院和百人团的混合制的基础是自耕农阶级，它既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军队的来源。但是随着国家的扩张，大地主兴起了，同时共和制也远远满足不了国家决策速度的要求，加强专制是必然选择。前面已经指出，帝国封建化的后果就是兵源的枯竭，然而封建帝国又必然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和一套庞大的官僚体系，世袭军人发展到后期不可避免地成为尾大不掉的隐患。总的来说，韦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基础、更深层次的见解。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四)：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读《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一百多年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登上了德国弗莱堡大学的讲台，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就职演讲。一百多年后，他的声音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当下的时空，仍然振聋发聩、触耳惊心。我们仿佛能看到他站在讲台上的身影，感受到他激情澎湃的演说，体会到他那对德国的强烈民族情怀。这篇演讲后来整理成文字资料并出版，题目就是著名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一、对文本的解读
在这篇短文或称演讲中，韦伯通过分析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问题，引发并阐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其文笔之犀利、用词之毒辣，令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十分过瘾，但却也不敢模仿，只好敬而远之。作者首先在开篇即提出问题：“在各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种族差异意味着什么；从经济政策的考虑出发，应如何看以民族统一为基础的国家所面临的处境。” 紧接着，韦伯花了大量篇幅来叙述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雇农的流失和波兰人在东部地区的壮大。最后作者给出了答案：波兰人“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 换句话说，波兰人的胜利恰恰是建立在其劣等的文明之上，因为他们更能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呢？作者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关闭东部边界；其二，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实行这两个建议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但韦伯坚定地认为这是值得的，由此引发出本文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什么为标准。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国家理由，即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在这之后，本文指出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境况，即当时的德国是由经济上没落的阶级——即容克贵族在实行政治统治，而处在上升阶段的阶级却还没有足够成熟能够统治国家。由此作者开始讨论民族国家与其领导阶级的关系问题，并在最后无情地指出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可能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因为“市民阶级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但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成熟并取代市民阶级” ，用简洁的话语来说就是二者的“政治成熟度”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马上进行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不是由学校课堂上的老师来传授，而是通过全民族对政治活动的实践参与，这也是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的。
从整体上来说，全文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可以看作是一篇呈给当政者的调查报告，在这部分韦伯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来分析德国东部的农业问题，从中我们不得不佩服韦伯的博学才华以及他辛勤地实地调查研究。第二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论证民族经济政策的制定标准，在这里，韦伯批判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讨论的是经济权力和政治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甚至是对德国“恨铁不成钢”的韦伯。
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与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对比
1894年，韦伯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的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的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这一选择本身固然反映了法学在欧洲学术地位上的降低、经济学成为领头学科的大背景，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韦伯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以及他誓要改造当时普遍存在的庸俗经济学的理想。
当论述波兰人为何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的问题时，韦伯断然驳斥了庸俗经济学家所谓的优胜劣汰理论。按照此种理论，德国人比波兰人优秀，不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然而结果却恰恰与此相反，劣等的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由于其更能适应环境反而在东部占得越来越多的土地。据此，韦伯指出，“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 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野蛮战胜文明的事实对此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文明是需要强有力的捍卫的，自由的竞争本身并不能保证优秀的文化生存下来，而自由竞争恰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所推崇的价值。在这里，姑且不论韦伯对于其他民族是否有歧视，或者他的这种关于德国文明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极端，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个用政治经济学看待问题的韦伯。
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针锋相对的。首先，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其目的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认为“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因此，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乐观的，它的工作就是创造自由主义的行动来促进经济的繁荣。而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笼罩着一种厚重的悲观主义，他认为“在进入人类历史的未知将来的入口处写着：放弃一切希望！”他对德国民族国家的深深担忧也印证着他的悲观色彩。其次，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则是要考虑下一代人的诉求，这是从他的悲观主义得出的必然结果，他鼓励人们要“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 。因此，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利己主义，而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则是利他主义，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其分配问题，而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因此，二者的价值标准也不相同。
总之，韦伯强烈批判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观点，他认为“在极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都缺乏自觉的自我审视，往往对自己判断中的内存矛盾毫无意识。” 因此，他才以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嫡系传人自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强调经济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这也预示了他日后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思考。
三、对中国的启示
当下中国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但是否能以政治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犹未可知，这种境况与韦伯发表演讲时的19世纪末的德国何其相似。当时的德国也是经济发展迅速，但正如韦伯的不幸言中，由于缺乏成熟的领导阶级、并且充斥着庸俗的政治经济理论，残酷的历史目睹了德国在20世纪的失败。为了避免同德国一样的失败，我们不禁要问：谁能真正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谁是中华民族未来的担纲者？如果只是一味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忽视了民族的长远利益，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灭亡。中国未来的领导阶级不能再单单是从庸俗经济学所考察的消费水平、经济发展和普遍幸福等经济标准来考量民族前途，而要更多地考虑下一代人甚至是下几代人的利益诉求。但现在政府的许多做法却是通过榨干后代人的利益来换取当下的利益，似乎当我们这一代人走向坟墓时这个世界就戛然停止了一般，这种做法无疑忽视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为当下中国的整体发展敲响了一记警钟。
吴景云
2012年冬于中大至善园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五)：笔记
（大二）
古典西方文明衰弱的社会原因 古代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古代城邦是以其工艺品与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交换的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自给自足（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与沿海城邦相对的是内陆生活在封建家长支配的部落共同体中的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内陆几乎没有贸易（罗马大道是为军事而非经济流通而开）——自然经济很少被触动，商业也无法延伸，国际贸易基本限于少量贵重品，也因此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分化才有可能（这种贫富分化当时以奴隶制为形式） 城市中的自由劳动和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同时并存，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对立与日俱增。经济的进步依靠扩大分工，因此在自由劳动占上风时希望将更大区域、更多人口纳入经济交换，亦即城市居民试图打破乡村庄园并将之整合进自由市场中；奴隶劳动占上风时，经济进步依靠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 在中世纪，自由劳动和产品交换一方最终取得胜利，而古代西方则恰恰相反，乃因古代战争是掠夺奴隶的战争，战争不断供应奴隶，非自由劳动劳动力不断积累，而自由劳动这部分不再发展，手工业无法走到雇佣劳动阶段 古代西方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非自由劳动，而又因强大的非自由劳动窒息了本地交换经济的基础。这种发展在罗马治下达到极点 公元287年罗马平民革命胜利后共和国是一个武装农民国家。士兵在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而非长子无继承权，这促使其去征战以赢得土地，土地也是充分公民权的前提；这便是罗马武力的秘密所在。但当罗马扩张延伸到海外时，扩张动力来自罗马贵族搜刮海外领土的贪欲了（农民无意移居海外），战争目的变成了掠夺奴隶和土地归国有，然后出租给富人。自此以后，奴隶耕作取代了小农农业。罗马征服的扩大使得奴隶劳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古代西方文明重心也从沿海文明转为内陆文明 大地产是罗马的基本财富形式，罗马地主主要以政治为业，庄园事务一般交给非自由身份的管事。奴隶没有财产和家庭（除了管事），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没有家庭生活导致奴隶的延续依赖不断购买，因此一个稳定的奴隶市场是此制度的必要前提 公元一世纪左右罗马开始停止扩张（征服受到阻遏），由此奴隶供应停止。从而奴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渐变），奴隶上升为农奴，佃农则下降为农奴（被束缚在特定庄园）。这些非自由农奴的出现也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大地产庄园逃避了城市体制，帝国人口重心转入内地，农业人口日益成为兵力主体，帝国政策日益受到大地产所有者左右。在和城市平行的乡间行政单位，地主成了行政首脑（罗马法律不保障迁徙自由，而佃农的所在地无非是庄园，这使得佃农无法逃避劳役，由此导致上文所说的“下降为农奴”）。古代西方社会阶层的划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在罗马晚期由于土地贵族阶级的出现壮大，变成了身份等级制——中世纪的特征已然具备 奴隶让位于农奴，庄园就不可能维持为市场生产（因为剥削严厉度下降？），庄园自给自足，自由工匠日渐被忽视，而古代西方的商业网终于撕破，古代城市没落（失去了与内陆交换劳动和产品的基础） 因罗马不再是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城市组成的联合体，经济活动不再以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为中心，而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致力于政治整合。这种整合造成国家财政支出激增，不可能依靠货币收入维持，因此倾向于依赖国营完成各项事务，这阻碍了货币流通，不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国家财政依赖于自然经济 征税和支出都使用实物，罗马赖此维持基本的官僚和军队开支。士兵主要来源于农奴，而农奴在奴隶来源断流后又是庄园所亟需的，因此积极庄园积极帮助农奴逃避征兵，积极藏匿逃兵。征兵的困难使得罗马选择从军队驻扎地征募新兵（士兵开始携带家眷，军队渐渐变成自我繁殖，事实上成为世袭的雇佣兵；雇佣兵以货币为前提，而货币在自然经济社会又是稀缺品，一个替代方案是地主在自己土地上组建维持军队，而这是封建制的特征），以节省费用，此实乃帝国瓦解的征兆。与此同时，罗马开始从野蛮民族中征兵戍守边界，罗马以赠与土地为报酬，这使得罗马军队变成一帮野蛮人，和罗马本土日益疏远 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其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政治结果，其实质是帝国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消失，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查理曼大帝时期，国王仅是最大的领主，所有财政问题都是王室的开支问题；军队变成了领主和骑士的事物；商业退化，城市基本消失。西欧文明全盘农业化，城市所有的艺术、文学、科学、法律陷入黑暗，知性陷入黑夜。而非自由民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财产，基督教的兴起则赋予了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 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当封建制度加于人的内外枷锁都打破时，古典文化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重获新生 许倬云《观世变》：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有一个核心地区及广大的外延，形成权力层级结构与空间的内外结构。由一个主体系领有若干次级体系，结合为不是十分稳定的整体结构，一旦主体系失去控御能力，各次级体系即可能纷纷脱离。于是，关键在于核心地区中的主体能否长期保持一定的实力，使整个体系整合融铸为不能分裂的结构。 东汉继承西汉已经组合的体系，以察举制度晋用各地的人才，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可称之为"凝聚型"的体系。在核心部分，西汉体制是君权与相权合作操持统治功能。相权代表全国的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则由察举制晋用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人才。儒家意识形态为皇帝天命及文官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政权的合法性。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为全国物质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才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在东汉，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原因参考余英时论东汉与大姓之关系；羌族等和罗马利用蛮族也有相似） 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上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上。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的族属与文化均不同，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 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聚而成为稳定的结构。 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教派，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余英时曾谈及中国循吏背负的文化传播使命，而罗马则未将自己的文化传播于征服区域 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普鲁士省（德国东部边境省份）存在三种类型的反差：耕地土壤差异；人口的社会层面差异（容克贵族与农民）；人口的民族差异（土地越差，波兰人口比例越大；土地肥沃地带的波兰人，也是天主教徒，集中于庄园，新教徒德国人集中于乡村，土壤贫瘠区相反——无论在哪，波兰人总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级，因土壤肥沃区小自耕农生活水平高于雇农，贫瘠地区则只有庄园才能理性种植） 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在同片土地上平等竞争的结果促使我们思考两个民族在心理和体质上的种族差异对经济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 人口变迁趋势导致：拥有好土壤的庄园雇工减少，贫瘠地区农民数量增长（根据1870-1885年数据）；流出的主要是德国雇工及其较高文明，做大的则是波兰农民及其落后文明；变迁理由：由于天性或历史的原因，波兰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期望较低，于是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 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是其迁出的原因，波兰民工取代了其地位（劳动力价格低廉，容易控制） 适应东部其后土壤的只有谷类、马铃薯和粗放牧牛，农民要避免市场不利影响便只能自给自足，不与市场联系，但必须承受物质和精神的低水平 适应能力不同的结果（物竞天择的结果）并非一定使优秀者胜出，劣等民族胜出的例子为数不少 两点建议： 关闭东部边界：外国人用外来劳工身份进入东部的唯一受惠者是东部大庄园主，而与民族整体利益违背； 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 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张只是民族间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民族国家无非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即是否有利于德国民族国家的利益 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此基础存在于最广大国民中，但一般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因此经济政治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便是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当者（掌握经济权利的阶级和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并非必然一致）；随着容克贵族经济上垂死挣扎，其政治职能必然转移，但德国市民阶级只是政治不成熟的侏儒，而其不成熟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阶级历来“非政治”的本性 经济学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而忘记了无法避免的；经济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其根本上最关切的应是“人的素质”；作为说明性、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一当涉及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群，德国经济学家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决定性利益是民族权力的利益 国家的统一本应在民族的青年时代完成，而德国在老年时代完成，市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因自己国家转入世界权力争夺而受到政治教育。德国面临的危险是：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无力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 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能被称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农民有绝对的经济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以纯粹商人形态出现 德国等欧洲国家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以德国为例论述），因此土地分配对德国社会分层及其整体经济政治形态都至关重要，因而德国社会的分层必然等级森严——美国正迈向这一结局——这种“命运”加强了社会传统的力量；农业生产一向极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技术革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微小，农业受传统力量支配；传统力量在欧洲生产和维持的产生和维持了欧洲农民独特的面貌 美国市场先于农民出现，欧洲反之；美国农民主要为市场生产，欧洲则主要为生存需要 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农民被视为供养统治阶级的工具（首要任务是满足附近城镇的食品需求），地主拥有农民的土地和人身；农民受制于有两千年历史的半共产主义式农村社会组织。这些传统力量牢固地凝聚着欧洲农民，束缚其于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里，且在解放后还保留其传统。欧洲土地有限，人们对土地拥有权十分重视，往往以家庭继承来保留土地；劳动力过剩也使其无须利用机械（农村人口流出后有所转变）；土地价格十分昂贵 美国新垦农地将达极限，依靠农业“发达”的日子也即将结束 土地昂贵，回报率低；资本主义的兴起，增加了农业的资本要求，因而增加了靠地租为生的地主的数目——资本主义使欧洲似乎出现了自成一体的“农村社会”。在古老文明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分歧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出现，传统农村和都市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发展趋势纠缠搏斗 旧经济秩序关心以最小土地养活最大人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关心最小投入最大回报；因此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角度看，农村社会人口过剩；农民如果能摆脱传统桎梏，便能适应资本主义农业的新条件 小自耕农在发达地区变为拥有生产工具的农业工人，其劳动能力和态度使其在和大型农场主的竞争中也拥有优势，这也是欧洲小农合作社运动成功的原因（合作社使农民避免向经济个人主义发展，而工业生产则预设了这点；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其生产活动又是公开普遍的，农民间很难进行有效竞争） 一旦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转为资本密集，小自耕农的优势便消失，资本对土地拥有权的冲击是一边倒的，农民成为资本的奴隶；只有最没有物质精神追求的农民才能在仅需要满足生存需求时维持其自耕农的地位 欧洲贵族（容克地主）因为和农村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亲近，因而受资本的冲击也特别严重；城乡间矛盾的根源在此，且染上了政治色彩，容克贵族是德国的政治精英 德国维持独立的需要导致强悍军队的必要，而为了防止军人干政，君主制是有合理性的 在欧洲，教会属于保守力量；天主教会和路德教会都支持农民及其生活方式，而对抗资本主义理性文化（小自耕农合作社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士指导下进行的，教士是农村社会唯一有领导能力的阶层；合作运动使教会和农村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 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不甚关心，而忧患于资本社会中价值的崩溃；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拒绝合作、冷峻批判 无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反抗资本主义，其政治运动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却为贵族的复辟提供了方便 德国资产自由主义的失败便是上述力量反对的结果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农村是包括贵族的等级社会，当它转向资本主义时便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相比美国，欧洲资本主义有集权色彩，其根源在于地主贵族和市民阶层间的冲突 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农村人口密度高，小自耕农占主导地位，文化结构也松散多元，东部则粗放耕作主导，土地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 易北河以东的贵族是容克贵族的主要部分，容克贵族是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