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一本由[德]马克斯·韦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178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8-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精选点评：
●韦伯第一阶段的作品合集。第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旨在说明古典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的衰亡前就已经没落，是其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整治结果。即封建军队需要以城市作为基层单位的国家行政体制的支撑，而庄园经济的兴起导致城市的衰败，使得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后三篇几乎都以东西德农村发展为基础，对民族、经济、政治进行分析，可以说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预研。民族国家并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和经济统治阶级的组织，相反它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民族国家中的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权利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且是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重理旧业。读。
●旧书重印，翻译、校对应该是没有改动，类似把Teutonic Order翻译成"德国秩序"的错误仍然存在不少。四篇演说文章，把翻译因素考虑进去，可读性1>3>4>2。后三篇的一个重点是考察德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以探索维护德意志民族未来的政策方向。“劣等民族”等词语扎眼吓人
●“同样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软心肠态度，不管它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都只能导致人们以为可以用‘伦理’理想取代‘政治’理想，并进一步把这种伦理理想等同于普天共好的乐观主义的幸福期待” “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不是由市民阶级以其自身的努力所缔造的，而且在开国之时君临全民族的凯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质…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乃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受到过的最可怕诅咒，这就是：注定作为‘政治侏儒’的命运。”
●序言对韦伯思想阶段的介绍恰到好处，好评 选文的重点早期韦伯的问题意识和对政治问题的理解，好评 翻译也算是流畅。总体来说，不错
●思考一个问题要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地理......问题入手，这可太难了吧，通才韦博
●第二篇看不下去，让我再次甩锅翻译。其余三篇都很不错，不愧是大学天天被老师挂在嘴边的男人！
●非主流人名翻译很别扭，不知道意义何在
●韦伯的激情同他的博学一样令人震惊
●感觉里面封建制的另一层含义是基于军事或者说防御上的.在土地扩张/资源达到构成冲突的条件的时候,同时由于武力守卫覆盖成本的问题,衍生出较为松散的分封自治防御体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联盟/联邦/共和关系的话,倒也不是不能解释.作为一种系统scale out的不同实现手段...另外一点就是感觉德国或者说韦伯本人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民族/民粹/血统情结在里面的...感觉欧洲的血统论还是蛮严重的...虽然明面上的名义是名族文化认同/归属感...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一)：Weber谈德国农业、经济、政治问题
1、四篇短文组成。第一篇论述罗马衰亡的社会原因，同样也有借古讽今的意味；第二篇讨论东部德国农民遭遇的市场化过程；第三篇国民政治经济学，强调Kampf超越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朴素的“普遍性、世界性”追求；第四篇欧美对比，指出二者差异及其部分原因。 2、翻译问题。一、三、四翻译的都不错，尤其第三篇文笔极佳。但是李强教授的第二篇翻译的。。。无语了。一会儿【劳动组织】，一会儿【劳工组织】，Estate（书中首字母还没有大写，德语名词首字母大写都不知道吗），翻作地产，太别扭了，直接【庄园】不就可以了？ “国家的东半部可能受到廉洁的影响，而不存在严重腐化的危险”这符合中文语法吗？？？ 前一句刚刚A与商业无产阶级区别开，下一句直接A翻译成xx无产阶级，这。。 东部（指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缺乏使英格兰如此适合集约化养牛的气候与其他条件。这句话什么狗屁意思啊？把【使】换成【如同】还结合上下文可以理解。。。。还有雷人的“xxx收割劳工，您这是要杀人？Labor此处指的是收割性劳动啊。。 这就是大谈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李强，服了。 3、从内容上来说，Weber对当时德国农业的判断基于一种小农立场，提的建议也比较有争议性。很多具体的的分析非常清晰，而且观点类似于费孝通先生《中国士绅》中的分析，如果做一个对比阅读应该很有意思。flag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二)：短评写不下所以就……
韦伯老师早年作品。
1896年的《西方古典文明衰弱的社会原因》一文梳理从罗马到中世纪的社会转型逻辑，尤其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城邦如何变为帝国？以城市为公共行政基石的古代国家又如何农村化并走向封建体制？韦伯的关切仍在于：为什么一向以贸易繁荣著称的古典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这正是勾连“一期韦伯”和“二期韦伯”不变的问题所在。
《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演说表现了韦伯暧昧的政治观点。韦伯批评当时经济学兜售的“软绵绵的幸福主义”，认为经济当服从于政治，而民族国家的政治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提升民族后代的素质（德国灵魂，bildung）、为后代争取生存空间。一方面，韦伯又认为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走向没落，而无论是市民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又都“不成熟”，他呼唤成熟的“政治人”，又对未来不抱太高的希望。演讲结尾“我们这一代人已注定看不见我们所从事的这你都是否会取得胜利”一话令人感慨，韦伯身后是二十年蹉跎的魏玛共和国、黑暗的纳粹、分裂与屠杀，如果韦伯知道身后事，一定也会重新反思年轻时睥睨天下的言论——韦伯当然是个带有德国式的民族主义的典型的德国人、一个对一切“软绵绵”之物自然感到厌恶的“德国直男”，韦伯对什么是“精神高度”有着德国式的理解，从弗莱堡演说到一战时的积极参与的连贯性是昭然可见的。如果说什么构成了我们与韦伯最大的距离，使我们可以尽取韦伯的学说却不能真正地拥抱韦伯本身，也正是上述这些人格底色。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三)：罗马帝国何以灭亡？---韦伯的解释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是韦伯的一篇讲座文章，大概正因为如此，才相对来说浅显易懂一些。韦伯在讲座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代（西方）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他首先试图指出古代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特质，在希腊时代，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城市文明，经济上则是包含内陆农村与城市的交换市场，而贸易更多集中在数量很少的贵重品上。
然而伴随罗马的崛起，以奴隶经营为主的经济却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自由劳动则成为少数。这主要集中在罗马早期，因为此时的罗马处于扩张时期，可以获得大量来自战争的奴隶（而战争完成大量自由小农死亡，也使得奴隶劳动企业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而贸易更多来自于奴隶主的消费需要，这也使得贸易“越来越变成覆盖在一个庞大自然经济上的薄网”。
随着罗马帝国停止扩张，奴隶的来源也就渐渐中断，这也就意味着奴隶经营越来越困难。经营者不得不使奴隶拥有组织家庭生活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负担的转移），奴隶从“非人”的财产成为了非自由的农奴，而他们也就越来越束缚在土地上，接受地主的支配。换句话说，在国家与农奴中间插入了一个中间性权力，即地主。韦伯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已经出现于罗马帝国末期。
大庄园的日益自给自足使与城市市场的交换关系逐渐脱离，城市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以寄生于农村地区的诸城市组成的联合体，而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日益松散的庄园国家，货币经济渐渐萎缩，自然经济占据主导。
归根到底，罗马帝国的瓦解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商业的逐渐消失和自然经济的扩展），帝国的货币化行政体制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应于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后感(四)：段落摘抄
“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配置世界的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我们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衡”( Lustbilanz )。然而，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已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的育儿所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会赢得什么。”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人的幸福安康，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说得略为夸张点，如果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族类的面相中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诚然，我们在此世的最高终极理想也会改变和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的一代人能够知道他们自身所属的人的特别品质是来自于我们这代人。我们孜孜以求的是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后来者树立先驱者的楷模。” “我们能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 “价值标准就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成熟性。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按照他们的理解力，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一个民族诚有侥幸的时候，即当某一阶级天真地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普遍利益时碰巧也符合民族权力的长远利益。但是，在习惯意义上，当代对所谓‘经济’的夸大强调所导致的一个虚妄之见恰恰就在于，人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已不足以维系时时偏离的经济的日常利益，而且事实上这种归宿感本身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经济基础才支配着经济利益组合的变动趋势。但这种说法只有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情况下才有一定道理。” “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意识。我们这一代人已注定看不见我们所从事的战斗是否会取得胜利，我们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我们是先驱者。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化解历史对我们的诅咒，即我们生来太晚已经赶不上一个消逝了的伟大政治时代。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能是: 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之来临驱马先行!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们这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我能说的只是:青年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保持自信及其对理想的信念，并非岁月让人苍老，一个人只要时时能感受到天赋我辈的伟大激情，他就能永葆青春，这激情就存在于我们的天性里。因此，在结束我的演讲时请允许我这么说: ” “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理智地成长起来，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