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是一本由佐藤慎一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精选点评：
●19、20世纪知识分子（士）心史变迁，如何认识、应对变化；西方中心主义vs中国中心主义；形式与规范：载道；士大夫=学者=官僚(p.21)；日本“文明开化”；万国公法：天下观vs世界观， 丁伟良*；康梁经书重释(p.81)；社会进化论；革命与排外；法国大革命，革命思想对中国之影响*；革命派vs改良派；日本-法国-俄国；救亡vs启蒙(p.223)；体制的博弈；
●作者的老师阵容真是豪华。确实是好。
●作者反对给以柯劭忞为代表的士大夫贴上反动的或者中国中心主义的标签。在对19世纪下半页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异同上，作者认为，文明开化口号的缺失和“附会”（如西学中源）逻辑的存在（P10），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屡遭挫折。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为全书重点，尤为出彩。
●作为林文忠论国际法传入的那本书的对读书
●作者推崇列文森式的写法。三个问题看似是专题，实际却有串起从晚清到文革后整个思想变迁的野心。抛开视角和写作手法，新见倒并不多。不知是否是译本有删节的原因，没脚注的地方还是有点郁闷…
●读了好久，觉得它写得不好，扔下一阵子，又觉得人家写得好了
●在后记中才发现佐藤慎一曾经师从于丸山真男、岛田虔次这样的名师，能有这样的作品自然是正常了。视野上最特别之处在于选择了万国公法与文明这样的切入点，由此展开了一段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论述，的确如译者所言是一本融汇了“人文与科学”的研究著述。虽然在诸如中国的课题是“专制与自由”这样的考察论断上不甚同意，虽然本书的某些论断和视角也并非是本然的历史（如关于条约港知识分子的论述更多仍是传统的变法视角），但是作为中国近代史思想的梳理之作本书绝对靠谱。也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上，日本比美国不知道靠谱到哪里去。
●水准很高，可惜书找不到啦。。。呜呜。
●很有历史场景感
●有关近代政治思想的一本好书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读后感(一)：差强人意
95年的书，06年翻译出来出版，不过不管放到哪个时代，都觉得学术上的创新都没有很充分。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国际法、革命和政制，从这三个方面介绍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应该说这永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最后的完成本也看起来只是管中窥豹，实际上也只有第一部分完成得很好。革命一章完全没有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来得扎实，至于政制选择，也只是讨论了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部分争执，所谓提纲挈领似乎也不够，但是多少可以聊备一说。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读后感(二)：近代文明与失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最近看了一系列的海外中国研究，一个主要的心得体会就是中国近代的失败是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失败。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或者说更多的是因为亚洲其他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要更加落后。具体表现在中国文明在亚洲范围内的“文明输出”的范围与影响程度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强“大”而教少体现在文明本身的优越性。
到了近代，以英美德法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更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摧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自高自大的愚昧优越感。
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没有脱离了传统的得君行道模式独立存在。并且从井底之蛙的自大型愚昧蜕变到气急败坏要维持自己可怜尊严的自我沉迷型愚昧。这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从制度上讲，从秦统一开始，中国应用郡县制虽然是激进政策却也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思路却（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中央集权的“效率”目标。
而中国所谓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制度建设上的思想奴性导致他们更多地沉迷于所谓的中华道德文化优越感，而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束手无策。
Fuck them all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读后感(三)：“附会”背后的骄傲，近代士大夫的风骨
一直倾慕那些已经消匿于政治运动当中的士人，每每读到他们故作高傲养名声望甚至矫情造作之处，竟也觉得崇敬佩服不已。毕竟集学识与道统于一身的士人如今看来早就变成破碎不堪的梦想了。
驴得水里，知识分子的臭脾气终究是抵不过枪弹的坏心情的，那么就跪下来声泪俱下道歉求饶，反抗又有什么用呢？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不如就妥协好了那么不如就沉默好了那么不如就只是想想好了——还不如不想了呢想了之后又要隐藏多危险啊。所以再也不敢主张什么再也不敢建议什么甚至连想想也生怕透露出痕迹。多么悲哀啊。
马克几点此书痕迹
可爱的反动的中国中心主义者心目中中开放的体系是以“附会”理论吸纳吞吐新的冲击的，这是近代一部分如同柯劭忞般的士人所信仰的，正如作者所言，既不封闭排外也非自负无知，只是，呵呵，这些我都不关心。（果然是傲娇的士人呀）废科举，兴学堂，从此士大夫的权威失落，伴随着对外关系的日趋紧张，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人们认识到也许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没有办法找到可以改善现状的方法，毕竟中体西用并没有改善严峻的现实。这时，仿佛盖世英雄架着五彩祥云归来的留学生们回国，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士人，他们心中对传统的羁绊自然也少于如梁启超康有为一干人，他们打破了“我的”和“真的”的必然联系，甚至全盘否定，“我的”不是“真的”，“别人的”才是“真的”，是的，没有什么是输不起的，那么我们就学别人去，先摧毁推倒“我的”，然后嫁接“别人的”。如今这种“类犬”的样子大概就是没有接好的后果吧。
至于文明与万国公法，倒是挺有意思的的。中国礼仪与西方法律发生冲突之时，中国体系试图把西方体系附会进入自己的文明，却眼见着一步步被别人吸收融合，这一举措失败之后，士人们意识到认识对方的重要性，设总理衙门，派遣驻英外交官，研习万国公法，企图获得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平等的义务——其实这些都是挺好的反应，我吸收不了你，那么我重新认识你，我们相互交流，我们彼此尊重，我不自卑，你也不要鄙视我。只是可惜，后来骄傲的士人们渐渐边缘化，虚弱，不自信，迷惘，让位于新的“士人”，践踏也好改造也好再创也好，他们也无计可施——毕竟时不待我形势所逼。
至于法国革命与中国士人倒也是挺好玩的题目。其中比较有趣之处在于自由与面包，义与利，理与欲。或许或者确实如此，俄国与法国，中国选择了俄国，面包拿到了，利欲有了，可是义呢？理性呢？自由与梦想呢？
啊，开玩笑，大概也是有了的。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读后感(四)：读《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友人送我一本《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初看题目，以为是对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所处地位及思想的整体梳理，不该涉及过多史实，而应是对他们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2000多年的士大夫传统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做的内在精神理路与现实选择的诠释。作者在序章也是这样做的，但在正文的三章《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以条约港知识分子、康梁及革命派个人思想为核心进入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这样的安排也是与题目相合的，但我不免失望，乃至正文部分读得随意。
该书是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代表著作，佐藤法学出身，想必这也是友人别有用心，实为感动。我之前看到的谈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状况，往往都会怀着恨铁不成钢的遗恨指责知识分子（清末皇帝与官僚）的自负傲慢、狭隘的文明意识，由闭关锁国到亦步亦趋被动地接受学习，进而与日本彻底的明治维新变革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便是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种种（可参看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但佐藤却一反此论，“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或怠慢所致，毋宁说正表明了承担膨大的文明积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的精神葛藤”，接着用具体的事例与剖析整个世界格局给出了知识分子文明观转换迟缓的原因。如“学问动机中民族主义的自觉很单薄”——不是只认中国，而是认为应是超民族的。但是，这种超民族转换不成对西洋学术的认可与研究，因为“承认古典或先例中不存在正确的解答，这关系到士大夫的自我否定”。作者不无讽刺地说，“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
作者还讲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高度的形式性，而这种形式性与其所造成的高度的一贯性可以使知识分子无视政治动荡而安心沉潜，也正因此，诸如“进步/反动”或“西洋/中国”的认识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们处在“这种尺度无法测定的位置上”。作者还敏锐地将中国与日本做出对比而发现，“在日本具备而中国欠缺的是‘文明开化’的口号”——中国就是本质性的文明，谈何开化；“相反，在中国具有而日本欠缺的，是‘附会’的逻辑”——必须是中国传统典籍的旧瓶装西洋学术的新酒，这种看似的保守顽固也依旧是有上述种种充分的根据的，“上面烙印的都是士大夫的精神构造”。
在正文中，作者探幽发微，角度切入很小，往往都是思想史研究中忽略的论题，但其指向性却相当深入，比如辛亥革命的实质、中国外交问题的遗留与解决、“文革”在世界范围内的煽动性影响等等，颇为新颖，论从史出，读来清晰连贯。
前面所讲的该书的这种新颖与具体，在给我上课的老师中是听不到的——有的罗列史实、有的泛泛而论、有的肤浅批判、有的自负随意。书和讲课都是一样，在逻辑严谨的前提下有一点的新颖与具体就是有意义的，想看（听）的不是“什么”、更不是气宇轩昂的自况或摘引，而是“为什么”，否则便是自负地骗读者（学生）玩读者（学生），最后把自己也骗了玩了，当什么鸟学者鸟老师？
本书更为重要的是，佐藤作为日本学者，谈及现代中国及中共的内容更多是旁观的角度，这种意识很明显体现在语言表述上，客观谈不上，但至少不会暧昧。读中国学者的书这种感受是不可能会有的。不过相比那时身负传统陷入纠结的近代知识分子现在倒是轻松多了——因为可以反了，孰优孰劣，另当别论。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读后感(五)：中国知识分子与国际法
佐藤慎一是日本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日前因需作文之故，读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 时间有限，只选择性地读了其中与己所需相关的部分。虽无法完整地回顾书的全部内容，择其一二记之，以备他日查询之便。
佐藤全书结构清晰，三章分别叙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万国公法的态度、围绕法国革命的论证以及对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成书后又补续序章“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对士大夫和知识阶层作一简单介绍，以为全书铺垫，并便利非专业读者。
由于论文提纲涉及民初国人对国际法的态度，重点关注了第一章的内容（法国革命一章也颇有新意，他日得空当再细读之）。作者自不平等条约、万国公法之翻译开始，分别论及外交官、变法及革命与万国公法之关系，并以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为本章作结，梳理了一条自清末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时间脉络。其中突出以薛福成（清末）、康梁（清末民初）、陈天华（民初）及胡汉民（民国）为重点对象进行考察，检视近代知识分子对国际法之认识与观感的改变。
薛福成乃清末驻外外交官之代表，其有关中国作为世界之“弱者”的认识导向遵守万国公法之出路，认为当“藉公法以自存”。梁启超同样持“弱者”之自我认识，然却导向“自强”之结论，认为当“争竞自存”，以至其作于二十世纪之著作中几无有关国际法之论述。陈天华以“文明排外”观点为人所知，其主张排外亦须遵守万国公法，是为“文明”，然反过来却不认为遵守万国公法就可成功。其逻辑大抵如下：虽充分认识到中西关系之现状乃与万国公法相抵触，然而遵守公法亦是不得已之选择，因若不循公法，则国际交往之情状必由“法之支配”堕入“力之支配”，处于弱势之中国只好任人宰割；遵守公法则可赢得道义的优位性，以补足力量之劣位性，剥夺对方行为的正当性根据，因而有可能有利地推进排外。在佐藤看来，陈天华之关于道义之认识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之幻想，毋宁说是现实之无奈选择。革命派的基本态度亦是遵守国际法，由此得到列强之承认与支持，胡汉民作为佐藤所选择之重点论述对象，其有意无视列强间之均势问题，在佐藤看来乃一体两面，其对国际法之重视乃成立在对列强权力政治或实力均衡的无视之上。且佐藤进一步评价，经多年发展，胡汉民对国际法之知识或理解已远在前人之上，直接表现即在由“万国公法”到“国际法”之名称之流变。
殆因学识浅薄，读书甚少，印象中自国际法角度考察近代史之力作尚不多见，因此萌生以此为切入点对民初国际交往中国人对待国际法之态度作一初步的实证考察，佐藤此书可谓很好的指导与启蒙。于清末民初一代，恰如作者所言，国际法时常与文明问题相牵连，不仅如此，窃以为可折射国人对国际社会之认识与对自我之定位。如何认识国际法、是否遵循国际法的问题，既是观念上的认同问题，更是实践中的操作问题。目前学界考察较多的或是“修约外交”之题，若能自实证考察中检视时人贯彻实施国际法之具体操作，必当有所收获。此外，日本（或还有德国？）对中国引入国际法或有特殊影响，亦当留意。
佐藤有关中国与巴黎和会的一笔也令读者颇有启发。其谓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提要求实与一战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就列强角度而言，与确定一战讲和条件之和会本就十分难容，即使中国代表团本身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方面所期望而言，巴黎和会远非“分赃会议”，倒是寄托了“公理胜强权”的愿望，建设充满正义的新世界才应是其终极目标。中国外交曲折之开端与国民心理幼稚之情状——此一幼稚则未必为贬义，毋宁为初起者常有之赤子之心——或许不仅仅在于为列强所出卖之失望，更在于其根本上对威尔逊所描摹之新世界的诚心实意之心向往之，及至此后“梦醒”决断转向俄国道路，深觉有可叹可感之处。反观彼时英人如卡尔（E. H. Carr）有关乌托邦与现实主义之先见与论断，可见民初中国之少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