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到洛阳》是一本由逯耀东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平城到洛阳》精选点评：

　　●这辈子，再也不想看魏晋门阀的谱牒学那类的东西了！他们的婚姻真特么复杂啊！

　　●论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从维护某种独特文化的角度看，鲜卑人的汉化过程还是有点悲壮

　　●啰嗦

　　●非常清晰

　　●文化之变革不可猝就，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孝文迁都洛阳策略正确时机错误，操之过急，激化内部矛盾，宗室离心离德实力大减，以致为家奴所制，拓跋鲜卑一支多雄主而无昏君，竟因急于汉化而亡，当真可惜，狐涉水，濡其尾

　　●如小标题所示，核心论述拓拔文化的转变历程，作者认为这一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拓跋珪时代坚持传统—北魏初期胡汉杂糅—孝文帝彻底转向农业文化（作者用农业文化替代汉化），但这一过程充满着艰辛与转折，作者的高明之处也在于充分估计到了草原文化在北魏前期历史的重要影响，包括接受农业经济的限度，饮食传统的保留、中国文化的实用性选择、对汉族士人的消极态度及冠服、祭礼、文字等文物制度的杂糅状况。崔浩国史案、拓拔恂谋反等均应置于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冲突中理解。关于孝文帝南迁，作者观察到最初孝文帝只是想改平城为中国文化都城，但遭到强大保守势力的反对后，才选择南迁以摆脱现状，此外洛阳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其动力之一，不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失误，邺城更适合作为都城。此外洛阳的设计事实上参考了平城的建筑特色，如宫城建筑和坊里制度

　　●本来还有些期待，但是从内容到角度都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只能说一般。虽说不喜欢北魏，但是平城时期的北魏确实非常重要，为避免十六国的覆辙和自身开辟新局面做了很多准备，从太武帝到孝文帝确实在总结经验教训，防微杜渐。研究北魏的平城时期不可不读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

　　●体系自成，但欠全面

　　●爲什麽我總在關注《崔氏食經》部份！我這個吃貨……

　　《从平城到洛阳》读后感(一)：粗疏

　　行文粗疏，结构散乱，洞察欠缺，颇有散文之风，当以随笔视之。唯书名佳妙，惜乎名实不符。北魏文化变迁自有其地理、政制、外交、货币、赋役、均田、部族势力与建国理想之要素在焉，以婚姻、家庭、饮食、胡汉心理之角度悬揣，岂不浅乎？

　　《从平城到洛阳》读后感(二)：这个价格有点离谱……

　　一本书，又不厚，又不是非常之学术……为毛，为毛这么贵，为毛？

　　不过看一看扬之水的新书，那么薄薄一本￥66，字小行稀……于是我忽然释然了，超脱了，出离了……难道扬之水老师现在已经到了神仙级别？好了我说这种话怕老师的拥趸揍我。还不如文革呢，自然社科好书很多，又都很便宜。。这话又欠揍了。虽然上次在数典参加专家网谈会，北大的教授很推此人，但是毕竟我不感兴趣……唉扯远了。

　　我喜欢这位鲜卑族帝王，一直以为他君临天下，魄力无双，够狠也够智慧，一切尽在掌握。（大约是小说看多了）但是看看此书分析，也感叹下，英雄有时候就是被别人逼上梁山的，并且英雄总是人间留不住。作者的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大意是，孝文帝为了自己国之发展，把全族推向汉化，这固然有其利于生存的一面，但是对于鲜卑文化本身来说，毕竟是可悲的事。

　　《从平城到洛阳》读后感(三)：史料与史观

　　本书主要的论题是，北魏入主中原的这段时间内，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怎么形成的。作者以文物典章为经，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纬；前者主要讨论了饮食、婚姻、外交、建筑等方面，后者主要围绕了以崔浩为代表的中原士族在北魏前期的经历，以及孝文帝迁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进行论述。

　　虽然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史料的发现近年并不很多，但作者在整体研究思路下，能够对传统的史料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解读，为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讨论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例如，作者对于崔浩被杀一事，在列举了史料所载的响应南朝和佛道相争这两种说法之后，进行了精细的辨析，接下来从崔浩本传和其他史料中整理分析此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发现了崔浩所介入的政治冲突背后体现出来的代北大族和中原世族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最终得出崔浩的死因，并指出之一事件的标志性意义。

　　本书对史料的另一处创造性运用的例子是对崔浩所著《崔氏食经》的研究。此书当下无传，但作者经过缜密考证，从《齐民要术》中找到了直接引用《崔氏食经》的证据，以这本传世文献来研究北朝的饮食文化。通过与其他史籍的比较，作者认为《崔氏食经》的写作带有文化和政治目的，并从菜品的制作流派和数量中窥见了北朝世族的日常生活图景。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功夫，非要扎实的考据功底和富有才华的历史想象力相配合才行。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如何在无法进行田野工作的条件下仅依靠史料进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窃以为要点有二：首先要广泛占有现存史料，并能够进行综合梳理；其次，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成熟研究框架的指导，创造性地利用史料。

　　《从平城到洛阳》读后感(四)：平城的前与后——读《从平城到洛阳》兼论《拓跋史探》

　　寒假在家，吃喝玩乐的诱惑太多，以至读书的精力与速度大不如前。一本仅300余页，内容不算佶屈的《从平城到洛阳》，竟让我读了10天。想来颇为惭愧。此书是台湾学者逯耀东的代表作，在大陆学界可谓声名早著。不过，就我阅读此书后的感受而言，或许对其的期待大于了本书实际研究的所得。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副标题已揭示的十分明晰——“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实际上是探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接触、对抗、融合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并不新鲜，中国传统称此为“夷夏之变”，研究的学者很多，但路数大都相近，比较侧重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改造和转变。直到晚近，随着人类学对游牧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深入，这种研究才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新且具体的成果可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一书）。应当说逯氏此书仍然没有脱离此前研究这一问题的传统路数，虽然作者极力避免传统史家固有的华夏文化优越感，对游牧文化并未极力鄙视，但在论述文化接触产生的问题时，却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过分对立，让人感到两者的鲜明差别与格格不入，拓跋魏文化的转变，终究不过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多少是让人难以完全信服的，特别是他忽略了对游牧文化与社会本身的关注与体察，使所得结论，不免失之偏颇。

　　本书名为“从平城到洛阳”，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并不是一有机体系，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和《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两篇直接涉及城市研究。当然，作者名此书为“从平城到洛阳”，约莫乃是以平城指代北魏前期文化形态，洛阳指代北魏后期文化形态，由平城到洛阳，正可见拓跋魏文化之转变历程。但关于此一命题，实际也无需特意指出，孝文帝改革所含鲜明的“华化”色彩，自然让人感到北魏前后期文化的不同与演变。倒是作者个别处（如以崔浩、婚姻为例）着力展示此种文化转变的细节，让人感到还不失此名之寓意。

　　本书共收录9篇文章，首篇《导言》对此后各篇内容进行了概括，读后可知本书各篇之梗概。附录《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申明南北朝史籍所见“边荒”之由来。此外，较初版而言，增添了《<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一文，欲由《崔氏食经》证见崔浩之世族政治理想。除此三文外，其余各篇均是与北魏历史密切相关之专题研究。不过，自我感觉全书所录文章，有几篇不是在结论上值得商榷，就是在史料上有待推敲（相较而言，《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和《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二文尚属佳作，所论让人信服），像《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两文，其一，论述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区分过于明确，让人生疑，将北魏前期历史理解得过于单一，也不合于史实；其二，将瓯脱一词，硬套现代“非军事缓冲地带”一词，解释得也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瓯脱、边荒之词，用其本意即可，不必大费周折，强加诸多现代成分。又，新增《<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一文，立论颇显牵强，《崔氏食经》与崔浩《食经》及《齐民要术》所引《食经》是否一致，作者论证得十分粗糙，有文章指出《食经》乃南朝作品，罗列史据，更让人难以信服作者之见。又，本文主体申言《食经》所见南北饮食之不同，末了硬是附会于崔浩的世族政治理想，似乎有些强作比附。

　　本书所论各题固然可以让人争鸣，作者之说亦可自成一家之言。但让我由衷失望的是，本书史实错误极多，常有前后不一、人名讹误、年代失次、族望缺考、统计不当之虞。例如:

　　拓跋恂代拓跋恂（当为宏）前往祭吊，p15;

　　代郡是今山西蔚县（当为河北），p34；

　　《吊比干碑》，碑阴共分四十列（当为四列），p138，页下注2；

　　司卫监河南郡忸于劲（当为万忸于劲），p142；

　　《世宗纪》正始二年（521年）的诏书称“男女怨旷，务令媾会”（当为正始元年，504年），p183；

　　拓跋氏的婚姻范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统计神元至孝文前期后妃的姓氏，共有五十五人，其中功勋八姓十二人，汉人十七人，其余三十二人则属于内附诸姓与四方诸姓，详见本章附表。（按12＋17＋32≠55，我查附表知功勋八姓只有7人，如此总数为56人，仍多一人，不明何故），p190；

　　以《新唐书》卷六十二《宰相世系表》校之，则知（卢）植生毓，毓生珽，珽生志，志生谌，谌生偃，偃生玄，玄生度世，度世生敏，敏生义禧，义禧生愻，愻生文构、文机，从植到文构刚好十三世（按此系从植到文构只有12世，中脱卢邈，当为偃生邈，邈生玄，方为十三世），p215；

　　《元勰妃李媛墓志》（当为李媛华墓志），p224；

　　定丰王元延明（当为安丰王），p226；

　　崔逞玄崔休（当为崔逞玄孙崔休），p230；

　　王肃妻郭氏与陈留公主并列（当为王肃妻谢氏）；博陵崔氏的崔挺、崔休，（按崔休为清河崔氏），p236；

　　北魏遣殿中将军法佑通宋（当为殿中将军郎法佑），p258；

　　类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不知此是由作者原版讹误，还是中华书局的简体版校勘失察所致。本书《出版说明》：“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核对了原书中的引文，对征引疏漏及排校错误作了适当订补和修正。”看来，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是只注重了引文，忽略了正文。

　　此外，本书在学术规范上也显得十分粗略，诸多引文未标出处，使读者难以自核；前人研究成果引述亦不到位，只略微谈及了逯氏的几位业师之作，让人难免不起门派之见。而也正是以上所指出的本书存在的各类问题，使我对其的评价大打折扣，甚至一度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触。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于近十年来学界关于游牧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既往“范式”的成果，而按作者自序言“这些问题是香港新亚研究所五年读书与工作，与后来回到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最初几年相继完成的”，则时间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所以本书在主要论点上存在的欠缺，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个人。这是希望读者能明察的。

　　在读本书之前，我曾翻看了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对北魏早期历史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田先生于史料极为贫乏的拓跋部落时代，钩沉发微，充分发挥已有史料之内涵，详加考辩，在此之上并加以合理推测，勾勒出北魏早期历史之轮廓。其论虽不免争议，但至少在学术规范与引文核实上读者无可置喙。相比逯氏此书，二书一论北魏早期历史，一论北魏晚期历史；一者侧重政治、军事，一者侧重文化、社会，一则揭示拓跋由部落而国家，一则揭示北魏由草原而农耕。览此二书，对于北魏一朝之大事当有一简要了解。

　　：我在读本书《导言》时，有一鲜明感受，若让田先生以逯氏之笔名之其书，或可叫作《从盛乐到平城》，与本书恰为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