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是一本由柏杨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850图书，本书定价：138.00元，页数：202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前几天和一群热爱历史的朋友闲聊起哪些通史类读物适合推荐给入门级的爱好者，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提起了这套《中国人史纲》。
虽然这书我没看过，但提起本书的作者柏杨，我也算如雷贯耳了，相信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在本世纪初伴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柏杨老先生就凭借他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成了各大文史类论坛上的现象级人物。
当时还在上学的我，也跟风买了他的好几本书，因为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教科书式价值观之外的作品，毫不夸张的说对我的三观造成了特别大的冲击，甚至因此一度成为柏杨先生的脑残粉。
不过随着年龄渐长，也让我认识到他的很多观点其实是有些偏激了，后来也就没再看过他的其他作品。这一次听到朋友们都如此推崇，倒是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就带着些许与故人相见的心态翻开了这部《中国人史纲》。
刚看过序言部分，就让我感慨柏杨老爷子真的是每本书都保持着生猛的战斗力啊，从皇帝的遵命到年号，再到古代士大夫们推崇备至的“正朔”思维，无一被他冷嘲热讽了一遍。
比如我随手翻到春秋部分时，看到了“烽火戏诸侯”这一段，这段故事相信每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不会太陌生，但对这个典故的了解也仅限于历史版“狼来了”。在本书中，作者相当详细的讲述了周幽王和褒姒在宫廷中展开的一场“权力的游戏”，算是让人了解当时的诸侯们可并不单单是被戏耍了一次，就因为“扎心”了，从此不再勤王……
当然，既然是柏杨的书，那么出去精彩的历史故事外，自然也少不了这老爷子的强力吐槽，比如我翻到最喜欢的东汉末年：其他讲述这一时期的作品，通常都是在三国中选择一方势力为视角展开，而在本书中一到这一段时，却是从“十常侍之乱”开始，讲起了这一时期的宦官虽然没什么好人，但与之对立的士大夫们其实更不是东西：
在那一时期宦官们被记录在案的恶性其实一共就三件：杀掉了一位敌对的士大夫的全家、没缘由的射死了一名无辜女性、将与自己为敌的人杀掉后还将其吊起来示众。
作者在此处还特别注明这些还是在士大夫们获得了最终胜利后，特意搜集出来的罪证。而反过来再看士大夫们胜利后的表现则真是不能直视：不但要将整个宦官群体斩尽杀绝、甚至宦官的父母也一个不能留、当过宦官的门客的也全都不放过，终于惹出大祸，把董卓招进来，从此天下大乱了。
为了证明士大夫们对宦官们不是简单的嫉恶如仇，而是本身就那么混球，还顺嘴说了一句：那个八岁就知道让梨的孔融在父亲去世后，看到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个神情没那么悲痛，于是愤怒的直接杀了对方，在当时居然还作为孝子的典范收到士大夫们的赞扬。
在整套书中都充斥着类似上述部分的内容，哪怕自诩为“历史知识还算不错”的我，也是在头脑中充斥着“原来竟是如此”的想法和三观又震的粉碎感慨中，用了两天时间将书从头看到尾。
从此它也将成为推荐给想要看通史类读物的历史爱好者们的首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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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打开豆瓣上的书评后，发现很多对这套书打低分的评价都是“立论有失公允”、“充满了个人偏见”、“材料选的太偏”，虽然我基本认同这些评价，不过这也是我觉得它很适合入门级历史爱好者去读的原因。
如果一部八百多页的大部头，文风跟历史课本似的，那能让一般人读得下去才叫有鬼呢。
而看柏杨的书，就如同听一个满腹经纶但性格偏激、脾气暴躁的老大爷对着历史上的一切王侯将相逐一吐槽，在他身旁当听众的我们明知他的话语有许多有失公允的地方，怎奈对方学问太大，实在没能力反驳。但听着听着就会产生出：
“那段历史竟然是这样？”
“那个人物不该是他说的这样吧？”
诸如此类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些想法是最能帮助一个人对历史产生兴趣了。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二)：《中国人史纲》：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初识柏杨，自然是因为他的成名作《丑陋的中国人》。彼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在家里的书柜里翻到这本书，先就被极富刺激性的书名吸引。
《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柏杨的演讲集和杂文集。在读的过程中，不时被先生辛辣讽刺的语言风格所逗笑，也被他对中国人形象的生动描绘，对其深层的群体心理结构的揭示所折服。
正是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读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所提出的一个后来影响极为深远的概念：文化酱缸——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只是柏杨先生所写的针对中国文化的开胃辛辣小菜的话，那么与之大体同时期写成的《中国人史纲》，则是柏杨先生的野心之作，忧愤之作，心血之作。
而此书的写作因缘和成书背景本身，亦可以看成是中国大历史在柏杨身上碾压后的一个印痕。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1949年去台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1966年，柏杨在其妻倪明华（诗人）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大力水手漫画》这一专栏任编辑。1968年1月13日，该专栏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
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当局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当时震惊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因此案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也正是在这段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柏杨写成了《中国人史纲》。
柏杨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一套皇皇八十万言的《中国人史纲》，也正是柏杨先生写给自己，也写给所有中国人的《春秋》和《史记》。
其实自晚清民国以来，由近人所写的这种史纲性质的历史著作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有吕思勉《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黄仁宇所著《中国大历史》等等。柏杨先生《中国人史纲》跟以上这些书相比，矫矫不群，别有特色。
《中国人史纲》打破了以往史书以朝代划分章节的习惯，以世纪作为叙述历史的单元，不以帝王年号，而用公历算法来纪年。从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一直写到20世纪初。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内容涵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每个章节后，都列出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大事，造成一种横向的对照。将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显示出一种更博大的历史眼光。
另外，书写历史，作者所站的立场，所持的视角直接会决定对历史的叙述。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柏杨先生看历史，是以“人”为中心。所以取名《中国人史纲》，而不单单叫“中国史纲”，一方面是强调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历史，一方面也是彰显“人”之重要。柏杨先生自称是平民著史、狱中著史，“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在具体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述时，因为柏杨先生本身也是卓有建树的文学家，所以他往往能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事件和人物的轮廓，鲜活生动，如在目前。而在评述史实时，他又往往能摆脱学院派的陈腐冗赘，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我最服膺他对儒墨道法四家思想的剖析：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贵尊荣，看得都像天际的浮云，绝不追求，也不跟人竞争，如果有人争，他们就立刻退让，使对方在没有对象之下自行崩溃。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个苦行僧，无条件为他人分忧，在人类未能全部快乐之前，他们不单独快乐。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的实行法治，才能发挥国家的功能，完成秩序与和平。”
在论及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时，柏杨在本书中，提出“三大黄金时代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大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第二个大黄金时代是大唐。第三个黄金时代，则是向来饱受人们诟病的清朝。而对所谓“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明朝，柏杨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揭露。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述时，书中可以说是洞见迭出，极有启发意义。
柏杨先生写此书时半生坎坷，经历过太多的忧患不幸，再加上身陷囹圄，所以文字中总有大悲愤，也对故国人民有大悲悯，笔锋常带感情，读来让人动容，这也算是对太史公写史风格的一种承继。
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在大陆出版行销已三十多年，这其间出了很多的版本，也可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此番果麦又出了一个新版本，开本装帧都清新可喜，对读者而言，多了一个选择，也是幸事一件。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三)：中国史的温度：人性坐标下的“中国人史”
第一次接触柏杨是在08年，本来要去新华书店买教辅的我，无意间发现了《丑陋的中国人》（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741889/ ），那段时间刚读了外公家里一些分析中国人性格的书，加上书名如此触目，又随书附赠超厚实笔记本（里面配的插画很可爱），我就买了来看看。
这个插图笔记本，留下了我很多愤青语录和少男心事彼时的中国，正值奥运举办期，国家自信大幅提振，柏杨的声音就显得格外刺耳，他大骂中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私自利自负自卑”“爱抱团”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柏杨觉得——中国人对人性缺乏一种平静的关爱和尊重。
当时读到这本书，对里面的一些观点深有同感，但那时还小，看到这本直戳痛处、以近乎残忍的方式自省的国民性批判之书，想到的也只能是，我自己要怎样做才不会变成这样可悲的人，我没有去想，没有人生而可悲，国民性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我们应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读完《丑陋的中国人》之后，我就没再读柏杨的作品，直到有次在视频听到二混子推荐了《中国人史纲》，我才对柏杨重燃兴趣，找来了书一探究竟。
今年，恰逢柏杨诞辰100周年可以说，这本书让我想到了我在12年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国民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它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尽管有时的观点过于片面、偏激，但他的视角却十分珍贵——以人为本的关怀，对个体的重视，对于“成王败寇”这种唯成功至上的价值观的不屑。
百万公众号大v馒头说曾著书《历史的温度》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93233/ 意在从冷冰冰的年表、事件和记述中，抓取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与真性情，毕竟历史由人创造，是人与人的行为与选择的综合作用结果，它有人味、有态度。
如果《中国人史纲》和《历史的温度》一样写于2017年（真正成书时间为1977年），感觉用《中国史的温度》作为书名，不仅未尝不可，还尤为适合。他同样是在探寻中国史背面的故事、热血与真性情，还比《历史的温度》在成书逻辑上更具一致性（《历史的温度》取材于公众号文章，分篇目讲述，公众号的媒介特点，决定了碎片化阅读的特性），他以100年（一个世纪）为纪年单位，打破按政权更迭的写法，正如他所言，“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唐亡不是中国忘，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这是《中国人史纲》的横坐标，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到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统共50个世纪。
而人性，则是《中国人史纲》这部中国通史的纵坐标，事实上，一部中国通史能够发挥的空间，就在于纵坐标，如施展的《枢纽：3000年前的中国》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602003/，纵坐标是中国的地理空间（平原、高原、海洋等）；如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15699/，纵坐标是宏观的技术与经济；再如钱穆、吕思勉等史学大家，就是政治史、制度变迁这样的纵坐标。柏杨以人性为纵坐标，在一众中国通史中，显得格外独树一帜，也十分的接地气。
黄金时代、大分裂时代和大黑暗时代，是以人性为尺度划分的如上图所示，柏杨分为中国历史有三个黄金时代：1.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2.公元626年—公元756年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盛世 3.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满洲人的入关。
一个大分裂时代：指的是公元304年到公元589年大混战的五胡十九国与南北朝。
一个大黑暗时代：公元1368年到公元1644年的明朝。
百家争鸣时期，各国图强，招揽人才，阶级壁垒被打破，各种学说和流派一齐涌现，仿佛群星闪耀，呈现黄金大爆发的态势，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洋溢着青春活力，而期间诞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影响。
而李世民随父李渊征战，终结了杨广劳民伤财的统治，通过玄武门之变走上帝位，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所以说，对于柏杨来说，“一个好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取得了多少文治武功、创造了多少不错的记录，而是这个时代，普通人有没有机会，过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当然，受历史局限，这一点也只是相对而言），统治者有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实施举措。
正是基于人性的立足点，所以柏杨才会对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进行如此猛烈的抨击，因为明朝皇权的专制达到了顶峰，废丞相，锦衣卫，文字狱，八股文，中国人的人性被极大地摧残，思想也变得十分僵化。宦官当道（王振、魏忠贤），外敌环伺（瓦剌、倭寇），民不聊生。所以柏杨是以深恶痛绝的笔触，说话也是又毒又狠：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柏杨先生嘴虽毒，长得萌他对明朝过于偏激的评价，是《中国人史纲》饱受诟病的一大原因，当然，柏杨写小说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历史训练，这部书也是在十年牢狱生涯中，读二十四史后写成的，也没别的参考资料。所以在史实上、一些观点上，一定和主流的史学界有很大的出入。所以用看其他中国通史的眼光看待这本书，是有些自讨没趣的，因为本来的侧重点就不同。
《中国人史纲》和各种各样的中国史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人字，他不仅把帝王将相当作普通的中国人去评判，大头症就是大头症，蠢货就是蠢货，恶魔就是恶魔，也把很多被历史淹没的普通中国人放上了历史舞台，比如大量揭竿而起的民众、刺杀嘉靖帝的宫女杨金英、民间的灿烂成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可以说，柏杨取材的视角是众生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所讲的唯有中国人耳，就算不在中国生活，只要是中国人，也包含在内。（柏杨在书中有专门的一节，来讲海外华侨的处境，国内的统治者不保护，在国外备受欺凌）
所以，虽然《中国人史纲》称不上是一部干货满满的中国通史，但他仍然有阅读的价值，康德说，不应该把人仅仅当成一个手段，而应该永远当成目的。柏杨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思索、回望、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他的希望，就是现在的中国人能够看看以前的中国人走过的老路，那些吃过的苦、流下的血汗泪，犯过的错，以史为鉴，从而期待更好的未来。
正如他在文中提到的：
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地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就二十世纪，使人沮丧的大黑暗时代结束，五千年专制帝王制度结束，悠久的但已不能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被逐渐抛弃。奄奄一息的华夏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的和强大光荣的角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而我们在阅读《中国人史纲》时，不仅能在柏杨流畅优美的文笔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还能在不知不觉间，习得他写史、论史的视角——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对人性平静的关爱和尊重。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四)：《中国人史纲》：从“时间”史到“人”史，看柏杨的浩荡中国史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出版，不但使我振奋，也更使我期待。——柏杨 还记得看《明朝那些事儿》时，有一种阅读的畅快感自内而外汹涌而出，历史被当年明月写的非常生动活泼，对于读史入门有非常好的帮助。以至于很多年里，都觉得历史都应该被这样幽默地进行解读、“调侃”。而等真正开始读“史”时，才觉得抛却那些幽默的比喻和借鉴，历史更加严谨和真实。
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深深被黄仁宇先生叙事性的语言，和以点带面的叙说方式所折服。他在作品中展现出的，是对历史事件细致入微的观察，是对历史人物独到又深刻的理解。当然，后人从他的叙述方式中找到诟病之处，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在史学研究的位置。
唯独一人在众多史学著作中，独树一帜，他就是柏杨先生。他对历史的“现身说法”，仿佛洞若观火，既偏僻入里地深究“人”在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又深入浅出地运用案例、表格、对比等辅以叙述。
《中国人史纲》近八十万字，以“世纪”为篇章，以事件和问题为串联的线索，更别出心裁地在每个世纪后面，开辟了“东西方世界”一节，不将视野拘囿于中国本土。柏杨以“人”为本，将从神话时代到20世纪初的中国，以画卷的形式铺排在读者面前。
01/中国的“人”史，是多个民族的征伐与交融
柏杨先生以“人”为视角，讲述“人”的故事，以此来构成这本书史观。他将所有的王侯将相拉下神坛，直呼每一个皇帝的姓名或字号，将他们和将领、文官、普通民众放到一起，来共同描绘当时时代的“特色”。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从上至下，从统治机构内部到被统治的普罗大众，无处不在显示着“人”的力量。而中国人本是多种多样的，发展至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56个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互有交流和相通之处，又彼此保持着自身异于他族的风俗和惯习。
如果说中国史，也是一系列的战争史，并不为过，在战争之中，是有志之士寻求权力的战斗过程。战争也是民族走向融合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太过血腥和残酷。这期间有死亡，有流血，更多的还有无数民众的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稍瞬即逝又焕发光彩。
人性的复杂，会在统治权力的夺取过程中体现淋漓尽致。譬如杨广的“弑父杀兄辱母”，在前面十四年的隐忍中，他从未表现出一丝邪恶之处，然而在时机成熟、夺取政权的时候，又丝毫没有手软。
柏杨先生用“大头症”来形容杨广，“大头症是一句民间俗语，形容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所发作的肤浅而强烈 的炫耀狂。”杨广就是这样一个暴虐成性、毫无仁慈之心可言的帝王。
另一个“大头症”的统治者是金国的完颜亮，他的行事做法同杨广如出一辙，同样是蛰伏多年，对权势虎视眈眈，一旦拥有了权势，就是一股脑的政治破坏和暴政。
可见，“人性”善恶这件事，是不因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生活习惯，属于哪个权力集团，而有所不同的。
朝代的更迭，很少离得开征战和暴力。秦汉、隋唐、唐宋、宋元、元明、明清，每一次更朝换代，都伴随着牺牲和流血；先秦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常常是数十个“小国”并存，彼此倾轧和混战。
族群的形成，因着生活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民间风俗，有统一的信仰和祭祀仪式。北方民族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养成了骠勇善战的习性，在向南方的侵占过程中，也体现了自身的弱势。
两宋时期，北方先后兴起西夏、女真人、蒙古人等民族对宋进行了干扰，甚至宋的两个皇帝都被金国掳走当了人质。而政权集团的兴起和覆灭，苦了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逃亡，对于北方人来说，南方有着适宜的气候，丰富的土地资源，虽然耕作方式不同，但对于生存却是足够优渥的条件。
北方人的南迁，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北方少数民族，对于汉族人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有向往，他们侵占汉人政权的边境，是为了获得生活所必须的物品。在元朝（蒙古族人）南侵过程中，除了征伐带来的土地和权力，更有丰富的物资和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征伐为手段，融合为结果，体现的是“人”的发展和变迁史。
02/关于“人”的历史，更广泛地以“文化”的姿态呈现
单纯的“文化史”非常庞大且复杂，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
柏杨先生将中国史划分出了三个“黄金时代”，这三个“黄金时代”似乎是根据皇朝的发展整体态势来决定的，但是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层面的繁荣上。
“大黄金时代”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到前1世纪，这期间更迭了多个诸侯国，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西方研究学者马克斯·韦伯，将这个时代与西方的古希腊、古埃及联系，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荟萃文化景观，影响着后世的文明进程。中国的“大黄金时代”，先秦诸子百家先后粉墨登场的时代。这时出现的“四书五经”，是往后两千多年读书人都在研究的“典籍”，是许多朝代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的“宝典”。
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氛围，从始至终都捍卫着强悍的“高贵”地位。柏杨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事实：
“所谓华夏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上文）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 这五部古书做批注，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 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数据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 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这既是一件幸事，又是一件不幸的事。幸是因为中国有诸多知识分子，都专注于这些典籍的注释和研究，根据时代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思想内容，这使得这五部书被研究地更加透彻，也说明它们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要求，并随着社会发展延伸出不同的思想内涵。
不幸的是这让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永远禁锢在这些内容之中，无法生出更加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内涵，儒家学说的内涵无论怎么变化，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框架之中，无法跳出那个“圆圈”。
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唐王朝，这个时期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唐王朝存续276年，也即是有大约一半的时间都处在黄金期。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奇观有二：一是教育上科举制度的进行；二是唐诗的兴盛繁荣。
唐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了科举。然而，不得不说，科举制度给了下层读书人一个成为人上人的机会，让许多出身贫寒的人，有了发挥的历史舞台。
那时的唐政府，在李世民的清明政治之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搞得风生水起。各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首都长安更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国子监”、“弘文馆”和“崇文馆”。
唐诗的繁荣是唐文化的一种重要维度，它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不过柏杨先生似乎并没有在唐诗上作过多停留，反而更加重视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今天看来，诗歌是唐朝留给后世最璀璨的一颗文化明珠。
清王朝是第三个黄金时期，距离第二个黄金期已经过去近一千年。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几朝几代的更替，最终被北方强大的女真人（即满洲）掌握了政权。元与清同是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着权力，然而两朝对汉人和汉文化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
元人的统治之下，人被分成等级，汉人处于最下等；清时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抱持着兼容并蓄的态度，积极吸纳优秀的传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元的排斥与杀戮，清的包容与借鉴，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清能成为“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有原因的。
当然，在清的统治后期，在西方武力入侵之下，封闭落后的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正如先生所述：“这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
在先生看来，中国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被西方远远甩在了历史背后，在他看似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背后，隐忍着是——明明有着几千年历史传奇的中国，却正受着外来者的凌辱。
他从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列举了中国晚清受西方思想冲击，生活方式上共有13条，其中包括跪膝礼、宦官制度、科举、八股文、女人缠足与男人辫子等；意识形态上有8条，包括本位主义、士农工商思想、男尊女卑等。
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在晚清多场运动中，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都体现了中国人渴求改变的韧劲。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先生如是写道。
吟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为黎民苦而苦的人，自身也经受苦难，那些只为一己私利的人，其实也只能得到一时的愉悦，并不能得到真正为天下的快乐。
读历史的好处，除了明智，更是能跟随作者的记述，观看和经历他人的人生，不管他们是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知识分子和平民，不管他们是贫贱，还是权倾天下，他们也都是有欲望、有哀乐，他们也仅是浩瀚历史的一粒尘埃。
有人因权力而残暴，有人居高位而心怀黎民，那些展现人性之恶的，会被打倒和推翻，那些仁慈明君，会被歌咏千年。有格局的人，当是心有沟渠，却装满天下的人。
文/当归 2020/5/27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五)：“叛逆史书”和礼赞生命的中国心
感谢果麦的老朋友顾大海，每次有好书都想着我这书虫，总是拿试读本来给在下尝鲜，春天快乐，兄弟。
文/宝木笑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1968年到1977年间的柏杨先生，显然没心情咀嚼品味布洛赫的这段话。《绿岛小夜曲》里唱：“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柏杨望着监狱囚室那个像狗洞一样的小窗户，不由自嘲一笑：都特么是扯淡。
热带气候带来湿热的永恒问候，不足10平米的小屋子里满是屎尿的臭气，这臭气经常发酵出浓重的氨水味道，呛得人眼睛流泪。柏杨先生后来说《中国人史纲》“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的。”
柏杨是台湾文化界和学界的大师和旗帜，在圈内的影响甚至要远超李敖，《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一直以来被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作家著史的最杰出代表作”。然而，这部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一直写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史，这部煌煌八十万字的巨著，却是柏杨先生在台湾绿岛监狱里写成的。
学问这种事情，是最见功力和经历的。这样一部巨著竟是柏杨在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文献的情况下写成的，故而《中国人史纲》是一部书后没有列中外参考书目的书，书中的注释大多都是拼音而已。然而，这就是柏杨先生，他带着中国传统学者和文人的遗风，带着孤悬台湾本岛之外的小岛的酷热，带着深陷文字狱的九年岁月，书写了一部里程碑式的“叛逆史书”。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写作的年代，中国史的写作依然是传统的路径，延续的是二十四史的章法。然而，在绿岛备受煎熬的那个囚徒柏杨，在数次险些被枪决，数次试图自杀之后，破茧成蝶。近十年的狱中磨难和之前多年的命运起伏，让柏杨对各种人、各种事有了更深的理解。仰望星空之时，他回想自己数十年的治学和写作，那些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开始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状貌。
《中国人史纲》的颠覆是一次全维度的颠覆，最明显的是打破了以往中国史书以“年号”为单元的写法，而改为用“世纪”为单元。柏杨不无愤恨地表示，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来是中国在文明史上的一大贡献，我们周边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等，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年号所附加的包袱越来越多，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比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三十六年，改了十次年号，武则天在位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
同样被一并颠覆的，还有传统上的以“王朝”为单元的写法。柏杨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
柏杨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应该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唐时，我们当然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但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以及清末时，我们仍应该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就像是我们的母亲，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唯一立足点和最终皈依。
在这样的思路上，《中国人史纲》也必然会以“世纪”作为书写历史的坐标，将中国置于整个世界的大坐标系内进行叙事。所以，柏杨在书中的每一章节的最后，都会以“东西方世界”作为结尾。这在当时和之后很长时间都带有很大的独创性，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阅读兴味，更带来无数的掩卷遐思。
比如在公元十一世纪，我们正处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和失败的时期，其实当时也是儒家一个新的支派兴起的时期，那就是由程颐、程颢兄弟俩开创的理学。理学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他们认为人生应该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而在这个时代，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门召集宗教会议，呼吁组织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作战，十字军东征开始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西方的宗教信仰走向更加暴力的极端，而东方也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思想的全面禁锢，整个人类其实是迈向了一个自我束缚的低潮。在那个四面环海的局促小岛，在那个湿热难当的囚禁斗室，柏杨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精神的自由飞舞，历史在那一刻变得鲜活，成为人类思想和自我救赎的沃土。
这种颠覆背后的思想基础便是柏杨先生的历史观，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礼赞生命的平民史观”。柏杨先生的这个历史观就是要将书写历史和看待历史的视角进行重塑，将回望历史和王朝的价值观进行重构。柏杨的这部史书不叫《中国通史》《中国史纲》，而一定要称为《中国人史纲》，其深意正在于此。绿岛监狱囚室里的历史书写者，他要的是为五千年的中国人书写礼赞生命的平民通史。
礼赞生命的前提是尊重生命。柏杨是个很执拗的读书人，即使在形式上也要做得干脆坚决。比如，整部《中国人史纲》里对以往那些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们，柏杨全部直呼其名，康熙皇帝就叫玄烨，雍正帝就叫胤禛，乾隆爷就是弘历……在柏杨看来，历史确实存在影响力很大的人物，比如那些帝王将相，但从本质上说，他们依然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我们在生命角度上是平等的。
礼赞生命的平民史观视角，就是站在历史对大多数人生活影响的维度去重读历史，而非像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史书就是一部“帝王家谱”。所以，柏杨对中国信史部分做了“三大黄金时代”的论断。第一个是从春秋末期到西汉这四百年的光阴，第二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后的一百三十年，第三个是康雍乾的一百余年。这三个“黄金时代”的划分标准就是在中华这片土地上，生命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绽放和相对祥和的延续。
在第一个“黄金时代”，柏杨认为那是生命思想得到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特别是世袭制在逐渐被破坏，一个平民开始有凭借自己努力上升到更高阶层的可能。在第二个“黄金时代”，柏杨认为生命在这一百三十年间享受到了难得的安居乐业，一个平民有机会凭借自己努力过上相对富庶而有尊严的生活。而第三个“黄金时代”，柏杨认为主要是生命在这个百年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中国开始再次为平民打造足够强大的国家环境。
礼赞生命，平民史观，这实际上更是在延续“五四”的精神。早在柏杨之前，中国的历史学界就已经逐步走向对传统史学的颠覆。当时的口号是“平等的眼光”，聚焦的主要是对待史料方面的态度。胡适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顾颉刚也曾谈起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史料，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因为面前的文物特别值钱就特别赞赏它，更不应该因为某个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就特别尊敬它。
柏杨将这种“平等的眼光”继承下来，并在一个极端困苦酷烈的环境中，将其锻造升华。《中国人史纲》确实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深读过后总让人感觉柏杨“意在文外”。《中国人史纲》更像是一个生命在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终结的情况下，迸发出的一次跃迁和呐喊。柏杨更想通过这样一部书去思考一个民族最宏观的问题，借此超越自身个体的禁锢，我想他做到了。
柏杨礼赞生命，坚守平民史观，打破东西方时空藩篱，将中国置于永恒不变的母亲位置，将华夏放在整个星球绵延不绝的长河。从柏杨生命和平等的历史观角度看，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回答着另一个隐形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中国人要创造下一个“黄金时代”，让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享受更好的生活，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在柏杨看来，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后的四五十年之后，或者传位到了第二第三代时就会遇到“瓶颈危机”。造成“瓶颈危机”的因素很多，比如强敌环伺、大型灾害等等，稍有不慎，就足以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虽然有这么多的因素，但柏杨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因素，这也是柏杨将这部书定名《中国人史纲》的更进一步的深意所在。
故而，柏杨提出了“文化酱缸”的著名论断。什么是“文化酱缸”？柏杨认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新成立王朝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就像滔滔江水一往无前。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正向的、明媚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但时间稍微一长，这条大河里的泥沙，那些文化中的糟粕污秽就开始沉淀。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王朝、一个民族经受考验的时候，如果不能引起高度的警觉，不能开展有效的行动，那么这些泥沙和糟粕就会越沉积越多，最终腐坏变成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一旦这个“文化酱缸”形成，那么无数原本正向的、明媚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命个体也会被其染黑染臭。说白了，“文化酱缸”发酵之时就是“瓶颈危机”爆发之日。
也许这并不是几十年的时间形成的，有的还跨越了数百年。比如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我们民族的文化依然是灿烂而充满生命活力的，但到了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道学兴起时，这条文化之河就开始泥沙俱下了。柏杨并不是要单纯叙述一个无法改变的史实，而是要告诉我们：为了每一个生命的绽放和幸福，我们必须有一颗勇敢打破“文化酱缸”的礼赞生命的中国心。
“礼赞生命”和“中国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飞向未来的双翼。“礼赞生命”其实质是让我们摆脱千年已降对生命个体的忽视，完成对自身生命的深思，只有这样的个体才会真正意识到“文化酱缸”的危害，从而勇敢地去战胜国民性中的劣根。“中国心”其实质是让我们纠正长久以来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偏差，当年西方人最爱说我们“擅长内耗、一盘散沙”，从根本上说，那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忽视了“中国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更像是一次迟来的启蒙，毕竟历史是一个民族最好的自学教材，“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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