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是一本由(日) 福原启郎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好看。不愧是你晋。天下为公司马仲达，武德充沛刘曜石勒。“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本书以司马炎为线索，描述了西晋政权的缘起和衰亡，更穿插了亡蜀平吴、贾后干政、杨骏专权、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深刻影响司马式兴亡的重大事件的描述，同时对汉末和西晋末历史形势有深刻地对比，从而揭露了东汉与西晋在亡国上的相似性在于皇族将国家“公权”持续地“私权化”。
●魏晋政治史研究经典之作，日文版畅销二十余年，写给所有人看的魏晋史入门必读书！ 他，是三国时代的终结者；他，是一统天下的开国之君；他， 播下永嘉乱世的种子； 他，留下毁誉参半的政治遗产……
●西晋真的是乱
●不错
●人看不到长历史周期，在人以外历史演化的因素很多，一朝一代的修补只能算裨补阙漏，很难在长周期上做出有效的改变，然后就是矛盾的积累，直到一定程度，内战、血洗、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晋武帝布置了那么多也没有用，偶然的因素累计起来就成了必然造就乱世，在历史的“势”面前人力微乎其微。
●晋武帝之前，对比仇的书相对浅显，但是可以视作仇的博论的来源。之后关于八王之乱的梳理颇好，算是少见的对八王之乱的研究。作者认为西晋的覆灭和公权力的重建失败有关。
●3.5.中规中矩的西晋史，有数处小错，比如“陈留王曹植”。除结尾外“权利公私化”外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观点。适合入门读。书里几张梳理用的表格很好。
●这本书，名义上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传记。其实是以建立晋王朝的河内司马氏家族为视角，描述了汉末至曹魏西晋的历史。通过此书，读者能够切实感受到魏晋王朝的本质以及魏晋时代的精神风貌。
《晋武帝司马炎》读后感(一)：3月13日记
魏明、晋武皆非庸主，弥留之际或被强按改诏，或所用非人，让人唏嘘。
以孙秀、张方为代表的寒门，向上无门，只能攀附宗室、祈求乱世。
内容三星，作者人很好，加一星。先说两个硬伤。119页太尉荀勖应为太尉荀顗，202页宗部不是一个民族，唐长孺已有定论。其他错字也有，我感觉是校对问题，无伤大雅。 再说非硬伤的问题。1.截止司马懿夺权，到底有几个公论？应为三个。党锢清流是一，隐逸（包括黄巾）是一，反对曹爽改革是一，三者并不是连贯的，应该分开讲，而不是放在一起讲。2.认为曹爽政策是加强私权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得讲清楚，讲透。此私不是私心的私，反对曹爽的公也不是天下为公的公。作者好像把司马懿清算时扣给曹爽的屎盆子当真了，我不知道该咋评价。3.都什么时候了，还认为曹魏的政策是什么法家路线？
亮点是分析西晋之后的势族，寒族，宗王的关系，很有启发。最后说几点感想。司马炎真不是大度，他是脸皮厚。杜预和张华也不是啥好人，端看和谁比。杨骏的智商恐怕不比晋惠帝高多少，他弟那么聪明都没把他保住。
《晋武帝司马炎》读后感(三)：普及性的佳作
昨晚读完《晋武帝司马炎》一书，作者日本 福原启郎，译者陆帅，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1版1印，平装16开246页，定价48元。本书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中的一册。
正如本书作者福原先生所言，本书其实是一本“名不副实”是小册子，看书名以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个人传记，其实内容则是一本简明的从皇帝视角来描写的西晋政治史。在这本书中从司马家族起源开始叙述，前三分之一册重点是“三马同槽”的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和文帝司马昭的历史事迹，即西晋建国前的奠基工作，后三分之二则是西晋建国后的重要历史事件。福原先生以日本学者特有的细腻传神的笔墨，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西晋一朝的政治史，作为普及性的读物，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风度，并无随口戏说的言辞，再加上偶尔联系日本（本书写作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史实、地名等，使人阅读时平添了几分好感。
书中谈及（p101）孙权的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夺继承权，然后两败俱伤的事。这段史实虽然了解，但是突然想起这样的事后来唐朝也发生过，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与其弟李泰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结果也是两败俱伤，被李治夺得太子之位。
又p121胡贵嫔与晋武帝争矢而伤武帝指，武帝怒云：“此固将种也！”胡贵嫔反击道：“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武帝羞愧。此事固然可作为宫闱轶事看待，但是从时代前后发展来看，已经体现出当时社会崇尚清谈，重文轻武，甚至以武为耻的倾向，武帝以将门来辱骂胡贵嫔，因为胡氏父祖皆为大将，而胡氏则以宣帝也曾统兵征战，讨伐公孙渊，拒战诸葛亮为其大功，则武帝也是将门之后来反唇相讥，都可以看到是时社会之倾向，这一点读史者亦应了解。
152 作者福原先生谈及晋朝避景帝司马师之讳，把太师改为太宰，但却设有宗师一职，“令人殊不可解”，翻了一下暂时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宗师的师字有缺笔，用异体字避讳了。存疑。
本书也略有瑕疵，试举数例：
33 “魏延、吴壱” 中的“壱”字为日文字，应为“壹”，即吴懿。
133倒数第三行“长史刘凖”，按今简体字应为“刘准”。 p157司马伦是晋惠帝的“大叔父”，此大叔父是日语，汉语并无此称谓。既为司马师、司马昭之弟，则似可以翻译为“叔祖”为好。这应为译者之失。
103“咸熙二年”应为“咸宁二年”。
138裴頠是贾后外甥，误。贾后南风是贾充之女，裴頠母郭氏乃贾充之妻，二人应为平辈。《晋书.裴秀传》明载“贾充即頠从母夫”，从母即姨母。
162第二段第二行“九赐”应为“九锡”。这几处不知是编辑校对的问题还是作者之误。
最后再说一个有趣的事，作者福原先生在后记中谈到自己有一只叫Franz的爱猫，而译者陆帅老师也在译后记中呼应式的谈及自己新养的一只小橘猫，想到这本书是两位爱猫之人为我们中国读者呈现的作品，让人不禁莞尔。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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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读后感(四)：自私家族的生与死
看待司马氏和西晋王朝，首先要看当时的社会状态。福原先生在论述孙秀对司马伦篡位所起的作用时，揭示出了寒门寒族在权力斗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于国内历史教科书中将门阀与寒门的斗争聚焦在南朝中后期，福原更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惜乎本书的核心观点还是“公权—私权”的动态斗争，没有深挖阶层关系。
汉朝政治的一个顽症就是社会结构板结，阶层流动非常缓滞，底层人物想依靠个人能力发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新莽革命的目的其实是想打碎阶层差异悬殊的社会结构，代之以更平等的世界，是以静态社会取代另一种静态社会，根本上并无解决社会流动的方法和意图。纵使如此，也令到后汉天璜权贵对此非常警惕，形成了势家的局面。
后汉势家的形成，从心理上概括只要一个词“自私”。学问不出家门，行政知识不传外人，兵家操典不过六耳。在没有普及教育的时代，通过垄断知识，便能垄断官位。这是当时的大趋势，河内司马氏也不例外。插句题外话，魏晋官员大多能文能武，是因为兵典和经典，握笔和御羿都是家学范围的知识，文武两道并不截然两分。
只有在汉晋之间的魏，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曹操是宦官之后，相比之下身份低下，虽然年轻时通过家族关系多少有机会学习行政和武备知识，出任官职，并最终成为乱世能臣，在难得的动荡历史机遇中打倒袁氏为首的旧门阀。但是在官僚上层和势家眼中，不过是因缘际会的枭雄罢了。其唯才是举的政策，根本上与势家垄断是对立的。但是曹操的困境就在于，在知识垄断的环境中，选择的余地极其狭窄，唯才是举其实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唯势家是取罢了。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魏晋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就算没有司马氏代曹，也会有王氏、卢氏、羊氏、杨氏出头。只不过在那个机遇期中，司马懿获得了最有利的位置，而且他的深忍阴刻也是最彻底的一位。
放在今天来看，司马懿绝对是一个成“大器”的大领导。他行政业绩突出，满口仁义道德，以孝为先；私底下贪财好色的基因刻进了整个家族的血脉。而从鸩杀儿媳夏侯徽的事情也不难发现司马家族与生俱来的冷血气质。
晋王朝的建立是历史必然，因为门阀势家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权来巩固统治。司马氏的上台是偶然的，这里我们看不到其他王朝开端的英雄史诗，更多的是利益集团彼此的妥协。“司马氏统治也还行吧，反正换其他人选也很麻烦”。相信这是当时门阀家族的普遍心态。所以即使在司马师、司马昭时期有叛乱发生，也是应者寥寥。
司马炎平吴后快速失去了政治目标和雄心，也没有长远的政治计划。为什么？因为晋王朝之所以需要诞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后来晋惠帝与八王之乱那些不堪入目的混乱和堕落，其实不是堕落，只是司马氏自私基因的自然勃发而已。以一氏之自私而造万千黎民苦难，司马氏算是历代王朝最无耻的一家了。
东晋时司马氏成了客家人，想“发狂”也没有环境条件。但是有人会重蹈司马氏的路径。
把权柄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把社会上升的路径切断，在僵化的社会结构中固化门阀势家的特权，这时怎样避免子孙后代骄纵失控，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请你别多想，我在说李氏的韩国。
《晋武帝司马炎》读后感(五)：郑渝川hiecy：成也世家，败也世家，司马王朝得到的命运眷顾和诅咒
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220-226），陈群和司马懿都被选入了尚书台，历任诸如尚书左仆射（右仆射）、抚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要职。陈群通常伴随曹丕在征伐前线开行台，而司马懿则会在许昌开设后台。曹丕对司马懿信任深厚，比作刘邦出征时留守关中的萧何。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懿与曹丕之间并非全无间隙。222年，曹丕以小过为名，将南阳太守、品鉴人物著名的杨俊逮捕入狱，并逼迫其自杀。司马懿曾请求曹丕宽恕杨俊。次年，鲍勋渎职案发后，钟繇、陈群等重臣也曾恳请曹丕赦免鲍勋。有意思的是，杨俊此前曾高度评价过司马懿“非常之器”，而鲍勋任职的推荐人，正是陈群和司马懿。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日本京都外国大学教授福原启郎在所著的《晋武帝司马炎》书中提及曹丕在杨俊、鲍勋案的处理时评论认为，曹丕将公权力私权化、私人化，司马懿本人持反对意见。福原启郎认为，汉末大乱之际，司马懿“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为了实现天下太平而出仕，这种济世情怀也是曹魏政权中的名士所拥有的共同意识。
这样的评论究竟对不对？曹丕器量不大，因私怨而报复他人，史书上有过很多记载，曹植、曹彰这样的曾经争储对手日子很难过，而曹洪作为其族叔，还被报复罢官。但我们显然不能仅仅据此得出曹丕在杨俊、鲍勋等名士涉案的处理中，纯粹挟私报复的结论。
曹操在汉末军阀中崛起，并成为北方的统一者，一方面源自大力提拔曹氏、夏侯氏亲贵，唯才是举选用寒门人才，手下人才辈出，另一方面对于世家人才既提防又使用，比如陈群的政治地位在曹操时期就长期低于其他多位谋士，而司马懿在被曹操强行征辟后，跟杨修一样，并没有真正进入决策核心圈。
曹操统治的后期，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汉献帝有过多次反抗，曹操被封魏公、魏王后，魏国内部也曾出现叛逆事件。这其实是对曹操的警示，换句话说，如果曹氏不能与世家达成妥协，取消唯才是举的人才路线，重归东汉的门第举荐，世家就不会支持曹氏代汉。对于这样的条件交换，曹操没有同意，但他死后，继承人曹丕因为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的权威，所以同意了。陈群、司马懿在曹丕统治时期获得的权位，毫无疑问就是上述交换的产物。
要避免世家力量独大，曹丕本可以选择扶持曹氏、夏侯氏宗室。但争储经历使得宗室中最有才华的曹植、曹彰在曹丕年间的政治格局中彻底出局，尽管曹丕提拔了诸如曹真、夏侯尚等远宗亲贵，但力量其实无法跟世家对抗。为什么曹丕即位后长期带兵出征，而不是呆在洛阳或者许昌？其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打败孙吴，而是希望在皇帝的亲自控制下，多给远宗亲贵一些立功、建立权威的机会。
而抓住机会惩处诸如杨俊、鲍勋这样的世家子弟，其实并不是曹丕“以公权处理私怨”，而是在避免与顶级世家交恶、翻脸的前提下，对世家给予的警告和压制。这也是陈群、司马懿出来劝谏曹丕宽恕杨、鲍等人，劝谏无果也没有苦苦坚持的原因。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如果曹丕的统治可以延续10年甚至20年、30年，他扶持的远宗亲贵成长起来，皇帝权威可以成长到再次提拔寒门人才的高度，世家拿皇帝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但是，曹丕只活了40岁。而他的继承人曹叡的统治虽然稍长（13年），却没有留下子嗣（驾崩时36岁）。曹叡驾崩前曾一度有意指定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等远宗亲贵担任新帝（曹芳）的辅政大臣，却在刘放、孙资的干扰下无奈同意了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的安排。历史学界有人猜测，刘放、孙资所为，纯属司马懿等世家代表的遥控。《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也认同这样的猜测。
司马懿被安排与曹爽共同辅政，后者在后来被史学家描绘为草包，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曹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成功的压制了司马懿，剥夺了后者的兵权，给予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高衔虚职“太傅”。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世家曾经沉默以待，因为曹爽的辅政说到底并没有触犯世家利益。但在后来，当曹爽的表兄夏侯玄（司马师的原配夏侯徽即是夏侯玄之妹）开始以改革者的姿态，讨论修正九品官人法时，司马懿一方开始获得了力量注入。这也是为什么高平陵政变期间，蒋济、陈泰等世家出身的重臣统统站在了司马懿一方的原因。
接下来，在平定所谓的“淮南三叛”期间，世家阵营中对于是否支持司马氏篡魏虽然出现了不同声音，但世家的主要成员对于司马氏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当然，平叛过程之所以顺利完成，这与司马懿长期注重人才培养有关——有意思的是，司马懿选拔人才其实非常类似于曹操，并不过分看重人才出身，邓艾这样的寒门子弟，也获得了发展机会。
《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其实并不限于对司马炎一人的评述，而是从司马氏家族在汉代的演变说起，前半部分重点谈到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四人的活动，后半部分则讲述了司马炎统治期间的诸多昏招所导致其身故后，西晋王朝迅速陷入内乱乃至天下大乱的过程。
司马炎的政治能力、个人器量很可能要高于曹丕，但他并没有经过复杂政治局面的考验。司马昭时期，曹魏王朝已经基本成为了空架子，司马氏的班底完整，世家成员与之心连心。为了吸取曹魏王朝被权臣把持、宗室衰微的教训，司马炎大封司马氏宗室，而为了回馈世家的支持，改朝换代又给了世家子弟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西晋王朝，一开始就是司马家作为盟主，与其他顶级世家建立联盟关系建立的王朝，而政治权力的稀缺性和排斥性决定了这种联盟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维系的。
司马炎篡夺曹魏江山后，征伐孙吴战役，立下大功的杜预、王睿等人要么是破落世家的子弟，要么出身寒门，但功劳基本上分派给了其实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的贾充等人。这其实已经预示了西晋王朝的悲剧。
《晋武帝司马炎》一书在谈到司马炎死后，西晋王朝迅速崩溃时也指出，这个统一全国的王朝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陷入内战和被侵，其实与世家和宗室把持政局导致的政治腐朽有关。晋武帝司马炎曾一度倡导提倡节俭，但在一统全国后，奢靡之风其实已经无法控制，九品官人法其实就是请托和卖官操作，宗室堕落，世家结党，“八王之乱的责任大半要归结于在动乱爆发前去世的晋武帝。”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