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音乐文集》是一本由辛丰年著作，雅众文化/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18，页数：16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由衷敬佩辛老先生，也喜爱他的文字。但许是为时局所限，一些篇幅仍需存疑。“兼听则明，冷暖自知”是我心中的最佳总结，音乐无法完全转达于他人，先生知深字浅，花的功夫必然比文章描述的多太多，而作为读者也警示自己真正要学习的是切身去体会钻研音乐
●激动！！！~
●对于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来说，这真是套好书啊！
●读的是《请赴音乐的盛宴》这一集，古典乐相对我听的比较少，但通读全书，结合本人写音乐文字的一些经验，感觉：懂得多的人往往把文字写的很简单，懂得不多人往往写的很玄乎费解。
●自己早早订了一套，还买了一套送给一位北大毕业的教授。辛丰年的书很早开始读，但是每一次翻都有新体会，昨天读他写瓦格纳，感觉笔锋和气息都大不一样了，是个可爱、有趣的老头儿。
●继续……
● 大学时候求之不得的书，没想到最后被自己给做出来了，想好好感慨下世事难料……和我一样对古典乐感兴趣但又始终入不了门的读者，可以好好读一读辛丰年先生的这一套文集，私以为这是中文世界里最能勾引普通读者进入音乐之门的文字
《辛丰年音乐文集》读后感(一)：像音乐一样美好
辛丰年夫妇和长子严峰 1967年无论在他生前身后，我想到父亲的时候，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人。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
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儿子，用“好人”来形容自己的父亲，这没有什么意义，在今天更是如此。在一个假道德、非道德、反道德、后道德混杂的时代，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中国人有替他人扬善隐恶的习惯，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而且只是沧海一粟。
惊讶之余，必有疑惑。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是父母教的吗？好像不是。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坏人”。是学校教的吗？他初二就肄业了，其后全靠自学。
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对于家族，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20 世纪40 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还有家国之耻。父亲说，他当年跑到解放区，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感觉非常屈辱。他总是绕道跃龙桥，避开日本人。他也不喜欢蒋介石，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在大世界隔壁）看了华岗的《大革命史》，痛恨蒋的屠杀，从此对国民党幻灭。
但是最直接的动因，是一本叫《罪与罚》的小说，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 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他还告诉我，当年他投身新四军，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是因为震撼于《罪与罚》呈现的罪孽。无论如何，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
看乐谱的辛丰年先生还有音乐，终生自学，终生挚爱。战争年代，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会寻访当地音乐人，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在他的行军背包中，还放着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总谱。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45 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随军每到一处，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对于他们那一代的文艺青年来说，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对父亲来说，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父亲的一生，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并且再加一句：在这两者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
严锋
——选自 《辛丰年音乐文集》
《辛丰年音乐文集》读后感(二)：雾里看花，和辛丰年说闲话
本文原载于《三联爱乐》2018年12月
提起《读书》，自创刊之时一声惊雷的“读书无禁区”之后，围绕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作者群体。这其中不乏徐梵澄、金克木、钱钟书、金性尧这些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在《读书》最辉煌时期这些大家手笔的文章可说是中国思想界灯塔，指引一代青年阅读者摸索。不可否认辛丰年的名字放在这其中可谓是略显陌生。可在上个世纪信息渠道单一匮乏的年代，他在杂志上关于古典乐的专栏文章为无数爱乐者点了一盏明灯。时至今年辛老的全集问世，有许多老资历的乐迷会回忆起当年追看他文章的日子，还有那些早年间出版或再版的小册子已在市面上也绝迹多时了。
说他是老一辈文化人群体中知名度小显冷门的一位，一方面因他针对的古典乐迷读者群和广大文史类爱好者相比总是更小众些。再来他并非学院中人如上述几位有更多专著问世，辛老一直坚称自己是充满随意性的栏外人又在几十年听曲过程中不断涉猎各种资料，成为“严肃音乐”的一个爱好者。这样一个自身定位，反倒让他的文章获得更多不识蝌蚪文的普通读者青睐。古典乐外行人要看出内里门道不易，雾里看花一般隔得远些也并不妨碍作者一支笔既能写趣味文章又能评论音乐闲话乐史。这一点辛丰年一直笔耕不辍向他喜爱的前辈萧伯纳学习。
从他文章各处不下十次提及到此公。我想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对萧伯纳的偏爱赞赏，直言萧氏是近代罕见一人，无师自通成为十九世纪屈指可数的乐评人。萧伯纳真正为大家熟知的还是他的戏剧和文学，很难想到他最初是以写乐评起家而且乐评生涯长达75年之久，有三大册九百多页的乐评巨著。更难能可贵的是辛老阅读后竟摘抄了两大本笔记，当真非痴迷者不能如此也，后来他也不忘把这些笔记稍加整理后分享给读者。辛丰年在为萧伯纳写的人物小传中，对这样一个音乐学院门外汉成年后才开始真正学习钢琴逐步读曲谱的过程详加描述，触类旁通竟也解答了我长期以来对萧氏剧作《人与超人》的一大困惑。
原来这位剧作家终生酷爱歌剧《唐璜》，自学钢琴是一反常人上来就弹《唐璜》序曲不理会车尔尼。莫扎特的歌剧对他启发良多，无怪乎他自己的剧作也要借用歌剧中的音乐，甚至硬生生加入致敬的一幕。萧伯纳安排《人与超人》男主人公做了一个梦当一回在地狱的唐璜，说些与主线剧情无关玄之又玄的独白，叫观众听得一头雾水昏昏欲睡。直到看了辛老的文章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歌剧爱好者的自觉而已，大概也只有同是以门外汉出道的乐评人才会想到写写这样的角度。或可说萧伯纳与辛老是一点跨时代的惺惺相惜之情。甚至对这样多栖发展的大人物，辛丰年想到用了一个对音乐人最贴切不过的比喻说他的头脑是“一个奇妙的和弦”。
这二人另一个共通点就是有天生一支妙笔，这不亚于作曲家天生极具灵感。跟着辛丰年的文章览遍乐史角角落落，还会叹服于他文章中那股老派的文气。这也正是现在很多读者反而更喜欢前文所提及的早期《读书》为核心的老先生作者群重要原因，尽管都是暮年之后的文字读来却有勃勃生气。作者谈及音乐之外的文字中尽显一生厚实的涵养，几处颇有来头古代掌故令我印象深刻，可试举一二。
一是论及发烧友音响设备和欣赏音乐本质的关系，他直接拿影印的宋版唐人诗集和装帧精良的乾隆御制诗两相比较，这“买椟还珠”这四个字说的恐怕正是同一群爱乐爱书人。二是说起他为我辈音乐爱好者开列个古典乐必听曲目单，初学者自然是指望有资深前辈开示“必读书”。辛老提起清末曾有过一本《书目问答》惠及学林，编了这部书的张之洞恰好是朝中大佬并非文坛领袖人物，一点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后来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篇首就开列《书目答问》，康有为更是称其为“可常置怀袖熟记”的书。细细揣摩，辛丰年的一份乐单，不正是古典乐界的“书目问答”吗？若说起欣赏西洋古典乐的一个最低限度曲单，相信大多数人不反对辛老这一份推荐。开列书目详单虽称不上是开创性功绩，却也是为大批徘徊在专业门槛之外的爱好者指示一条门径。专业学者未必做得来的事，就由那些各领域内文笔尚佳的专业爱好者承担了任务并乐此不疲。
辛丰年花大量笔墨所写的必读之曲以贝多芬作为一个中心点，九大交响曲作为重中之重，辅以钢琴奏鸣曲和晚期的弦乐四重奏。他洋洋洒洒从巴洛克写到印象派，从贝多芬一路到了德彪西详尽列出，略略点到巴洛克的几位巨擘。在可听曲目中才大量开列出巴赫和海顿等人的作品，称为是爱乐者在有限时间内顺着音乐史的一种泛览的法子。若有时间和兴趣也可按照专题从舞曲和小乐曲等入手不拘一格。这一番音乐巡礼下来，我们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导游和领路人，半点没有居高临下的导师之姿。
一个崇尚简笔的作者对于自己听乐历程与人生经历也相当吝惜笔墨，几乎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在其子严锋（他本名是严格，辛丰年的笔名取自音译symphony）的文章和微博片段回忆当中我们才略知点滴，这个理想主义的革命者行军包中放着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总谱；十年浩劫之后领到补发的工资就奔赴音响店，根本没顾上当几天万元户。我们多亏他晚年的自告奋勇，愿将听古典乐这件严肃而又其乐无穷的事分享出来，倾听本身是严肃而认真的事亦是他终生坚持的。
想起辛老早已说过这些教人怎样欣赏音乐的小文是“转手买卖”。我想是化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全文结尾最为恰当妥帖：除非你下定决心倾听比过去多得多的音乐，否则，读这篇文章可能是白费时间。
《辛丰年音乐文集》读后感(三)：少年乐事
在上海出差的那几天，我陷入了某种焦虑郁结的状态中。订好的活动临时调整，约好见面的人突然取消，温差陡升而我没带单衣。一个快要下雨的傍晚，我在徐汇区宜山路坐上920路公车，沿着淮海中路赶往老北门。车上，我戴着耳机听菲利普格拉斯的钢琴曲，公车在美罗城附近驶入地下车道，再次冒出地面时，出现了闪着普蓝色光芒的现代主义建筑群落。堵车堵了很久，阶梯状下行的音符在玻璃建筑的光滑表面连成了一条线。
车子驶入淮海中路，梧桐树的阴翳往远处延伸，光线在一个个弄堂口外汇聚起来，淡黄色砂岩外墙和雕花栏杆围着红砖洋房，经过一个大的路口，我看到一栋非常具有殖民色彩的西班牙式建筑，两棵高大的棕榈树直抵三楼，窗户外晒着几件内衣，街上，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抵着头说着悄悄话。
五十年前，刚上小学的陈丹青在这条路上，看见一台台钢琴被这些洋房里的主人们丢在路边，苏联产的黑胶碟、曲谱、外文书、西洋画片扔得到处都是。家家户户都要尽快把“小资本主义的余毒”清除干净，以防被红卫兵搜到。夜幕降临，陈丹青从家里溜出来，像捡破烂一样地收集还没被烧掉的曲谱和黑胶碟。他形容那个场面简直超现实，一场全世界的音乐盛宴在他眼前展开。
八十年代，有个老头出现在这些老弄堂口，在旧书摊前流连忘返。他找到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包括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曲谱。他用考古学家的发掘精神和热情，在信息不那么流通的时代收集到了海量资料，开始写乐评。国内第一批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的爱乐者受惠于他的乐评，完成了音乐启蒙。
我以前没听过辛丰年先生的名字。我是个古典音乐的“享乐者”，更贪恋听觉上的快感，对乐器的操练、乐理知识缺乏持久的兴趣，时常想起来就猛读一阵，想不起来就根本不读。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属于我这种。如果再仔细想想，国内大部分乐评其实对于刚入门的爱乐者并不算友好，喜欢拽专业术语和“乐迷用语”、热衷于音乐厂牌的比较和偏好，也让很多读者无所适从，甚至被吓得不愿再涉足古典音乐。
辛丰年先生的乐评没有这些怪毛病。我喜欢他的没有门槛，他的亲切，他的少年气质，尤其是他的兴高采烈。
在所有的仿作中，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这部随想曲，恐怕最能满足向往西班牙风光的乐迷了。这的确是阳光耀眼热气腾腾的音乐！”在对月夜松风的表现中，咏唱主要旋律用单簧管是非常允当的角色分配，这一运用可作为配器法的名例而永垂不朽了！而衬托着单簧管的领唱，弦乐掀起松风阵阵，那效果也是绝妙的！”一个真正爱乐者对作曲家的爱是根本藏不住的。他就是控制不住的高兴，每句话都用感叹号。所以，我甚至单纯因为他那股高兴劲儿而高兴。他在《乐迷闲话》、《处处有音乐》里对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的描述，对巴赫《恰空》那种高处不胜寒而又努力攀登之的描述，对穆索尔斯基、斯特拉维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的民族力的感触，跃然纸上。
辛先生的乐评涉及了有关音乐的各个方面。他的写作风格不是那种枯燥沉闷、严格划分阶段和音乐风格的写作手法，而是融合了音乐家个人轶事，曲目最精华之处和他个人的聆乐体验。在音乐家个人轶事这部分，音乐家们的个性、相互影响而碰撞出的火花导致的音乐风格流变，让我们很容易从大背景上了解了音乐史的发展，弄清不同音乐风格之间的关系。
比如，《处处有音乐》里有一篇《瓦格纳造访罗西尼》，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早期代表作曲家，而瓦格纳的歌剧属于“未来音乐”，他在作曲、指挥、舞台设计等方面的全方位能力诠释了“整体艺术”这个概念。这两个人，一个是前朝遗老，一个是备受争议的作曲家，见面首先聊的话题竟然是怎样对付那些骂他们的人。
我对作曲家之间的八卦欲罢不能，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无法免俗，大部分原因是口味如此，也渐渐明白了在任何时代，一个创作者遭遇的诋毁、抨击和压力都远远超过赞美。而且只要你不断创作，就会不断受质疑。对此，罗西尼的处理方式是：
“他们越是要来折磨我，我越是要回敬他们更多的华彩句。他们给我乱加恶名，我报之以三连音。我用弦乐拨奏来对他们冷嘲热讽，不管他们怎样嘁嘁喳喳吵吵嚷嚷，我都会在渐强乐段中用大鼓锤狠敲他们几记，在结尾处用出人意表的效果吓他们一下。相信我，别看我头上套着假发，那并不是因为那些混账东西损伤了我一根头毛！”
作曲家的心就是一面怎么敲都敲不破的铁皮鼓，你越想锤破它，它响得越大声。
在《乐迷闲话》这本里，辛先生事无巨细地写了各种乐器的流变。有很多人其实不太爱读这个，钢琴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啊，小提琴的弓怎么从弧形弓（巴赫弓）发展成现在的直弓啊...看起来确实没意思，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用，因为只有熟悉了钢琴的特点，小提琴的发声原理，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唯独钢琴能够模拟一支管弦乐队的效果，从而有助于交响音乐的普及；明白为什么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很难改编成钢琴曲；明白为什么用不同乐器来配器，一只曲子的效果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无论如何欣赏，说到底是要听，反复听，如痴如醉地听，着了魔地听。一首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辛先生听了至少一千几百遍，而且是那种焚香沐足式的听。我听音乐就更随意一些，在那些焦虑时刻、纠结时刻、难以言喻的时刻，音乐安抚了我。
第一次听到圆号那怪异幽默、带有童话色彩的吹奏，第一次感觉到钢琴音符倾泻而下、激起心头一阵难言的悸动，第一次拿到莫扎特第二十号钢协的总谱，第一次和贝多芬的《月光》面对面...此后在每一座不同的城市，每个不同的场景，甚至是每一个熟悉的回忆涌上心头时，你明白这些旋律对于你的意义，正如你的感情已经成为这些旋律中的一部分，而旋律成为了你难以言喻的感受的实体。你喜爱它，不仅仅因为它是它，而是因为它将无数个“The Moment”变成了魔幻时刻。这种感受，是听音乐最浅层面的感受，也是最深意义上的感受。
《辛丰年音乐文集》读后感(四)：孙国忠︱辛丰年：一个时代的爱乐印记
（原刊于上海书评 文︱孙国忠 ）
雅众文化&上海音乐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辛丰年音乐文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一亮相，立刻引起高度关注，乐迷叫好，专家点赞，媒体称道。我也很喜欢辛丰年先生的爱乐文字，尽管他生前出版的书我基本上都读过，但如今得到这套重新策划、编辑的六卷本文集，重读和再品先生文章的愿望依然强烈。在我的印象中，一个音乐爱好者的谈音论乐能同时吸引乐迷大众和音乐界人士，好像只辛丰年一人有这本事。三十多年来辛丰年的文字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他的爱乐经历、体悟及写作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爱乐印记，从中可见中国乐迷爱乐体验的独特性及其人文意义。
辛丰年谈音论乐的文章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上。一谈到“八十年代”与《读书》，我感觉到一种激情的涌动。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代，那是一本启人心智的刊物。那时的《读书》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既发表与时代脉动合拍的理论文章，也刊登适合普通读书人口味的人文随笔与艺术评论。有学术底蕴的文化审思和有格调、有趣味的艺术品读，成为《读书》独具魅力的特色。想当年，文化界和读书界的朋友们聚会，谈读书，聊《读书》，总是一个让大家都起兴致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氛围中，辛丰年的文字登上了《读书》的版面，其专栏的名称颇为低调：“门外读乐。”作者谦逊，读者却相当热情。辛丰年的爱乐文章在《读书》上一露面，随即引来各界好评，赞美声不断。辛丰年的文章以爱乐专栏的形式出现于一本人文类读书杂志，是一个有历史意义并值得回味的现象：借助《读书》这样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平台，作者很好地展示了古典音乐鉴赏的知识、趣味和文化意涵，并以“读乐”的姿态表达了爱乐的诉求；《读书》则通过非学院派的爱乐言说引入音乐艺术赏析的同时，自然地扩展了刊物的论域，开阔了其已有的人文视界。更为重要的是，辛丰年其人其文在八十年代的出现，颇有意味地预示了此后中国大陆爱乐潮流的升涨。换言之，辛丰年独树一帜的谈音论乐不仅让众多音乐爱好者尝到品读音乐艺术的滋味和趣味，也让音乐界的“学院派”感觉到“爱乐”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与爱乐人群体之艺术能量的重要性。
坦率而言，用文字论说音乐并非易事，因为音乐特有的艺术符号与作为听觉艺术的表现方式决定了它的抽象性质和与文字描述的“疏离感”。由于音乐的本体构建及其艺术展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得音乐圈外的人很难进入其中，外行人对音乐的“说三道四”常常会露出马脚或相当肤浅。然而，音乐又是一门非常值得论说的艺术，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在当今艺术世界及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钟情音乐的人们乐此不彼地对之进行探究与评论。专业圈内的谈音论乐称为“音乐学”（musicology），那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以学术论文为载体的“音乐学问”，这种关于音乐的著述（writing about music）是学界内部的交流，其专业性的文字呈现力求音乐艺术的深度解读与融入感性认知的理性阐释。
显而易见，所谓的“音乐学写作”是将爱乐人群体排除在它的读者对象之外的。爱乐文章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它并不追求高大上的 “音乐学问”，而以更接地气的散谈、杂论、随笔或札记言说对音乐的感怀、思绪和体悟。这样的“音乐漫游”无疑给予爱乐文章的作者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资深乐迷辛丰年以其多年听乐、品乐的经验和对音乐著述的特别关注，睿智地在“学院派”的音乐学术之外开垦出一片园地，用“非音乐学写作”的方法来展示自己的爱乐情怀，奉献了对音乐这门艺术的知性恳谈，由此引来众多拥趸。耐人寻味的是，长时间以来，让广大乐迷感兴趣的并不是“学院派”深湛的音乐史论和详尽的音乐分析，而是无拘无束、富于情趣的爱乐漫话与鉴赏笔谈。正是这种让乐迷有亲切感的音乐论说，使这一不断成长的群体有了心系音乐的归属感，“爱乐”成为展现其艺术凝聚力和精神蕲向的最恰切指称。
辛丰年先生我一直对“爱乐”这一词语本身及其引发的文化现象很感兴趣。“爱乐”这种与音乐发生关联的艺术接受行为，很自然地模糊了“学院派”与“学院外”的边界。我认为：“爱乐”就是热爱音乐，“爱乐”不分专业和业余，热爱音乐的人也无所谓“圈内”和“圈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热情的爱乐人群体支撑着古典音乐在现实音乐生活中的“主角”地位。“爱乐”是一个有意味的指称，其丰富的内涵应当细细品味。我特别欣赏与“爱乐”密切相关的一个语词，叫做“读乐”，就是辛丰年先生在他《读书》上所写专栏的“标识词”。先生所提到的“读乐”并不是专业音乐领域通常所指的读乐谱，而是一种注重主体参与、多维度观照的音乐鉴赏行为：听音乐、看乐谱、查资料、读文字与评作品。这些方方面面看上去与专业音乐研究的过程非常相似，但其过程导向的目的完全不同——它并没有强调学理性文本解读和音乐释义的诉求，期待的只是为音乐的鉴赏提供一种融“智识”与审美情趣为一体的知性体验。
重读《辛丰年音乐文集》中诸多我熟悉的文章，感慨颇多。恕我直言，辛丰年对音乐挚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些搞专业的所谓“音乐工作者”。他对音乐的情有独钟不仅是一种艺术爱好，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他文字中显现的心路历程、爱乐情怀和“读乐”实践，让人感叹音乐所具有的触动心灵与渗透血脉的艺术力量。辛丰年的爱乐文章多年来广受赞誉，与他个性化的“读乐”和文字风格有很大关系。常言道：文如其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为《读书》写专栏到后来定期为《音乐爱好者》写稿和出书，辛丰年的身份只是一位低调生活在三线城市南通的退休老人。他几乎没有机会再赴音乐厅现场观（听）赏音乐演出，除了先前的音乐记忆，那些年他的音乐聆听主要来自电台节目和唱片欣赏。除此之外，就是博览群书，用品读“音乐文字”的方式来感悟、体会音乐的史蕴诗意，丰富自己的鉴赏经验。然而，远离“音乐现场”的实况鉴赏体验并不妨碍辛丰年对“读乐”的热情，他淡定自如地进行着自己的“读乐”，其不温不火的文字儒雅之中透露出历经沧桑的老练，渗透其内的是澄明、温润的爱乐品格。
爱乐需要态度。辛丰年的爱乐姿态除了真诚与执着，就是始终以音乐圈外乐迷的心境与视角品味着音乐的美以及音乐中的智识底蕴和人文寓意。辛丰年的爱乐文章题目多样，内容丰富，思路开阔，论说有趣。这种摆脱了学院派论文腔调和传统写作套路的音乐言说让人感到轻松中的温厚，舒朗中的精妙，低调中的品位。无论是谈论乐人乐事，赏析名曲佳作，还是漫议听乐门道，品读乐论辞书，辛丰年的写作总能找到有意思的“话题”，并常有“亮点”显现，令人回味再三。
贝多芬是辛丰年最钟爱的作曲家之一，他对这位展现“音乐之力”的大师的评价也相当给力：
我总觉得他是个最雄辩的大师。他的思维、语言逻辑，令人信服，有时简直不可抗拒……听他的前人之作（例如莫扎特），是另一种逻辑，一种美的逻辑；而他，是力的逻辑……贝多芬的乐流，虽不总是激流瀑布，也必是汨汨的溪泉，是活水。驱动这流动不息滔滔雄辩的音乐之流的，是一股强劲的力。（《如是我闻贝多芬》）贝多芬的音乐伟力本是音乐受众都能感受到的，但作者在此将贝多芬的这种音乐特质联系到展现“雄辩”姿态的创作思维及其艺术逻辑，这就使欣赏者个体品读大师的言说有了一种智性的光彩，其洞见的意味不言而喻。
辛丰年品鉴的古典音乐作品既有公认的经典名作，也有颇为“冷门”的乐曲。他在《返听德彪西》一文中论述的令他“刻骨铭心”的《长笛、中提琴、竖琴三重奏鸣曲》，或许很多“专业人士”都未听过。辛丰年对德彪西这部室内乐作品的“听后感”展露出他独特的体察和思量，渗透其中的是浓浓的爱乐之情：
整个听来，三件乐器的织体巧妙而自然，浑然一体，斑斓如古锦。反复倾听，你会有多方面的感受。它虽然宣泄了作曲者的满腹愁肠，却又绝不像浪漫派末流的滥无节制。既不失他固有的清新，又比他中年之作多了几分典雅纯静。令人于深切的感动中不禁要从心底默然赞叹：“大师乎，大师乎！”辛丰年是一位很有修养的爱乐人，这种修养也包括他对中国音乐、诗词、书画等领域的涉足与研读。因此，他在论说西方古典音乐时，时常会关联到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用比较、比喻、联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作品和音乐形态、风貌的理解。我对音乐学术领域研究性写作中用中国古诗词或其他中国艺术样式来论说西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做法表达过质疑，我认为：严肃的学理性探讨和以研究为目的的写作需要有依据的论证，必须呈现有学术说服力的解读和诠释。但是，我并不反对（也无权反对）在非学术性的写作中，爱乐人以中国的文化艺术形式来“领悟”“感怀”或“畅想”西方音乐的蕴意。这种“中西关联”的音乐鉴赏思路至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爱乐人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感知或体会有着多样化的可能性。以下这段辛丰年的文字表述，就让我们感受到这类个性化“音乐感悟”的抒情性景致和畅想中的诗意：
《罗马的松树》中第三章，可谓一幅“月夜松风图”。我想，作者是写他心中的古时月，与眼中的今时月。他是否也大有“今月曾经照古人”之慨？在我这个中国人听来，听时仿佛进入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境。又好像感觉到了苏轼《承天寺夜游》中那清冷的夜气。（《无形画 有声诗》）毋庸讳言，不喜欢辛丰年爱乐文章的人也是有的，其中就包括我的一位在音乐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我问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简要直白：“千篇一律。”我猜想他所批评的“千篇一律”不仅指辛丰年的写作中已成文体风格的“路数”，也指其音乐散谈、杂论的内容深度。我能理解这位朋友对辛丰年爱乐文章的不满。随着时代的进展和音乐生活的日益丰富以及爱乐人水平的不断提高，热爱音乐的人们不仅对非学术性音乐论说的形式和样态会有更多的期待，而且对爱乐文章的内容、格局、视野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辛丰年的爱乐文章过时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辛丰年的文章及其个性化的爱乐感悟和音乐言说不但不会过时，反而会在今后的岁月中进一步展示其独有的魅力和作用。作为当今中国音乐生活发展进程中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档”，辛丰年的谈音论乐在记录作者个人爱乐经历、认知和思绪的同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爱乐印记，从中可见汉语语境中西乐鉴赏与接受的特色及人文意涵。对我个人而言，辛丰年独具品格的爱乐文字将会时常提醒我，如何在“音乐学问”之外去感受听乐、品乐、论乐的乐趣和情味。
《辛丰年音乐文集》读后感(五)：严晓星 | 再记辛丰年先生
（原刊于上海书评）
2006年7月5日，辛丰年在南通博物苑看另一次二玄社画展（黄哲摄影）。小引
这些“碎片”，从辛丰年先生逝世后第四天（2013年3月30日）开始写起，此后的一两周内完成绝大部分。那一阵，报刊不断来约稿，希望我撰文纪念辛丰年先生，都一一辞谢，或推荐了别人。《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兄出于对先生的敬重，连续催促和等待了三四年，我很过意不去，今年初春，给他看的还是未完之作。承他不弃，选择其中大部分（约一万二千字），分别用2月23日、3月2日两个整版刊出。现在，因为要将此文收入新书《舟榻编》，又增补了些许内容，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先生去世三十九天后，他的毕生好友章品镇先生接踵而去。又过了五个多月，我父亲也离开了。再后来，成公亮先生、李君维先生、杨成凯先生……那些深深影响了我们、造就今日之我的父辈，渐渐隐没在时光里。先生遗体告别前的那个晚上，我与他的家人一起守夜。我默默地看着先生，十五年的点点滴滴淌过心头，只有平静和温暖，并不如何哀伤。先生听到绝妙的音乐，总忍不住和朋友分享；我见过这样独特的人，也不禁想讲给朋友听。世上尽有美好的灵魂，先生一定是最美好中的一个。
2017年11月16日
参加完8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处处有音乐：‘辛丰年音乐文集’分享会”归来，尊郑诗亮兄之嘱，将本文未刊部分再加选择，以“再记辛丰年先生”为题，交由《上海书评》发表。
2018年8月19日
2004年3月6日，扬之水与辛丰年。（严晓星摄影）一
友人赵鹏，娴于地方文史，在《张南通先生荣哀录》里抄来辛丰年先生父亲为张謇作的祭文：“维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廿四日，严春阳谨以清酒骍牡兰香椒糈不腆之仪，致祭于啬公先生之灵曰：乌乎我公，唯天之命。盛德大业，匪言可罄。三十高名，声闻帝京。天人三策，文章老成。方歌喜起，遽谢金紫。思古圣王，唯晋重耳。乃启鸿濛，通商惠工。敬教劝学，务财训农。遂以一邑，为天下范。沧海无深，泰山绝巉。我游无方，廿载戎行。司铎申江，一苇可航。敬恭桑梓，公闻而喜。进与周旋，振振公子。立身当官，勤政在民。公尝诏我，书绅佩纶。仁言丹抱，邦国瑰宝。庶几遐年，永为民保。遽遘凶灾，木坏山颓。谁非赤子，乌乎哀哉。河岳动摇，山川震骇。名满乾坤，悲弥四海。我来陈词，云哭其私。精诚若接，神其来思。尚飨。”
先生一边读一边笑：“肯定是什么文秘写的，我父亲哪会写这个！”
1934年夏，先生的父亲去世。时已下野、隐居天津的孙传芳送来挽联，先生还记得：“呜咽听江涛，无限怆怀惊噩耗；凋零感袍泽，不堪回首已当年。”
赵鹏又抄示南通地方文人习艮枢（位思）为先生父亲作的挽联：“南州子弟让湘淮，衣锦故乡还，髀肉自怜，万户侯封辞马上；东海人才失仓扁，袖方宾客试，肺肝不语，千金生命等鸿毛。”先生完全记不得了。
二
先生的嘴角微微笑，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告诉我：“我父亲还说，他是年羹尧的后代呢！”我也一笑。
后来读书，发现年羹尧是明代名臣年富的后代，而年富，又本姓严。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内情呢？一下子来了兴致。可上网一搜，发现自称年羹尧后代的人满坑满谷，兴致顿时烟消云散。
告诉先生，他还是嘴角微微笑。
三
先生与范彦彬的小儿子是同学，常去他家玩。一次，遇到同学的大哥范子文。先生说：“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小孩儿，范子文比我大几岁（按：大六岁），在我们眼里就是大人了。他正背着一麻袋的书，要出去还掉……”
“一麻袋的书！”我叫起来，立即想起在日本读书时的郁达夫，据说他在图书馆借书，是一排一排地借的。
“那么，他是不是很英俊、很聪明的那种人？”因为我遇到几乎所有认识范子文的人都这么说。
“是啊，很英俊，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风度真好……”
范子文后来是国民党的大特务，极为能干，在台湾失势后，曾和李敖一起坐牢，《李敖回忆录》里把他写得很可怜。他还有一个身份，琴人，曾经创下用一个月多点的时间学完《梅庵琴谱》全部曲目的记录，至今无人突破。
四
先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学琴时用的古琴“声如木石”，但他也弹过真正的好琴。
先生的兄长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刘桥镇人，听说先生喜欢弹琴，带来一张琴给先生弹了一阵。先生说，那张琴的声音好得不得了，“拿在手上，真轻！好像没几斤……”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甚至让他觉得，好琴的唯一条件就是“轻”。
但先生记不得兄长这位朋友的名字了。一次还谢孝苹先生的《雷巢文存》给我，说：“我在这书里看到那个借琴给我的人的名字了，他叫刘本初！”
现在合肥的琴人刘赤城有次电话里对我说，他有个堂兄弟叫刘本初，曾经先后跟他的堂伯父刘浩然、父亲刘嵩樵、父亲的老师徐立孙学过琴。既然如此，那么那张琴如今或许还在天壤间吧。
五
1943年初冬起，先生在《北极》半月刊开始用“石作蜀”这个笔名撰文。先生说：“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当时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随便挑了一个。”
第二年5月，先生还用过一个笔名“扶风”，也是随便挑来的。先生的弟弟年兮2002年1月写信给朋友说，《诗歌线》和《北极》上的作品“大部分是按照篇幅之需由几位编辑分头赶写的，又不能都写一个笔名，这是因为不给敌人嗅出什么，往往是写成一稿以后取一本地图册信手翻到一叶又信手指向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成了笔名了，二哥顺晞如法炮制翻到陕西省指了一个‘扶风’地名，这就成了某篇文章的笔名。以上是一个亲眼所见的趣闻”。
那段时间，先生用的笔名有十几个，自己都记不清了。章品镇说：“……似乎取笔名也是一种创作，这是从鲁迅的许多笔名得到的启发。于是乐此不疲。”根据他和其他人的回忆，我在旧报刊上找出了先生几十篇（首）诗歌、随笔、译作，恐怕仍不免遗漏。
六
先生有同乡兼同事张效平，终身好友。张效平得子在先，取名张雷；先生得子在后，取名严锋。合则为“雷锋”，盖其时雷锋宣传正炽也。
严锋生后四年，得次子严锐。“锐”字，大约是从“锋”而来，当真是军旅世家的气概。
七
1983年1月号《解放军文艺》刊出过一篇枫亚写的小说《严恺度晚年》，说是小说，庶几可当纪实看——严恺的原型就是先生，而枫亚，是他一位龚姓老战友的笔名。
《严恺度晚年》第一句就是：“去老友严恺家串门的趟数，越来越觉得不宜多。可是，他那种乖戾的生活方式，却老在逗着我……”全篇就是用一种轻松的调侃，极言严恺之怪，怪得不能再怪。这就是他对老友的全部理解。
先生跟我提到过这位老战友：“有一阵子，他经常来找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是闲聊，好像是对我很好奇。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他！后来他就来得少了。”
先生去世后，南通媒体一哄而上，纷纷报道。过了不久，某报发表了这位老战友的纪念文章，开篇就说，看到大家纷纷在纪念音乐评论家辛丰年，初不知何方神圣，后来才发现竟然是我的老战友严格。此人极怪，早在三十年前，我就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云云。
要相信，有些人永远无法沟通；也要相信，先生几乎不与人交往，是有其道理的。
八
先生的笔名“辛丰年”，得之于英文symphony（交响乐）。据说金克木先生第一次看到先生的文章，就自言自语道：“辛丰年，这不是symphony么！”
但最初，先生用的不是“辛丰年”，而是“辛封泥”。先生说：“不是‘丸泥可封’函谷关么，我觉得很有趣，读音上也更接近些。”1986年，《乐迷闲话》的编辑董秀玉和先生联系，说“辛封泥”太不像人名，而建议改用“辛丰年”。“辛丰年”就这样诞生了。
1986年8月10日在《新民晚报》发表的《活电脑——神奇的音乐记忆力》一文，可能是先生第一次公开使用“辛丰年”这一笔名。次年一月出版的《乐迷闲话》则是第一本署名“辛丰年”的书。
我觉得以“封泥”为名，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先生的文人雅趣。而且，二十多年后回头看，深觉先生意识超前——如今我们对“黄爱东西”、“安妮宝贝”这样的名字都习以为常，又何况一个“辛封泥”呢。
我想先生内心一定还是很偏爱这个名字，总算在1999年《钢琴文化三百年》出台湾版时用了一回。这是唯一署名“辛封泥”的书。
《钢琴文化三百年》台湾版是唯一署名“辛封泥”的书九
先生后来为《读书》写稿，联系的编辑是赵丽雅。
赵丽雅一度想写一组人物，只写了谷林和先生就没再写下去。写先生的那篇《辛丰年与Symphony》，发表在《读书》1994年第9期，署名“于飞”。
赵丽雅的另一个笔名“宋远”，也出自《诗经》。严锋在他的名文《我的父亲辛丰年》（原题《辛丰年其人》，是《辛丰年音乐笔记》一书的序）中说：“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我看过严锋寄给先生的原稿，这里原本还有一句，说先生对她“敬若天人”。
先生删掉了这句话，说：“他乱说！”
1998年初，严锐的女儿出生。先生给这个孙女取的大名是：严丽雅。
十
陆圣洁晚年长在美国，只要回国，必定来南通看先生。每次来，都给我们看从前先生写给他的信，说在美国一直随身带着，只要想先生了，就把信拿出来看看。
没错，信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了。
直到2009年秋天，得到了他在美国游泳时意外溺亡的消息。
他曾经与薛范一起来南通看先生。那时南通、上海之间还没通车，只有坐船。先生一定要去接他们。好像是凌晨四点多到，先生坚持早点去码头。我只好半夜起来，一点多接了先生，两点多到码头，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多小时。
至今仍然记得先生穿着厚厚的衣服，笔直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的身影。
陆圣洁夫妇、薛范、辛丰年在濠河畔（严晓星摄影）。十一
第一次见先生，是冬夜。节能台灯白白的光，先生侃侃而谈。四周光线昏暗，东、北墙高处三层铁架子，全是书，全都看不清楚。
第二次见先生，是初夏。那时党史办、方志办合并，我要求去做一份内刊编辑，向先生征求办刊建议。看到他有个本子，记的都是读书时遇到的南通地方史料。
这之后，渐渐去得多了，知道了他喜欢什么书，对什么题目感兴趣，有什么多年未了的阅读愿望……慢慢地，开始替他买书，替他找书，告诉他出版信息，当然，每读完同一本书，也会交流彼此的感受。
一直到今天，看到某本书，我仍然会条件反射似的想：
“这是严老喜欢的书！”
“严老如果还在，看到这本书该多好！”
“真想听听严老对这本书的看法……”
“现在找书真是太便利了，严老如果现在让我给他找书，十之八九都能找到！”
十二
先生给别人拿来的书题款，上款多称“同志”，而且绝大多数用“仝志”。估计仅仅是为了少写几笔。
签名，一度说“熟人就写严格，不熟悉的就写辛丰年”，也没完全遵守，随意写之。
十三
对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有人求之不得，先生尽量避免。
吴祖强请先生去中央音乐学院讲学，被谢绝；《读书》杂志创办二十年作者座谈会，被谢绝；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想来采访，被谢绝。
但在他生前，照片曾两次登上我现在就职的这家报纸，都是我的同事兼小学同学黄哲所为。
第一次，黄哲去博物苑二玄社画展采访，一进门就看到老人家在看画，极其专注，完全符合新闻需要，当下拍照，作为图片新闻稿。
2001年5月10日，我打开报纸，看到先生的照片，立刻打电话给黄哲：“你知道吗？你拍的那个老人家，就是你的偶像辛丰年！”
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上了报纸，我们岂能不“幸灾乐祸”一下？
十四
严锋《辛丰年其人》里说先生：“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于是想起，有次聊到某人不停背后说我坏话，同时又不断找我帮忙，而我明明知道，还是继续帮着。先生直斥：“你乡愿！”“老好人做不得！”
十五
杂志上介绍台湾交工乐队的民谣作品《我等就来唱山歌》，先生特别欣赏文中引用的歌词，说：“这才是真正的民谣，真正的山歌，我们过去常听的都是伪民谣、伪山歌！”
十六
先生总是杜门谢客，人常以“隐士”目之。可他一再说：“我不是隐士！”很坚决。
晚年的他，总是读《南风窗》《炎黄春秋》《南方周末》。他想知道许多历史的真相，也想知道现在的真实。
渐渐的，我们的话题相当一部分在聊社会现实，往往他是这样开头：“你知道最近的某某某事情么！嗨你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这些大事，让他休息不好。
做梦想不到的是，他会说：“我经常在想，我听音乐，有罪恶感。太奢侈了！这世上还有很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我怎么可以沉浸在音乐里呢？”生命最后的十年里，这位六十多年的老乐迷，竟然很少听音乐。
偶尔还是有人提到“隐士”这个话题，先生会说：“我这个隐，是逃避！”
想想先生年轻时，大约是想隐而不能隐吧，毕竟有热血。而晚年，是不想隐而只能隐，毕竟老矣。
十七
去另一家医院看先生。
先生说：住院也有个好处，就是了解社会。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啊！有的人……（他压低了声音）像邻床的，没有医保，又没有钱，怎么办？只能等死！
后来才从严锋那里知道，先生没有告诉我的是，他听到邻床传来哭泣声，了解情况后，硬塞给他们一万多块钱。
十八
我父亲与先生从来没见过面。在快递还不发达、邮局又靠不住的年代，去南京出差时，替先生带过几次书给章品镇。
先生对什么都有兴趣，遇到家具行业人士，都会津津有味地问上半天家具专业知识，当然也会和我聊起我父亲。
父亲在本地，算是个不太小的官，而先生对官员的厌恶，又是人尽皆知的，所以我虽不隐瞒，却也不多谈。还好，先生神色如常，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
2011年底，父亲重病住院。没多久先生知道了，电话来说很想来看看我父亲，但他行动不便，过一阵让严锋来。我很是惶恐，连说不必，先生说：“对你父亲，我是很有敬意的。章品镇平生很难认可谁，但他对你父亲评价很高。这么多年，通过你和你的为人，我对你父亲也不是没有了解。”
父亲当然也知道先生对官的一贯态度，得知消息，连呼“这怎么担得起”，让我劝阻。
严锋因为感冒推迟了一阵，可还是来了。虽在病房，父亲却很郑重地接待他。
官，在先生心中原来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机械。
十九
严锐平时难得给我电话。2013年3月26日中午近1时，正在医院陪父亲，有电话来，看到严锐名字，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果然，他说：“严晓星，刚才，我爸他过去了。”
头脑轰地一响，这一天终于到来。冷静了一下，从这里到他们送去的医院很近，立刻赶去，一路昏沉沉的。到了急诊室，先生躺在担架床上，安安静静的。
严锐说：“昨天还挺好的。我还放了《蔷薇处处开》几首歌给他听。他欢喜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好像第一次听一样！”
——刚认识先生时，他七十五周岁，每言“将来要如何如何”；最后几年，才常用“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如何如何”的句式。
这一天，正是先生喜欢的贝多芬的忌日。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