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看见母亲的手干枯，瘦小，皲裂，指头的关节处、还有巴掌心，许多老茧上又添了新茧。见我抚摸她青筋凌乱的手，她笑着说 ：“妈老了，这双手，再也提不起一些重东西了。”我心头有些发酸。
母亲的这双手，也曾经厚实丰腴；这双手也曾经充满了血色的河流，收拾过春夏秋冬。她不仅用自己的一双手开荒种地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她同普天之下的母亲一样，用一双手抚育儿女们长大；她的这双手，也曾经拍打过我们的身体，发出有力气的教训嘶吼。
印象中母亲有两次揍我。第一次揍我，还是在我六七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正是大年初一，虽已立春，但天气依然寒冷，早上的太阳藏起了脸，风“呜呜”地刮着，掀起枯枝，落叶，地上的鞭炮碎 屑，稻草，烂菜叶……在空中飞舞得团团打转，从村北头扫到村南头，路面被吹得干干净净，垃圾堆到墙角或柴垛的边缘，稍稍停留一会儿，再一阵风来，又会分散往前飞去。不远处的池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冰上又落了一层新霜，被风吹得东一点西一点地散乱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厚此薄彼是此时的写照。
我家属于村子的中间位置，大门口夹在两个邻居伸出的偏房墙中间，约模着有三条车道那么宽，像条巷道似的，栽有两棵对，一棵槐花树，一槐海棠树。一到夏天或冬日有太阳的午后，大门口便是村民们爱聚会八卦的地方。这个地方冬暖夏凉，夏天时，除了中午有一阵阳光穿过树木漏下分割的光影外，早晚都很阴凉；冬天呢，风还没来得及吹进来，就沿着村路掠过去了。
附近的村庄偶尔还传来零星的鞭炮响，这个时间点上，我父亲至少要比他们提早两个小时，天没亮就在门口放过了接年炮。我在门口捡拾着父亲放的哑炮，身边的树枝都是光秃秃的，虬枝峥嵘，树下除了几片生锈的落叶残渣外，什么也没有了，地面每天大早总 让母亲扫得干干净净。
感觉有些寒冷，我重新系了系头上的旧格子围巾，把嘴也包上，只露出两个眼睛。
大姐坐在高高的石头门槛上，端着几个水饺正吃着。这时，门口来了一个老乞丐，看样子有60岁左右，他穿着黑灰色的破棉袄破棉裤，有些地方白棉絮都露了出来，头发，胡须像落了一层霜，有些长，乱糟糟的样子，看起来好久没有洗过。
这乞丐把自己的碗伸到我大姐面前，说道“大过年的，行行好，给点热乎的吧！”
我大姐赶紧站起身子，站到门槛里面对我说：“妹，你去拿一条红薯给他。”
我转身“咚咚”地就跑进厨房。
母亲还在厨房里烧猪潲水，她头也没有抬。年前从别人那里新捉的小猪崽，正在大门口不远处的猪圈里，一声接一声地叫唤。厨房的水蒸汽氤氲到房梁上，顺着瓦棱慢慢地散淡，空气中飘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香气。
我在菜案上拿了一小条熟红薯出来，递给门口的老乞丐，可他死活不接，一再指着姐姐碗里的水饺说他很想吃饺子。
那是七十年代末，刚刚改革开放，我们村的人主粮都跟不上，平日里也是靠红薯南瓜地瓜这些杂粮来填充一下肚皮。只有逢年过节才有一顿饺子吃，而且里面的馅大部分还是蔬菜。
“没有饺子。”我大姐没好脸色：“我们都没有吃的，就这几个饺子，还是过年才有的。红薯你要是不要，也没有了！”
“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拿进去了呀，不给你吃了。”我也没好气地说，提高了声音，“没见过你这样要饭的。”别看我年纪不大，但那时说话还是很利索。
大姐“呼呼”地把最后两个饺子吞进肚子里，她那时约摸已经十三岁左右，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人勤快能干活，饭量也大，我母亲常常说她是饿鬼投胎。
正在这时，母亲端着碗从厨房出来，隔着一堵墙，她或许是听到我们的话，径直走出了大门边，瞪了我一眼，把碗里几个水饺连汤水全倒进乞丐的碗里，脸上还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 ：“锅里没有了，就剩下这几个。”
我知道这是母亲大年初一的早餐。为了这几个水饺“大餐”， 昨晚守年夜的母亲向邻居借了一升面，加水和好，切了一堆白菜， 一小块肥肉，细细地剁了好久，搅拌均匀，熬着煤油灯和姐姐哥哥一个个包起来的，她的一双巧手，把饺子捏成几种花样。晚上很冷，比白天的温度还低，为了省柴，母亲又不舍得加劈柴，火堆小小的，就像天上的寒星，只看得见光亮，却感觉不到多大的温暖。她们三人的手指头都冻得通红，特别是母亲，在放下最后一个饺子时，手都没法伸直。那时候的她也就三十出头，一双手有力道，尽管生活的一些伤疤茧子开始在巴掌上布置纹路，但修长的手指看起来还是美丽的。
今儿清早一起床，她就忙前忙后，没顾得上吃一口，现在还把最后的几个饺子给了乞丐，这一次吃不上，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吃上。
望着母亲手中的空碗，小小年纪的我很是生乞丐的气，咕咕嘟嘟地对着他嚷：“你把我妈的饺子吃了，你把我妈的饺子吃了。”
乞丐哪管那么多，他两口就把几个饺子吞进了嘴，抹着一把嘴，然后又往隔壁邻居家走去。
母亲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弄进了破旧的厨房，同时又喊过来大姐，她让我们伸出手掌，掌心朝上，她使劲地用巴掌“叭叭”地拍打着我们的手掌，厉声说：“平时我怎么教育你们的？我说过多少次了，要尊重老人，要帮助可怜的人，你们看看这个老人多可怜，过年他都没家回……”
她的手掌厚实，有肉，充满血色，打人很痛。
我一边缩着手，一边往后让步，直到一堆柴棍抵住我的屁股，我才没有了躲让的空间。看着母亲铁青的脸，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或者是大姐年长我几岁久经“沙场”，她倒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的巴掌打下去，她即不躲也不让，笔直地站着，只把眉头皱了皱。
直到母亲一再问我们记住教训没有，我姐妹俩赶紧说：“记住了。”母亲这才住了手。
2然而童年却是不长记性的，遇同类的事情倒也好，母亲的教诲尚能在耳边重温，一旦有个变通，我的顽皮我的本能就像锅里煮饺子，久了，馅就露了出来。
春天里摘野菜摘野果，是我们补充粮食的重要来源之一。逢上星期天，村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不用上学，他们领着我们这一群小屁孩，背着家里的小背篓，或挎着小竹篮到处跑；去门前不远处的山上掐蕨菜，挖野笋，拾地皮，摘秧泡，抽嫩茅等等。除了这些，田沟里摸小鱼小虾，捉青蛙泥里捉乌龟，这些年少可 以吃的美食，存在我馋猫一样的童年，存在我现在的味蕾里，让我的记忆时不时越过时光的河流，从而沉缅于那时的简单快乐并为之心酸。
有一次，我和几个差不多大小的玩伴，都是六七岁的样子吧，在一块空泥田里挖泥鳅，水积多的时候，我们就划分区域，挖条小沟截流疏导。
隔着一块水田，大人们正在插秧，我的母亲也在其中，她们一边干活一边有说有笑。
一条黄鳝突然从我脚边窜出头来，头黄黄的，肉嘟嘟地，满大个的一条，我伸手一按，黄鳝一滑往前窜了一段越过了我的“地盘”外，我的中指与食指只钳住它的尾部，我身旁的小顺掐住了它的头，两个人合伙把这条黄鳝按在泥里。
我们两个都半弓着身子，浑身都是泥巴，脸上头发上也是，半 仰着头，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谁也没有打算松手的意思。
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打了起来，黄鳝又重新钻进泥里，他虽然是男生，但是个头没我高，力道相差不远，我们扭倒在泥田里——想起了相扑之说，现在的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我们的扭打中，在几个孩子惊叫中，我们两个人的母亲跑了过来，各自拉散了我们，我母亲率先把我扯到上围的水塘边，放在水里站好。她扒掉了我的一层外衣，掏洗着我耳朵里的泥巴、解散了我的头发。一边教训数落我，说她忙，我总是让她不省心，我不是下水就是上树要么打架。
骂着骂着，母亲来火了，眼睛本来就不算小，瞪起来更是吓人，用我们那里的土话说：“牛蛋眼。”她的齐耳短发用发夹别在脑后，我相信，如果她不生气，还是满漂亮的。
她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大巴掌：“你真是一匹响马呀，今生是跟我来讨债的……我一再让你不要跟人打架，有事让着别人，怎么就不懂事呢？”
说着说着，她又是一巴掌扫了过来：“你给我多长点记性，比你小的小孩，你也要让着他们。”
我的屁股火辣辣地痛了起来，我打了一个趔趄，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春未的阳光并不强烈，水里有些冷，我颤抖着身子，任由着母亲用凉水洗着我的身体我的头发。
那年月，每家半大的孩子都好几个，个个都要吃要喝要长身体，我们家也不例外，前后姊妹5个。母亲每天早早起床，烧火做饭，白天下田下地干活，晚上洗洗缝缝，多少次睡了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煤油灯下纳鞋纺纱。
生活的劳累，一点点地磨损着母亲的温柔，消耗着她曾经的好脾气，她实在无暇跟我们多磨洋工。现在的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随着年龄的渐长，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次的挨揍，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为人处事稍有差池时，挨揍的情形总像放电影一样时不时出现在眼前，并让我以此为戒，小心地规范反省自己。
一转眼，母亲再也不能脚下生风了，再也没有一吼灰尘震荡的中气了。每次我给她钱给她买礼物，她总是腼腆地笑：“谢谢，谢谢，又花你们这些孩子的钱了。”
望着她满头的白发，驼起的背，听着她病疼的呻吟、小心翼翼的口气，我忍不住鼻翼发酸，转身就落下了眼泪。
鸦有反哺之报恩，羊有跪乳之义，孝敬父母，岂不是做子女应该的么？
母亲，你可知道，我多想你举起巴掌，还能好好地吼叫着揍我 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