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战争》是一本由徐启明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所经历的战争》精选点评：

　　●不过给夏威打打下手而已……

　　●徐说刘斐不像共匪

　　●桂系人物，基本经历了桂系从出现到灭亡过程中的所有战役。

　　●作为1947年国民党北平行辕总参谋长和1949年国民党第10兵团总司令，《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作者是三大决战之一的平津战役的参与者，因此《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重点回忆了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役前前后后的情况，让读者从国民党军队的角度了解这场大决战的详细情形。此外，《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也回忆了作者抗战中在台儿庄血战、蒙城之役及武汉会战中，率部痛击痛歼日寇的经历。

　　●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至49年丢掉大陆，整个三十八年间可以说国无宁日，无年不战。在国家层面上说，先是，为民主共和的护国护法讨袁讨逆，后来北伐完成统一，再后来中原大战，剿匪，抗日，及至解放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得以完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局部战争，比如一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西南讨陆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卧榻之侧，都想着吃掉对方，可以说民国前四十年一直在打仗。 于是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军人成了一种职业，打来打去，变来变去，投来投去，没有节操的比如冯玉祥、吴化文等，完全深谙厚黑学，相机而动，保全了自己留下骂名。相比之下，从一而终者更得尊敬，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

　　●而今策马龙山上，北望中原总慨伤

　　●封底上说：亲历李宗仁与白崇禧由联合到分裂的内幕，揭示平津战役前夕，李宗仁与白崇禧如何与何应钦结盟，向蒋介石夺权的前前后后，指挥被称为“钢军”的第七军，与四野进行了解放战争后期最惨烈鏖战。这些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属于不实宣传！

　　●此人是桂系大将，兵败后之后独自逃生，晚年在台湾以行医谋生。

　　●口述史提供的周边信息，大抵可信，至于作者亲历的军事活动和政治纠葛，看看就是。作者台儿庄作侧翼，后来一直打游击；剿共时也没什么实际战绩，却总是一副心得满满文武全才的儒将语调，未必能取信于人。对日后留、回大陆的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等人，与迁台的白崇禧、李品仙，下口颇有分别，皮里阳秋。心心念念的是桂系，其次是桂系支撑的民国。

　　●徐启明个人的战绩还是不错的，不论打日本人还是打共产党。但从他口述中的桂系本位，就可见国民党内部有多么松散、怎么可能对抗共产党严密的政战体制？大陆沦陷后，传主避居港、台，竟然学医有成，也是相当传奇的人生际遇。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一)：李宇清的老上级，书法医术比军事好

　　本书作者徐启明是重要的桂系将领，本书也基本谈到了桂系从建立到灭败的战役。主要史料参考价值在这一方面。

　　网友们说徐的军事才能一般，不是在打败仗就是根本没上战场。

　　我不是军事专家，也不能仅靠这一本书就做出这方面的判断。不过书中可以看出，在连年战斗中，与他资历相仿的人士都升迁快过他，他看起来也没有得罪什么朝中大佬，估计不得升迁的原因就是军事才具一般了。

　　他当过北平行辕的参谋长，正管着《北平无战事》里那个经常代表李宗仁出面的李宇清，所以说他是李宇清的老上级。

　　书里附录里有他的几首旧体诗，读起来不觉得很好。

　　书前附有他誊写的几首诗词，书法倒真是相当不错，看起来非常漂亮，有力。

　　他自己也提到：

　　“有人向我求字，裱字画的老匠们不相信一个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将能写这一手字，不相信我是官拜中将的行辕参谋长。”徐启明墨宝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二)：春秋无义战

　　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至49年丢掉大陆，整个三十八年间可以说国无宁日，无年不战。在国家层面上说，先是，为民主共和的护国护法讨袁讨逆，后来北伐完成统一，再后来中原大战，剿匪，抗日，及至解放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得以完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局部战争，比如一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西南讨陆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卧榻之侧，都想着吃掉对方，可以说民国前四十年一直在打仗。

　　于是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军人成了一种职业，打来打去，变来变去，投来投去，没有节操的比如冯玉祥、吴化文等，完全深谙厚黑学，相机而动，保全了自己留下骂名。相比之下，从一而终者更得尊敬，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

　　书中记录了军校求学的种种，可以窥见当时朝代鼎革之际的教育理念，军校不仅仅是军校，而是文武并重，甚至微积分这种大学课程也被代入，足见当时的军事教育尤重全面发展，再加上晚清的一点旧学功底，这也是民国时期高级将领普遍都有点底蕴的所在，起码有些人写诗作文不亚于如今的中文系本科学生。

　　国军将领中文质彬彬文武并重者大有人在，比如张灵甫阙汉骞的书法，黄杰没事儿的时候也能填填词，而徐启明的书法以及诗歌水平也并不低。

　　由于徐启明在抗战中及解放战争中参战不多，书中多记述战时策略部署，并无细节的描述，也因徐启明只是二线将领，无法亲历高层政斗，而对最高决策的秘辛没有参与展示。封底的推荐语：“揭示平津战役前夕，李白如何与何应钦结盟，向蒋介石夺权的前前后后”多有不实。

　　解放战争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大军被困，只身化妆逃出生天，如王铁汉、李弥等，也有未遂者如王耀武、黄维等，徐启明口述当时队伍建制被打乱，自己化妆逃跑的一段往事，也算传奇。鲁迅说，有两种人要重视起来，一种是坐过牢的，一种是上过战场的。

　　从战场上扛过来的人，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兵，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所谓的反动派，他们的口述历史，不仅可以补遗官方史说，同时对人生也是一种补益。在这样的人生面前，任何小说家的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三)：刘斐是不是共谍？

　　我喜欢读杨奎松的书，原因之一就是他立论严谨。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杨写道：

　　“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

　　在这段话下，还有一个注释：

　　“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81页）

　　但我仍有困惑。因为高华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中，也给出了两条资料，证明刘斐也是在为中共工作的。一条是长期担任蒋介石已关的熊丸的口述历史。不过，我对这条的可信度还是抱持一定怀疑，因为并无实质内容，且是事后追忆，难免有偏见。一条则是郭汝瑰回忆录所提：

　　“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革命时代》，第367页）

　　郭汝瑰的回忆，是我产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按理说，这里的回忆，说得有鼻子有眼，按理说，是可信的。郭汝瑰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极高，想必杨奎松是看过的，但他并不采用这个回忆，估计还是觉得没有足够的根据吧。

　　自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推出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我很感兴趣。因此购置了数本。近日，读到其中两本，恰好都有涉及到口述者对刘斐到底是不是共谍的个人判断的小资料。读毕，觉得很有意思。口述历史，并不一定能够当做真实的历史来看待，但口述者针砭人物，常能说出一些档案资料所不及的鲜明形象来，故有其重要意义。

　　一条资料来自徐启明。徐启明是桂系，一直备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三年内战，他是一直参与其中的。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甚至一度担任了第十兵团总司令，手下掌握着第八绥靖区的四十六军、五十六军和一二六军。后来去了台湾。他对刘斐的评价是：

　　“刘斐是健生（白崇禧字）一手提拔起来的，抗战初起跟健生到中央，供职参谋本部。此人在纸上谈兵很有一套，很多人赞赏他，但我只认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在国内没受完整的军事训练，到日本去学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从没有实际带过兵作过战，因此所拟的作战计划有时是不切实际的，此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由此可见健生用人有时亦不是没有缺点。刘斐随和谈代表赴北平后投共了，有人说他是共谍，我观察他的行动谈吐，不像。至于参谋本部指挥作战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据我所知戡乱时很多命令是总统或其他高级将领直接颁下的，不经过参谋总部，我在北平行辕也拟作战计划，总统一来才做最后决定，总统并没有带刘斐开会，实施后才补报参谋总部，所以要说大陆军事失败是由于参谋本部有个共谍刘斐，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徐启明《我所参与的战争（1911-1950）》，第130-131页）

　　另一条资料来自新近出版的《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丁治磐抗战时打了不少硬战，是个勇将。1946年春，他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部人员，至青岛组织胶东指挥部，兼任青岛警备司令。47年下令戡乱，当时的政略目标是在双十节前攻下烟台，蒋介石要丁治磐和刘斐商议作战计划。这次作战，政治目的达到了，但是，中共军队，基本上是稍一接触，就退却了，保存了实力，所以作者认为在军事上毫无所获。

　　在这次作战中，让丁治磐大为不满的是，刘斐等人竟直接部署军队，以范汉杰任胶东兵团司令，带领王凌云第二军、黄百韬第二十五军、李弥第八军、六十四军等四个大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因此，在丁治磐看来，“这是战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其一，国防部不了解前线状况，不该直接部署军队，这应交由我这个前方指挥官负责部署，中央将任务原则交下即可。其二，国防部刘斐等人将四个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未预留第二线兵力的部署，显示他们根本不懂大军作战的部署要有梯次。第一线可部署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兵力，余留控为第二线，不能齐头并进。……国防部管作战的第三厅应负责，中央统帅部的参谋大多太年轻，有学识，但缺乏作战经验，刘斐不见得是通共才如此部署，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如何作战。”（《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05-106页）

　　徐启明、丁治磐是长年在外掌兵的，他们对刘斐的印象，有一个共同点，即刘斐并不是通共，很可能是他缺乏作战经验，因此制订的作战计划有时不切实际，甚至会犯有大错。这两位后来都去了台湾，和刘斐也没有私人关系，因此根本无须为他开脱。由此可见，杨奎松的立论还是比较客观，比较严谨的。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四)：近代中国军人的两难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人在首任所长郭廷以的主持下，积极致力于“抢救历史”的口述资料收集工作。大量在近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方面有影响的名人的口述采访记录，最终汇集成为“口述史学丛书”。该丛书卷帙浩繁，凡二百余种，《我所经历的战争：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便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本。

　　徐启明，1894年生于广西，桂系高级将领，二战后曾担任过国民党北平行辕总参谋长和第10兵团总司令，是国民党军队中声望颇著的军官。徐完整受过从陆军小学堂到陆军大学的军事教育，这在近代军人中并不多见。同时，他几乎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包括武昌首义、护法、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在内的近代中国所有的战争。他的战争经历，固然是一部近代中国战史的精编版。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生平和个人经历，这对于了解观察近代军人群体，极具案例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战乱频仍，为军人集团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军阀割据中，军人逐渐掌握政权，成为社会中的显贵阶层。因此，在科举制废除，四民社会瓦解，社会流动呈现出多种方式的前提下，参军便成为很多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徐启明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选择了弃文从武。只是，他的特殊性在于，放弃科举之途而进入陆军小学，实际上是受“学陆军，强中国”思潮的影响，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报国，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后，他进入军校乃至陆军大学，亦是受报国和救民之志的驱动。

　　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其目的是为了铸造新式军人，进而最终实现中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徐启明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受到十分严格的训练。这些军校无不是纪律严明，设有各种修身、算术、国文课程，考核甚严，正规程度不亚于一般学校。学校给他们的，亦是一种儒家思想和革命思想相结合的教育。在修身方面，要求学生洁身自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砥砺品行，以成仁成圣为目标。在思想方面，灌输以学生革命救国或三民主义的思想，使其认识到从军并非为争夺私人利益，而是要牺牲个人的“小我”，成就国家和民族的“大我”。徐启明非常认同于这种教育方式，也时刻以此种理念为行动准绳。因此，从理论上讲，这种军事教育之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定是德才兼备的新式军人，对中国现代化的平稳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护航之作用。但是落实到实际情况上，却大相径庭。

　　近代中国军队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却没有引进西方的精神。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就实质而言，中国的军队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隶属于个人或党派团体。在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之下，中国军队对外抵御强敌的能力有限，对内开战倒是颇具能力。无论是北洋直皖奉的内部矛盾，还是国民党和北洋的南北之争，或是国民党内各派系以及国共冲突等等，最后无不演变为动用军队，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即使内部会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实质上仍是不愿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习惯性地诉诸暴力。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近代军人的主要活动不过是集中于两方面：不断站队和参与内争。

　　徐启明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武昌起义之后，他的军队本来隶属于广西陆荣廷，但其后，陆荣廷败绩，新旧军人难以并立，他看准时机，转投到新桂系白崇禧的麾下。到了北伐期间，其枪口不但要对准北洋政府，还对准叶挺、贺龙诸军。到30年代，中央和桂系发生各种冲突，徐启明作为桂系重要将领，在外有强敌的关头，又要时刻做好与中央一战的准备。好不容易等到抗日战争，在大别山建立了国军的根据地，却要分散一半精力用于对付共产派。抗战胜利后，徐启明又成为打内战的先锋官，参加了平津战役。总之，徐启明为了生存，必须时刻听从长官的意志，不停地枪口对内，将大半生都耗费在打内战的过程当中。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时代经常缺乏统一的价值观，诠释战争的话语权单方面操之于单方，使得类似的内战常常借种种高尚的名义行之，变成“护国”、“护法”、“戡乱”、“剿匪”，给人以巨大迷惑，似乎那就是神魔不两立的正邪之争。比如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纵横千里，伏尸十万，双方手上粘的都是自己人的鲜血，但在中央的话语中，那是替天行讨。其后，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国各界召开追悼大会，祭奠“讨逆”将士。因此，如徐启明者获得“战功赫赫”的过程，便也是和当年学习军事初衷的一种渐行渐远的过程。

　　按照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套路，很多知识人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抉择时，往往会陷入彷徨的境地。而如徐启明这样文武全才的军人，有知识有见解，也发现了自己早年学习军事的初衷，与后来所从事的战争在性质上有所抵触。比如，他也常常会在口述中流露出“打内战没意思”的情绪，认为只有八年抗战中所打的仗才有价值。退到香港之后，他解甲归田，转学中医，实际上也正是对早年经历的一种反省。只是，像他这样处于第二梯队的将领，身在历史的激流中时，往往身不由己。而且，即使怀疑也是无济于事。一旦怀疑，则意味着将失去自己作为军人存在的依据，完全否定了自己职业的合法性。

　　若按照晚清民国初年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军事上统一政令，军队归属国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其后招致的祸患或也不至于如此严重。只是，军事总是被政治裹挟捆绑，成为政治斗争的最佳工具。因此，只要军队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化、去党化，近代的中国的军事教育无论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军人无论如何胸怀报国之志，最后都可能被严重异化，成为梦幻泡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1日，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