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治理者的政治》是一本由[印度] 帕萨·查特杰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出版的187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07年7月，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治理者的政治》精选点评：
●印度社会的复杂性真的是令人惊叹
●“我所试图表明的是，除了大众主权的抽象许诺之外，大部分世界的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
●想到开胸验肺和唐福珍
●可以作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研究的参照，其中治理部分论述精彩
●配合《想象的共同体》一起看可能更好。
●P48 小白说特别好，我读几遍也读不下去
●佩迪特的著作可以这样使用啊
●看不懂。。。
●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挺有意思的
●发现“政治社会”
《被治理者的政治》读后感(一)：双重嘲讽
政治社会的概念，确实可以用来嘲讽那些傻逼中国公知的《公民社会进行曲》，但转念一想，类似加尔各答“铁道村1号”这种组织，恐怕在我天朝早被威武城管大军铲灭荡平了吧。北京原来还有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呢，现在还真是地球村呀……
《被治理者的政治》读后感(二)：话语的领先
读了第一章，即可深刻感受到中印学术界的最大差别，即在于印度寻求到一种与西方可交流的、同时又是独特的话语权。所谓“独特性”，不是将对方的嘴封上一只手，而是引导对方如何理解自己的方式。而这种理解，也不是希望对方放弃对自己的关注与思考，甚至是激发对方建立更为完整与公正的话语。
《被治理者的政治》读后感(三)：公民社会的“单向性”错误
那种认为“公民社会”是走向现代国家必由之路，并且严肃的探讨何种方式更具可执行性的思考，既不是图谋不轨，也不是太傻太天真，而是存在理论构架上的缺陷。
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否经过真正的启蒙，都存在“治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以及与个体、自由的矛盾，是任何国家都需要面对的历史问题。忽略这一问题，就会陷入上述无谓的论争以及“美国也不怎么样”这个看起来更无谓的论争。
《被治理者的政治》读后感(四)：政治理論的良醫
有教授曾語重心長道，理論並非讓文章變得更漂亮、更有說服力的哲學修辭，而是啟發我們思考當下的工具。如果社會是個受百病糾纏的身體，學者是醫生，理論便是他們用來觀察和解剖的儀器了。然而身體與病毒一樣，千變萬化無從捉摸，要精確的診斷，便得用最貼身的器具和方法。把病人當成實習公仔依書直診的是庸醫，不斷鑽研更新固有失效療法的，就是良醫了。
查特傑(Partha Chatterjee)就是一個學術界的良醫，孜孜不倦的為我們研發揭示盲點的新概念。政治學出身的他自70年代起便參與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y)，在歷史學上開出以下層人民為主體的研究方向，不停挑戰西方的理論體系及思想方式，在今天已是亞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在剛剛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份世界的大眾政治》裡，查特傑認為傳統政治學的「國家vs. 公民社會」分析架構是以歐美經驗所延伸出來的，不足以描繪世界上大部份地區的真實情況。以印度為例，公民社會以外的大眾街頭騷亂一直沒被認真對待，但實質卻是那些既非公民又非國家的大眾用來實踐民主慾望的場域。這些被治理的大眾從不被納入嚴肅的政治決策，只會在有利用價值時被社會精英動員，然後繼續被統治。在受迫害的時候，他們便得同時跟布爾喬亞與國家周旋了。這個臨時的運動空間，查氏指得用其「政治社會」的概念才捕捉得了。
香港近年出現的社會抗爭，不少人都只視為「最後一刻才出來的盲目反對」或「少數人的麻煩」。但那究竟是一次半次的偶然，還是現存社會輿論和評論視角的失明？當理論跟社會真象有強烈的落差，我們又應如何出發，更好地理解香港獨有的處境？那大抵是本地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當急之務。查特杰則做了個不錯的示範。
《被治理者的政治》读后感(五)：有自我意识的社会
查特吉被称为印度底层研究的干将，最近比较热门，一个原因是不久前他在上海主张中印例外论，其实07年访问中国期间他就说过这个观点。查特吉做过大量印度和孟加拉的民族志研究（关于古吉拉特邦民族冲突，他和纳斯鲍姆在《内部的冲突：民主、宗教暴力和印度的未来》中的观点非常一致：印度独立建国以后基本上抛弃了甘地的多元意识，精英阶层依赖的西方政治分析框架是导致近年民族冲突的主因）。
《被治理者的政治》主要观点是：国家vs.公民社会的政治分析架构是对西方经验的一个静态抽象，前提建立在非常稳定的布尔乔亚和权力之间，在“大部分世界”中难以产生有效的博弈；在被排除在该体系之外的群体，例如低种姓、少数民族、女性中间，才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治理机制，局部而且有效。他把这个定义为“政治社会”，实际指的是一种有正确自我意识的社会，更多的不是一种规范概念，而是摆脱“公民社会”所规定的思考范式的一种努力。
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对比马克思时代的全球化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当前这一波全球化，结论是当前的全球化从人口、资本的流动性上比以前更差，在普世主义的旗号下，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这个结论在此书中服务于查特吉的“政治社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佐证了佩里·安德森关于“新霸权”的论述，即当前的霸权不再体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全球范围的利益阶层和底层之间，官僚化国家只是越来越趋同的、共同服务于维持霸权秩序的工具。这帮国际左派让人感觉，似乎没有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才能更从容面对社会主义遗产。
《被治理者的政治》出版后在西方遇到许多批评，比如说二战后公民社会一直是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作用空间，政治辩论的主要框架中也始终包含针对资本和官僚化的部分。这些陈词老调相对而言没什么说服力，公民社会就算是有价值，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西方已经生成和稳定的结构，中印这种最有效的融入全球化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假定拷贝西方体制也不可能被全球化所吸收的大量结构性底层。愚目所及，中国学界对查特吉还处于兴趣阶段，没有建设性的响应，但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流行了十几年后，也开始受到新生派的纷纷质疑。有一些被划为新左派范畴的，比如贺雪峰的蓄水池论，与查特吉的相似之处在于基于对底层的充分观察，摆脱了主流理论的束缚。但印度和中国各自也有区别，印度因为被殖民过所以更适合后殖民理论，查特吉和霍米巴巴这类印度学者都深受萨伊德的影响（此书扉页题献给萨伊德）；用赵汀阳最近的话来说，中国的本质问题则是帝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