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是一本由韩少功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333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00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挺好看的。
●上个世纪知青下乡的一段回忆，关于马桥弓的种种人与事，还有马桥独特的语言。写法很有创意，故事非常真实，结局符合现实。
●同时因了他过分发达的理性思维，有时不免压抑、削弱了作品中的形象世界，导致一些很有意义的创作构思难以生成更圆熟的审美境界。又如他自己所说：“实验性的小说最好是短篇，顶多中篇，长篇则完全没有必要。”
●语言与文化
●已毁于萌萌。
●舍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马桥的故事充满了现实性和荒诞性，对于现实的一面，语言能让你看到一个异于自己认知的世界，对于荒诞的一面，语言却是在使其奇妙之处为人所理解。
●《马桥词典》最让人觉得失败之处是，作为一个“后现代”作品，虽然叙事被碎片化地体现于“词典”的形式中，但竟然有一个几乎是线性（时间）的叙事结构，且不同的碎片叙事间几乎没有任何冲突。意思就是说，稍稍改一下，这本书就可以改成一个颇平庸的寻根小说长篇。
《马桥词典》读后感(一)：南方的我们
很早以前就想看这本马桥词典了，间或会在一些对传统文学的杂志上看到对这本书只言片语地提及，慢慢随着沉淀，还没正式翻开书内心已经有了对这本书的一些猜想。但在看完之后，却惊异地发觉这本势必应该十分乡土的小说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土气。韩时而谈谈弗洛伊德，时而又在不同的语言中追究一下词源，一不小心又谈到了十字军和新月。于是我在读的时候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兴趣，这大概也是由于我对西方文化较为喜爱的缘故。
马桥是南方的，我也是南方的，虽然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马桥并非是吴语语系中的一员，到或许因为也是南方的关系，一些词条竟是相通的，看着的时候不时能感觉到一种会心的理解。
看马桥词典能让我想起另一本也是描写一个小村庄的书，虽说类型比较相似，但那书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有马桥词典的地位(那书也入围了茅盾文学奖)。一来求晚于马桥，二来作者无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若是现在有个不知名的小说家写出一本xx词典，我想他根本就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看这几年能进入视野的传统文学，都是那帮老家伙的东西了。
《马桥词典》读后感(二)：《马桥词典》
这是一本令人雀跃的好书，令我也生发出想写《罗村词典》的冲动，方言有时是活着的古代价值，韩少功正是从马桥这个生活过六年的村庄的方言中发现了和猜测了大量在蒸汽电力和共产词语洗刷之前君主时代流传着的稳定价值，方言词汇有许多是普通话无法达意因而无法取代的，唯一的办法几乎就是将方言词汇温和转化为普通话词汇，比如“厉害”，为什么“害”字会出现在其中，即是一种不可能出现在现代的价值观。李敖曾经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中讨论了中国在儒学独尊之前的性开放程度，他发现是非常开放的，这让人惊讶，而《马桥词典》中似乎有所解答，因为马桥和许多中国农村一样，性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虽然通常总是用于贬损，但也出现许多在知青看来比较大胆的但在村民看来不奇怪的事，比如仲琪会好吃好喝招呼体格健壮的黑相公，竟是为了让黑相公和仲琪的婆娘生几个娃，因为仲琪没有生育能力。《马桥词典》里有多处词语出现我们和马桥人断裂的地方，比如“醒”，马桥人形容一个人糊涂，而我们则用于“清醒”、“觉醒”之类相反的意思，再比如“不和气”，在马桥是漂亮的意思。
这是一本小说，故事没有中心，分散在几户人家的人身上，一个词一个小故事，几个小故事汇成一个没有开头但又结尾的故事，往往是那个人死了。韩少功写此书想要说的一个特别让人紧张和头疼的问题就是语言的纵横捭阖，当语言和权势绑在了一起，人就被语言绑架和奴役了。延安整风的动机，就是毛泽东要取得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这在马桥叫做“话份”。韩少功提到十字军和新月派的圣战仅仅是要捍卫语言的区别，一方称为上帝，一方称为真主，而《古兰经》和《圣经》所提倡的仁慈爱人是何其相通。在我看来，哲学和政治永远不应连结起来，因为哲学是为了向上探求智慧，是为爱智，而政治是为了让一群人接受一种统一的观念以利统治，可以探求的上界清晰可辨，且牢不可破，你学习的最多是规则，而不是智慧。所以称之为思想的或者主义的政治词汇都不过是一种语言统治。作为生在大陆或是台湾的中国人，拥有独立人格的基础恐怕需要首先弱化和隔开所接受的那么多的统治语言。
《马桥词典》读后感(三)：马桥，完全独立与我的世界
读过《日夜书》之后，被韩少功波澜不惊却又幽默风趣的写作风格吸引，拜读了这本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抛弃了传统小说固有的“按照主线情节发展叙述”的结构应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书中将故事融入到一幅以马桥特有的词汇为索引的词典中，通过阐释一个个词汇，像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特有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
实际上，作者在自序中也写道：编撰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笔画多少来排序的，后来为了增加可读性，才根据出版者的意见改成了目前这本书的顺序。这种反传统的小说样式，新颖，但我个人并不喜欢，这本小说也看了两周还多。过于平淡缺乏矛盾冲突，就像在四川长大吃惯辛辣食物对于清淡别致的粤菜没法欣赏一样，其实原因不在于粤菜不好，而是自己吃过的少接受度小。
对于书中的内容来说，对于那个时代的马桥人，我最原意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反智。对于美和丑，对与错，善和恶，他们很多时候都与真实的词汇含义相反的。比如“醒”和“觉”，“宝器”、“科学”、“贱”、“狠”、“晕街”等等。就像韩少功所表达的含义：在那个时代，做一个聪明人，欣赏美、做对的事，反而会带来厄运。久而久之，以往那些代表先进的词遍扭曲为了另外的、甚至相反的含义。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另外的人，用着特有的一套语言体系，过着完全不同于你的生活，如果我不读这本书，我无法如此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也许我可以笼统的想象，每个人的生活是不同的，但这本书如此具体地让我像旁观者窥探着马桥人的生活：他们的词汇我不懂，词汇下包含的故事也是我以前从没有机会体验甚至想象的。
让我想起了之前胡博在微博上分享的一段话：
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就时间,空间而言简直就被监禁于周遭的环境中。他的生活完全公式化,他只限于和几个朋友接触,只看到他生活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他无法逃脱这个监狱。但当他拿起一本书,他立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代,讨论。
《马桥词典》读后感(四)：马桥词典：值得检索的生命语言
不是书评的书评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上个世纪末的寻根热是当代史上着墨不少的一笔，韩少功就是所谓“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之一。我常常在想，当文学史家运用文字的某种权力将作家纳入到史的范围内时，也许是件好事，也许不然。比如说，当作家成为一个标签在人们的脑海中固化的时候，对于作家的其他作品来说，可能是一种耻辱。作家的作品反复被一种意义阐释，很容易限制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的想象力。我不知道韩少功本人会对此作何感想，但我以为这总归是件好事，毕竟作家被史录入的时候，也使他有了更多被回望和阅读的机会。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在发表之初引起许多关于原创和文体的争议。但时间无疑是一根有效的检验标杆，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新的阅读群体来说，不翻史料甚至无从得知还有一番“抄袭”的争议，而这个被人淡忘的事实也正表明当初的问题如今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文学界对创作形式的借鉴创新与抄袭之间的敏感度有了更宽容的余地，而今我们翻开《马桥词典》，已经能体认出这本词条形式的小说与作家创作才华之间的紧密关联。南帆写于1996年的一篇评论末尾中的发问：“《马桥词典》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显出了迫力——它迫使人们全面地追问小说的形态、定义和功能”，现在几乎也无须质疑。《马桥词典》是一部小说，一部“有意味的形式”的小说。如果这部作品产生于今天，在这样一个具有“大文学”趋向的时代，关于《马桥词典》的文体异议也许根本不会产生。
有人认为90年代中期创作的《马桥词典》仍与寻根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人认为是对先锋文学的继续。从内容和体例层面，我都非常赞同。《马桥词典》对语词的注解其实就是对语言的寻根，而一个个词条的讲述方式，在当时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先锋意味。我想作者本人的意旨也许不在先锋，而在于“回望”，他往马桥过去的一段岁月望去，望到了那个边缘的马桥弓，甚至望见了传统文明。一个个词条下的小故事呼应了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也让一个个语词的能指重新面对它的所指意义。
韩少功是热爱乡土的作家，至少，他的写作根基不在城市。就好比莫言在东北乡的文字王国里才能自如，在呼兰河的滋养下萧红才能写好小说，张爱玲的小说在上海才最鲜活一样，他在一个个乡村王国的建构中游刃有余。韩少功笔下太多乡村了，我觉得马桥弓是最接近“莫言的东北乡”的那一个。他当然也写城市，但城市仿佛只是他的一块舞台幕布，主角们却大都还是乡村人或者城市里的边缘人。
“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对于“夷边”的世界，马桥人会“晕街”。同样，于外人来讲，马桥弓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马桥的世界不是难以言说，而是无人翻译。当马桥人的声音无人能懂的时候，马桥人和哑巴无异。韩少功把马桥的方言用普通话翻译过来，为马桥人的语言作注，其实也就是为马桥人发声。他带领我们重新审味语言的生命力，以马桥方言为契机，重新面对我们的所言之物。
品读语言，在我看来是十分有趣味的一件事。我审视过一些词语，挖掘出那些被忽略的语义时，总觉得文字的深层意味经过口舌的不断咀嚼而渐渐隐去。只有慢慢体会，才能挖掘出它的内秀含义。比如说“动物”，英语的animal，是猴子鲸鱼乌龟鸟兽……但如果从“会动的东西”来解释，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古人组词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尚为矇昧的时代？因为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去命名物种之间的差异，而笼统地以一“动”字蔽之？按今人的事物发展来看，风扇汽车轮船岂不皆为动物也？如果我们先忘掉“脱口秀”是“talk show”的音译，把“脱口”和“秀”从两个动词并列的意义来阐释，那些侃侃而谈的“脱口”而出，总有在“秀”出什么东西来的意味。这不是一个足够有新意的角度，但至少说明了“脱口秀”是一个足够优秀的翻译，英语的意思在汉字这里形神兼备了。
语言是我们表达世界的方式。在小说里，它成了探索世界的方式。在小说家的笔下，文字充当符号，它所塑造出的是用一系列符号堆砌成的故事，重要的是那个意象世界而非符号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最初的形象和会意的功能被忘却了。这是一种艺术上的“悬空”，一种俯视现实的状态。放置到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来看，西方现代派潮流席卷文坛的时候，韩少功以寻根的口号呼吁写作者们脚踏实地也就具有了时代的合理性。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对文字肌理的阐述，既显示出他讲故事的才能，又表现了知识分子议论的智慧。比如，在“狠”的词条下，他不仅解释了在马桥人口中的“狠”意是何，还发出“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的评价；又言及四川、北方的“凶”、“邪门”、普通话的“厉害”二字，由此生发到庄子的“圣盗同源”。这种议论削弱了小说的叙事强度，作者时不时地跳脱出来对故事评点一番，甚至有的词条只有解释而没有故事，无怪乎小说甫一出版时人对其小说文体的怀疑了。这似乎也是韩少功创作的一种特色，作者在创作时有难以抑制的想法需要表达：《女女女》里评价笔下人物的笑，“笑一经过设计，就会有问题，过早露出皱纹是必然的”，说悲伤，“悲痛也是定量物品，付出一分就少一分”；《报告政府》里的议论也不少，“所谓人类，不过是菜市场上的苍蝇”、“所谓的坦率，其实就是暴力”、“所谓的原创文学，只是如胃一样的问题，能否消化从他人处得来的养分才是关键”、“所谓信仰，不过是为了接受神灵的鞭笞而在审判台前低头，我相信地狱的存在，即绝不相信有天堂”……不一而足。应该庆幸的是，韩少功的议论属于智者的议论，恰恰是这种议论，提升了小说文本的“格”，让故事不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还有了追文化／人性深度的向心力。
当然，由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的个人化，《马桥词典》正像韩少功在后记中所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我想会讲方言的湖南读者能在《马桥词典》里找到更多共鸣，扩大点来说，南方的读者也许能有更深的体会。作为江西的客家人，我家乡的“江”和马桥的“gang”同音，马桥的“宝气”曾是我大学的湖南室友用来描述我傻气的词汇，在长沙念书生活的时候也能听到本地人用“嬲”（nia）字来泄愤…如此种种，使得我与马桥之间，也有了不少亲切感。
有生命力的语言无疑是生气蓬勃的，它活泼、贴地，还具有开放纳新的特色。马桥的方言就是其中一种。马桥的语言被异域人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许会有“猎奇”心理，在这些读者这里，马桥的方言不一定活泼，它也许不合口味还有可能被指责有语法错误（比如“打车子”）。
如果说时代给了韩少功一种恐慌，促使他找寻民族文化根基的话，当今的时代也给了我某种恐慌。语言有其发展规律，该淘汰的终究要被淘汰，这一点必须承认。但随着通讯工具的发展所带来语言叙述方式的变化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有生命力的语言能被留住和创造出来。古灵精怪的表情包、火星文、颜文字固然是传情达意的一种，“请说普通话”的标语也有消除隔膜的功能，但只有表情包颜文字、只讲普通话的话语世界是令人惶恐的。
古典诗词类的电视节目大热多少说明了人们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语言世界仍有向往，对语言之美的欣赏和崇尚是这个方块字国度人民无法抹去的一种情感。但方言，在很多地区仍然被视作“落后”的代名词，只有经济发达地区的白话才能获得优胜感—譬如上海话和广州话。方言使用者与乡下人之间的身份等同让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使用方言，这纵然还有人们对城乡差异的心态问题——暂且不提，方言使用者走出农村使用上城市标准的普通话语系的时候，乡村人的语言世界渐渐地被遗忘。马桥弓是幸运的，韩少功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那么马桥之外呢？这当然不意味着所有的写作者都应该转向偏僻的甚至无人书写的乡村，自古以来，乡村被书写得太多了。这更不意味着城市不值得书写，实质的问题在于，真正值得书写的东西在哪里。
《马桥词典》只能是一个索引，它让我们检索出马桥人的疯痴爱恨，检索出一个我们原本陌生的世界。但它最后导向的是一种语言——一种与传统接轨又有流变的语言，无论你是不是马桥人，是不是会讲方言，我们的所言之物与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这种联系，暗示着某种文明，也接壤着我们的文化脉络。
《马桥词典》读后感(五)：走进语言的他乡
久闻《马桥词典》之名，但作为一个自小成长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话语中的人，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对于知识之实用性的偏好，我对于《马桥词典》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用？几乎从第一刻起，我就在心底产生了这样的质疑：马桥是一个极小极偏僻的所在，一个我极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涉足的地方，那么，一本解读当地方言，充斥着地方性知识词条的小汇编对我们又有何价值？在这样一个语言的他乡，作者寻找到了怎样的意义？
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人类能够思想、并使用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思想因此深深嵌入语言之中。人们在使用语言这一工具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为语言所异化，人文世界与语言相互交织，相互建构，语言反映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也生产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事实对于个人都只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思维存在，语言形塑着事实。因此，尽管在马桥生活了六年多，韩少功仍然说马桥是他虚构的一个地方，是依据他所选择的词目来虚构的。“因此，与其说这些词目是马桥的产物，倒不如说马桥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词的产物。”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已无从区分。了解一种文化，首先要了解它的语言。单就马桥的语言来讲，这种语言“虽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人类的切入口，有时甚至是很宝贵的化石标本”。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切入口，韩少功将我们带入马桥这样一个他乡。通过115个方言词条的罗列，一个“全息化”的马桥世界渐渐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没有起承转合的一条主线，没有主角配角之分，尽是对当地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冷静细致但又从无累赘感的描述，看似遥远又时时倍感亲切，没有大喜亦无大悲，就如同我们自己生活一般平淡而真实。
习惯了一般小说跌宕的情节、严谨的结构及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马桥词典》的特殊形式则多少使得惯于形式分类的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了。读韩少功的作品，我们很难说我们会被书中的哪个具体人物所震撼，也不会因哪个具体情节而流泪欢笑，但我们会被文字中氤氲着的淡淡忧伤和悲悯情怀所感染，不由自主地愿意花时间细细品读文字，思索其背后的意义。与其说这是一部词典，一部小说，《马桥词典》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写就的一部“口述民族志”，其精神实质即为“地方性知识”——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方方面面构成的伦理、价值、世界观及行动的文化体系。作为一部单单为一个小村寨编纂的词典，《马桥词典》全部115个方言词条中的19个流传范围仅限于马桥，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作者开篇即说明，“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人群开始”，编写这本词典“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马桥词典》的文本力量也正是源于作者有意无意中对于人类学游刃有余的实践。
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初中毕业后，不到16岁的韩少功被下放到湖南省汨罗县的农村插队，以知青的身份进入了马桥。尽管韩少功本人出生在湖南长沙，但在“十里有三音”的湖南，马桥的语言世界仍是作者的他乡。我不知道韩少功是否系统研读过人类学的著作，但至少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田野作业训练的少年，以一种先天的人类学洞察力，在遥远的地方敏感地观察各种文化中生活方式及其暗含意义。文化的差别首先因语言而分隔，很难想象一个不懂马桥语言的外乡人能够在马桥自如的生活。而能否进入当地的语言，是“能否从土著观点”看其文化的关键。我似乎看到一个站在“客位”的拥有超群语言天赋的少年，从进入异乡到入乡随俗，通过马桥的语言中，由“客位”转换为“主位”，自如地游走于“客”与“主”之间，观察着马桥的生活世界。如人类学家一般，在他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暗含的深意”，并与自身文化形成关照，从而找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抑或人所共有的人性内涵。
人类学家最喜研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探寻隐藏于日常事物和语言背后暗含的人对于人文世界的有意识抑或无意识的思考。《马桥词典》中的词目大致可分为三类：1）人物、事物等专名，如梦婆、官路；2）马桥的风俗习惯，如嘴煞、企尸等3）体现马桥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日常用语，如不和气、甜等。（杨春时，1997）
在词条“枫鬼”中，作者为马桥的树立了传，将马桥的历史与树的历史揉为一体。与我们今天所广泛宣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一切并非由所谓客观规律控制的必然。因为树成了高大的地标，日本人的飞机才会飞经马桥，才会有雄狮的死，才会有梦婆的出现，以至一连串故事。因为树的偶然存在而改变了村庄的历史和人的命运，作为一种物，树有了灵魂和生命，即使死了也以阴魂不散的“枫癣”形式活在马桥人的精神地带，飘散着远古泛灵论的色彩。词条“肯”中，语言的形式透露了马桥人认为一切物皆有意志的世界观。马桥人将自身放在被动的地位上，“田，柴，船，田，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他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与马桥的无力和谦卑相应的是现代社会人类膨胀的自信和对待物的控制欲望。正如福柯所说，所有的物在近代史中，都被人化了，而前现代所遗留的语言因“没有成为人自身的财富，而深藏于物的世界中”。人类学的沉思解开了语言的羁绊，释放了物的生命，使心与物同游。在韩少功的文字中，我看到了这种沉思的魅力。
韩少功远离“共同的”语言，在语言的他乡游走，是因为他看到了真正的和谐只能在“不同”的存在中获得，是因为他与人类学在“文化的互为主体性”上的不谋而合。人类学家通过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试图阻止任何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建立平等的文化交流，其实是人类整合意识的精神体现。人类学从不认为文化有什么等级之分，也不认为世界有中心和边缘。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对追求大一统的野心和渴望，韩少功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的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马桥词典》是对于试图吸纳和消除一切异端的官方话语的一次挑战，它将地方性知识由边缘地带转移到描述的中心，并使其释放出夺目的文化价值。“马桥弓”的故事给出了官方垄断的历史之外的一种历史可能；“模范”、“科学”的特殊意涵则暗含着马桥人对于官方话语的调侃，于无“话份”中消解着官方的“话份”，实践着民间话语对于官方话语权力的另一种抗争。
当所有学科试图用“一”来解释一切时，人类学仍然孜孜不倦地思索着“多”。追求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学的传统。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盲目的地方中心主义，把人类的优越权赋予一个种族、一种文化或一种社会的倾向”和“人类用一种方式生活”是不堪设想的，同时也是枯燥乏味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相互合作，也不得不面对合作者文化上的多样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存在，没有一个村庄能够独立存在，一切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区分和关系中建立的，语言、文化也是如此。韩少功坦陈自己“对待方言和共同语，没有特别的偏见。共同语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方言同样是如此。我唯一的取舍标准，是看它们对探索和表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帮助。”为了看清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家诉诸遥远的他者，再由异乡重返自我，获得比较中对自我的认知，即实现文化自觉。
任何一个人都是语言和文化的持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离我远去”而实现更好的文化自觉。也许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在身心两个层面上进入他乡，但精神上的“神游”、甚至是站在“他者”立场上的自我反观，使得我们作为普通人也有了思索“假如我是人类学家”的可能。透过人类学家的视角，我们得以在宽容中洗去文化的自满，在冷静中洞见文化的价值，在“他乡”找寻“自我”的意义。
参考文献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2006，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韩少功，2009，马桥词典，北京：作家出版社
王铭铭，2006，心与物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2002，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春时，1997，语言的命运与人的命运——《马桥词典》释读，《文艺评论》1997年第3期
叶舒宪，1997，文学与人类学相遇——后现代文化研究与《马桥词典》的认知价值，《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