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钥匙》是一本由[苏]米哈伊尔·左琴科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带这么玩人的这本就是<日出之前>,干毛改名字坑爹啊,害我满怀期待看左琴科的书结果居然又是这本一样样的内容,而且这版每章前头摘的内容没有标注作者,莫非是我记错了那些都是左琴科本人写的？
●（6.28）开篇《我真是不幸，又不知道原因何在》写的让我颅内高潮啊，然后看了六分之一，感觉有种在看短篇故事集的感觉。左科琴将他的记忆断片的呈现出来，但我感觉这对于我的忧郁并没有什么帮助。暂且放弃。
●当时在图书馆借的，回去看了一个假期还没看完 回学校两天看完了 汗。。。。
●自己买的一版
●我什么都不要、因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就是百花已经出过的《日出之前》。有道德的作者或译者，改名出版以往作品的时候，应当尽力加以说明。同一作者或译者改名出版以往作品而不予以注明的，尤其无耻。连这样最起码的出版规则都没有建立的国度，如此没有道德感、责任心的文化，对什么都是遵守是你乐意、不遵守是我的本分，不讲是非瞎和谐一气，只求无怨无悔、别提意见，还鼓吹什么崛起复兴，能不沦为一场笑谈吗？
《幸福的钥匙》读后感(二)：再一次冉冉升起的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左琴科的作品，很庆幸厉害戴骢先生让我们读到这么一个优秀作家的作品，没有让他被历史所遗忘。
幸福的钥匙，标题看起来像一本心灵鸡汤，读起来就是一本真真实实的小说。读第一遍时，让人感觉像一个人写的日记，后面几节又像是本学术著作，专业名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读二遍时，我不得不感叹，居然一个作家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把自己解剖在众人面前，确确实实的值得人佩服。
《幸福的钥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自白。左琴科把自己的内心刻画的很细腻，让人感觉他是在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交谈。这本书脉络也很清晰，读起来让人不感觉杂乱无章。同时作家也是很优秀的作家，在对某些事情进行写作时，他会先进行深入考察。一个文学作家，研究心里学，就是为了增强文章的可读性。这本书是左为了文学而写的一部文学。
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家，遭到斯大林的雪藏，本和果戈里齐名的讽刺大师，但我们很多世人只知果戈里。很感谢戴骢先生的翻译，让我读到了这本尘封已久的作品。
《幸福的钥匙》读后感(三)：胡说几句
淑雪兼珂忆及年少时投笔从戎，回家时看到恋人挽着fiance在街上走，气得立刻回到前线。
然后写道：“我非常后悔。那时我非常爱她。这种爱情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
维拉那时是他的秘书和打字员，不知看到这段话是作何感想。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淑雪兼珂那时的年龄。该是个老头了，也无所谓了。
淑雪兼珂大段地记叙在生命中留下烙痕的事件。事无巨细。动情地回忆了年少时光。从B写到K，又从D写道A，对了，中间还有T。把握得非常好，文笔洗练，技法娴熟，炉火纯青。但很奇怪，写了这许多，就是没写一个人。或者说吧，写是写了，勉强算吧，仔细找还是能找出几处来的：
一次，是这么说的：淑雪兼珂遭到巨大悲痛，这时，“一个爱我的女人对我说，搬来和我一起住吧”，于是就搬过去了。然后是大篇幅描写搬家具上桥时感到吃力的沮丧心情。
又一次，为给后文写怕水心理做铺垫，就记了一次发大水时的情景。淑雪兼珂从住所艺术之家赶回去，维拉一家看到他很高兴。为什么住在艺术之家呢，淑雪兼珂说了，怕小孩哭闹声吵得写不了东西。（纳博科夫也说自己都是趁深夜妻儿睡着时才能写上一点）
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是淑雪兼珂写着觉得害羞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概是维拉没能在生命里留下什么印象。
淑雪兼珂没写维拉，但维拉倒写了些关于淑雪兼珂的素材。回忆之类的。这也无可厚非，本来嘛，这东西就是后死的给先死的记录的，无名的给有名的纪念的吗！
总之，这是个很令人不解的现象，程度堪比果戈理对死女人的态度之谜。淑雪兼珂很少在作文里提及个人生活，一点不给八卦留有余地。类似一切幽默作家，淑雪兼珂在作文里戴着面具，用绘制出的笑掩饰面具下的泪。淑雪兼珂热爱新政权，新风气（至少在书里是这么动人地抒情的），憎恶旧时代留下的坏习惯。可淑雪兼珂的生活也真靡乱，真让读者们大开眼界，大吃一惊呢！
淑雪兼珂在文中自陈少时容貌昳丽，爱慕者众，可从找到的照片来看，要么伊自我感觉太好，要么伊较列维丹还要不上镜。令人失望。
说一下淑雪兼珂的名字。好像是鲁迅给译的。很有“美女作家”的范儿。大叔大概是这么写的：“淑雪兼珂的小说，讽刺幽默的，不妨译了印它几本，销路大概不会坏，应该也没什么会被查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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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918年12月，他走了几天从红军前线回来看我。他身穿着旧军官制服改的短小上衣，脚上套着毡靴……
我坐在列尼卡大街9号窄小的“客厅”里燃烧的火炉旁的软椅上。
他站在炉子旁边。
我问他：“对您来说，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自信听到的回答会是：“当然是您。”
然而他却异常严肃、确定地说道：“当然是我的文学。”
这倒是真的。终其一生都是如此。因为在他，没有什么比他毫无保留地奉上自己的文学“更重要”了。 （维拉：《淑雪兼珂的开始》）
《幸福的钥匙》读后感(四)：一本“幸福之书”的厄运史
对俄罗斯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其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印象深刻：大都病态，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神经质，形神憔悴，神情冷漠，极度忧郁。诗人勃洛克在一篇关于果戈里的随笔中就如此描述已经逝去的作家：“倘若果戈里现在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待他的态度也会与其他多数同时代人并无二致：同样是惶恐不安，也许还不大友好。因为这个从某一点看来独一无二的人，总是以自己不可抑止的内心的惶恐不安感染他人。他抑郁阴沉，长着尖尖的鼻子，眼睛能穿透人的心底，病病歪歪，且生性多疑。”我们把这种俄罗斯文学中极度忧郁的精神作为其知识分子特质来欣赏，并且认为这种病态是理所当然，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的笔下，果戈里的忧郁其实是本可以治愈的病症。这种知识分子的忧郁也许传递了俄罗斯的文学精神，但作为忧郁症（Depression）的临床表现，如果能得到一把“幸福的钥匙”，得到尽快合理的治疗，天才作家也许就不会如此短命了。
《幸福的钥匙》（又名《日出之前》），可谓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作家左琴科一直以讽刺幽默大师扬名于世。他的讽刺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普通百姓、公务人员。作者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中摄取题材，嘲讽形形色色的市侩心理、庸俗习气以及官僚主义作风。他在描绘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时，细致、深刻、一针见血。 其讽刺小说《澡堂》和《贵妇人》等早已成为了传世经典。但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之后，左琴科又把创作之路转向了一种新的模式，这就是后来以《重返的青春》和《幸福的钥匙》为代表的“科学文艺小说”。在《幸福的钥匙》这部半自传性质的书中，为了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忧郁症，左琴科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进了文学创作。左琴科早在十八岁就试图自杀过，但那时他认为忧郁症是正常的，甚至是符合其贵族身份的一种高贵的精神象征。后来他碰到一个人，其忧郁程度严重到“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他“认为从他身上将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天生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在浮生若梦的尘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他迫不及待和此人交谈，希望可以找到忧郁的伟大之处，但结果却失望之极：“这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他一生充其量只读过两本书。除了金钱、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个残酷的发现让他心如死灰，连以前残存的一点优越感也被那个一年上吊两次的家伙剥夺得一干二净。为了治疗此病，他又找了数不清的医生，尝试了多种药物，试过多种疗法，都无法见效治愈。不得已的情况下，左琴科开始求助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书籍，想从中获得解救之道。但令他震惊的是，那些令他敬仰的大师们原来有的忧郁症比他还要严重，肖邦、果戈里、涅克拉索夫、爱伦•坡、福楼拜、谢德林、安德列耶夫、勃留索夫以及列•尼•托尔斯泰等都在忧郁之中痛不欲生。他认识的几个当代作家也同样是忧郁症患者，比如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年仅三十岁就上吊而亡，五年后，写出激情四射的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步其后尘。原来俄罗斯文学中的忧郁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法排遣驱除的病症，可笑的是我们这些人还奢望从忧郁中得到俄罗斯文学的精髓。
为了拯救自己，左琴科才写了《幸福的钥匙》这本书。通过一次次的回忆，从过往的生命段落中找寻自己病症的痕迹。他从十六岁回忆到了三十一岁，选取了六十三个记忆清晰的片段；又回到童年时代，择取了三十八个记忆片段，深入到了记忆的深处，仍然一无所获。直到把他的记忆无所逃遁似的上溯到了婴儿期，才终于找到了“水、手、乳房、雷击”四个条件刺激物的病源，而这些病源无一不与婴儿期的饥饿感有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成为了他凭借的科学武器。当他依靠条件反射原理和精神分析的仿佛终于找到病因，豁然痊愈之后，他却并未止步，在书中对那些历史上患病的大作家，爱·伦坡、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叶赛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的结论认为只要通过克制的理性，净化的心灵一定可以战胜痛苦和衰老，病魔与疼痛。此书最为好看的部分就是对这些已逝作家的解析推理，精彩纷呈。
但是这些还不是这部书最为奇特的部分，荒诞的是这样一部描写科学文艺的“幸福之书”竟然也会厄运连连，它的出版和流传本身成了那个特殊年代荒诞历史的一部分。1942年8月，左琴科在战争岁月里开始写这本奇特的书。刚完成的部分章节得到了著名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以及生物学院士彼兰斯基的肯定和赞扬，并在当时苏联《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前六章。但始料未及的是到了1943年12月的时候，风云突变，苏联《文学与艺术报》发表了一篇《论左琴科之新作》，抨击《幸福的钥匙》是“下流的”，“没有道德的”，后又被定性为“反艺术的，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作品。很显然，左琴科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来面对这场早有预谋的政治性的陷害。他甚至还天真的向斯大林上书，希望伟大的领袖注意到这本书存在的科学和文学的意义。他丢掉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再也没有办法继续生活。那个特殊年代的语境中，类似左琴科的悲剧一次次上演，有数不清的艺术家和作家悄无声息的消失，流放，噤声，逃往国外。译者戴璁在书的译后杂谈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1946年8月至9月，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对左琴科和同时受批判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轮番批判。这位原本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也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批判声称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对青年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日丹诺夫还在报告中发表了“著名”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这一切在一旁接受批判的左琴科都默默地看到了心里。
比那个时期很多的作家都要幸运，左琴科熬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1953年，“伟大领袖”死后，他重新加入了作协。但《幸福的钥匙》的厄运并未结束，1954年5月，他因不同意原来对他著作的批判，又惹恼了另一位“伟大领袖”赫鲁晓夫，一连串的攻击、指责和封杀轮番而至……面对这种困境，左琴科没有沉默，选择了据理力争，“我愿意接受任何命运，就是不要现在的命运！”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是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的，只能被碾个粉碎。左琴科身心俱疲，1958年7月，郁郁而终。《幸福的钥匙》能治愈他的忧郁症，但无法治愈他面对政治时那种无足措手和惶恐不安，无法带给他幸福的晚年，这就是那个荒诞年代里最为真实的写照。
而几年之后，历史又展露了他黑色幽默的一面，左琴科的遭遇轮番上演，地点换成了中国……
思郁
2009-2-26书
幸福的钥匙，【俄罗斯】米哈伊尔·左琴科著，戴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