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传》是一本由【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312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0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感觉前10章讲的就不是人话啊。。。但好不容易啃下来还是对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有了很多了解的。这书难读不仅在于有很多神学的内容，还涉及到中世纪晚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
●生平与思想的融合叙述，体量不大。加尔文的生平仍存在空缺记录，作者有着很强的矫枉倾向。不过，比起身为个体的加尔文，对衍生变化后的加尔文主义兴趣更大，毕竟它为西方文化大地留下了永久的火山口，打算集中研读一下。
●非常详实且清晰，对生平，思想和影响（包括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以及改教运动都有很丰富的论述，满分
●较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加尔文传》更为的详细专业，涉及也更面广，翻译流畅。但真正涉及加尔文主义的论述不及。
●前面的书评太多了，
●“从事物的本性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宗教的复兴可以持续长久。因为宗教必然会激发勤勉和节约，而二者又无法不制造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就必然会生出骄傲、愤怒和贪爱世界。（卫斯理）”Absolutely life-changing,尽管有些论证比较乏力。
●读了两遍，非常非常非常受益，书评正在酝酿中~
●侧重加尔文的思想而不是生平。对几个常见的误解做了澄清，甚至不惜矫枉过正。1、加尔文的思想源流：奥古斯丁神学（唯意志主义）、人文主义的修辞和雄辩术、日内瓦议会的组织架构等。特别强调加尔文主义的城市特征，它依托于日内瓦共和国而建立，有严格的组织和约束机制，加尔文主义对“劳动”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是植根于日内瓦作为贸易中心的历史；而路德来自一个小城镇，不了解当时的城市精神，故更倾向于内省的个体。2、加尔文把自己视为一个解经者而非思想发明者，故他的思想并未成为一个体系。3、加尔文的“预定论”和“俯就”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动力，使商人不必因积累财富而愧疚，侧面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他让参与世俗生活，即“工作”带有神圣的意义，成为蒙拣选的证据。4、加尔文“俯就”的观点简直是一个诗学命题。
《加尔文传》读后感(一)：上帝所使用的愚笨者——读《加尔文传》有感
16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段时期，对天主教腐败不满的先贤们在德国掀起了宗教改革，一群回归圣经去生活的先贤们影响了我们现代生活的这个世界，现代文明的萌芽在那段时期茁壮成长最终长成了现代文明社会。
举个例子，全世界最好的钟表来自瑞士，人们去参观瑞士钟表工厂的时候发现瑞士工人们是戴着显微镜在组装零件，这种敬业是造就瑞士表几百年的美誉的原因。一个曾经靠着输出雇佣兵为生的小国成为了现代的钟表大国就是因为曾经一群来到日内瓦避难的法国移民们，这群新教徒大部分都是工匠对信仰和工作的坚持让他们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国。
影响他们最深的人就是一个逃难的法国青年——加尔文。按照现代的观点他是一个乖宝宝，从来不敢反抗父亲的权威，父亲让他念神学他就去念神学，让他念法学他就去念法学，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只想一心好好读书不负父亲为他的投入，但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认识了一群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他同情这群朋友但是不敢效法他们，直到有一天上帝亲自抓住了他。
这个乖宝宝改变了，他辞去努瓦永的圣职表明和天主教决裂，并且积极地参与宗教改革，很快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下令驱逐异端，他被迫逃亡法国。想去斯特拉斯堡的他却遇上了战争不得不转道日内瓦，当天法雷尔来拜访他，并且告诉他上帝要使用他改革教会，如果她不遵从后果会很可怕，加尔文顺服了，从此他一生和日内瓦这座小城绑在一起。
虽然日内瓦只是给了他居民身份，但是他却为这座城市付上了一切。在他来日内瓦之前，日内瓦只不过是一群暴民聚集地方，他为这里带来了基督的救恩，从此日内瓦变得焕然一新，培养出来的众多大师不光影响了瑞士还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上帝神奇的手，神使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改革他的教会，今天也有可能使用我们来改革教会，这是他的主权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
《加尔文传》读后感(二)：谜--《加尔文传》摘要
加尔文始终是个谜，就像他的著作流露出的作者形象一样，他给人的印象颇为冷漠与孤傲。他的个性既羞怯又内向，而且由于他坚信自己仅仅是上帝使用的器皿、上帝借以说话的传声筒，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个性可能会妨碍上帝的作为，于是学习谦卑来应对。鉴于此，他不愿留下关于自己的历史资料，给后世的人感觉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以至于该书关于他早年的描述都是基于推论而写，加尔文去世前吩咐不为自己立墓碑，以防后世的人过于崇拜他。这与同时期的另一改教家路德有着鲜明区别，路德积极向大众介绍自己的经历（只是个性不同，并无贬义），比起路德在晚宴上的谈笑风声，加尔文的确缺乏机智、幽默与温情，但加尔文对西方现代教会，经济与文化的持续性影响都远超路德。
加尔文于1509年（比路德晚26年）生于法国的努瓦永，年轻时在巴黎学习或接触过当时大学普遍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经院哲学等，自然会接触邓.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伊拉斯谟，奥古斯丁等各方面经典神学，那时德国信义宗已经占据巴黎，他不免也受到影响。大约19岁时抵达奥尔良攻读法律，22岁时毕业于奥尔良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那时，他还只是个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律师。但到了1536年，在加尔文27岁时他已完成《基督教要义》这一影响深远的巨著的第一版。在这之前，他必定经历了真正归信上帝的转变，正像后来他自己声称的自己曾经“是如此全心全意地迷信教皇”，但他用一个骑马的比喻，将上帝在此阶段对他所做的比喻成骑手透过缰绳来引导马的方向。“最终，上帝借着他的护理这一无形的缰绳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透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归信使我顺服，上帝驯服了一颗长久以来冥顽不灵的心。”1534年辞去牧师一职，标志着他与天主教会的决裂。当时法国的福音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法国皇帝开始迫害福音主义者，加尔文流亡到巴塞尔，这期间，他的一位朋友在法国被判处火刑，活活烧死。
加尔文流亡期间到了日内瓦，因他的名声而被日内瓦渴望宗教改革的法雷尔说服留在日内瓦推行宗教改革，当年在洛桑辩论会中他作为雄辩家与宗教辩论家而名声大震。可是两年后他却被日内瓦市议会再次流放，到了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得到了牧养教会的经验和政治经历，并于1540年与当地一位寡妇结婚。1541年时，亲改革的派系再次控制日内瓦当局，加尔文又被说服重返日内瓦，从此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实践。但是在日内瓦的改革由于受到当局派系的变化掣肘并非一帆风顺，且遭遇个人悲剧，1549年他妻子在经历4年的重病后离世，留下前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孩子给加尔文抚养，丧亲之痛使他变得孤独凄凉。他的支持者似乎很多，但朋友却极少，而且他至死都未能获得日内瓦公民身份，他在城市事务中的权威完全是个人的、道德层面的。他从很早就深信需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有序教会，建立一个符合自己目标的教会组织是加尔文事工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因此人们常将他与列宁相比，二者都十分清楚组织体制对于延展各自革命的重要性。加尔文的教会职能系统中最具特色也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教会法庭，目的是维持教会纪律，可采用革除教籍的惩罚威慑行为不端的人或者禁止他们领圣餐等。1555年改革派彻底控制日内瓦议会后，加尔文的改革取得了真正的成功。此后他的继承者还把改革扩大至法国然后是全世界。
加尔文声称上帝在圣经中以词语的形式向我们启示他的话，他发展出的概念被称为“俯就原则”，“俯就”一词意指“调整或修改，从而满足情况的需要”，他主张，上帝在启示之中调整自己，从而适应人的心智的领受能力，比如圣经里对上帝容貌的描述就是这种“俯就”的例子。虽然他的圣经注释或讲道词非常优秀，但他本人曾明确地说过，《基督教要义》是对其宗教思想唯一权威的解释。而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是我们了解他思想的最佳版本。虽然他在该书中对“预定论”这一教义的处理十分低调，但依然被很多人认为这是加尔文思想的核心。预定论是指“上帝永恒的旨意，他按照这旨意来决定自己想要在每个人身上成就的事。这是因为上帝并不是以同样的条件创造每个人，而是命定某些人得永恒的生命，其他人则受永远的刑罚”。预定论教义的首要功能是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相信福音，有些人则不信。《基督教要义》也是教会植堂、成长、建立组织与执行纪律的指南。
在日内瓦站稳之后，加尔文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出生地法国这一更广阔的天地，加尔文主义吸引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摆脱中世纪观点，即现存权力结构是上帝所定，神圣不可改变。加尔文承认如果统治者违反上帝，就超越了自己的权力界限，他还认为这样的统治者等于自行废除了权力。加尔文的法国追随者也开始认为顺服上帝这一责任高于服从任何一个属世统治者这一义务。这些新理论从神学基础上，阐释了捍卫天赋人权。这些理论可被视为从封建主义向现代民主转变的重大标志。但法国于1562年爆发宗教战争，揭示出加尔文主义从地理、社会和政治上造成了法国的分裂，导致了巴多罗买大屠杀，使加尔文在自己祖国的声誉模糊起来。但他在法国失去的，已经在别处赢回来了，加尔文主义已成为一项国际运动。
1564年，加尔文去世。应他自己要求，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墓穴，没有石碑标明墓主是他。他不想造成日内瓦对他的个人崇拜。无论生死，加尔文都自谦低调。然而，虽然他去世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1575年左右，加尔文主义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宗教。到1591年，加尔文主义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1636年哈佛大学的成立，使加尔文主义在新英格兰地区（北美）成为学界上的霸主。晚期加尔文主义很看重预定论话题，加尔文本人的预定论学说经过后继者的修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观的产生，它决定人们如何理解人类劳动的本质和目的，而且还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关。
加尔文触及真实具体的人类境况，如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其思想中有明显的入世和反空想特点。他认为，在上帝眼中，最值得赞许的生活方式，是造就社会的生活方式：”不管我们多么向往独善其身或是脱离日常生活的哲理人生“，最适合管理教会和社会的人，是那些致力于日常生活经历和实践的人。加尔文鼓励，甚至要求基督徒投身世界。他的思想中丝毫没有中世纪看待社会的隐修观点。然而，基督徒在埋头世上的事务与忧虑的同时，也必须学会与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在行动上投身并献身世界，必须伴以内心的超脱，并对世俗持批判态度。马丁.路德对从事任何形式商业活动的人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他的经济思想敌视所有的资本主义形态。但加尔文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友好态度，他认为《申命记》中，与经商有关的道德原则，只适用于从前的社会现实，他对严禁放贷（即所谓的放高利贷）的禁令不屑一顾，因此为资本主义清除了宗教方面的障碍。此外，他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工作”指的不是“有偿职业”，而是勤奋并有效地使用上帝所赐的一切能力和天赋。早期加尔文主义社会高压控制自由劳动带来的物质享受，使得人们只能把赚来的资本继续积累和再投资。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对北美文化影响深远，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成功神学”扭曲了加尔文主义的工作伦理。
文化科学方面，加尔文不允许教会出现任何把上帝刻画成人形的事物。他表明，这很容易让人混淆人手所造之物与创造主。加尔文明确鼓励自然科学研究，他赞扬天文学与医学，他认为这些都能借以认识上帝在创造物中的智慧作为。因此剔除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障碍，即圣经的字面主义，他主张圣经语言的俯就特性，圣经从来无意向我们灌输精确的天文学和医学知识，圣经总体的重点是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加尔文传》读后感(三)：《加尔文传》（Alister McGrath）读书笔记
Alister McGrath为加尔文正名，茨威格笔下的独裁者加尔文不过是其疯狂而不负责任的想象，出于对独裁的反感，其盲目找靶。加尔文透过新奥古斯丁主义学派一系的唯名论，主张“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上帝的主权指向每一个人；工作伦理是加尔文的重大贡献，即使与资本主义的兴盛不存在构成性的联系，无聊、乏味的工作从此具有了神圣的韵义，清教徒身上“轻飘飘的斗篷”也因此而不至于沦为理性的牢笼。
【1 前言】
国际加尔文主义：欧洲在16世纪与现代欧洲（18世纪以后）大相径庭，当时欧洲国家边界模糊，民族认同感也不存在，“个人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与市镇或区域挂钩，而非自己所属的更大的国家”（p2）；16世纪的西方教会尽显疲态；成人读写能力提升；人们开始更加关心宗教；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圈子中形成了“回本溯源”的潮流，“既然直接阅读新约原文并非难事，为什么还得阅读中世纪蒙昧主义者译注的圣经？”（p5）；个人信仰的迹象，路德的因信称义；教会里产生了权力危机，神学见解与教义之间的区别不明；1516年的博洛尼亚协定，使得法兰西斯有权任命法国教会所有高级神职人员，“削弱了教皇对法国教会的直接管制”（p11）；德国则不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发端，他们仇视属于意大利的一切，他们愤恨“教会的收入已预定流向罗马”（p11），路德就诉诸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反教皇主义；许多人把加尔文同列宁并列认为其有相似之处。
【2 巴黎：思想的形成】
“证据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说加尔文在巴黎期间曾开始研读神学”（p25）；当时的教育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而非自我实现；后来加尔文被父亲送到奥尔良读民法，是由于经济考虑；当时巴黎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大，“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家所特有的进步与激进的思想，看来并不是发端于巴黎”（p33）；经院哲学“以理性论证宗教信仰的中世纪运动”（p37）备受鄙视，巴黎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唯名论（nominalism）也称“新路派”，强调重要的是殊相而不是共相，阿奎那等唯实论（旧路派）则强调共相或普遍概念；蒙太古学院率先复兴唯名论，而加尔文就读于此；两个唯名论：“新路派”与“新奥古斯丁学派”，“帕拉纠之争”——奥古斯丁认为陷在羁绊里的人没有能力救赎自己，“上帝介入人进退两难的窘境”（p40），“恩典是上帝赐给人本不当得或不配得的礼物”（p40），是因上帝恩典而获得救恩，而帕拉纠漠视恩典这一概念，把恩典诠释为对人的要求，人符合要求就能获得救恩，随后帕拉纠被斥为异端；“新路派”信奉人能竭尽全力来称义，而“新奥古斯丁学派”则坚称唯有上帝能使人称义；加尔文再现了新奥古斯丁学派，是严格的唯意志论论调，“人的行为的功劳并不取决于它固有的价值，而仅仅取决于上帝选择赋予这行为的价值”（p42）；加尔文并没有与中世纪一刀两断，还传承了威廉·奥卡姆、利米尼的格列高利的中世纪晚期唯意志主义传统；巴黎时期加尔文并没有形成其重要的宗教思想，“他似乎只将巴黎视为自己掌握拉丁语的地方”（p46）。
【3 徘徊的岁月：奥尔良及邂逅人文主义】
奥尔良的大学只有一个系，那就是法律系；人文主义实际上非常虔敬；“人文主义者把古典著作当成写作修辞的典范来学习”（p55），其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和表达观念”，而不是观念本身的确切属性；加尔文是以人文主义的语言学和语篇技巧解释圣经的大师，在《塞涅卡注释》中他首先考虑的是措辞而不是实质内容。
【4 从人文主义者到宗教改革家：归信】
大罪人因归信得拯救，然而，所谓归信，“重点并不只是思想或者内心突如其来的改变，慎重而确切来说，所谓归信是指在这种重大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归信就是归向上帝，并由上帝完成”（p70），加尔文将上帝比喻成是“骑手透过缰绳来引导马的方向”（p71），上帝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
【5 日内瓦：第一阶段】
加尔文与日内瓦是“共生关系”，相互塑造；加尔文赋予执事一个单独的平信徒职分，规定应有五位执事，“为已经存在的世俗的日内瓦机构赋予了宗教权威”（p83）；宗教改革成为一种城市运动；后来在斯特莱斯堡流亡，后来又返回日内瓦。
【6 日内瓦：力量的巩固】
加尔文“日内瓦的大独裁者”的身份与历史事实不符，日内瓦从未出现过恐怖控制，发生过一次处决，并且加尔文当时参与此事的能力有限；当时日内瓦的核心机构是小议会，被称作“日内瓦先生”，他们对外来人的选举权有严格的限制，加尔文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竞聘公职；独裁者的形象出自茨威格的想象和反独裁的立场；加尔文与列宁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十分清楚组织体制对于延展各自革命的重要性”（p113），与路德信义宗相比，加尔文主义者的教会中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证明他们“能够抵御更恶劣的局势”（p114），最具特色的部分就是“教会法庭”，法庭成为“监督、维持宗教正统的一个主要工具”（p115），重视纪律，但其惩罚完全是纯教会性的，民事权力必须不受侵犯；革除教籍的处罚权是“日内瓦先生”和教会法庭的争议之处；加尔文在处决塞尔维特的事件中至多只是“神学专家证人”，并且这种处决在当时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塞尔维特事件的确“巩固了他作为宗教作家和思想家的显赫声望”（p121）；1555年革命中小议会打开闸门接纳富有的自由民，并被赋予投票权，这些自由民大多支持加尔文。加尔文成功的原因：不受制于地方的具体情况，很彻底，有传道热情；出版著作容易；清楚教会结构纪律的重要性，能够在极其敌对的条件下生存，甚至是“地下活动”；不仅擅长表达，而且内容有思想实质。
【7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媒介】
加尔文充分运用修辞学手法；他声称，“如果上帝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同样地，他就得屈尊俯就我们的水平”（p134），启示是上帝屈尊纡贵的作为；圣经对上帝容貌的描述就是这种“俯就”的例子；道成肉身的教义也说明上帝屈尊俯就，“上帝以我们能理解的词语和图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p135）。
【8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信息】
重新编排《基督教要义》是为了教学而非方法论；介绍《基督教要义》各卷，“基督受死的功劳取决于上帝选择赋予它的价值，而非其本有的价值”（p164，唯意志主义）；信心是居间的手段，加尔文更多地从团体而非个人层面考虑基督信仰的存在；预定论不是人的推测，而是上帝启示的奥秘，这方式与耶稣基督有关，他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经由这面镜子来感知自己蒙拣选的事实”（p168）；区分有形的实体与无形的实体，前者包括蒙拣选的人，后者则包括善人和恶人、蒙拣选的人与受永罚的人。
【9 思想涌入：加尔文和法国】
加尔文对农民没什么影响；主要通过商业纽带传播；圣巴多罗买大屠杀后加尔文开始坚持认为人民“有责任抵抗暴君”（p187）；对法国王朝的意图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期望；在法国失去的在别处赢了回来，加尔文主义成为了一项国际运动。
【10 运动起源】
1564年加尔文的逝世是加尔文主义的分水岭，从此加尔文主义得以摆脱地方限制，从而在国际舞台大展身手；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微妙，正如“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在墨索里尼之前流行的一些政治观点，完全可以被归入法西斯主义的名下，同样的，“加尔文主义者也可以合理地指代先于加尔文的思想或人”（p204，一种主义一旦被提炼出来，就在历史纵深上铺陈开来，而不局限于其被提炼的事实发生的那一个时间点之后的历史）；预定论对加尔文的追随者非常重要；预定论成为区分信义宗和加尔文主义的关键，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太相似；加尔文对神学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类似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基本原理即上帝的命令，是“参照预定论教义而确定的”（p212），圣经是一系列的命题；这么关注预定论可能导致人们对当前世界缺少兴趣和投入，更痴迷于永恒的神秘构造，然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观念实际上塑造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p215）。
【11 投身世界：加尔文主义、工作和资本主义】
加尔文主义是入世的，但其目的是“征服世界，向世界的具体境况说话，而不是以抽象的推论为乐”（p219）；是“反神学的神学”，这不是说其缺少神学，而是为了突出其思想中明显的入世和反空想特点；“生命的成圣，在于工作的成圣”（p221）；但加尔文同时强调基督徒在埋头世上的事务与忧虑时，仍然要与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不能被世俗所吞没，必须以“过客的心态”度过一生。
韦伯命题：美第奇等中世纪经融机构的运作证明了“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p223）；认为资本主义是新教的发明创造，是荒谬的（韦伯也未曾提出这种说法）；韦伯认为需要解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世纪的“冒险家式资本主义”带有投机取巧、肆无忌惮的特点，“往往将赚取的资金消耗在奢华颓废的生活方式上”（p224），而“现在资本主义”则是理性的，它有着坚实的道德基础——在使用物资财产方面奉行个人禁欲主义，他们不是为了生活的享受；韦伯强调“呼召”（calling）观念，认为加尔文主义的首要贡献在于“其信仰体系引发了心理动力”（p224）；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正是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或理性资本主义）的源头；“新教只是一直以来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综合因素当中的宗教因素，而并不一定是构成因素”（p226）；加尔文的宗教思想知识间接的影响了日内瓦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日内瓦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由于它必须维持政治独立，而非接受宗教改革运动的缘故；但加尔文主义还是与资本主义存在一定的亲缘性的，“不仅为资本主义清除宗教方面的障碍，而且还提出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上帝呼召信徒在世界中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p231），“体力劳动在日内瓦不仅是规范，也是宗教认可的规范。普通的日常活动首次有了宗教意义，即便是最卑微的生产者也不例外。人在世上的行动变得可贵并被圣化”（p232）；资本主义只是加尔文宗教观的副产品，而非原定产品，“韦伯从未说过加尔文主义明确鼓励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反之，他声称加尔文主义者强调勤劳地履行呼召并奉行现世禁欲主义，致使在无意之中促成了资本积累和再投资”（p233）；恩典是上帝的赏赐，而不是酬劳，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但是行为是“确信得救”的原因，是得救的确凿证据，“行为见证得救，但不是得救的原因。行为是得救的结果，而非先决条件”（p239）；预定论似乎鼓励人清静无为，然而，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效果恰恰相反：“为了确保自己已被拣选，人必须全心投身世界，在世上有合适的行动”（p241）；禁欲主义——信徒不许享受由劳动带来的物质报酬——只能把赚来的资本继续积累和再投资；加尔文对西方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令工作从讨厌、丢人、能免则免的活动，变成了人可以透过它来肯定上帝及其所造世界的既尊贵又荣耀的途径”（p243）。
【12 加尔文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
加尔文不许教会出现任何把上帝刻画成人形的事物（如巴洛克风格）；赋予了（虽然非有意）经济活力观在宗教层面上的合理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剔除了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圣经字面主义；使得自然科学不受神学制约；美国公民宗教：拣选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上帝已选出美国作为蒙他拣选的国家”（p258）。
《加尔文传》读后感(四)：加尔文、加尔文主义与现代西方文化
西欧宗教改革将基督教从中世纪推向了近代，其对现当代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样地，宗教改革也对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之上的欧洲社会迈向近代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作为沟通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桥梁，这场最初由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发起的运动通过后人的不断发展，不仅深深地改变了基督教，也深深地改变了西欧社会的发展进程。或许连路德、加尔文等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一切并不完全由他们说了算，而是有着相应的社会基础）。这其中，当数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对塑造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那么，加尔文的思想是什么，其思想又如何被其后继者不断发展为适应世俗社会发展的加尔文主义，进而又如何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英国学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在其《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以下简称《加尔文传》）中不仅回顾了加尔文的一生，也清晰地指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对加尔文著述的充分研究和对16世纪前期法国社会状况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与后期加尔文思想进行比照，麦格拉思严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青年加尔文及其思想的成长历程。不过，这一成长历程中充满了众多的不确定，以致于在作者眼中，许多加尔文的早期生平依然是个谜。而这一个谜首先从巴黎开始。
加尔文在巴黎学习期间，在作者看来也是其神学思想开始形成的时期。那么，加尔文在巴黎时期读了什么，接触到了什么，进而哪些东西影响了他神学思想的形成？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加尔文及其思想都至关重要。在作者笔下，中世纪晚期的巴黎，各种新旧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新路派”（via moderna）与“新奥古斯丁学派”（schola Augustiniana moderna）虽然在个人救赎问题上谬以千里，但他们共同反对唯实论（realism），一时间，唯名论（nominalism）在巴黎占据了主导，同样也影响了加尔文就读的蒙太古学院（Collège de Montaigu）。不久之后，信义宗的思想开始占据巴黎。正是在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环境下，加尔文在哲学上接受了唯名论的教导，其基本原则影响了加尔文对于上帝与人类关系的思辨；在神学上，加尔文深受“新奥古斯丁学派”思想的影响，许多“新奥古斯丁学派”所秉持的观点都能与加尔文日后著作当中的神学观点相对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唯意志主义（voluntarist），在《基督教要义》书中表述为“若非上帝喜悦，基督就没有任何功劳”，也就是说，在加尔文看来，基督的牺牲除非得到上帝的认可，否则他的牺牲就没有任何功劳可言。这一点构成了加尔文预定论的重要内容。随后在巴黎兴起的信义宗，不断传播着与正统天主教相悖的“异端”思想，让巴黎神学部惊恐万分。在传播“异端”思想和批判“异端”思想的激烈斗争中，年轻的加尔文不可能不对两者都有所接触。这为加尔文后来同情信义宗乃至重要的“归信”（conversion）也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当然，对于加尔文在巴黎期间，众多的不确定依然存在。
在1526-1528年的某个时刻，加尔文离开巴黎，辗转来到奥尔良。此时的加尔文已经获得了文学学士，并即将在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在奥尔良徘徊的这些日子，加尔文接触到了人文主义，并将其应用于改造宗教思想。当然，加尔文能够接触人文主义要归因于奥尔良当时的特殊环境。其一，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伊拉斯谟诸多人文主义著作在该地区畅销一时，其简单明了的语言文字远远比中世纪繁复枯燥的圣经注释吸引平信徒的关注；其二，应法国国王加强统治的需要，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法学家直接求助于古代罗马法来解决法国北部诸多法律并行的现状。这对加尔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麦格拉思看来，现代人对人文主义的理解往往与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的认识并不一致。14、15或16世纪的人文主义并非关注实质性的内容，而是关注如何获得内容以及如何表达观念。人文主义者之间可能在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喜欢“回本溯源”，这一点对于宗教改革来说则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宗教改革将原来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同样的，《圣经》也出现了属于天主教和新教的两种不同版本。新教《圣经》即是抛开了中世纪流行的拉丁文版本，直接译自最初的希腊文本。说法不一样，也许就大大削减了天主教会作为人与上帝之间沟通中介的权威性。例如，中世纪流行的拉丁文Vulgate版中将耶稣事工的开篇（马太福音4：17）译为“赎罪吧，因为天国近了”。伊拉斯谟则指出原希腊文的意义为“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两种说法看似相同，却蕴含着不同的指向。前者强调的赎罪是指一直由天主教会包办的补赎这一神职仪式。而伊拉斯谟的翻译则指明信徒要悔改，更偏向于个人的内心活动。“就这样，一个对现存神职仪式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重要挑战产生了”。 因此，回归没有中世纪众多注释家的圣经，让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有了更多发挥的余地。另外，在奥尔良和布尔日学习的法律知识也为他在日内瓦制定与实施法律法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储备。虽然此时的加尔文接受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但他并没有直接将之诉诸于反对天主教的行为。随着巴黎对信义宗的迫害不断加强，由于处于同情信义宗的立场，加尔文也被迫仓皇逃出巴黎。如同保罗和奥古斯丁两位基督教早期奠基者一样，避居瑞士巴塞尔期间，目睹着法国境内对信义宗迫害的加剧，加尔文也完成了自己的“归信”。特别是当法国王室借着混淆重洗礼派与信义宗来作为镇压“异端”的依据时，加尔文开始奋笔疾书，写下了《基督教要义》，试图与诉诸政治的重洗礼派划清界限。此后，一系列偶然因素使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并崭露头角，开始施展抱负。
谈及加尔文与日内瓦，往往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是“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以表现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强有力的神权统治。与以往观点相左，麦格拉思则认为加尔文与日内瓦始终是一种共生关系，与其说他们两者谁决定谁，不如说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缘于一定的历史机遇，两者一拍即合。确切来说，日内瓦出于保持城市内部稳定与外部独立的目的，需要进行宗教改革，而加尔文的到来迎合了日内瓦的改革需要。不过，加尔文这一外人 在日内瓦的职权终归有限，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日内瓦的市议会，许多加尔文实行的措施只不过是对日内瓦既定情况的一种承认，甚至加尔文本人能否在日内瓦立足都要视市议会的“脸色”而定，1538-1541年流亡斯特拉斯堡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在日内瓦的第一阶段，加尔文推行的改革尚未有成效，即被市议会赶出日内瓦。流亡斯特拉斯堡期间，加尔文一方面用法语著述宣扬其改革思想的著作，出版了如《基督教要义》、《复萨多雷托书》、《<罗马书>注释》等书籍；另一方面在不断布道的同时，加尔文也在着手思考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或者模式以满足其改革的需要。在重返日内瓦后，这一思考主要变成了现实中的教会法庭与牧师圣职公会。
或许是出于表达观点的需要，在作者看来，在其他加尔文传记中最能表现其神权统治权威的教会法庭，不仅不能越权日内瓦的民事和刑事司法领域，就连其自身拥有的教会司法职权也在不断地被日内瓦议会侵蚀。而另一项反映加尔文冷酷无情的塞尔维特事件也被作者认为是日内瓦市议会的杰作，加尔文只是扮演了神学顾问或证人的角色。事实上，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作者对于加尔文在日内瓦改革教会的诸项措施着墨不多，对于我们了解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也助益不大。因此，我们不妨对不断再版的《基督教要义》作一番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加尔文的神学思想。
首先需要我们理解的是“有所不同却又不可分割原则”。例如，讲道时，上帝的话语与人类话语之间即有所区分，但却强调两者的合一；称义过程中，信徒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两者相交，但并未融合一体。这或许可以视为加尔文在处理基督教中诸多事物关系的一种折衷主张。重要的是，这一原则贯穿整部《基督教要义》，在处处论述中都有所体现。
作者将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分为四个内容来论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其一，如何认识上帝？加尔文认为，我们可以透过创造物来认识上帝这一造物主。这种认识包括根植于任何个人心里的宗教感官和人对于世界客观事物的思考与感受两个主、客观方面。但是，这种认识却不足以使人完整地认识上帝。只有信徒通过《圣经》与耶稣基督相遇，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上帝高高在上，人类是无法与之沟通的，那么上帝又如何彰显自己呢？这就是加尔文的另一“俯就原则”。上帝考虑到我们贫乏的智力，主动屈尊、降格、调整自己以适应我们的能力。《圣经》并非上帝话语本身，而是上帝话语以人类语言形式的表达。通过阅读《圣经》，信徒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从而认识上帝。道成肉身的含义即在于此。
其二，上帝如何救赎人类？在这一问题上，耶稣基督的中保作用在加尔文看来非常重要，以致于加尔文的主张颇有“基督中心论”的色彩。为了担任好这一中间角色，耶稣基督必须既是神也是人。《基督教要义》一书中表述为“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并接收属于我们的一切，又把属于他的一切传递给我们，叫我们借着恩典得以拥有他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加尔文所主张的救赎论与路德的救赎论有很大的不同。路德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令他的受难与受死，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正如前文所述，加尔文继承了中世纪的唯意志传统，认为基督受死的功劳完全取决于上帝赋予它的价值，而并非其本身拥有的价值。换句话说，除非上帝认可，否则基督的死是没有意义的。
其三，如何获得基督的恩典？路德的“因信称义”强调信心在信徒获得称义过程中的作用，与此相似，加尔文也强调信心。他认为信徒透过信心得以与耶稣基督在灵里结合；透过信心，我们拥有属于基督的一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恩典，这既是加尔文的预定论。 从世俗层面的角度来讲，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公，例如身份上的差异，经济上的高低。而从基督教的层面来讲，为什么同一个上帝的应许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带来的功效不尽相同？亦或先从福音谈起，为什么有的人相信福音，有的人则不然？在加尔文看来，“预定论是一种事后回溯式的解释，它解释了人回应恩典的特定方式，” 也即是从后往前推，信徒只能在有了宗教体验后才能感知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而并不能依靠自己的行为来获得得救；“信徒不因为行为得救，但行为可以证明他们已得救。”此后，“上帝预定让一些人得永恒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受永远的刑罚”。与路德的观点相同，加尔文也强调上帝赐下的恩典，这恩典不是信徒善举的酬劳，恩典的获得完全视上帝而定。并且上帝只把恩典赐给某些人，并非所有人。
最后，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的第四部分一系列与教会有关的问题，如教会组织和圣礼等。
企图通过几千字的内容来概述加尔文丰富的一生以及杰出的神学思想显然是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之举。不过，我们对加尔文及其思想的描述似乎可以先到此为止。要想解决本文开头提出的若干问题，我们不妨以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演绎过程作一番考察。之所以选择加尔文的预定论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在加尔文的诸多教义中，后来加尔文主义者对预定论的演绎是最为丰富的；另一方面，预定论的演绎过程，同时也是加尔文思想被加尔文主义者继承，进而影响现代西方文化的过程。
如前文所述，加尔文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教义》一书中简略地提出了预定论的教义。这一教义解决了上帝的恩赐与人类回应之间的关系。只是，预定论并不仅仅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一方面区分了加尔文主义者与路德宗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为加尔文继承者们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对宗教改革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路德、加尔文的主要教义再熟悉不过，两者各有特色。因为出于不同的改革阶段，两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完全吻合。不过很少有人关注两者的区别，以致于在加尔文改革宗初创之时，还被看成是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主义者出于声明自己教派教义这一目的，继承和发展了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两者之间较为明显的差异即在于此。路德完全强调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无能为力，也并没有任何彰显信徒是否得救的标志。信徒所依据的只能是手中的《圣经》和信心；而加尔文虽然同样认为上帝高高在上，人类无能为力，不过，信徒可以透过行为依稀看到自己得救的光明前景。如果说路德的教义显得较为出世的话，那么加尔文的教义在其后继者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则显得较为入世。因为，加尔文并不反对信徒对世俗事务的参与。
随着加尔文及其思想的不断扩大，围绕预定论的相关问题，贝扎、阿明尼乌、以及抗辩派等诸多加尔文主义团体在神学问题上争论不休。于1618-1619年召开的多特会议虽然暂时缓解了因教义分歧引发的分裂，不过这一发展趋势终究不可阻挡。当然这也从反面显示了加尔文思想在加尔文主义者的不断发展下，其涉及面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
在西方社会迈入近代门槛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这一位置一旦占据，便不可动摇。马克思•韦伯在其论述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早在宗教改革前，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不过这一资本主义与后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不同。前者是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将赚取的钱财用于奢靡的生活上；而后者在使用物资钱财方面则极力奉行个人禁欲主义。在韦伯看来，正是新教激发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必需的心理先决条件，不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其自己的规律，韦伯也并没有认为新教倡导的金钱禁欲观导致资本主义从中世纪发展到现代社会，但这一观念确实无意中促成了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在麦格拉思看来，加尔文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有所贡献，一方面，他清除了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如对于中世纪教会对于投资资本的谴责）；另一方面，加尔文认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因此，与其说是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新教伦理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同样，预定论在加尔文主义者的不断诠释之下，财富也成为了个人得救与否的重要标志。逐渐地，加尔文的预定论摆脱了原有浓烈的神学色彩，融入现代西方社会的工作观念。当然，在作者看来，加尔文及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远不止于此，其对自然科学、公民社会、天赋人权等构成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要素也影响颇大。
总的说来，作为加尔文的个人传记，作者除了结合具体历史条件，为我们再现了加尔文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之外，更富有意义地探讨了加尔文为后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其观点的新颖和切入问题的角度都耐人寻味，价值自然非同时代的其他加尔文传记可比。
《加尔文传》读后感(五)：如果不想读了就看我的读书报告吧OTZ
这是某萌萌老师的课的读书报告。今天刚考完，顿觉无力。发之，企图攒人品。TAT
饥荒，鼠疫，战争，中世纪流行着一种对苦难和死亡病态的担忧，不少人确信死亡来自上帝对罪的愤怒；苦行，忏悔，赎罪，人们殚精竭虑以获取功德；买卖圣职，滥用薪俸，任人唯亲，天主教会的各项腐败遭受强烈反对和质疑；哥伦布，哥白尼，农民运动，在生命的每个领域，旧的静态边界正在被一点点逾越……在这个混乱的秩序下，各种各样的教会形式和教义涌现，受教育的平信徒们开始参与宗教事务；经院神学，神秘主义为基督教新教神学的展开提供了思想土壤；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促使个人意识抬头，人文主义呼求走出思想的迷宫并推动着古代神学原著的传播。随着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社会、政治和宗教格局正在发生剧变——约翰•加尔文就成长于这个时代。
如他曾形容自己的“穷乏而胆怯的学者”、不愿使自己的个性妨碍到上帝的作为，加尔文未能留下足够的反思和回忆，对其早期的生平事迹我们还不甚了了。根据少数存留的事实，加尔文最初在巴黎学习文学、拉丁语，接触到了新教思想，又转至奥尔良主修民法，邂逅了人文主义。尽管他了解中世纪后期文化特有的焦虑感和负重感，同时又与法国福音派人文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此时的加尔文并没有迅速而温和的接受新福音。加尔文的归信是“突如其来的”，也是“无法确定的”。在《<注释>诗篇》的序言里，他将自己描述为不能也不愿获得自由的马，被动的被上帝驯服了。年轻的加尔文相信着蒙上帝呼召几乎标志着一个人的彻底失败，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是以自高自大的形象自居。不同于路德和茨温立，害羞和退缩的加尔文几乎是被硬拉着进入了宗教改革者的行列——“茨温利已经战死，伊拉斯谟将不久于人世，路德陷入沉默，罗马教会复辟了，激进的改革派分崩离析，并且由于闵彩尔嗜血，他们遭受更多的不信任。正在这时，加尔文以一位新运动的领导者和新神学的创造者形象出现了。”
宗教改革事业之初，加尔文是在一系列的邀请和流亡中度过的。受科普事件的影响加尔文离开巴黎，前往昂古莱姆定居。在努瓦永的教堂辞去牧师一职，与天主教会决裂。后来到巴黎却因告示事件不得不离开。在巴塞尔期间，加尔文的朋友在法国被处火刑，在法福音派被诬蔑为重洗礼派，且被法兰西斯一世暗指为志在政治的煽动分子，这让加尔文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随即发表《基督教要义》。在前往斯特拉斯堡的路上，加尔文留宿日内瓦。原本只是短短的一个夜晚，法雷尔却突然造访恳求其协助刚刚获胜的宗教改革，加尔文与日内瓦的命运就这样牵绊在了一起——加尔文造就了日内瓦，日内瓦也造就了加尔文。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共生关系之一”的开始。但一年不到，加尔文和法雷尔提出的教会条例受到日内瓦民众的厌恶，市议会决定遵从伯尔尼模式，加尔文和法雷尔被流放。
随后加尔文前往斯特拉斯堡，住了三年。宗教改革在斯特拉斯堡已经稳定地开展了一段时间。站在旁观者的全新角度，加尔文注意到政府是如何支配教会，因此着手设计另外的模式，加尔文此时的作品也表明他已经摸准了这个真实世界的人类社会和制度的脉络。精确的细节、清晰的方向、彻底的现实主义思考，只在头脑中存在的归正教会和团体已经成为实际具体的经验。这时日内瓦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伯尔尼与日内瓦决裂，亲法雷尔派系控制了日内瓦。1541年9月，加尔文被法雷尔说服，重归日内瓦。
在日内瓦加尔文设立教会法庭，对付宗教观念偏离并威胁日内瓦宗教秩序的人。使加尔文饱受诟病赛尔维特事件就是在此间发生的。讽刺的是，加尔文与塞尔维特二十年前原本约好在巴黎的安全地点见面，但塞尔维特没有赴约。二十年后终于相见，加尔文却残酷的“处决”了塞尔维特，“新教的大审判官”、“日内瓦的暴君”之名也由此得来。但麦格拉斯指出，塞尔维特是加尔文一生唯一处死过的异端，而且加尔文在整个事件中只是技术顾问的角色，塞尔维特的审理处决都是由市议会一手包办的。日内瓦的政府和教会才刚刚稳定，当时的异端在神学外衣下却有着广泛的政治目标，重洗派的一些主张对日内瓦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秩序构成致命威胁。倘若加尔文真如自己所言是“穷乏而胆怯的学者”，那么所谓的残酷处死的真相也可以推测一二了。我宁愿相信加尔文是为了“爱邻人”而送塞尔维特往灵魂的永生，而不是因为残暴的个性，剥夺通信多年的友人的生命。
1555年革命后权利调整，日内瓦收留的新教徒难民中有许多支持加尔文的有钱人成为自由民，进入议会，1556年选举后加尔文的朋友们接管了日内瓦，加尔文终于可以平静的工作，并把思绪转移回到祖国了。
在加尔文之前，法国福音派受路德影响，但并不打算与天主教会决裂。1541法语《基督教要义》出版，成为禁书，但读者甚众，同时日内瓦读物持续涌入巴黎，加尔文思想加速渗透。不过必须提到，虽然加尔文为中产阶级寻求价值观和生产活动带来宗教尊严，却使贵族阶层对其带有偏见，农民阶层中加尔文主义的苛刻崇拜模式要求和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使其不能传播。没有牧师圣礼教会，福音派不可能长足发展。因此，日内瓦秘密向法国输送牧师，最终建立起结构严格的教会，还随之成立了日内瓦学院。新兴第三阶层受加尔文主义“改变意识”的鼓舞带动了个人自由奋进的运动。加尔文承认统治者如果违反上帝，就超越了自己的权限，等于自行废除了权力，这也是天赋人权的神学基础。1559-1561法国经济日益萧条，此时掌权的美第奇采取对新教的宽容态度，贵族接受了加尔文主义，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对神职人员。但统一全法的过程中奥尔良发生宗教战争，法国不可避免的分裂了，这使加尔文在自己祖国的声誉模糊起来。
加尔文主义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加尔文的身体却日渐衰弱，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病逝日内瓦，应他本人的要求葬在普通公墓里，没有石碑。从开始直到最后，加尔文始终是低调、自谦，甚至可以说是软弱、胆怯的。他没有强大的人格，在宗教改革之路上似乎一直磕磕绊绊，但他一直理性的认识到宗教改革是对现存体制、做法和信条的挑战，清楚教会纪律结构的重要性，并设计了一种教会模式。而对于一个宗教改革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强烈的传道热情，忠实于圣经，忠实于上帝之道——“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地上，为了在我们身上的得到荣耀。为了他的荣耀我们献上生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生命的开始。”
加尔文55年的生命，在基督教史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是这位宗教改革者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却毫无疑问是这条历史星河中璀璨的恒星，连加尔文自己都不曾想见的耀眼。
加尔文通常被认为是“一本书的人”，而这本书就是《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是神学思想发展里程碑式的著作，涵盖了从教会教条、圣礼到因信称义和基督徒自由等多方面的主题。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洞见加尔文的原原本本的思想，并与加尔文主义后来的发展进行比较，从而了解为什么加尔文被麦格拉斯称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
《基督教要义》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讨论“如何认识上帝？”加尔文认为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是相关的，人与生俱来的能感受到上帝植入每个人内心的感觉（所谓“宗教的种子（semen religionis）”）使人畏惧上帝，人对世界秩序的感受和思考使人敬仰上帝的智慧和公义。耶稣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中保，借助圣灵我们阅读圣经，从而了解耶稣。加尔文还再次捍卫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为了使人能更好的认识上帝，上帝俯就人们，因此在加尔文看来圣经中与自然科学现实不相符合的矛盾正是上帝在俯就思维简单的人的能力与见识。上帝也护理人们，创造了世界之后，上帝继续关爱、指引并支撑世界。第二卷讨论作为圣子的上帝，包括加尔文的罪论——“人心虽已堕落，不如最初之完全无缺，但仍然禀赋着上帝所赐优异的天才”、基督论——“那将作为我们的中保的，必须一方面是真神，一方面又是真人，这对我们是极关重要的。”、赎罪论——上帝不是因基督的死而爱我们，基督是因上帝爱我们而死，基督受死的功劳取决于上帝选择赋予它价值。第三卷讨论作为圣灵的上帝——救赎的实现。信徒透过信心与耶稣基督在灵里联合（因信），从而在上帝眼中受到认可（称义），并同时开始走上道德改良之路（成圣）。我们常有一个印象即预定论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但事实上加尔文花了大量的笔墨阐释恩典教义，而对于预定论教义的处理却十分低调。事实上加尔文只是将其看作由福音宣讲而印发的一个问题，以此来解释为何有人感应而有人麻木不仁。预定仅仅取决于上帝的意识，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而死，我们不能知道上帝如何挑选被弃绝之人，但弃绝是必然的且完全公义的。第四卷加尔文探讨了一系列与教会有关的问题。教会是两极的，包括神圣的拣选和地方教会。关于圣礼加尔文则是路德和茨温立的中间派，认为标记与象征之事“有所不同而又不可分割”。
本文讲到这里依然是围绕着加尔文其人其思想进行的潦草的阐述——“加尔文最大的成就是他吸收了宗教改革的经典洞见，并赋予它们清晰而系统的解释，这是路德和茨温立从未做到过的。”但加尔文真正的影响已经随着加尔文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不断演化慢慢的波及开来。
加尔文主义最早由信义宗辩论家维斯特法勒提出。加尔文主义发展的思想和观点，根本上是受加尔文主张的启发，但远远挣脱了源自日内瓦的低调主张。可以说，剥去加尔文主义中的宗教活力，世俗加尔文主义保留了加尔文主义的很多道德观和社会观。这里又不得不谈到预定论了。“加尔文意识到，教会机构和组织对一项运动的后续发展起重要作用，加尔文的继任者认为坚韧的思想框架同样重要，在构建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预定论成为新的重点。”十六世纪欧洲的政治地理版图需要靠各个教派教义之间的差别确定，这时改革宗神学家发现来自信义宗和罗马天主教的压力不断增加，奋起维护自己的观点，作为信义宗和加尔文主义在教义上微小差别的放大，围绕预定论的相关问题显得愈发重要。“加尔文本人的预定论学说经过后继者的修改，决定人们如何理解人类劳动的本质和目的，而且还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有关。”
当时的日内瓦受利于瑞士新教的财政共同责任原则，接受的难民又带来了手工技术，汇集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即资本、制造技术和能力、经销网络，迎来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发展。加尔文预定论认为，恩典是无条件的，但人的行为是恩典的标记。也就是说，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你确信得救的原因。加尔文主义称赞劳工，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以及社会存在的重要性，上帝的呼召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世俗劳动成为加尔文属灵思想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样的理解下，工作成为一种肯定自身和上帝荣耀的途径。如果将此与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做个对比，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成长得这么坎坷。加尔文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他清除了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如中世纪社会和宗教方面对投资资本的谴责），二是加尔文激励人培养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和行为。“加尔文也许从未打算提倡资本主义，他所做的，可能只是时日内瓦既有的或正在发展的经济观点，政策与体制合理化。“
韦伯命题无法说明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和资本的积累与再投资之间有何明确的关联，但“加尔文主义的确令工作从讨厌的、丢人的活动，变成了人可以透过它来肯定上帝及其所造世界的既尊贵又荣耀的途径”。也就是说，加尔文主义并不是从什么方面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影响了投身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商人、劳动者的思想认识。
17世纪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的神学基础遭到侵蚀，加尔文主义受世俗化影响逐渐加深，这导致了清教徒经济观的变化，并导致了新英格兰的殖民扩张。美国就是在这场殖民运动中诞生的。真正的美国是以新耶路撒冷为原型的，许多人坚信美国的独立是上帝对美国的呼召。“在19,20世纪的美国社会，当加尔文主义的宗教要点消失之际，世俗化的护理或天命的概念，就开始取代着有明确宗教含义的预定概念。”“成功神学”就是这样一个扭曲的产物，财富被视为蒙上帝拣选的记号，而属灵的祝福则消失殆尽。
加尔文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就要纯粹许多了，加尔文剔除了圣经字面主义，精辟的构建了“俯就”的理论，这点前文已经谈到过。“假如加尔文对他同时代的追随者影响更大一点，那么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面貌之一（宗教与科学间的紧张状态），也许就得以避免“。16世纪及以后的自然科学得到了空前的迅速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宗教推动力。
除了经济、科学，加尔文主义还在艺术和政治上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认为加尔文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其实是毫不为过的，虽然这可能与加尔文本人的设想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500多年前的学者，约翰•加尔文于我们而言是那么的陌生，我们甚至不能从历史证据中完整的归纳出他的一生，他是一个谜。但是宗教改革者加尔文的名字却深深的镌刻在历史的书脊上，他矗立在日内瓦的石像被无数人纪念，他的著作被无数人阅读，他的思想和影响被无数人揣摩、赞美和批判。加尔文经历过那些屈辱的驱赶和改革的挣扎，看见曙光却迎来黑暗，身体的疾病还在日复一日的纠缠，但他还是坚定的忠诚于上帝，他颤抖着感受神圣的光芒，与此同时头脑却理性的进行着对教会形式的分析。他不知疲惫的传播着福音，终于在黑暗之后迎来曙光，并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后世无数人的世界。
重返日内瓦的第一个星期，加尔文曾走上圣皮埃尔大教堂的讲坛。但在好奇的日内瓦人期待着加尔文痛斥那些将他逐出日内瓦的人的时候，加尔文只是从三年前他离开时停下的地方讲起了福音。加尔文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他生命和神学的意图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工具，而是上帝知道忠心的见证。这就是宗教改革者加尔文，透过那些模糊的历史我们了解了你的一星半点，而透过时间长河的涤荡，你的思想几乎塑造起我们的社会文化。
ost tenebras lux!
参考书目：《加尔文传》、《改教家的神学思想》、《道成肉身》、《基督教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