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认同》是一本由[美国] 温迪·J. 达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老师的~
●本书的视角对我而言很有新意，尤其作者对于风景的“政治性”那一部分的论说，启发我理性对待某些善于Zhuangbility的恨不能把“驴友”纹在面上的人士。
●相当有意思的主题（是的我就是好这口!），也看出作者颇为宏大的构思，虽然拼接与组合显得稍逊流畅。湖区不是自己成为湖区的，英国文化精英的凝视，对无人的如画风景美学的期待，文学与绘画的创作构成独特布景，而诞生风景之地，并借以风景形塑不列颠的国族建构与身份认同，湖区与山峰成为“真正英格兰”的想象之地与道德空间。自然复魅而具有“内在神性”，现代化进程中地理空间秩序重组，阶层分化，指向“谁的国家”和进入权之争的主题，最后对于徒步者的参与观察与访谈也颇为好玩。读到最后开始琢磨起近十余年来“西藏的诞生”，过往研究多从西方视角关注香格里拉的塑造，但国内川藏线徒步热似乎不仅仅是西人经久不衰的意象挪用，在多重力量的角逐中，想象也共享和创造集体记忆与美学认同，
●多次对话了《人类学定位》一书，但就是没想起来《定位》在哪里说过，终于明白《定位》翻译得是那么烂！
●很棒。
●敢再枯燥一点么。
●风景的文化构建中的政治含义。对共同风景的认同也同时塑造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身份认同。有空需要再读一下
●不想自虐的话就别买这个中译本了吧
●湖区的三个维度：18世纪的如画审美与民族主义，进入权与政治，现代的徒步旅行者群体。
《风景与认同》读后感(一)：【读品】109辑荐书·人文地理
本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反思那些景观是如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的，并由此建立一个包含景观现象学的批评体系。因为所有的风景背后都是人，必然涉及到谁有权控制、利用、表征、再现、改造这些风景。
所有景观的含义都是人所赋予的。“这片风景意味着什么”，取决于“谁在看”，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权力。典型的如耶路撒冷问题，犹太人看到的是合乎圣经教义的那些景色，也致力于把这里改造成他们意念中圣经时代的景观。在英国，景观倒不是在教派认同之中扮演敏感而重要的角色，而主要是在民族和阶级认同中的作用。
一处庄园的风景、一所住宅的风格和装饰往往表现出居住者的经济阶层、民族属性、权力态度，甚至对待自然的态度。在英国，“风景”是一个动词，它不仅是文化权力的工具，而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对士绅阶层来说，文化资本和风景纠结在一起：商业精英吸收古典教育形成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观，并在乡村别墅的风景中将这一权力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无权者则要尽力避免被排斥的命运，争取到使用风景的权利，因为现代景观政治“关注的焦点放在哪些人和哪些活动有权使用风景”。
这一文化地理学的经典著作横跨地理、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予人许多新启发，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十分滞后，如能吸收其中的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可望做出许多新发现来。《文化地理学手册》一书也可以一并参考。（维舟 推荐）
[美]Wendy J. Darby 著，张箭飞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35.00元
《风景与认同》读后感(二)：谁的风景，谁的认同
中心议题是“风景是被谁，被如何使用”，时间跨度从17,18世纪一直说到20世纪。结构清晰的文章吧，说干巴巴毫无趣味，这类充满了趣味的著作吧，太散漫以至于中心不明确，研究问题、观点和证据散落在行文，看得颇为吃力。加上涉及英国政治史，更有些距离。整个研究不是那么coherent的关键在于，没有说清楚“建构和使用风景”的关键因素是如何变动的，只是分散在文中，比如说英国产业的变化，阶层的变化，城市化，文化产品的制造和消费，民族主义。文中各有涉及，只是不清楚。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总体来说，虽然读下来觉得不是非常有启发，但是细节丰满，还是很有趣。
第一部分的重点是理论背景，主要使用的话语是福柯的，风景如何被规训。什么样的风景（如画乡村picturesque）和有关风景的何种活动（徒步，狩猎）被视为“典型英国的”？
第一部分谈及英国如画乡村风貌的形成。“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如何消失在画布之上的，而整齐划一的乡村庄园如何受到贵族青年以意大利为核心的壮游Grand Tour影响。从剧场，到印刷术（各类人文地理杂志期刊），到克劳德镜（多种滤镜已经可以把白天看成黄昏）和360度全景画的流行，都参与了风景的再现与再建。
湖区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风景”被接受的？暗含了整个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城市化导致农业和农村作用的改变，现代意识形态对自然的规训不同于古典时期（不一定要优美的对称，崎岖嶙峋也壮美），很多影像再现暗示了摄影和电影的性质，为这两者的诞生提供基础。但是，作者也没有提供主线。
接下来，湖区作为“民族风景”是如何被建构的，19世纪变迁的主线是工业革命和英国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中期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诗人）的兴起。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伦敦作为大都市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法国文化是否支配着伦敦，乡村英国作为“传统纯正英国”被中产阶级提出来同堕落而扩张的法国（英国上层）对立。与此同时，另一个工业的现代的进步的英格兰版本也形成了，这就有了“从古到今”的不列颠民族。但是乡村英国（具有家长作风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和现代英国（进步的，倡导改良的土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意象之间在“风景使用”上有一个核心矛盾：即在现代英国看来需要改造的乡村，恰恰是不列颠传统中珍视的乡村（p80）。类似于“什么是遗产““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的争论在那时候就已经产生。整个19世纪，现代社会正对旅游开发的利弊的讨论已经全部在英国显现出来。
而峰区的例子用来说明风景的“进入权”运动，暗含的是18世纪末到二战爆发的英国政治背景。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城镇人口重新移入乡村，为19世纪的路权立法提供基础。阶级与民族认同，宗教与休闲的相互关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对抗，激进分子和宪章派，非国教徒，偷猎者，改革家，和工人阶级漫游者（p105）。异教徒和他者文化，失业人员的流动性，铁路和报纸带着各类声音到达全国和中心，工业革命下，城市化现实下爆发出对乡村的怀旧，由中产阶级建构的乡村神话，徒步运动成为典型英国的活动，和教堂活动，家园，徒步和偷猎/猎杀这些话题纠缠在一起。华兹华斯的名言“湖区是一种国家的财产”一再出现，作者问道，那湖区一开始是私有财产吗，国家是什么，谁构成了国家，投票权在过去一个世纪也不断发生变化，谁的风景，谁看谁，谁有时间看（休闲的权利），怎么看（对风景的规训）？
华兹华斯作为湖区的代表广被认同，反对通铁路，反对开发，反对大量游客涌入，但是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哈利特·马蒂斯支持铁路把工人带到山区乡村，她认为这让人受益，而且湖区由于交通闭塞也落后，需要开发和现代化（p152）。围绕着湖区的经济和环境问题，19世纪中叶开始有环境保护运动。湖区保护协会的成立在1883。另一发展是围绕着“如何欣赏湖区”，各类徒步团体，社会组织纷纷发展，“教育”工人阶级不是去触摸，而是去凝视风景。合作假日协会CHA的成立，组织者是个非国教徒牧师，主要是工人阶级（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徒步和漫游由普遍到狂热，实际聚会达到1600人的团队，有一本《湖区漫步指南》在1899-1932，再版40次，作者在1932年还组织活动，湖区的拥挤，一窝蜂，和如今蜂拥而去云南双廊的堵车长龙毫无差别），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热爱攀岩；一战后工人阶级和妇女也加入“进入湖区”的运动。关于“进入权日”的所有讨论，让我一则想到John Urry提过在撒切尔政府时新自由主义下很多作为“国家财产”公共开放的参观场所最后都私有化了，二则明白了为什么会看到不同城市有所谓“开放日”（Open Day）的活动，即这个城市中历史文化遗迹在每年某一时间免费开放。
和我的研究格外相关的大概就是青年旅社和徒步运动了。书中提到，大萧条时期，查尔斯·特立威廉爵士把在沃林顿的附属建筑改造成宿舍提供给徒步旅行者联盟，后来又把这些宿舍捐献给青年旅社协会，他的兄弟乔治是该协会第一任会长（p174）。YHA（youth hostel association）照顾了出逃的城市“野蛮人”，因为一晚1先令的收费使得“一个星期只挣30或40先令低报酬的职员和体力劳动者”负担得起一周的度假，YHA于1931年成立，到1939已经拥有30个旅馆和8.3万成员。这些活动在自上而下的眼光中都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带有宗教意味。因此，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到后工业时代的英国，政治党派，宗教派别或者阶级成分这类强势的身份认同已被个人主义和通过生活方式进行的“自我发明”所取代，（p197，套用吉登斯的概念），而在这所谓个体化的过程中，带有宗教意味的，或者与父母一起的湖区徒步，变成了纯粹个人的休闲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组织的向导抱怨说，参加共同仪式比如早晚餐的人越来越少，分头活动比较多。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运用了问卷和访谈，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再地化/发现/引述景色”，frame参与者动机的是特纳的“通过仪式理论”（rite-de-passage），徒步被看做一种世俗性朝圣，在自然中感受到“被征服”；同时孤独是很多人参加俱乐部的动力，“在这里，结构性的等级世界被暂时而多次地抛弃，随之产生的是给人更平等感觉的经验性共同体”（ 252）。们把山地徒步当做逃离“那一切”的方式（城市生活的压力），也把山地徒步经历视为一种联系，与历史的，与他人的，努力登上山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或者“更恰当的感觉”来面对个人问题或焦虑（257）。在“特殊视角”这一章，作者直接用三段女性采访表达三个主题，老年（女性）将湖区看成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年轻的组织者将徒步向导作为一种职业；女同性恋视角则凸显了徒步这种运动中的性别问题。而这也highlight了作者想说的在风景中的exclusion，“湖区是英国的”，那湖区不是谁的？不是少数族裔的（黑人，亚洲人），不是同性恋的，也有部分不是女性的（竞争性徒步，讲求穿越和速度），风景“超越了阶级，但是无法超越性别和族裔”。
我以为作者会有篇幅谈风景的开发和湖区的经济利益，不知道是此类文章已经很多，还是其他原因，总之很讶异没有来自风景“当地”的视角。不过也有可能是作者从一开始就说分析的对象是“无人风景”，总不能去采访松鸡吧？
最后，还是跟我的论文相关的，总体感觉，对这些风景的进入，一直涉及到upper class 和lower class的差别，而上面所提到的YHA，CHA都是针对下层，作者还提到，漫游者ramblers，徒步者hikers和远足者trippers，贾罗的失业者去进行了真正的长途徒步，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为他们在1936年徒步300英里走到伦敦打下了底子。
《风景与认同》读后感(三)：用“自然”对抗“社会”
阿甘的问题
许多年前，我还在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去看当时刚上映的美国大片《阿甘正传》。心地善良，生性稚拙，每每陷于险境，却又回回绝处逢生、因祸得福的美国“傻根”阿甘，深得我心，随着镜头移动，时而同悲，时而共喜。然而，当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阿甘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天，不知什么原因，我决定出去跑一趟。”他跑到了路的尽头，跑过了绿茵县，穿越了阿拉巴马的田野，跨过了密西西比河，一直跑到大海。
山川与河流在他身边掠过，阿甘的奔跑没有停歇，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你为什么要跑？你是为了世界和平吗？你是为了无家可归者吗？你是为了妇女权利吗？为了保护环境吗？阿甘心里在回答，“他们就是不相信，有些人跑步什么都不为。”
影院中所有的观众哈哈大笑，我也毫不例外。虽然觉得这样一个场景中，这样一个形象与这样一个回答，流露出返璞归真的可爱，可年少的我，始终没有搞清一个疑问：一个旷野中奔驰的旅行者，为何会和“世界和平、无家可归者、妇女权利、保护环境”这样一系列主题联系在一起，并在阿甘身上产生了一种旷达的幽默感？换言之，旷野、景色、旅行这样一些主题，是如何与权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这些生活的维度整合在一起的？
来自纽约的人类学家温迪·J·达比博士，毕多年思考与田野于一役的《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似乎能为我多年来的困惑提供一个解答。
把风景带走
“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无论古今中外，“风景”有别于天然存在的自然风光，我们需要去大自然中体验风光景观，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把“风景”带走———依靠舞台背景、风景画、点缀在书籍插图中的铜版画，以及各种建筑学景观设计手册———并加以重建，修饰。
“风景”可以与各种品质相连，山脉和流水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性别和气质，包括人类的各种美德，使那些抽象的“性格”有了具体化的呈现。同时，通过绘画、铜版画等“制造”出来的风景，可以选择、组装”风景“中出现的各种要素，一群劳动者可以被醒目地置放在前景的中间部分，也可以在另一幅同样的作品中被一棵枯萎的古树所取代，这也反映了如画风景运动的普及和市场对这类版画的需求。
深受法国宫廷文化影响的英国，也在“风景”的观念上与前者保持一致。自路易十四时期以来，以法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古典美学也影响了英国的宫廷审美，人们通过改造自然来获得一种形式主义的视觉体验。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的启蒙运动潮流，让中产阶级在英国兴起，使其在追随贵族阶级的同时，向往一种与其自身地位、精神相符，又不同于旧贵族的审美旨趣。
既然与法国宫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有着“征服者威廉”血统的英格兰文化不再受到追捧，有着不列颠文化底蕴的景观被发掘了出来———“伦敦社会转向凯尔特边界山区，抬升了那里的价值，使远离都市的湖区成为时尚之地”。这个遥远的“风景”是否符合中产阶级的需求？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它不属于贵族的伦敦；第二，它遥远的未开发的状况，符合中产阶级的“企业家精神”；第三，远古、原始和神秘的气质，表明了一种更加深厚的，与历史的并接，“这种神秘性支持了不列颠身份，也支持了英格兰身份的一种版本”。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而言，如画乡村的风景有着双重的含义：将乡村“他者化”意味着自己的进步与骄傲；进入如画风景，又能重获“高贵野蛮人”的品质。于是，这就有了“浪漫主义运动和湖畔诗人”以及“乡村神话”。
走进风景
“从18世纪末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乡村的移民，他们满怀希望或绝望地涌进新的城镇成为工厂工人，进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从事服务，或使失业大军膨胀……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归宿如何，19世纪初期生活在工业城镇的多数人都思念乡村生活”。现实摆在眼前，从最初的中产阶级对“风景”的渴望与塑造，到工人阶级对逝去乡村的伤怀，“风景”对人们的生活有了不同的意义，“改革者将进入休闲风景去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
为了争取“进入空旷风景区的权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拥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区当作是年年猎杀松鸡的猎区，而附近城镇的工人阶级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宁静，视它为一个徒步、爬山、观景的地方”。随着现代主义的深入发展，尽管只有到了星期天，工人们才有时间“走出城镇，走进附近开阔的农田”，不过有权享受风景的也不单是中产阶级了。
而对于现代国家而言，风景区也具有了不同的意义，那些通常远离都市的湖区、山区文化和美学的关联被提升到民族性价值的高度。各种文化遗址从风景区“被发现”，围绕风景区的各种协会建立起来，这些学会的成员来自法律、政治和学术圈，“社会改革家、学会人物和风景保护者所属的团体相互呼应，形成保护湖区的合力”。那些风景区，不再是有待征服的自然领地，也不是可以被规训的“园林”，而是一种离开标准生活的体验。
城市的扩张，大都市的兴起，使人们甚至需要通过火车(地铁、轻轨)来穿越一个城市，有时乘坐火车在两个城市之间穿行时，也只能见到被大片市镇分割，用于点缀的“风景”。时代在变化，风景的意义也在变化。从一开始被象征为各种品质的“景观”，那时的人们可以通过风景画、印刷制品，将风景带回到自己在城市的居所中；到启蒙时代具有争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对风景的探索，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个人权利的捍卫；再到工业时代以来的现代社会，风景本身再度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手段。只不过这次，人们通过走进“风景”来实现这种意图，在获得“朝圣”体验的同时，获得了对自己所处文化与社会的认同。
一如作者研究中的英国高地湖区，各种各样的人群，都选择徒步旅行来体验一种与城市标准有异的生活。有富裕的白人、摇滚爱好者、曼彻斯特的社工、退休印刷工、女性同性恋者、穆斯林女孩、亚裔或黑人、石油钻塔工人、前航天交通管理员，这些分类没有任何代表性和规律性，只是表达了参与徒步活动人群的多样性。很难说，每个徒步登山者都带着某种明显的权力与政治诉求，但至少每个人在享受相似的风景时，都获得了自己不同的体验，而这些收获背后，隐含着交织历史与斗争的复杂认同过程。
“风景”是他的舞台
现在我们或许能回答开篇提出的那个“阿甘问题”：风景如何充当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宝库？澹泊宁静的阿甘或许不会意识到，他离开了富裕白人的中产阶级标准生活(忽略他不到平均值的智商)，实践了一条旷野中的奔跑之路，从大海的一边到了大海的另一边，穿越了森林、高山、大河。曾经给他带来无数麻烦的“固执”，现在成了他的高贵品德，而如画的“风景”则成了他的舞台。
离开都市，离开重复的日常工作，摆脱政治、经济、军事危机造成的担忧，纯粹得近乎“高尚野蛮人”的自由生活(疯长的毫不修理的须发)，在自然中几乎依靠本能———也就是奔跑———而生存。电影中的新闻报道旁白为此作了很好的归纳：“两年多来，一位名叫福雷斯甘的人，来自亚拉巴马绿茵县的园艺师，除了睡觉，就是不停跑步横越美国”。“两年多”、“园艺师”、“除了睡觉”、“不停跑步”、“横越美国”，这些关键词概括了自卢梭以降，所有启蒙思想中对“自然人”叙述中都必不可少的品质特征。而这些都蕴含在“风景”(田野)———都市/自然———社会，这一组二元对立的隐喻当中。
离开现实压抑的社会，进入“风景”之中，用“自然”的一极对抗“社会”的一极，这种实践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在阿甘离开家乡的大榕树，开始向着自然的远足时，便已启动。而这也是温迪·J·达比博士试图告诉我们的，风景之于人类丰富的意义。
“然后，我有了更多的伙伴，然后，又有更多的人加入，”阿甘穿越了散落仙人掌的无边沙漠，“有人后来告诉我，人们看到了希望。”
版次:GB22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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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读后感(四)：看得见“风景”的英伦政治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维 舟
风景说到底也是一种政治：因为所有的风景背后都是人，必然涉及谁有权控制、利用、表征、再现、改造这些风景。我们所到的任何一处风景，它所展示给我们的含义，都来自背后这个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对此的反思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任何人生活在其中的空间都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个意义系统编织起来的空间；而后者至少和前者一样重要，因为在实践中，地理空间与权力概念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导向的社会，这在景观话语中尤为明显。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种根植于主客对立本体论和透视的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在这种观察模式中，观察者是一个从被观察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点，并与它保持某种控制、描述、再现的关系，它意味着分离和旁观，也意味着表现和认同。对这一观念的反思事实上是过去二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处于景观话语中心的视觉隐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地理学面临一个全新的任务：反思那些景观是如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的，并由此建立一个包含景观现象学的批评体系。
据此，风景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其人文属性；毕竟，任何景观的含义都是人赋予的。同一片风景，对不同的人意义可能完全不同。对游客而言只是一片荒山的地方，对一个世代在此居住的人而言却可能意味着一个能唤起他心潮澎湃的场所，那不仅是他家族谱系永存的象征，是他自我存在与认同的根源，还意味着一种强烈的权力要求（“谁想征用这个山头，都应取得我的同意”）。因此，“这片风景意味着什么”，取决于“谁在看”，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权力。
在许多时候，这甚至是政治冲突的焦点。最著名的莫过于耶路撒冷问题：三大宗教都把它视为宗教圣地，而其信众对这一圣地的含义和想象却又是相互排斥的。其结果是，耶路撒冷就像一块黑板，不同的教派不断试图擦去他人的痕迹，而画上自身对圣地景观的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巴勒斯坦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和圣经的想象中心。《文化地理学手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与民族景观的图像化形象在将现代民族国家塑造成可见表征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并主张民族或国家与其所占据的领土或自然之间存在天然关系。”——想想朝韩在长白山争端中的话语：它们将之表征为本民族的象征，同时又据此认为自身有权占有白头山天池。
那些地标性的代表景观往往在人们的认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而敏感的作用。北京紫禁城、悉尼歌剧院、巴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瓦西里大教堂……这些风景的图像、照片、标记到处流传，都发挥着传达民族自豪感和认同的作用。现代民族国家常常通过一些挑选出来的景观地形特征作为集体认同的独特表达，来加以赞美，它们本身就起着强化认同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本群体的人，也对群体之外的人；就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许多异国人对美国产生向往和认同的符号。
也正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独中国）的人看到外国人拍摄一些在他们看来不雅的风景时，他们表现得那么气愤——他们只想挑选出那些令他们自豪的风景展示给人看，以维护他们的自我认同和尊严。因为不同的风景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不同的认同。如果要你截取一个画面来代表中国，你是选取鸟巢还是苏州园林？抑或是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凋敝村庄？有三部Magnum摄影师关于俄罗斯的作品，都向人展示了一个凋敝、阴暗、具有乡愁意味、潜藏着某种危机的俄罗斯。如果你选取不同的景色甚至不同的角度，也能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国内政治中也不例外。正如我们都熟知的，一所住宅的风格和装饰往往表现出居住者的经济阶层、民族属性、权力态度，甚至对待自然的态度，在此，住宅正如一个人的服装一样，传递着它的所有者希望传递或隐藏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对生活在那张意义之网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应当是一目了然的。看看国内城市中充斥着罗马式雕像和“东方曼哈顿”之类的名字的小区、那些戴上中式屋顶的高层现代建筑、那些被屡屡曝光的充满权力美学的政府办公楼……中国人应该都懂的。阅读这些建筑，实际上就是阅读一幅社会心态的画面。
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景观政治十分早熟。温迪•达比以大量笔墨证明：在英国，“风景”是一个动词，它不仅是文化权力的工具，而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从近代早期以来就是如此：英国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随着士绅阶层的兴起，文化资本又和风景纠结在一起：商业精英吸收古典教育形成文化感知和价值观，并在乡村别墅的风景中将这一权力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由此形成国家文化的领导力量。这种文化品味、气质和古典建筑研究进而被认为是绅士应具备的比血统更重要的标志，是绅士圈子“进场时额外而昂贵的智力装备”。
这一研究打破和摧毁了文化、政治、地理等不同研究领域原有的学科边界，因为要追溯这一景观政治的形成，是绝不能止步于人文地理领域的。这种作为文化资本的英国乡村别墅景观的形成，本身源出于那个时代的古典教育和修业旅行，而牛津和剑桥的精英们进而根据意大利旅行形成的绘画和文化标准，重构了英国的乡村风景，并使之成为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象征和资格证明。不具备这种品味的人即便再有钱也不会被认为是绅士。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风景”及其相关的品味，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一个侧面。一个人要进入绅士圈子，其“进场装备”也不仅限于修业旅行、乡村别墅和古典建筑品味，它必然还要包括文明举止、古典文学修养乃至骑马狩猎技巧等一连串被认为是上流社会人士所应具备的资格技能。风景并不是其权力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准绳，一个较为特殊的准绳——英国乡村风景后来演化为某种“典型的英国风格”，成为了整个英国的象征。
如果说，对景观政治中的有权者而言，那主要是一个表征和认同的问题，那么对其中的无权者来说，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如何避免被排斥的命运，而争取到使用风景的权利。
作为女性，温迪•达比敏感地意识到：表征风景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上流社会男性的权力。不仅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常常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而且他们还是风景画派的资助者或生产者，他们不仅管理和改造着风景，并且风景的美学价值、文化意义乃至对身心的影响，也都是这些人说了算的，更不必说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自然风景实际上被给定为是“女性”的属性，而实践活动则被指定属于“男性”的范畴。
在这里，权力展现为一种排斥：那些能够投射并展望风景的人规定了眼前的风景应该具有的文化意义，并将不符合他们所指定意义的人从中排斥出去。这倒未必是一种对权力的恶意滥用，而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正如任何一个现代游客在观看风景时，也都只会选取一部分画面——而选择的过程就是排斥的过程。在英国近代早期的风景画和鸟瞰图中，那些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都被从视线中清除出去，只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让特权者观赏。作者正确地意识到：“无人风景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的产物，它把权力关系神秘化了。”但需要补充的是：实际上这种透视中产生的权力支配关系弥漫在整个人类活动之中，正如现代游客在摄影时也经常会把“脏乱差”的事物设法从镜头中剔除掉。
与这种排斥相对应的，就是那些被排斥的人——田园中不那么诗意的农民、街道上的乞丐、男性实践视野之外的女性、少数族裔，等等——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进入乡村在英国是一件争议颇为激烈的事务”，不但因为乡村是英国的象征，而且其“关注的焦点放在哪些人和哪些活动有权使用风景”。
随着这些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呐喊，景观政治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因为正如作者所言，“参观（visit）是一个及物动词：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寻求如画风景的参观者与被参观者形成碰撞后，后者只想过平静的日常生活，不想作为风景中的如画性物体而存在。”换言之，原先的视觉透视基础上的权力支配关系，实际上有赖于被支配者保持沉默和被动的状态，而当他们发出声音并进而恢复主动时，这种支配关系也就不再能继续了。
在英国，这一进程和英国工业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人们普遍意识到，乡村是所有人的遗产，而这便意味着所有人都应享有进入乡村的便利。当一些地方作为风景区被保护起来，公众就认为自己有权在想去的时候能去参观这些地方。公共用地并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进入，相反它们常常是被高度管理和规范着的，而其中心问题则向来是：“什么人进入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进入。”“非法入侵”风景区一度竟然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人们的聚焦点就在此：那些曾被排斥的人现在想要争得自己观看的权利。用书中一个女性受访者的话说：“女性有权进入男性能够进入的地方，同时女性有权质疑有些事不是我们想要的限制。”
由此，分析风景变成了研究社会表象之下众多对抗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不只是工人阶级在争取自由漫步的权利，一向在英国标志性的湖区缺席、不在乡村徒步的少数族裔也正在打破原有的固定印象，更不必说诸多活跃的女性旅行者——鉴于乡村是“英国性”的堡垒，他们的进入实际上兆示着一个多元的英国政治的形成。
反过来，在这样反复重演的山地徒步和景观游历中，原有的边缘群体也通过这种文化的体验产生了归属感，虽然这种归属感的内涵和同质性已经逐步得到修正和改变。更进一步地说，徒步旅行由于其特殊的体验方式，还保持着一种开创政治变革的潜在能力——虽然它本身是非政治性的，但它的活动方式本身就抛弃了结构性的等级世界，而伴随着一种更平等感觉的经验性共同体。通过参加这些新社会运动，人们在团体内部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意识（例如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徒步团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起到了教堂和修会的作用。
想象这样一种全新的可能：不同群体形成的徒步者网络创造和共享了有关风景的记忆和历史，它不但能迈向一个对公共空间的更民主化的使用，同时还能借此重建一个社会感——一个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的共同体，与超越了庸常生活的东西相联系。最终，不但人人都能观看和进入风景，风景本身还能成为一个多元社会意识网络的连结点。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虽然对中国来说，这还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风景与认同》读后感(五)：风景政治学
风景说到底也是一种政治：因为所有的风景背后都是人，必然涉及到谁有权控制、利用、表征、再现、改造这些风景。我们所到的任何一处风景，它所展示给我们的含义，都来自于背后这个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对此的反思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任何人生活在其中的空间都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个意义系统编织起来的空间；而后者至少和前者一样重要，因为在实践中，地理空间与权力概念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风景与权力
现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导向的社会，这在景观话语中尤为明显。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种植根于主客对立本体论和透视的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在这种观察模式中，观察者是一个从被观察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点，并与它保持某种控制、描述、再现的关系，它意味着分离和旁观，也意味着表现和认同。对这一观念的反思事实上是过去二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处于景观话语中心的视觉隐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地理学面临一个全新的任务：反思那些景观是如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的，并由此建立一个包含景观现象学的批评体系。
据此，风景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其人文属性；毕竟，任何景观的含义都是人赋予的。对同一片风景，对不同的人意义可能完全不同。对游客而言只是一片荒山的地方，对一个世代在此居住的人而言却可能意味着一个能唤起他心潮澎湃的场所，那不仅是他家族谱系永存的象征，是他自我存在与认同的根源，还意味着一种强烈的权利要求（“谁想征用这个山头，都应取得我的同意”）。因此，“这片风景意味着什么”，取决于“谁在看”，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权力。
在许多时候，这甚至是政治冲突的焦点。最著名的莫过于耶路撒冷问题：三大宗教都把它视为宗教圣地，而其信众对这一圣地的含义和想像却又是相互排斥的。其结果是，耶路撒冷就像一块黑板，不同的教派不断试图擦去他人的痕迹，而画上自身对圣地景观的想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巴勒斯坦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和圣经的想象中心。《文化地理学手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与民族景观的图像化形象在将现代民族国家塑造成可见表征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并主张民族或国家与其所占据的领土或自然之间存在天然关系。”——想想朝韩在长白山争端中的话语：它们将之表征为本民族的象征，同时又据此认为自身有权占有白头山天池。
那些地标性的代表景观往往在人们的认同中发挥为极为重要而敏感的作用。北京紫禁城、悉尼歌剧院、巴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瓦西里大教堂……这些风景的图像、照片、标记到处流传，都发挥着传达民族自豪感和认同的作用。现代民族国家常常通过一些挑选出来的景观地形特征作为集体认同的独特表达，来加以赞美，它们本身就起着强化认同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本群体的人，也对群体之外的人；就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许多异国人对美国产生向往和认同的符号。
也正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独中国）的人看到外国人拍摄一些在他们看来不雅的风景时，他们表现得那么气愤——他们只想挑选出那些令他们自豪的风景展示给人看，以维护他们的自我认同和尊严。因为不同的风景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不同的认同。如果要你截取一个画面来代表中国，你是选取鸟巢还是苏州园林？抑或是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凋敝村庄？有三部Magnum摄影师关于俄罗斯的作品，都向人展示了一个凋敝、阴暗、具有乡愁意味、潜藏着某种危机的俄罗斯。如果你选取不同角度的不同风景，也能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国内政治中也不例外。正如我们都熟知的，一所住宅的风格和装饰往往表现出居住者的经济阶层、民族属性、权力态度，甚至对待自然的态度，在此，住宅正如一个人的服装一样，传递着它的所有者希望传递或隐藏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对于生活在那张意义之网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应当是一目了然的。看看国内城市中充斥着罗马式雕像和“东方曼哈顿”之类的名字的小区、那些戴上中式屋顶的高层现代建筑、那些被屡屡曝光的充满权力美学的政府办公楼……中国人应该都懂的。阅读这些建筑，实际上就是阅读一部社会心态的画面。
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景观政治十分早熟。温迪•达比以大量笔墨证明：在英国，“风景”是一个动词，它不仅是文化权力的工具，而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从近代早期以来就是如此：英国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于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随着士绅阶层的兴起，文化资本又和风景纠结在一起：商业精英吸收古典教育形成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观，并在乡村别墅的风景中将这一权力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由此形成国家文化的领导力量。这种文化品味、气质和古典建筑研究进而被认为是绅士应具备的比血统更重要的标志，是绅士圈子“进场时额外而昂贵的智力装备”。
这一研究打破和摧毁了文化、政治、地理等不同研究领域原有的学科边界，因为要追溯这一景观政治的形成，是绝不能止步于人文地理领域的。这种作为文化资本的英国乡村别墅景观的形成，本身源出那个时代的古典教育和修业旅行，而牛津和剑桥的精英们进而根据意大利旅行形成的绘画和文化标准，重构了英国的乡村风景，并使之成为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象征和资格证明。不具备这种品味的人即便再有钱也不会被认为是绅士。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风景”及其相关的品味，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一个侧面。一个人要进入绅士圈子，其“进场装备”也不仅限于修业旅行、乡村别墅和古典建筑品味，它必然还要包括文明举止、古典文学修养乃至骑马狩猎技巧等一连串被认为是上流社会人士所应具备的资格技能。风景并不是其权力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准绳，一个较为特殊的准绳——英国乡村风景后来演化为某种“典型的英国风格”，成为了整个英国的象征。
风景与权利
如果说对于景观政治中的有权者来说，那主要是一个表征和认同的问题，那么对于其中的无权者来说，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如何避免被排斥的命运，而争取到使用风景的权利。
作为一个女性，温迪•达比敏感地意识：表征风景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上流社会男性的权力。不仅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常常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而且他们还是风景画派的资助者或生产者，他们不仅管理和改造着风景，并且风景的美学价值、文化意义乃至对身心的影响，也都是这些人说了算的，更不必说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自然风景实际上被给定为是“女性”的属性，而实践活动则被指定属于“男性”的范畴。
在这里，权力展现为一种排斥：那些能够投射并展望风景的人规定了眼前的风景应该具有的文化意义，并将不符合他们所指定意义的人从中排斥出去。这倒未必是一种对权力的恶意滥用，而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正如任何一个现代游客在观看风景时，也都只会选取一部分画面——而选择的过程就是排斥的过程。在英国近代早期的风景画和鸟瞰图中，那些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都被从视线中清除出去，只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让特权者观赏。作者正确地意识到，“无人风景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的产物，它把权力关系神秘化了。”但需要补充的是：实际上这种透视中产生的权力支配关系弥漫在整个人类活动之中，正如现代游客在摄影时也经常会把“脏乱差”的事物设法从镜头中剔除掉。
与这种排斥相对应的，就是那些被排斥的人——田园中不那么诗意的农民、街道上的乞丐、男性实践视野之外的女性、少数族裔，等等——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进入乡村在英国是一件争议颇为激烈的事务”，不但因为乡村是英国的象征，而且其“关注的焦点放在哪些人和哪些活动有权使用风景”。
随着这些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呐喊，景观政治的动力机制也不得不作出回应。因为正如作者所言，“参观（visit）是一个及物动词：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寻求如画风景的参观者与被参观者形成碰撞后，后者只想过平静的日常生活，不想作为风景中的如画性物体而存在。”换言之，原先的视觉透视基础上的权力支配关系，实际上有赖于被支配者保持在沉默和被动的状态，而当他们发出声音并进而恢复主动时，这种支配关系也就不再能继续了。
在英国，这一进程和英国工业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人们普遍意识到，乡村是所有人的遗产，而这便意味着所有人都应享有进入乡村的便利。当一些地方作为风景区被保护起来，公众就认为自己有权在想去的时候能去参观这些地方。公共用地并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进入，相反它们常常是被高度管理和规范着的，而其中心问题则向来是：“什么人进入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进入”。“非法入侵”风景区一度竟然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人们的聚焦点就在此：那些曾被排斥的人现在想要争得自己观看的权利。用书中一个女性受访者的话说，“女性有权进入男性能够进入的地方，同时女性有权质疑有些事不是我们想要的限制。”
由此，分析风景变成了研究社会表象之下众多对抗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不只是工人阶级在争取自由漫步的权利，一向在英国标志性的湖区缺席、不在乡村徒步的的少数族裔也正在打破原有的固定印象，更不必说诸多活跃的女性旅行者——鉴于乡村是“英国性”的堡垒，他们的进入实际上兆示着一个多元的英国政治的形成。
反过来，在这样反复重演的山地徒步和景观游历中，原有的边缘群体也通过这种文化的体验产生了归属感，虽然这种归属感的内涵和同质性已经逐步得到修正和改变。更进一步地说，徒步旅行由于其特殊的体验方式，还保持着一种开创政治变革的潜在能力——虽然它本身是非政治性的，但它的活动方式本身就抛弃了结构性的等级世界，而伴随着一种更平等感觉的经验性共同体。通过参加这些新社会运动，人们在团体内部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意识（例如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徒步团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起到了教堂和修会的作用。
想像这样一种全新的可能：不同群体形成的徒步者网络创造和共享了有关风景的记忆和历史，它不但能迈向一个对公共空间的更民主化的使用，同时还能借此重建一种社会感——一个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的共同体，与超越了庸常生活的东西相联系。最终，不但人人都能观看和进入风景，风景本身还能成为一个多元社会意识网络的连结点。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虽然对中国来说，这还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