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朴学》是一本由[美]艾尔曼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84年英文初版95年中文初版的著作，在今天只能作为一本入门书，但还是应该重新译校。尽管只是在很多二手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综合性列举和描述，但其建构的用知识社会学阐述清学史的框架影响极大。第五章感觉比较精彩，当然其实很多都是梁启超早就总结过的，任公的知识社会学真的一点不输艾尔曼！
●从出版印刷业的兴趣，私人藏书、地方书院的兴盛等文学外围原因来考察思想变化
●當笑話集看！！！！！
●认为清考据学是儒家知识主义对宋明道德主义的反拨，试图通过典籍整理等实证研究，从玄学理学转向经世致用及托古改制。本正可补足阳明较康德偏实践理性而少纯粹理性一面，但考证方法渐成为目的本身，唯名主义知识论带来道德危机，19世纪道德哲学及经世思潮复兴，实学先后被用作反对理学及对朴学本身。
●隔靴搔痒
●作者好像写着写着跑偏了，根本没有解释理学转朴学的原因。不过描述的很别致，可能外国人只负责提出问题不管怎么解决。
●为清代小学正名的作品。极端唯心主义指导国家的尝试破灭以后，小学是回归客观的、自然而然的改良途径，并不仅仅是在压迫下的被动选择。它所强调的实证方法虽然没有催生出科学，但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些错误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作者系外国人的问题。另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一)：隔靴搔痒、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泛泛而谈
此书论述之浅，令人惊讶。全书都在隔靴搔痒、浅尝辄止地介绍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对清代学术诸面向的叙述都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泛泛而谈。诸如第二章第四节的“江南的历史研究”、第五章第二节的“考古学和金石学”，简直是个笑话，在中文世界中找不出任何比这更浅的“研究”。
个人认为唯一值得一看的是第三章，但是写学人游幕的部分，不如尚小明；写书院的部分，不如邓洪波；写士绅的部分，不如张仲礼。其实整部书都在引用他人的研究，没有自己的考辨和见解。全书都在讲故事，缺少对原始材料的分析，整体上过于外围。
在我看来，作者的写作风格就是把关于清代学术外围常识的语句，掺杂进自己的若干废话，按照论说对象分为若干小组，然後把不同小组都拼凑到同一个章节中，构成一部“专著”。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二)：“实事求是”
这算是一本如雷贯耳的西方汉学著作了。它在讨论一个自时代的水平面上横切出来的用以纵观思想与社会变化诸面相的课题的时候，极鲜明地禀赋了汉学应有的全部优点和不足，用书中所讨论的汉学和宋学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以说这本书在义理之学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的位置（比如运用了“学术共同体”这样解释力很强大的概念），同时也因为外来者的限制在考据之学方面显得有些粗疏（比如关于江南地区藏书事业的介绍并不充分）。艾尔曼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考据学派变成主导学术话语的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比如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科举功名状况，官方或半官方的学术赞助，江南学术界，书院，师承，出版业，书商，藏书楼，札记体等等）。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有学术改造与挽救自身的强烈而又顺流而下的源动力——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理路”。通过一种视野开阔的全维度的考察，宋儒强调的尊德性经过明代心学向清儒道问学的转变(变革)是一个由官方政策、民间社会、学术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这和艾尔曼在《谁的思想史？ ——汪珲和艾尔曼的学术对话》中提倡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注重把思想史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就像韩南在《创造李渔》对李渔这样一个非典型的文人的生活背景时所揭橥的那样，忽略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之外酸甜苦辣的具体生活背景是不可思议的傲慢与偏见）。读某些汉学家著作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他们比我们更理解中国的古人的感觉，因为他们更愿意具备“了解之同情”，而不是把活生生的学者作家们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政治批判的符号（这大概才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吧，此书的英文版的封面上也印了篆书的“实事求是”四字）。当然，我对这本书并非全无疑义，譬如第四章试图通过乾嘉时期目录而辨析此时的知识分类原则，作为历史惯性很强而且颇为政策所诱导的一门学问，我们似乎不应该忽视其中含有的一些混乱与因袭的成分，即那些类目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它与现实情况的对应，是很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索的。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三)：从理学到朴学的发展——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简析
一直以来都对汉学家比较感兴趣，但是也限于自身读的他们的书比较少，所以一直未敢对之进行评析。这次借着读完从图书管里借来的艾尔曼的两本书（另一本是《经学、政治和宗族 : 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的机会，也大体的说一下我对于汉学家的看法。
从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对象来看，他们总是趋向于研究那些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这里指中国的学者）来问津但同时在那个时代又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事件。拿艾尔曼的《经学、政治与宗教》来说，当时他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写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对于常州今文经学也确实缺乏研究，及至八十年代亦然，直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者的眼光才开始注意到今文学派春秋公羊家的学说，这里的注意主要是指中国的学者开始运用公羊家学说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是其仍旧没有反溯到清代复兴公羊学的庄、刘两家之上，也是直至近些年，研究清一代的人大涨，我们才开始涉及乃至以庄、刘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对象。所以从此种角度来说，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学问的某些方面确实也值得我们重视。
再者，从其治学的方法来看，他们其实一直延续着西方的治学理路，所谓西方的治学理路大体上是指其对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的研究方法，如韦伯的宗教的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马克思的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其它方面的影响，历史主义的因素对于学术延续的影响。我们从艾尔曼的这两本书中都能看到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从理学到朴学》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言图书馆、出版业以及交流网络的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放开艾尔曼的书不提，其它许多汉学家治中国的学问亦是拿着西方学者研究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方法来代入其中。当然，像余英时先生以及受余先生影响的诸多中国学者在现今也开始引入西方的研究方法，毋庸讳言，西方的某些方法确实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着良好的作用，但我们在引入的同时也应该警惕某些方法的合理性。
再次，他们研究中国的学问或者大而化之，或者从一个极小极新的点入手。在七八十年代，言中国的学问大而化之的比较多，而到了现今，随着中国学术界的兴旺，他们也只能挑些很新颖的点来研究，这样才不至于被庞大的中国学术研究所淹没。当然，这两方面可能都是源自于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不熟悉，从而也就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当你很难在中国学者写的书里找到新鲜感的时候，不妨读一读汉学家的书，没准能够给你些许惊喜。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四)：还是说翻译
本书内容虽好，但翻译问题多多，这已是海外汉学系列的通病。有关引用文献的部分更是重灾区，漏译、错译、引错都有不少。直接看“参考书目”部分。
204
埃克（Tsen Yu-ho Ecke）《中国书法》
按：英文当为（Tseng Yu-ho Ecke），即曾佑和，现为美国夏威夷火努鲁鲁艺术学院顾问。曾佑和毕业于辅仁大学女校美术系，毕业后，被美术系教授、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先生聘为助教，后与之结为伉俪。另外，曾佑和教授的丈夫、德国人艾克博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明代黄花梨家具的第一人，他于1944年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方（Achilles Fang）
按：即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哈佛大学学者，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老师。
费（Pater Fay）
按：当为Peter Ward Fay。
205
盖（Kent Gay）。p10作（Kent Guy）。
按：即盖博坚（R. Kent Guy），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课题涵盖清代的政治、思想与社会。
206
《Fiat Lux》，卡特、缪尔合编《出版与人类思想》
按：Fiat Lux出自拉丁圣经创世纪，即“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作书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翻译的吧。
210
罗（Winston Lo）
按：即罗文，罗香林长子，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
211
原文：Tetuo Najita
按：当为Tetsuo，即哲夫（特索）·纳吉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著有《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倒是对他提到不少，如《北京演讲2000》：“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习场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
akayama Shigeru《日本天文学史》
按：即中山茂，日本科技史学者。
umata Jiro《Shigero Yasutsugu与现代东京学派的史学著作》
按：即沼田次郎、重野安绎。后者为日本明治时期历史学家，曾编修《大日本编年史》，并创建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有《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等著作。
215
韦特（Hayden White）
按：即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形式的内容》，唉……
216
吴（Nelson Wu）
按：即吴讷孙，台湾东方艺术史学者。其笔名“鹿桥”应该为更多人所知，有《未央歌》、《人子》等书。
吴（Silas Wu）
按：即吴秀良，台湾清史学者。
除此之外，书的第一页就把“伊拉斯谟”（Erasmus）译成了奇怪的“爱拉斯摩斯”，类似奇怪的翻译，还有将Irene译作“欧文”。
手民之误也有。页158，“宋翔风”，当是“宋翔凤”。页166，“郑痒”重复出现，当是“郑庠”。页45，“有本之学（solid learning）”，拼写小误。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五)：一点简单梳理
从明到清，学术话语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理学在被极大打击过后，异变成了以考据为核心的朴学，江南学术群体通过亲缘、地域等联系，形成了一群学术派系，他们在编修四库的时候就选择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书籍，从而为之后学术研究发展的私家化做了铺垫。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这种要求揭示出考证学隐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1]但他们考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以经典为核心的世界的重建，而不是冲破儒学的网罗。
首先，考据学话语起源于宋儒对唐代“疏不破注”的批判，比如朱熹对《诗》的怀疑，这种考证疑古的风气在元明并未完全消失，最终成为清儒的思想源泉。第二，他们企图重建儒家宇宙，这种复古意识在晚明清初的复社就能看出，复社收到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的影响，倡导科学考证的实学。第三，科举考试对经典逐渐忽略，也让儒者们对这一问题产生重视了。第四，明清易代使得文化传统崩解，学术分化为考据的兴盛提供了一个支撑。小学成为通往古代的律渡，考证研究提供了在截然不同的实证学科领域广泛应用的方法论。训诂、小学、文字学成为释读古典秘密的钥匙。[2]他们学问的根据从主观体悟转向了客观标准。
一部分考据学者通过财力、观念、家学等内容说明了他们完全是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学者，他们有着书院、私人等多样化的赞助，一方面考据学家们可以获得资金援助，另一方面，赞助者们也可以以此获得名声。清代书院官方化色彩明显，他们为学术界提供服务。考据需要大量的资料积累，明末清初形成的出版-销售-收藏的完整产业链，使得学者们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获得。（阎若璩:1孔安国早死，献书的应该是其后人2人心道心是拼凑的3梅赜引用了郑玄都看不到的许多遗失的《尚书》）
18世纪末期，考据学发展到了顶点。随着1830年人口激增带来的教育、粮食、官职压力，中国社会的根基被削弱了。加上西方的冲击，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今文经学逐渐兴起。早期的戴震和章学诚晚年得意的学问是哲学，魏源则是经世致用的关键人物。如同几百年前顾炎武批判李贽的异端一样，方东树对考据学的泥古不化也是大加挞伐。5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一部分学者转而投向汉族地方大员的幕僚，湖南、广东、上海等地逐渐成为学术中心。学问的争论也由汉宋转向中西。有意思的是，后来许多学者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归咎于汉学。近年来新儒家倡导者唐君毅认为，马列主义能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是由于清代文献考证之学摒弃宋代的人文主义哲学为其提供了可乘之机。[3]
最后作者认为，清代的考据学和20世纪的甲骨文之学研究存在着直接联系。
[1] 《从理学到朴学》 艾尔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 21页
[2] 从理学到朴学》 艾尔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 50页
[3] 从理学到朴学》 艾尔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