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是一本由鲁迅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呐喊》中多数文章都在语文课、课外读本、阅读理解题里读过，这回算是复习了，仔细读来仍回味无穷。《彷徨》读起来有些艰涩，得结合解读来看才略懂一点。最初是冲着《故事新编》买这本书的，确实有趣有味有意思。
●”我向来不以最深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六年级又怎么会读的懂。 祥林嫂读的难受死了，也是华春莹用祥林嫂的比喻，总归不太合适。 100年过去了，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谁又会是他笔下的对象。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觉得会，还是觉得会。
●鲁迅先生下笔真是又寂寞又狠毒，但他讽刺、批判的同时对笔下人物又有着一份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批判也是指向自身的，因此和势利眼写手的刻薄有云泥之别。
●中学时同桌用这几个集给我们起外号，编了一出精彩的大戏，怀念。鲁迅的作品就不多评价了，班门弄斧。
●就看完了故事新编
●好书
●《呐喊》最好看~
●鲁迅喜欢的似乎是赤裸裸的揭示旧社会里人性的变态，而契诃夫则更倾向于揭示普遍的人性。两者共同的一点是都对人性中的脆弱抱有一种悲悯
●「补标」2016
●收藏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读后感(一)：呐喊
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 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读后感(二)：应是“含笑的恨”
不是“含泪的笑”，而是“含笑的恨”。对于孱弱的祖国，对于麻木的国民，爱之深而责之切，爱之深而恨之切！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鲁迅先生曾害怕他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然而时至今日，所谓看客（今日或曰“围观群众”，或曰“吃瓜群众”）的人，少了很多吗？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读后感(三)：在彷徨中呐喊
——评《孤独者》、评鲁迅先生
再读鲁迅，初读时藏在字眼后的深意渐渐明朗，也越发地使我发觉迅哥儿是一个极有趣的人。
鲁迅对封建愚民的批判是不必赘言的，而对我而言颇为新颖的是，鲁迅对文人们的笔墨。《彷徨》中的《孤独者》便是最细致，最精湛的一篇。
因此，我想斗胆借这篇《孤独者》来猜测同为彼时文人的鲁迅先生。
鲁迅来到连殳的家乡，自然用他一贯的口吻描写着这山村的愚昧。可实则不难看出，众人说连殳怪，他便也觉着怪；愚民聚去看连殳被说教，他便也去；见连殳大哭，愚民纷纷劝慰，他便也上前安慰，纵然对着一张冷脸。这并不是要将鲁迅先生拉入愚民之列，而是人生在世，如此开化清醒的人也偶尔抵不住社会洪流，这是文人的无奈，也是后文中连殳转变的缘由。
彼时，纸上的英雄并不好当，连殳因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而失业，鲁迅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换了不知多少份工作。人活着才能发声，可令人无奈的是，有时人要活着，就不得不闭上嘴巴。
连殳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无疑是全文的亮点，也是最令人心痛的一段文字。他屈服了。他杀死了自己的灵魂——他失败了。他留下了一副行尸走肉——他胜利了。他悲痛地发现：没有人在乎他的灵魂，而他那一副行尸走肉却颇受欢迎。他将这副尸体推入洪流中，任他随流飘往社会发展的反方向，在逆着初心流淌的污水中腐烂。
“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现在忘记我吧，我已经“好”了”。
连殳在鲁迅面前是自卑的，他为自己的屈服感到耻辱，他希望被忘记，并在鲁迅拜访前害臊似的急急忙忙地死去了。
对此，鲁迅毋庸置疑是心痛的，不论是对连殳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的死亡。“一切是死一般的静，死的人和活的人”。死的人和活的人混杂在街道上，而那些少数的“活的人”仍在不断地“死去”，如连殳一般。
私以为《孤独者》比《孔乙己》略高一筹，便是因为在前者中，鲁迅将这“死去”的过程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出来。同样死去的，还有《伤逝》中的子君、《在酒楼上》中的纬甫、《白光》中的陈士成，甚至是《故乡》中的闰土。看啊，这世间还能有多少人活着呢？
那么，鲁迅先生到底是死是活？依我看，忠言逆耳，他是半死不活的。他没有死，他持续的创作可以证明这一点。可他又活得不彻底，他总是把国人的致命伤撕扯开，血淋淋地摆在纸张上，却从未想过如何医治它、缝合它。虽说不应该将改革者的任务推到文学家身上，可谁也无法改变他在纸上当英雄的事实。
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像他的文字一样锋利的人。他的迷茫与彷徨随处可见，它们躲在鲁迅文章的每一段、每一行、每一字间。他认清了现世的泥潭，却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逃脱。那么，如何是好？唯有用呐喊，向不知身在何处的救世主求救了吧。
在彷徨中呐喊，向未知求救，鲁迅的“活着”，便是他笔下对彼时文人的讽刺。
如此看来，迅哥儿真是一个极有趣，又极可怜的人。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读后感(四)：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写作《彷徨》时期，“新文化运动”渐渐落潮。新知识分子们有的又划分阵营、各奔东西，呐喊声石沉大海，陷入彷徨。作者题辞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先生等新知识分子求索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出路、未来和希望。《彷徨》中，刻画了很多知识分子，有民国信仰科学、民主的“新知识分子”，也有信奉儒家典籍的封建时期“旧知识分子”，还有将要成为知识分子的学生——“准知识分子”。
1. 此刻的“新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背负着国家、人民和自己的三大重担。又往往被封建势力击败，在钻营世俗前认输，被看客们同化，最终志向磨灭、苟且一生。星星之火，只要下几场雨就难以燎原了。
《祝福》中的新青年是被封建权威看客社会毁灭的。他敬畏鲁四老爷，起初不敢告诉祥林嫂“人死了就是死了没有灵魂也没有地狱”，因此感到痛苦，这正是新知识分子责任心、同情心的表现。可惜该青年不堪此重负，鱼翅任平生，最终成了“冷漠的看客”，咀嚼品鉴祥林嫂的苦难。
《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都充满幻灭感。作家起初构思的幸福家庭和吕纬甫给顺姑的花都是“理想”的隐喻。但是前者被拖入琐碎冗繁的家庭生活中，后者则为了生计不得不改教儒家经典和《女儿经》。在现实面前，理想不堪一击。这是当时新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
《在酒楼上》和《伤逝》都有提到女性。顺姑是被封建礼教驯服的女性，这间接导致她的死亡。而子君是逃离礼教束缚的女性新知识分子，但她却是被生活驯服而趋于平庸的，女性知识分子除了思想的独立，还要在经济等各方面都独立，才能“双脚完全自由”。最后吕纬甫还在教《女儿经》，涓生也只能悔恨、悲哀。新知识分子又往往势单力薄，难以支撑起“新文化”，在自己破灭的理想中哀叹、自悲。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的孤独正是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孤独。精神上孤立无援，经济上困顿，生活上没有可靠亲友。他起初坚定地相信“希望”——通过自己的口诛笔伐为科学民主呐喊，但因生计被整个社会胁迫，最终选择生计而放弃了“希望”。换言之，坚定信仰“希望”是思路一条的，正如房龙《宽容》序言中走出“无知山谷”的青年，一个人，死路一条，回来就是认输。尽管命还活着，灵魂与信仰已经死了。走还是不走？肉体死还是精神亡？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还是“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 如此彷徨。
因为新知识分子有过人的思想见解，他们便有更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的欲望。因此他们肩上的责任便更沉重。他们的彷徨是因为对时代的弊病很清醒，认识到自己在逆流而上，而单凭自己的口诛笔伐又太无力。
还有一类是“伪新知识分子”。如《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一边向高尔基致敬，一边却认为“中庸”、“国粹”才是正道；拥护国粹，却除了最通俗的《三国演义》外对国史全然不知；他还势力，好奉承，满身市侩气…教书就是“看女学生”，下班就去搓麻将。这类人便是社会的蛀虫。
2. 过去的“旧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的言论是难以让底层的劳动人民接受的。旧知识分子势力最大，在地方有着最大的话语权。由他们代表并维护的封建势力，辛亥革命都难以完全撼动。
《长明灯》四爷和村民们一直不敢熄灭灯就叫“封建迷信”；《离婚》中泼辣叛逆的爱姑潜意识里都敬畏的七大人收钱不讲理还被众人捧着，被认作“封建礼教的大法官”，殊不知，这其中毫无公平公正可言。
3. 未来的“准知识分子”
在《肥皂》一文中，四铭买肥皂时被学生称作“old fool”，便指控“新文化运动”——“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还指控了近代教育——“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四铭的牢骚是有合理性的。在有些地方，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并没有起到“改造精神”的作用，相反，乱象丛生。
学程及他的同学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教育。用洋文骂人，却没有吸收西方近代民主精神。学程念的是“中西合璧”学堂，一边查英文，一边却练复古派提倡的“八卦拳”。
新旧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在教育准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全部凸显了出来——西学还是国粹？英语还是文言？科学还是子集经史？民主法治还是封建礼教？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的正确选项明显不是二选一这样简单。没有斟酌、权衡利弊，到了教育下一代人时，西学徒有其表，国粹也不粹，英语不识，文言不会，科学不懂，儒术不通，不讲民主，不服礼教，于是“没有道德，没有实学”。四铭最终站在了封建礼教儒教一边。试想，如果学程与他的广大同学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朝的著作、名篇，那么民国之后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
上述“知识分子”，是有知识并且有话语权的。在知识不普及的时代，他们会对社会与时代有更深的思考与认识。“旧知识分子”习惯了儒学传统与封建王朝的礼教风俗，往往视野狭窄，一如房龙《宽容》序言中的“守旧老人”。“新知识分子”便扮演“出走青年”的角色，有的沉沦，有的亡命。“准知识分子”长大后就是上述两种人。虽然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在“无知山谷”被入侵者烧杀抢掠时，但“出走青年”无疑是在其中蓄了不少力，并且对于现在也有很大影响。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读后感(五)：写在读《呐喊》之后——批判“精神”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呐喊·自序》鲁迅先生家道中途衰微，得以“看清世间的真面目”，从而对底层平民有所关注；留学日本，接触科学与西方哲学思想，从而对中国社会有所洞见；在学堂放映“画片”时目睹中国留学生的麻木，从而立下“改造精神”的志向。从《呐喊》中便可以读出一个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新青年对“人”的关怀，从弱势群体的困境，到整个社会的病症，直接指向“人”的“精神”。
“精神”的病状是有历史的，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礼教等制度束缚着人的思想，而民国成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局面也加重了“精神”问题。这体现在国民意识上：不知道自己是大清的子民还是中华民国人，自然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体现在自我意识上：大多数人除了活命便没有理想，在“铁屋子”里昏睡看不到现实中的问题与危机；体现在道德观上：“仁义道德”只在“考试大纲”上存在，人类社会遵循自然世界的食物链，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一条长长的欺压歧视链……
鲁迅先生的《呐喊》就是对“精神”疾病的确诊，使之觉醒感到痛，并为其康复“呐喊助威”。发出这声呐喊，首先经历怀疑的过程，狂人发现周遭人们因他踢了“古久先生的记账簿子”目露凶光，便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于是就发现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开始进行批判：这些高尚教条的道德教化价值根本不被社会吸收，反而成为政治工具维持封建统治和旧习阻碍民主思想的传播。混乱的政治和困窘的生活榨干了人的品德与精神，面对政治压迫没有了反抗意识，面对礼教、旧规矩没有了自主选择权，不得以成为生活与命运的奴隶，为了活命而活命。可惜狂人醒了一小会儿，又回到“铁屋子”里昏睡。
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在“铁屋子”里，大量的底层人民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像闰土只能通过崇拜偶像得些希望，要对身份的等级地位卑躬屈膝，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质疑：没有物质基础从何谈文化与“精神”？一个社会没有了可以塑造灵魂的文化，因为失去了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而产生了大量冷漠、麻木的“看客”，孔乙己不光被儒家典籍科举制度断了生路，还被这样一个文化无法立足、空虚且冷漠的社会夺了尊严，这个社会就无法向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方向进步，于是民国命途多舛，军阀势力割据地方，封建王朝屡屡复辟；一个社会没有科学、落后，相信巫医，华小栓、单四嫂子的宝儿等就被无知夺去性命。
社会的大多数处于饥寒交迫、“精神”昏睡的状态，少数觉醒的革命者一时难以也撼动病馁的社会，无法去除“吃人”的制度，无法改造消逝的“精神”，“精神”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绊脚石。于是，“铁屋子”外的人也成了牺牲品，夏瑜的血蘸了馒头，进步的新浪花被封建的大漩涡吞噬掉，白洒鲜血。从此，留不留辫子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生存。忘了“些自由平等的话”，回到“铁屋子”里，昏睡似乎更幸福。于是便有了阿Q，一个干瘪的皮囊，凭着精神胜利法愉快地昏睡着，为自己的怯懦找安慰，为自己的委屈找宣泄途径，为女人、权、利而革命。这样的社会，就是如此令人绝望、痛苦。
呐喊声中，除了怀疑、批判和否定带来的绝望，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愤慨，《呐喊》无疑也是留了些许希望的。《一件小事》里的拉车夫，夏瑜坟上的花……走着走着，会有路。
100年后读《呐喊》，当时“精神”上的病症是封建旧制度、社会动荡、无知落后等的产物，而现在“精神”上的病症则可能是现代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或极偏激民族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或是快节奏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大亦或是惟利是图物欲横流等等导致的。以前有麻木的“看客”只看热闹不会思考，现在有“吃瓜群众”和网络“水军”七嘴八舌说话不动脑子；以前有军阀恶霸鱼肉百姓，现在有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以前有店小二往酒里掺水，现在不光有掺水的假酒，还有注水肉、地沟油……以前我们不知道华小栓的肺痨怎么治，现在雾霾来了我们“呼吸毒疬”却无法透彻地了解其起因、治理方法并科学地延长自己的寿命；以前有背八股文的傻子，现在有学习到抑郁并且“空心”的学生。有人不满、指责，却难以激起涟漪；也有人是在“铁屋子”里的------或对社会问题毫无反应，或对雾霾、劣质食物习以为常，或对腐败现象抱着“休说人家，若你我当官你我也要受贿”这样的“集体自污”之心态，这些人“精神”难免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同时，需要“生气的中国人”来呐喊，来批判，来使之意识到，当社会的大多数在“精神”上都觉醒了，制度的改善便有可能，社会才会有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