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在云端》是一本由[美] 南希·K.拜厄姆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2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20 reading challenge】我终于读完了！这本书很用心，前言写得真好啊！正文部分我最喜欢第五章“新关系 新自我”，作者论证了技术可供性能够影响自我呈现，但并不决定它。看完全书，对于社交媒体，我是更加持乐观态度的。
●算是社交媒体领域读的第一本书。一星给翻译。 因为政治考试不得不暂时搁置，不过今天总算读完了。必须先夸一下翻译者和编辑的用心负责。 总体上说，这本书更新了我对“中介化交流”的认识——拿面对面交流为标准来审视它似乎不够公正。 此外让我对《社交媒体简史》、《群体性孤独》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它突然启发我想要研究一个问题：素未谋面的“朋友”何以形成呢？ 全书从社会形成论（驯化论）视角出发，清晰地说明了技术决定论存在的问题，同时说明了理解新媒体及其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已经是非常全面的收获啦。
●技术可供性与人的能动性。关注线上交往的具体实践。在没有技术时，那些针对技术的社会担忧也同样存在，比如如何成为真实的自我，如何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社交媒体研究的文献地图
●我翻译的第四本书。大概一周后上市。为Nancy Baym老师打电话。
●今天读了一下，董老师和本书编辑确实比较用心…自己不是做社交媒体研究的，看过此书后对译者还有其他学者的相关主题论文理解更深了一些，所以这本书作为对这一研究领域有兴趣的同学的铺垫读物很好。而且书质量也是人大社新传书籍中比较舒服的一种。就是有点小贵。
●前沿
●数字时代人际交往的学术地图，翻译的很通畅。理解中介化交往和具身交往的关系，也要理解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形式。技术的可供性会把我们推向某个方向，但是也要明白人们同时也具有长期和短期的文化情景和个人轨迹，这些都意味着仍有权力影响技术的发展使用和后果。
●期待。。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一)：多线交流的时代
总的来说，中介化传播并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每一种工具都有意义，而这种意义要依靠他人的解读。这些工具扎根于具身生活（embodied life）中，并对日常现实产生影响，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够被充分理解。——《交往在云端》 从作者的论点——线上和线下交往不是二元对比，而是混合发展——来看，这本书的内容是清晰可辩的，对获取关于云端交往的基础研究结果是有帮助的，不过因受研究的实际局限性也限制了讨论本身的深度，对于想要进一步思考还需要参考类似《浅薄》之类的书籍。 谈到“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免不了与二十年前更常见的面对面交流做对比，认为它不及面对面交流来得真实可靠。固然，从我们的人际关系类型来看，能够保持长期和稳定的面对面交流的对象，通常更亲密。不过就真实与否来说，要看双方关系是靠什么来衔接的，书友或影友和亲密关系要求的真实就不一样。对于从线下时代走到线上时代的人来说，需要转变的观念是，面对面交流只是交流方式的一种，它可能更能代表亲密的关系，但它并非一切交流方式的标准。 但反过来说，线上交流是对个人的切片式展示，它的呈现是经过挑选和剪辑的，当然属于某个个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假的，但我们要防止自己以点带面。所以对那些生就在线上时代的人来说，对线上交往要用辩证思维去解读。 一个工具，到底是福利还是祸害，和工具本身无关，还是要看人如何去使用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二)：书评｜技术互构论：避免后视镜思维
01
对技术的担忧，反映出人的本质需求
之前和朋友讨论技术中立的问题，朋友提出了「技术回归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时候就会带有偏向性」，而这本书的答案更偏向社会互构理论，即技术影响社会，人也在影响技术的发展。比如说，相比以前的媒介，数字媒体让人实现了同步或异步交流，缺失的社交线索也从纯文本到emoji来补齐，「中介化传播并非创造全新的自我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满足本质需求的工具，只不过工具需要迭代更新的过程）
当一种技术出现的时候，会出现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的言论。人对技术工具的乐观或是担忧，往往是在反应长期以来都无法解决的本质需求，关系之间的信任问题、忠诚问题。
假如回到对抖音抑或是今日头条的讨论，则更加复杂，之前张一鸣曾在专访里面说「坐火车的人看绿皮火车的内容，坐飞机的人看机场的内容」，担忧的另一面就是希望全部人都看机场的内容，背后是反智化 vs. 希望全民智化的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下五千年来，这种鸿沟一直没有消散。
02
技术影响社会，但还有其他因素
二元对立的观点，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会阻碍我们理解技术和社会。很明显的是，技术在影响社会，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在影响社会，人本身也在影响社会。新事物出现与发展的速度，有人觉得新鲜，有人觉得害怕，于是便夸大对技术的评判，却容易忽略掉了背后带来的变化。
有点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很大一部分都在解除固执的偏见，但是没有对“技术-社会-社交”的关系再多做分析和总结。我的理解是，在“技术-社会-社交”的终端是，数字游民和Mind Uploading。
03
观点的碰撞总是有价值的
二元对立的观点，对二元对立的反思，将它提及至意识层面，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去给技术做社会规范，不断地驯化技术。
也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地意识到媒介提供了什么、我们用媒介做出了什么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带来什么后果，我们才能介入自己及我们的同辈和家庭群体，乃至我们的文化中，影响规范发展的进程，在新媒体的发展调整中塑造新的语境并加以利用」。《交往在云端》的意义是如此，《娱乐至死》的意义也是如此。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三)：数字时代，我们何以成为“网中人”？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认为文字会破坏口述传统、落在纸上的都不是真理。后来，随着印刷术发明，古老的记忆之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再后来，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的发明，不断打破人类社交的时空界限。而今，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拥有了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网聊、留言板、社交网络、照片分享、视频分享、多人在线游戏等诸多新型交往方式。这个世界更新得实在太快，快到让我们感到不安。
难怪《交往在云端》开篇即言：“在理解数字媒体的性能及其社会影响的道路上，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该书围绕数字媒体和数字设备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展开，旨在为大家提供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方式。作者南希·K.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她认为，不管这些新技术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构链条，它们都会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区、关系和自我。
今天，我们在微博、脸书、推特或其他的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转发一些支持或批评的文章，或者对一些言论进行点赞、截图，在各种媒体所组建的社交环境中，这些信息沿着网路在人群当中流传，这个速度比古典时代的广场演讲和抄本传递要迅速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南希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这些传播技术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能让人们在身体缺席时，仍旧能够传递信息。”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更加公正，对今天的理解更加清晰。新技术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本能畏惧，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待技术的立场，启动了人们对于信任、联系、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深层需求。
每天，来自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在线上同步或异步分享兴趣爱好、扮演角色，并在线上结成了群组和“虚拟社区”。作者考察了线上社区的共享性实践。比如，她认为“潜水者”也是一种珍贵的线上参与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倾听。相比之下，作者更关心的是共享性的空间感、共享性的实践仪式和社会支持的交换，是如何有助于在数字环境中形成社交感。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具有循环性和自我强化性。深植于我们头脑的个人经验、总体文化，或者与大众媒介的接触，都可能影响个体对某个议题的感知程度，从而促使个体参与社区建设，并构建自身的网络形象。
为此，南希做了“社会临场感”和“线索滤除”方面的研究。社会临场感是指“在人际互动和关系中，交流对象的显著性程度，以及主观感知的亲密性和直接性。”在互联网中，因为社会身份线索隐晦，交流者的性别、种族、地位、外貌和其他公共身份特征都无法一眼就能辨识，匿名程度相对较高。去个人化的环境、中介化和匿名性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在媒体上交流的方式塑造了媒体本身，也重塑了个体自身。
作者认为，人们在网上建立关系时，身份是最被关注的问题。没人敢说他的网上形象和现实中的角色完全一致，我们的个性化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化自我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在网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暗示或引导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以及维持这种印象时，都会与现实层面进行分割、修饰和表演。正如作者所说，当人们建构线上信息时，他们需要依靠想象的受众，即“内心对交流对象的概念化”。由于想象的自我和实际自我、想象的受众和实际受众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有时候就会造成坍塌。
这个问题也涉及隐私，我们很难估计自己在多大范围内进行了自我暴露。作者从网名、自拍、头像、言论、好友列表等角度剖析了身份信号线索对网络用户人格特质的呈现。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关心网友的社会身份，线上社交大多始于共同的兴趣或经历，以及对方吸引我们的品质。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假现实、再发现的无限循环，决定了网友的交往亲密度和关系发展。数字媒体似乎把自我和身体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展示中的无实体身份，但是自我和身体归根结底仍然是一致的。交流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允许我们营造自我但并非伪造自我。
所有的媒介文化发展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照相机延伸了我们的眼睛，而互联网呢？在它的世界中，一切信息的源头仿佛都深藏不露，然而又脆弱不堪，随时可以风化在所有看客的窥视与唾沫里。南希对于网上自我的呈现方式的重点论述，表明了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作者的很多看法都极有见地。比如，在有关网络社交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讨论中，作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关注的效果。的确，从前我们只能通过报纸或者电视了解时事。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朋友圈，一次又一次的自发筛选与推送信息，很多人已经渐渐习惯于用社交媒体的交流去了解动态、观察事件、组织议程，并且影响舆论导向。
在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我们隔着口罩、隔着网络，在尽量避免面对面接触的极端条件下，我们如何传递温暖的情感，触达彼此的心灵呢？在根本上，网络社交可能是现实社交的萌芽，现实社交也可能是网络社交的延伸，我们在“云端”伸出手指的每一个瞬间，都在重塑我们的互联网环境，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环境，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也相互改变。
上海证券报2020.5.7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四)：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
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VR广告，广告的内容很简单，公园里一群大爷围挤在一起，对一盘棋指手画脚争吵不停，坚持各自的策略，正当他们争论不休时，旁边则传来了另一个大爷一声“将军！”大家把目光投去，发现这位大爷独自一人坐在棋盘前，头戴一副VR眼镜怡然自得。关于VR的讨论近年来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于是立即出现了对VR技术的批判——担心虚拟现实崛起会使个人封闭在自我空间中，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隔绝。这个批判与对沉迷手机的批判如出一辙。在知乎上，还存在许多诸如“男朋友为什么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玩手机？”、“玩手机对情侣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的问题，现实中我们也难免会有被沉迷手机的同行者冷落的经历，在和好友聚会时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本该欢聚一堂的大家沉默不语，低头各玩各的手机。
类似的讨论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我们在反思技术时，已经发现它并没有像运营商所宣传的“沟通从心开始”那样美好，相反却时不时给我们带来困扰，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了吗？数字媒体到底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什么？
南希·拜厄姆在其专著《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基于日常生活的视角，重点研究了人们如何将数字媒体融入日常社交实践之中，以及会产生何种后果。想要探究上段末尾提出的问题，必须先从理解数字媒体开始，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拜厄姆在书中总结了三种较为普遍的论点——技术决定论、社会构建论和社会形成论。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视角是“技术从外部进入社会，给社会生活造成‘冲击’，而人类无法抵抗这种冲击”，认为技术独立与社会语境而产生，进而影响社会语境。技术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容易推导出比较极端的观点，比如说“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们就整天都围绕着手机转，每时每刻都要盯着手机，……慢慢地，人不再是手机技术的主人，而是逐渐沦落成为手机技术的奴隶和附庸。”（罗毓娟，2019）
技术的社会构建论则关注技术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并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力量是如何影响新技术的发明，但同样也关注技术被人们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的影响，相比于技术决定论将关注点聚焦于技术，社会建构论则更多地从人身上出发。处于这两种论点中间的，则是社会形成论和驯化理论，社会形成论和驯化理论共同认为，新媒体的影响力是由技术和社会共同塑造的，并且技术和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技术本身的特点会影响实践，而人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为技术赋予的社会意义同样影响着技术的发展。这两个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更加符合。
基于此，我想我们在讨论数字媒体给人际交往带来了什么影响的时候，就应该需要从技术本身和社会语境两个角度出发了。
关于就技术本身的特性，拜厄姆总结归纳了七个关键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线索（social cues）、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动性（mobility）。由于我们将人际交往的开展环境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这种中介化交流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技术的影响，互联网在诞生时，用户之间的交流大多是文本交流，这和面对面交流那种结合了声音、触觉、视觉甚至嗅觉的沟通相比，互联网的交流缺乏了相当多的“社交线索”，当他人对你说“你什么意思”时，你可能会搞不清楚他人是认真发问还是在挑衅了，但人们为了满足交流和情感需求，开始对技术进行改造，现在我们的线上交流已不仅局限于文字，还有图片、语音、视频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有时发文字不配上表情包总会觉得缺少了点感情，似乎有点僵硬。因此，我们实际上正逐渐使中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之间界限变得模糊，逐渐削弱技术特性带来的影响。
相信大部分人都设置过或曾经设置过好友列表分组，或者发布过“xx不可见”的动态，再或者是设置朋友圈查看期限，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让他人看见特定的某条动态。数字媒体史无前例地将每个人联系起来，即便是只见了一面或从未见过面的好友，我们也可以将其保存到通讯录当中，还能够在线上互相看到对方的生活，更过分的说，想要看到你的动态，非得加你为好友吗？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在发布动态时已无法完全掌握受众的规模及组成，用拜厄姆的话来说，我们面对的是“无实体的受众”。这是数字媒体的“存储”和“可及性”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常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指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存储”功能，它将我们所说过的话、所发的图片、视频全部记录下来，而现实当中这些内容并不会被物理保存下来（除了刻意录音、录像等等），这些被保存在线上内容在日后可以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却也可以变成可怕的“黑历史”。我们在发布动态或与他人在线上交流时，其实也无法准确估计它在何时何地会被何人所见，我们见多了“深扒某明星黑历史！”、“xx和xx聊天记录/朋友圈曝光！”之类的内容，但在这种现象层出不穷时，我们应该反思：他人过去发布的动态能够代表他当前的状态吗？虽然公众人物在过去发布过不当言论，但针对该言论的追诉时效应该是多少？我们有权利公开与他人的聊天记录吗？我们有权利将他人的朋友圈转给并非他好友的人吗？
在我住的学校宿舍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舍友之间不许互相关注微博账号，理由很简单，就是大家认为自己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不适合让熟人看见。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们在一个开放的数字媒体中利用赛博空间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精神后花园”，加上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这个后花园中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言，不会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来自熟人的社交压力。于是，我们舍友之间就达成了默契，微博是微博，微信是微信，大家都给各自留点空间，去释放其他的自我。
上面说的那些场景，其实只是进入数字媒体后，我们与以往不同的交流方式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场景当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来自技术本身和现实社会的双重影响，技术本身的确使得我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来自现实社会的因素也影响着我们对技术的使用，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比如朋友圈查看权限功能的推出）。
让我们再回到那两个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了吗？数字媒体到底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当人们借助社交媒体利用人际资源时，社交媒体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尤其对于缺乏线下沟通技巧的个体，线上社交有助于个体维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龚艳萍&雷开泰，2019），但也的确有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技术干扰(Interference from Tech) 会引发伴侣之间关于技术设备如何使用的争论，这种持续性的争论则会降低已婚女性对关系的满意度（McDaniel·B·T & Coyne·S·M，2016），因此，数字媒体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既带来了正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而知乎上“男朋友为什么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玩手机？”这个问题下，有一个高赞回答：“未说出口的期待如果不被满足是正常的。”（来自知乎用户@克里斯）这说明，要消除技术干扰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最积极的方式是与对方认真地沟通，让他人了解我们的内心感受与需求，达成双方认可的社交礼仪，而这关键一步则取决于你个人的行动。
拜厄姆在全书的最后一段中写到：“我们开发和使用技术，为的是培养有意义的人际联系。”是的，在数字时代中我们更容易和他人保持联系，我们在更大的程度上跨越了物理环境给我们带来的阻碍，但并没有使得我们更容易缩短人心之间的距离，现实中的那些社交规则并没有在数字时代有何改变，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亲密，需要的还是那些亘古不变的精神品质：友善、真诚、包容、耐心和勇敢。
参考文献： [1]龚艳萍,雷开泰.青年群体低头族行为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9,42(04):89-94. [2]罗毓涓.马克思异化理论视野下的“低头族”现象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22):123-124. [3]McDaniel·B·T，Coyne·S·M．“Technoference” : The interference of technology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and implications for women’ s personal and relational well-being［J］． Psychol Popular Media Culture，2016，5( 1) : 85．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五)：现在我只能和你视频通话，但过后我一定会拥抱你
这样的标题看起来不像一篇书评。而我之所以选择它，是想表明两件事。一是这篇文章写于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见文末）；二是想强调本书作者的一个隐含观点：中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无法相互替代。这就像是：如果我爱你，我既要和你视频，也要和你拥抱。 一、中介化交往：一种混合形态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想，面对面聊天和微信聊天究竟有什么差别。而这个问题背后似乎总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那就是，面对面交流似乎是更理想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交流最好还是不要经由媒介的好，不然真实与亲切就会消失。
这种把“面对面交谈视为一种标准，再拿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与之比较”的方法，似乎也是早期研究的路径。这是一种坚持“线索滤除”（cues filtered out）取向的研究，其认为，“中介化传播的社交线索普遍是贫乏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它会难以避免地阻碍人们处理人际交往的能力”。
这似乎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作者在书中写道，“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缩减版本，因为它将面对面传播与书写交流的元素加以结合，同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图像”。
所以可以说，数字传播是一种混合形态，其间文字、图片、语音以及视频都可以和谐共舞。而这种传播形态迥异于面对面交往，因此不应将后者当做标准来审视前者。
想想看也确实如此。如今我们已进入媒介化社会，讨论面对面交往与中介化交往孰优孰劣已不是重点，毕竟二者交织叠套已成为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新媒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更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媒体对个体、群体的影响。
二、可供性：新媒体有何可为
按照我的理解，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s），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技术所能提供的功能框架。换言之，就是这项技术允许使用者做什么。而新媒体的影响力，就源于其可供性。按照拜厄姆教授的梳理，理解互联网可以借助以下七个关键概念。
1.交互性（interactivity）。可具体分为社会交互性、技术交互性和文本交互性。
2.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可分为同步传播和异步传播。
3.社交线索（social cues）。可分为富媒体和穷媒体。
4.存储（storage）。
5.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
6.可及性（reach）。
7.移动性（mobility）。
借助这七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解决两个互为正反的问题。一是，数字媒体何以被区分出来？二是，我们为何认为面对面交流具备亲密感、连接感（sense of connection）和真实感？
第一，数字媒体实际上是一种中介化交往，这意味着它需要依赖某种（些）具体的技术。同时，它的社交线索相对较弱且倾向于异步传播。这就使得其信息可被复制和储存。也因此，数字媒体的可及性和移动性更强。
第二，面对面交流之所以具备亲密感、连接感和真实感，是因为它是无中介的交流，这也意味着它是偏向人的。也因此，它的社交线索很强且往往是同步交流。不过，这也使得面对面交流的信息不可以被复制和存储，因此其可及性和移动性较差。
三、驯化：新媒体从“野生”到“日常”
在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十分清晰地梳理出如下三种观点。
技术决定论视角认为，技术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其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说法，认为技术能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第二种说法较为温和，认为“个人会将媒体的固有特征与自身任务要求有效匹配”。
作者则认为，关于数字媒体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与传统的观点十分相似，它们都经常聚焦于身份的真实性和“现实”关系的幸福感。比如，乌托邦的观点会认为，借助科技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各种“标签”的束缚，进而丰富我们的社会关系。而反乌托邦观点则更关注欺骗行为、同族意识以及社会阶层差别的消失。
社会建构论视角强调，社会环境会制约技术发展。它认为，人类才是变革的推动力。而且，在发明者之外，技术发展还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任何一种技术形态往往都是妥协的结果。
社会建构论还隐含了这样的观点：“道德恐慌”（moral panic）往往表达了社会对某种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焦躁感。事实上，技术只是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社会形成论以及驯化理论基本上认为，技术与社会是互动的关系。持这一论调的学者往往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技术形成的社会语境；（2）技术本身的可供性；（3）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使用。
事实上，驯化和技术形成论一致认为，新媒体的影响力被技术与社会同时塑造，不过，驯化格外关注在日常实践中，新媒体从边缘（野生的）转变为日常（驯服的）的过程。
所以说，技术是以一种逐渐浮现（emergent）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即使我们在一开始便知道所有的影响因素，也仍然无法预测，在人们与技术的具体的持续互动中，会产生哪些社会交往、社会形态和社会变化。
四、线上社区与在地社区：区别与互动
作者还详细探讨了数字时代中的群体传播。首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线上社区”或“虚拟社区”？其次，“线上社区”与“在地社区”（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给出了理解线上社区的5个线索。
1.空间感（sense of space）。空间感是指某种氛围和感觉，期间用户拥有更平等的地位、更友好的交流、更便捷的访问以及更有趣的互动。
2.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共享性实践包括社区成员共同使用的交流方式、共同遵循的社区规范等，这些均有助于群体身份的形成以及群体核心价值观的维系。
3.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线上支持可以既让人们获得结合型和桥接型资源，也不会产生亲密关系中的纠缠和威胁。具体包括网络支持、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
4.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事实上，人们通过符合特定功能的持续和系统的行为来承担角色，这是一种关于“我是谁”的共享性社会身份或基模。
5.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虚拟社区就是，当足够多的人，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怀着充沛的情感在网上进行公共讨论并形成人际关系网络时，在互联网中出现的社会聚合。
关于第二的问题，实际上需要考虑：“线上社区”与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的互动。在第四章，作者简要说明了互联网中的公民参与与政治参与。最后总结称，“新媒体常常被用来传播信息，连接人和群体，支持现有的行动者社区、动员新人参与，激励参与者更进一步的投入，以及塑造和煽动舆论”。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作为技术和空间，扩展和维持了社会运动所依赖的网络，加强了对现有活动的参与”。事实上，新技术提供了许多可供性，并通过这些可供性带来社会变化。速度、交互性、可及性的结合，可以让人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超越地理社区的界限聚集在一起。这些方式既可能为个体赋能，也可能导致群体极化。
五、媒介意识形态：和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玩游戏
正如书名所示，全书的重点其实在探讨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为此，作者具体描述了诸如数字媒体支持下的新型传播关系以及自我身份（第五章）、日常生活中数字媒体使用的影响因素（第六章）等问题。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媒介意识形态”的概念。
帕特森将人们对特定媒介象征价值的信念称为“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ies）。可以说，“拥有一段满意的关系，部分取决于是否理解彼此的媒介意识形态和实践，以便能够正确地解读对方的意思”。
事实上，“传播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如何进行解读”。根据奥斯隆等人的调查，在一些夫妻关系中，只有其中一人经常玩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而在另一些夫妻关系中两个人都喜欢玩，只不过其中一个人玩得更多。那些相对不怎么玩游戏的一方如何看待游戏，就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至关重要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和你的男孩或女孩在一起的时候玩游戏，ta没有把你玩游戏的行为和“你不爱ta”联系在一起，那游戏对你们的关系来讲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如果相反，可能你们就需要意识到，你们对于“何时、何地可以玩何种游戏”有不同的理解。换言之，你们的“媒介意识形态”存在差异。
那我想，你就必须要跟ta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玩什么游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俩都玩同一款游戏，那深夜吃鸡也完全无碍。
写完这篇文章时已凌晨三点。我又看了一眼“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已然席卷全国。我们之前就呼吁所谓的“云串门”，劝告大家借助微信视频通话拜年而不是登门拜访。这似乎说明，“交往在云端”在当下的情境是更好的。
但我也相信，大家与自己所爱之人热切相拥的日子不远了。毕竟，视频通话虽然跨越了时空，但我们却很难望向对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