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由钱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1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多年前拾起这本书看不下去，用2020的第一天看完了它，解了心中很多疑惑。
●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悔没早读，大师级作品，薄薄一小册，重新定位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藏书阁打卡】受益匪浅、相见恨晚的书籍。钱老将焦点聚焦在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之上，分朝代简述了不同朝代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人才选举、经济赋税、兵役制度，并对其中的制度加以自己的点评。字里行间是能感受出钱老对汉唐强盛的推崇，对宋明的褒贬参半，对清的重法术无制度的大力批判。钱老的提出的观点颇为赞同，不可全盘否定历史，也不可只重制度而轻视现实，任一制度都不能尽善尽美，只有多借鉴、多总结对于当下的改革才更具有意义。
●应该读五遍的书。
●装帧精美，感觉有删减，但仍然增长见识，更新认知，促进思考。
●钱穆大师入门作，浅谈了汉唐宋明清政治得失，中国二千年的政治制度真不能以什么封建落后一句话便通通舍弃掉。18年三联的精装硬体书真是令我爱不释手。
●据讲稿整理得来，有些地方的口语令人不明其义。整体来讲可读性很强
●大师格局。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高中不喜欢历史政治，于是选择了理科。而人越长大越觉得人文之重要。感谢钱穆先生，寥寥一百余页，便把如此宏大的内容讲明白。钱老先生的博识，更是让我惭愧于自己的无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一)：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大纲性总结
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在一九五几年写成，书中主要讲了汉、唐、宋、明、清等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几个朝代，并详细论述其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这四个大方面的制度演进趋势以及利弊得失的背后逻辑。
在本书的序言中，钱穆先生写到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其一是辛亥革命前后，出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可见这种对传统政治的忽视、偏见以及误解，愈发加深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然而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却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因此钱穆先生希望可以通过反思和检讨中国政治制度史来帮助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的传统政治。
其二是那个时候人人都在说变法，人人都在说革命，好像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过来就可以扭转积贫羸弱的国家形象一样。当然，这种说法钱穆先生是嗤之以鼻的。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最后，这本书对上面所说的几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解释得比较详细，所以我在此也就不做过多赘述了。当然，我这两天花了一些时间为这本书总结了一份大纲性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大纲性总结上述文字版的大纲：https://mubu.com/doc/js3zSLzK4
（全文结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二)：读史可教人不武断
不知一国之史者不配为一国之民。——钱穆求求大家了！一定要看看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本薄薄的小书只有181页，是钱穆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几次专题讲课汇总而成。钱穆先生从政府职权分配、考试选举制度、经济税收制度、国防兵役制度四个方面讲述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这完全不是晦涩难啃的史书巨著，相反，语言朴实，内容凝练，朝代间的对比突出，而且书中对于政治制度和主权的概念剖析非常深刻。
钱穆先生开篇就讲到，讲一代制度，就必须精通一代人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随人事变动，必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不同制度之间互相配合、彼此牵制，利弊共存。因此我们在看待一项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回时代和民族背景中，不能孤立。无论是汉代的三公九卿全民皆兵，还是唐代的三省六部两税制，还是宋代的谏官制，抑或是明朝的卫所制、清代的军机处，这些制度都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或皇家）权衡利弊所能做出的较优或最优选择。只不过是，每一制度推行200-300年之后，总不免要出毛病。无论当初制度如何好，也会腐化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人！
最让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是讲到清代的制度时，钱穆先生详细剖析了政治制度中的两个概念：制度和法术。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是出于私的。清代的政治制度与其他朝代全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全然没有制度，只有法术。法术是一种出于私心的专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唐、宋、明，皇帝和政府背后并没有什么立场和背景，他们的背后就是全国人民全社会，从全国各地通过科举制，量才录用，挑选出饱读圣贤之书、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读书人掌管政府。而清代的皇帝需要找一批专门拥护他政权的人——整个满洲部族。清代皇权和政府的背后是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而且他们并不想重用汉人，而是想仅仅由他们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凌驾于读书人之上，禁止满汉通婚。因此，中国近代史上讲的专制，其实是满洲部族专制，而非皇帝个人专制。毕竟，皇帝自己说了也不算的啊。所以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定下的口号第一句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他知道只有革除了这政治上的部族专制特权，才能做出接下来的改变。皇帝不皇帝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帝背后的整个满洲部族特殊政治阶级，它必须死。
个人觉得，整本书中最颠覆我观念的就是对清代的讲述了。我其实也一直以为是皇帝专制，其实不然。说到底还是对政治制度、主权概念的理解不够深刻。
历史终究是一堆摆在那里的客观事实，一切利弊得失，历久始见。历史本身没有对错之分，而我们对待和研究历史的态度与方法，却有对错之分。如果我们真的用“专制黑暗”四个字一笔抹杀了中国古代政治，如果我们推翻了全部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对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是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最后，再说一遍，这本豆瓣评分9.2分的小书，真的好看！最后附上读书过程中整理的笔记。清代政府组织就没画。
汉代政府组织唐代政府组织宋代政府组织明代政府组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三)：启发摘录
本书实际上与吴思的《潜规则》一书部分可以对照阅读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1.政治是文化体系一目，应分为两方面：一是人事，一是制度。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2.中国少专讲政治理论的著作并非由于中国人对政治无思想无理论，而是中国读书人多做了官可以实践 3.日子久了好制度会变坏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4.汉和唐是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 中国政治传统观念重质不重量，认为贤者的意见能代表多数，代表舆论和公共意见 5.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 6.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 制度有其适用的条件，政治制度是现实的，必须针对现实时刻求变适应 7.不能把历史切断一味模仿外国制度、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名之曰革命 革命本质是推翻制度迁就现实
8.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行业歧视），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
9.每一制度，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总不免出毛病 因为人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并维持原状
10.站在历史立场看，应有一历史的说法 所谓历史的说法就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而不是说中华民族衰老了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的话
11.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 中国讲政治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责任是什么、有没有尽责，而不不同于西方讲政治一定先讲主权 因为主权的背后是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 这是双方政治思想的差异
12.按西方的思路来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 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 但我国历史从汉代起便不能称为皇权，因为皇帝一人无法掌握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是贵族政权，因为自汉代起便没有显然的贵族；也不能称为军人政权，汉政府一下并不由军人掌握；中国一向也没有资产阶级 所以中国只能认为是一种士人政权，从汉到明政府大权都在读书人手里 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
13.元和清实为部族政权，全出私心，不足以称为政治制度只能是控制政权之手段即法术
14.今日所说全民政权，即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但要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理论，实际仍然不免以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为中心 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声称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又何尝不可说是代表全民呢 西方用大家选举，中国则用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在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这一点上并无不同 因此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故中国一向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 而西方的开放政权来的迟，因而总在争执政权该在我不在你、该在民众而不在皇室，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的由来
15.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者，即皇帝的同部族满洲人 按理皇帝是一国元首，该获全国民众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中另有一批专门维护此政权的，这便是私政权，根基不稳 在这种私心下就需要法术（手段）
16.从制度论，张居正一不该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二不该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 除非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则公文只需送宰相不需再送皇帝
17.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仍然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兼宰相，只不过以前宰相做错了要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其他的都与历代大体相似 清代却超越了这一限度 皇帝下诏书要宰相盖章这是一种制度，寄信上谕则是皇帝的诏书不给别人看而直接送出，这是一种法术，也就是出自私心 清代这种私心的政治之所以做的下去是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族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则背后一定要有部分人强力支持他才能真独裁 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集团 读书人拥护皇帝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正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能称为法术 私心的制度即为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讲意义的
18.中国传统政治最可宝贵处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为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不公开也不可能（不公开的部分就是吴思所讲的潜规则了）
19.一时的人事腐败不同于制度本身 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龚自珍等已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不许汉人公开抨击才连带指摘中国历代
20.帝国主义源自西方，中国一向没有 因为帝国必有其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统治 对征服地另外管理才叫帝国主义 本国政治民主，但殖民地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 所以美国没有派总督去统治菲律宾，因为有违美国立国的精神，也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所以让它独立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体制、立国精神、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 我们喜欢随便套用西方的现有名词，西方称中国为大清帝国，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和大帝，中国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制度和思想 所以不该称大汉帝国或者秦始皇大帝
21.清代只要服帖的官而不许有正大光明的人，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腐败了，纵然想讨好民众也不可实现
22.太平天国对西方耶教认识浅陋，正是因为这一集团里没有读书人，也是满清的部族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结果 不可能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外洋宗教粗迹就能成事
23.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满清皇帝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政主权的政治，不是他所谓的皇帝专制 他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变为皇帝立宪 梁启超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当时则非革命不可，不然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 因为这一制度后面还有有个力量在拥护，不是皇帝一人就能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在拥护才能专制
24.若要把满洲部族这一集团打破就非革命不可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汉唐宋明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修改就仍可继续 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 而清代则有一个阻碍拨乱反正的真力量，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是变法 清代则不同，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25.满清推翻连带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推翻了，因为当时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以为此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所以孙中山主张革命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26.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 中国近代社会找不出这些力量，人都是平铺的，就只能利用学生罢课游行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中国人也最自由 太过平等自由就不能有力量
27.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另外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病上加病 制度越繁密人才越束缚 中国政治一向偏重于法治，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偏重人治，即事实化 因为他们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决定于选举，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变动
28.孙中山主张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 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掌握此政权 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 但民众意见终是一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民众的意见？
29.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以使人能自由发展，这不是推倒一切就能成功的，重要的在建立不在推倒
30.罗素：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 讲历史也是如此 历史里面有很多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的 历史是客观事实，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四)：《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明清篇
我看书喜欢倒着读，先读了相对最熟悉的明清。读完了却是大吃一惊，感慨晋江小说害人不浅，当然还是戒不掉小甜文的快乐。
在我浅薄又片面的认知中，明清两朝，明朝昏庸，清朝则是励精图治，故活在明朝很悲哀，活在清朝比较幸福。我读完却是被作者结结实实的打了一棒子。
先说明朝，明代出现了一个退步：明太祖因宰相造反废除宰相，以九卿制度代之。九卿就是传统的六部户吏礼兵刑工，加上负责监察的都察院、公文出纳总机关通政司和主平反的大理寺。武官则设大都督五位，只负责打仗时带兵，其他事务则归兵部。明朝九卿之上，再无首长，故明制有卿无公，是一个多头政府。虽然明朝一切事权集中在中央，但是还要经过多级官员廷推、廷议和廷鞫（ju一声）的，并不是全由皇帝独裁。明朝六部有个官职叫给事中，虽是七品官，但却对上面的问题有审核和提议权，他们精通各科问题，相当于现在的专家智囊团，故地位超然。
明初的皇帝南征北战，自然重视朝政，此时的秘书处内阁只有为皇帝代笔的权利。随着帝位沿袭，皇帝越来越懒，阁权慢慢变重。内阁大学士多由尚书兼任，地位自然上升。明初时皇帝虽集权，但多是小事批红大事召集内阁商议，但后代君王困于深宫，能力也有限，惧怕朝政，甚至避不上朝。这就是废丞相的弊端了，皇帝需要对一切事物直接负责却没有负责的能力。皇帝不见朝臣，但是朝臣要事事秉奏皇帝，中间的传话人太监便随之崛起。明初虽有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但后来太监首领司礼监却一度有宰相之权，为明朝覆灭埋下祸根。
先生提起张居正，说他虽有建树却罔顾法制，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臣。我倒是觉得张居正还算厉害，就是贪恋权柄，没给自己留条后路。
明代考试采用的是经典科考制度，就是在进士与翰林院上做了点文章。
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后，继续在中央读书，称为散馆，三年后加试，优秀者可成翰林。明朝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举人以下则没有大官，这种制度重法不重人，但好处是把人才留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没有压力的做学问、学政治，培养学识和声望，是朝廷培养、储蓄的人才。当然，翰林不一定全是人才，然而政治家、学问家皆出于此。
明朝八股文始于公平公正录取人才之意，模仿律诗制度，但是制度却是消磨人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斲（zhuo）丧人才的制度，也是可悲可叹。
明代赋税制度特色就是记录户口的黄册与记录田地的鱼鳞册，还有把民间差役杂项等一并归入田赋项下的一条鞭法。这些制度初心都是方便管理，但是随着时间推延都被某些人钻出了空子，逐渐失去优势。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绝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任何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相互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例如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税收便利，最终被破坏了。
明代兵制也有意思。明太祖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明代推行卫所制度，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收赋税，同府兵制一样。但是历经两三百年太平生活后，明朝由上到下精神懈怠，制度的弊端也显现出来。战时从各地调兵慢且水土不服，武库的军装和武器早已储备多年已经老化锈钝，不适合新组建的部队了。一个国家的武装，不能只讲精神，物质条件也要紧。武力方面，经过几个太平盛世，也该会衰落的。突然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如果说明朝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历史王朝，一直在沿着历史的轨迹周而复始的向前演进，那么清朝则被满洲部落的特权与私心扰乱了眼睛，把疲惫的封建王朝拉下了深渊。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就是卖弄法术的私政权。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族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
清代政府发布的最高指令是上谕，一种明发上谕一种，寄信上谕。一切事情，各地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全国政治变成了秘密不再公开，这种状态下，皇帝高度专制。皇帝了解各地长官的一切活动，甚至派出专门的人员监视长官的言行。高度专制下的种种行为是一种法术，因为它是纯粹出于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制度。
历代中国官吏任用都归吏部，清朝官员却都要在被引见皇帝后才能正式上任，这是向世人宣告皇帝的权。清代重要官员多为满人，少数文官留给汉人做，虽说六部官员要一满一汉，但是汉人始终无太大话语权，这种局面直到清晚期清政府危机四伏时才有所改观。私心的制度，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要人不过问政事，这是出于私心。清朝时的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都有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舍结盟；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恰好是近代西方追求的言论、结社和出版三项诉求，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清代之存心。明代是鼓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历代都是如此。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清代私制度之下，最坏的是他们要给自己的心虚留一个退路，于是给满人划了一个禁区：关东三省，禁止汉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才允许河北、山东人出关开垦。当时第一大岛也划为禁地，不许福建人私渡。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为把蒙古人与汉人隔开，也是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就是新疆，满人把这块尚未开辟的沃土留作满族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人能去那里。
满人先打蒙古才进的中国，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是故他们对蒙古人刻意拉拢，为蒙人封很高的爵位，但是却禁止蒙古与汉人通商。他们歧视一向忠于明王朝的朝鲜，但是由于满清皇帝特别信奉喇嘛教，又对西藏特别怀柔。满族政权一面孔夫子一面喇嘛教，意图用宗教法术来拉拢和统治蒙古和西藏。
清朝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他设立理藩院，由满人管理，下有蒙古人，把汉人排除在外。这就像是英国与我国香岛，总督直属于英国王室，他们搞国内国外两套体制，本国搞民主政治，国外征服地则是属于帝国的殖民地，不许有民主。
清代也有科举，给文人以希望却压制文人升迁，对汉人知识分子区别对待。他们用一些政令蒙骗讨好占汉人大多数的农民来分解中国社会的抵抗力，其实对汉人民众也是打一顿棍棒再给几个枣——还是些华而不实的红酸枣，毕竟地丁合一后，实际赋税还再增加，是故很快就是去其讨好民众的作用，农民运动重新兴起扩大。人口税加进地税，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任。直到现在，一般人民若是无产无地就像不需要对国家负什么责任似的，实在不算好制度。
清代怀柔蕃属，压迫汉人。一面用科举诱惑汉人知识分子，一面搞一套办法压制汉人。还有就是讨好下层民众。这三点是历朝皇帝不断改进的结果，一直在巩固满族通知和皇帝中央集权。
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没有几项值得称道的。整天被各种清穿文洗脑的我，也意识到了满清时期汉人的酸楚，想想当时，汉人也就是被殖民的可怜亡国奴了罢。
顺手翻了先生的历朝总论，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二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经造成了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逐步早就一个平铺的社会，政权普遍公开。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有节制资本的政策，有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当然，平铺社会也有毛病，最主要就是没有力量。分权的封建社会，即使在政府垮台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起来反抗。当然，这里的分权可不是特权。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维持不过三代，寒门子弟平地而起自然依靠皇权赏识，实现了进一步的集权和专制。四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相沿已久，经过历朝修修补补，已经是补丁摞补丁。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是专用法制来束缚人，使得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酿乱。
先生看来，新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跟进他国的先进潮流，沿用我们的旧经验，创新法，立新人。若是一味地抄袭模仿，那就没什么觉悟了。传统和历史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他国的先进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横插进去的。这就牵扯到整个的文化问题了，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空谈理论是没有用的，多读读历史吧。希望历史能叫人不武断。
事情的复杂和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所以历史有很多问题，不能够一言以蔽之。但历史始终是客观事实，没有对不对一说，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肯以史为鉴。至于那些整天嚷嚷着梦回大清的傻瓜，我现在都想扇死他们，作为平头百姓，宁愿回大明也别回大清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五)：以史为鉴：穿过历史看历代政治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9.6钱穆 / 2018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历史的作用，并不是为被后人铭记，而是通过客观的记录，让后人看到历史中的成败得失并以此为鉴。
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对统治者，乃至对后世的苦心忠告。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相同的故事总一再上演。
详尽而准确地阐述历史、客观地评价成败得失，让后人得以学习经验、汲取教训，从而规避再犯相同的错误，是史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即将结束其两百多年的统治。
钱穆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战争时期，待到新的政权建立，百废待兴，各种制度首先开始制订。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他深感以史为鉴的必要性，一直想写一本归纳比较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书。
1952年3、4月间，钱穆访问台北，并应邀作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系列演讲，分别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及沿革历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
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养病期间，将前番十小时演讲稿稍加增补修改，正式以讲题为名付梓成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变迁史
谈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课题。
钱穆当年的演讲分为五次，每次两小时。时间有限，仅从纵向的时间线上选择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来讲述，基本上也可以概括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体历程了。
从横向的管理范围而言，又主要从（1）政府职权分配、（2）考试和选举、（3）赋税制度、（4）国防与兵役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和比较。
全书既有静态的单独朝代的制度介绍，又有动态的沿革因果、发展趋势及纵向比较。动静结合，使得刻板的制度介绍变得生动立体。
在普通的历史书籍中，我们会了解到汉代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而从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
但由于两个朝代的情况分别介绍，各自都是孤立的知识点，我们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没有形成直观的概念，理解不深入，因此也难于记忆。
而钱穆是这样讲述人才选拔是怎样从汉代的选举制过渡到唐代的考试制度的：
汉代的人才选拔是选举制，由不定期的选举贤良逐步过渡到定期选举孝廉。到东汉末年，由于动乱，举孝廉的制度难以推行。曹操的尚书陈群为应对非常时期，创设了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为九品，由大小中正登记上报。这样一个救弊的举措原本是合适的权宜之计，但不加改变地实行到后来，形成了拥护门第之风，大大缩小了人才选择的范围。于是到唐朝，为更加自由公平地选拔人才，将推举改为了门槛更低的科举制。除工商从业者以外，凡读书人都可报名参与，进士及第便有机会做官。在工商业被打压的情况下，参加科举并加入仕途成为了普通百姓唯一可能实现逆袭的途径。于是，从唐代起，在人才选拔政策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数量暴增，而工商业人才凋敝。这也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滞后、在未来十多个世纪内工业化程度和国民生活水平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之一，也使得科举制在今天仍然受人诟病。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仅对钱穆的讲述作了简略的归纳，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有更详细的记录。
通过他这样的叙述，我们不仅知道了汉唐人才选拔的方式，也理解了制度演变的原因及经过。
历史应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我们通过钱穆的讲述去看待历史中的政治制度，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是钱穆多次在他这本书中提到的：我们看待历史，不要仅用我们当下静止的眼光去评价，也要回到历史发生的年代，在当时的情景下去理解。
不要用我们的“时代意见”抹杀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见”。这也是一种对历史表示“温情与敬意”的态度。
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专制黑暗”的？
在钱穆的眼中，清代以前的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专制黑暗”。
对于清代，钱穆承认虽有专制，但认为更多地是因为部族政权有其私心，更大程度上倾向于“掌控”而非“治理”的缘故。
钱穆的观点有其依据，那就是历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和程序制度。这其中又以汉代为典型。
汉代的中央政府组织是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行政，是副丞相。
再来看九卿。
汉代的九卿虽是中央的官员，但掌管的事务多与皇家家事有关，如祭祀祖先鬼神、掌管车马，礼宾交际之类。
九卿隶属于宰相。也就是说，宰相掌握着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权利，包括皇帝的家事。
皇帝和宰相各有自己的“秘书处”。
皇帝的“秘书处”叫“六尚”，指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除了尚书（当时地位不高）管文书之外，其他基本都跟皇帝的衣食住行相关。
而宰相的“秘书处”叫“十三曹”，分别管府史署用、二千石长吏迁除、祭祀农桑、奏章、法律民事、邮驿科程、运输、盗贼、罪法、兵役、货币盐铁、仓谷、簿录众事。
可见，宰相的秘书处比皇帝的秘书处管理的范围大多了。从政府结构上来讲，宰相的确是政府的实际首脑。
到了唐代，仍然是皇室与政府分开，政府采用“三省六部制”，宰相的职权被拆分成了“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政府的最高命令由中书省拟定，呈送皇帝画敕同意，画敕后的诏书经门下省复核通过才能生效。
如门下省反对，经皇帝同意的诏书仍需送还重拟。
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皇帝有权，这种权力也是受到制衡的。
虽不排除存在皇帝不经中书省、门下省而下达诏令的情况，但这样的诏令未经正式程序，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也不方便大张旗鼓地经常使用。
钱穆在汉、唐这样的政府组织和程序制度的基础上，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味的“专制黑暗”是有其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制度的订立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制度上来看，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有着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实际上，包括宰相在内的三公都由皇帝任命，不合上意即可撤换，很难说宰相有什么自主意志可言。
其次，御史大夫这样的副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分权而存在，特殊情况下还会有左右两名丞相。
总之，皇帝不会让宰相的权力高于自己。甚至皇帝的秘书处“六尚”也不时置高级官员的权力于不顾，偶尔还会任命太尉之职（《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秘书”们是在假借谁的权力，谁才是背后掌控一切的人，就显而易见了。
通过这些现象，我们也能够对专制的定义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虽然钱穆认为中国并非“专制黑暗”，但他也承认，历代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且在清代达到了顶峰。
中央政府的集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内部。
如果说“中央政府”包括皇室和政府，那么从历代发展的趋势看，政府权力逐渐受到分割和限制，而皇权不断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在汉代，地方行政区域的层级分为郡和县两级。郡仅有一百多个，郡太守与中央的九卿平级。
汉以后的各朝代，地方层级越来越多，而官员权力越来越小。
发展到清代，从下至上的层级有县、府、道、省，对应官制为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
布政使之上的总督和巡抚，在明代系非常设官员，到清代成为了常设。这样总共就已经有五个层级。
而在军事时期，中央还会另外派遣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将地方权力统归中央，而总督、巡抚则又被架空。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皇室与官员之间的关系。
经过上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皇室的地位变得愈发神圣而不可动摇，而历朝历代的官员却换了一批又一批。
皇室的统治经验代代相传，其中不乏权力丧失的惨痛教训，这也让帝位上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具防备之心。
与此同时，政治地位的加强也使得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对权力进行集中管理，以便牢牢地掌控政权、规避风险。
发展到清代，这种集权达到顶峰。
皇帝不仅防备地方势力、防备官员结党，防备宦官专权，甚至对朋友、兄弟、母后都小心提防。
雍正即位后，因弑兄杀弟而恶名昭著。
乾隆素以“纯孝”著称，却在即位之初就告诫宫女太监不得用国家政事“干扰”皇太后圣心，还在太后要求他拨款修缮一座庙宇时，表面答应，回头却下旨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不知事务”（《清高宗实录》）。
对亲近的人尚且如此，对中央和地方官员更要严防死守了。
权力都是自私的，尤其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总是以自身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进行扩张。
而一个过分集权的中央却又会使地方政治逐渐衰落，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统一的情况下，增强地方活力，这也是我们后世需要研究的。
制度必须符合国家实际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还处在国家转型的探索期，人人都在谈论变法和革命。有人提出，只要我们借鉴国外被证明是好的政治制度，国家就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
对此，钱穆认为，从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制度应该是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的。忽略国家活的人事现实与文化，仅仅靠生搬他国死的制度是很难成功的。
制度要与国家实际相配合当然正确。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不符合实际”也经常是我们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借口。
近代有老人乘坐汽车感到头晕，就说汽车是洋鬼子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如今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已经连续九年排名世界第一。
一种制度如果不合国情当然应该摒弃，但在此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考量所谓的“不相配合”，是真的与实际国情不匹配，还是我们自身思想僵化、过于保守？
我们需秉持这样的观念：既不盲目奉行“拿来主义”，也不排斥外来事物、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最好。
应该抱着开放、学习的心态，充分吸收有助于自我提升的知识理念，并结合自身实际加以运用。
我们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得以认识前人的行为及其得失，以此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
钱穆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非常鞭辟入里的政治制度史，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历代中国统治阶层的执政目的、理念，以及对应的政策制度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千百年来的历史走向的。
钱穆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系列演讲并整理完成书稿是在1952年。
那是中国刚刚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大量彻底否定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观点甚嚣尘上。
钱穆作为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代大儒，深感有必要澄清历史，还原我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实质和真相，让人们通过学习，正确判断那些制度的利弊，从而为我国新的政治制度建设指引方向。
当然，由于成稿时期的特殊舆论背景，钱老出于对极端观点拨乱反正的目的，在讲稿中有不少意图为“专制”正名的措辞，现在看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但我们如果用钱老本人动态的观点来看他当时这些言论，站在那种情景之下也就能理解了。
这也是钱老所说的，我们看历史不要以自己的“时代意见”取代前人“历史意见”的含义吧。
总而言之，无论是钱老，还是如今拜读他思想结晶的我们，共同目的都是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中真实的政治制度。
只有深刻理解历史，做到鉴古通今，才能更准确地形成自己对当今世界的判断，清醒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