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切尔诺贝利》是一本由[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此书时，适逢不明肺炎施虐，虽事件不同，但总能看到相似的鬼魅-------权力的傲慢与无知，导致人们的散漫和无所适从。而归根结底是权力对民权的漠视，对科学和自然的不敬。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是感性的告诉你核灾对人的深刻影响，那么这本书就是理性的告诉你为什么会发生核灾，作者用科研人员的专业严谨以平实的手法将核灾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毫不枯燥，爆炸前后的细腻描写营造出的紧张感让人欲罢不能，堪比惊悚小说！
●从切尔诺贝利灾难得到的主要教训是让我们更敏感地意识到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切尔诺贝利灾难既展示了人类巨大能力的一面，又显示出了人类的无能。它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不要陶醉于自己的能力，不要轻视这种能量，不要寻求短暂的利益、快乐和引人注目的威望。因为人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你必须更有责任感，必须仔细审视你自己和你做的事。当我们想起人类的作品可以留存到未来，还有与之相伴的喜悦和艰辛，我们惊骇地意识到，那些破碎的染色体链和基因，由于辐射的原因要么丢失，要么扭曲，但它们已经成了我们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它们。那才是切尔诺贝利灾难最可怕的教训。
●作者分析，切尔诺贝利的事故，是各种原因汇集在一起导致的（关闭安全系统，不按照操作规范操作，人员不专业，国内从不报道核事故以致对核相关的问题认识不足等等），这也解答了我看电视剧时的疑问：为什么这样大的漏洞，直到1986年才出这样的大事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纵观核事故的历史，和我们人类所犯的任何错误都一样。由专业人员创始并制定规则，慢慢地由不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接手，长期的平稳运行使其松懈，等到所有偶然时间一起发生时，就出现了事故。 而处理方式也是惊人的一致，虚报，隐瞒，捂不住了就说小影响范围，直到大众都发现，才扭捏着承认，而直到事情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哪些。 就比如现在。
●看完剧后开始找书看 然后发现 任何时代 任何政治背景制度下 人性光辉灿烂的时候无一例外是人类最大灾难的时候
●书评： 故意忽视谎报官僚拖延症 人为悲剧错误被加速推动 核爆镇网格废墟无可救药 自由独立人格免于受恐吓 辐射旷野焊死非人类铅棺 与死魂灵同呼吸花瓣失落
●详实的专业记录与分析，可读性差了一点，需要对RBMK的运行原理有基本概念
●琐碎，事后调查，有些马后。
《亲历切尔诺贝利》读后感(一)：亲历切尔诺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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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切尔诺贝利 [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 / 刘建波 /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2019-9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9月3日，发表时有改动
《亲历切尔诺贝利》读后感(二)：所有细节最终指向都不是细节本身，而是这些细节背后所隐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
1986年，4月26日，凌晨时23分47秒，苏联最大的也是电量产量最高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历史上影响最深代价最为巨大的核泄漏事故—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1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40万人被迫离开故土，这一串惊心动魄的数字无时不刻的不在给世人敲响着警钟。34年过去，当年受灾最为严重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三国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核事故的阴影中，事故所导致的大量的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周围居民以及参与救援工作的救援人员的身体健康所造成的长期影响至今仍无法估量。
此次事件也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在事故发生初期，领导层只得到“反应堆安全无恙，发生爆炸的只是保护与控制系统的应急水箱”的信息，以至于34小时后才采取居民撤离的措施。苏联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秘而不宣，欺瞒群众的处理态度，直到接到瑞典通过外交管道发出的信息，此时放射性物质已经飘到了瑞典，苏联政府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严重。而更令人震惊和气愤的是，党内精英的孩子早已坐上飞机离开了基辅，从而引起普通群众的强烈抗议和愤怒。虽然在此之后苏联信息更显得透明化，但国民已经对政府信任瓦解崩溃，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经语出惊人地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
背景——鼓吹：
1954年，前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5MW实验性石墨沸水堆。
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的1986年这30多年间，无论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在电视上，到处都鼓吹着核电站的便利性、安全性。各种高层官员、权威核专家无处不在宣扬。有院士刊文把核电站比作“天空中的明星一般，整天闪耀着！我们应该把她们散播在全国各地，它们安全级了。”有的核专家把核反应堆比作常见的炉子，把核反应堆操作员比作往锅炉里铲煤的司炉。这么一说，高高在上的核电站就接地气多了。这样不仅能让公众觉得它们就像锅炉一样安全，同时舆论上也降低了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危险性从而也使他们的工资并不会因危险性高而比热电站工作人员的工资高。就在这样的即亢奋又和平的舆论之下，核电站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同时渐渐的公众们也相信和平的原子是万能的灵药，它对生态没有污染，是可以信赖的，甚至安全到完全可以忘记它的存在。
隐瞒、欺骗、谎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苏联核电站各种事故一直继续不断。仅苏联就发生过11起核事故，几乎每一起都有工作人员受到了高剂量辐射，但可怕的是，苏联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从来都没对其公开报道过。
在P.S.奈波洛兹尼担任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时期，对公众隐瞒核电站事故更是已经成为标准的行为规范。这种秘而不宣的对象不仅包括公众，还包括在核电站工作的人。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会让人们变得粗心和自满。接下来的继任者，包括核电站相关的技术专家，也保持了一贯的沉默。甚至能源部签署了禁止公开核事故相关一切信息的文件--“禁止公开出版、广播和电视报道与能源设施（包括电磁场，辐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对操作人员和环境造成不利生态影响相关信息。”后来这则规定成为进行核电事业的行动基础。一直以来似乎这种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从未对核电站事业造成什么影响，直到我们所熟悉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发生。
官僚主义和非专业：
在当时核电站是久负盛名的最现代化的工作地点，会给人带来荣誉、金钱、便利和地位。所有党内精英都想设法谋取一席之地，在官官相护，谋取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整个苏联核工业的体制内的决策层更多的都是“转业”人士。有水电站过来的，燃气行业过来的，就像作者文中提到的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夫多吉莫维奇·谢尔比纳，他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十分苛刻，然而他把用于燃气产业的管理方法完全照搬到对能源事务所的管理中。但是像能源部门这种渗透到苏联经济方方面面的产业，不仅需要具备聪明、认真、谨慎这些基本素质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强大的专业技能做背书和必须得清楚核能的潜在的危险。很显然并不能胜任这个职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直接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的工程师们的专业素质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负责管理3号和4号反应堆机组运行的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佳特洛夫，曾经研究的是小型反应堆芯的物理学特性的，从来没在核电站工作过，对于核电站的热能布局并不熟悉，对于使用铀作燃料、使用石墨作慢化剂的核反应堆更是一知半解。然而他有事进行此次测试的直接负责人，关于““反应堆安全无恙，发生爆炸的只是保护与控制系统的应急水箱”的信息也是他一直坚信的。当政府下令要撤离附近的居民的时候那是34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周围的居民一直以为那就只是普通的火灾而已，扑灭就好了，殊不知辐射的死神已经潜伏到了他们每个人的血液里，细胞里，几天或几周或几个月或几年，由于甲状腺内积存太多碘会或快或慢的直接死于非命或终身残疾；核电站负责人V.P.布留哈诺夫，汽轮机专家，之前在燃煤发电厂工作。是一位很好的工程师，但不是核能专家；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福明和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普洛奇是1972年末到切尔诺贝利工作，福明被任命为电气部门负责人，普鲁奇任命为汽轮机部门副主任。而这两人是不留哈诺夫直接推荐的，福明是电气工程师，在热电厂工作。而普洛奇是不留哈诺夫之前在燃煤发电厂工作时的同事。
切尔诺贝利灾难即展示了人类巨大能力的一面，也显示人类无能的一面。它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不要陶醉于自己的能力，不要轻视大自然的力量，不要寻求短暂利益、快乐和引人注目的威望。因为人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你必须更有责任感，必须仔细审视你自己和你做的事。当我们想起人类的作品可以留存到未来，还有与之相伴的喜悦和艰辛，我们惊骇地意识到，那些破碎的染色体和基因链，由于辐射的原因要么丢失，要么扭曲，打他们已经成了我们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一遍一遍的看到它们。那才是切尔诺贝利暂难最可怕的教训。
《亲历切尔诺贝利》读后感(三)：读《亲历切尔诺贝利》随谈
昨晚读《亲历切尔诺贝利》一书至午夜，眼皮都打架了，坚持看完才去睡。今天简单写了两句短评，又觉得意犹未尽，这里随手再多谈两句。
一、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先简单说说这是本怎样的书。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几天之间，就有包括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在内的多人因辐射去世；后续苏联官方又没有批准及时疏散，导致大量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人口毕生遭受辐射后遗症折磨。据说，这件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上，是我以前所知道的内容。
本书作者梅德韦杰夫，是爆炸发生后，代表官方处理事故善后的物理学家。在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记录了日记，后续他根据当时的资料和日记写成了这部书。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次爆炸绝不是一条新闻可以轻松概括的，那些逝去或活着的生命，那些官僚和技术人员，都在书中面目鲜活，展现了爆炸之前、期间和后续的种种行为。我们会极其震撼、痛心的发现，这场爆炸不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而是妥妥的人祸。
它根植于当时的苏联大环境：从上到下，院士们和高级官僚们都在宣传核能的极端安全性，使人们放松警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当时苏联最先进的核电站，所以各路官僚安插亲信，把大量冗余而不懂业务的人弄进电站；曾经发生过的事故，包括其他核电站也包括切尔诺贝利在内，都被官僚部门刻意隐瞒，报喜不报忧，造成了老百姓不知道核能事故的危害，负责官员和技术人员盲目自信乐观，没有从以往的事故中吸取教训。总之，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这次爆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二、切尔诺贝利爆炸是一场悲剧吗？
不是。
这要首先来界定一下悲剧。真正的悲剧，是所有的角色都没有做错事，但结果却是错的。最典型的希腊悲剧如《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国王、王后都没有做错事，他们都按照正常的方式处理事务，但最后堕入了“杀父娶母”的结局。这是悲剧，主导悲剧的不是人，而是神（命运）。
所以，再举例来说，所谓的中国悲剧《窦娥冤》，也不是悲剧，窦娥虽然没有做错事，但导致她悲惨结局的是坏人，她是被坏人折磨死的。所以《窦娥冤》的前半部分是惨剧。后半部分，假如窦娥感天动地之后，临死之前，依靠信仰救世主获得了救赎，饶恕了迫害她的人，勇于去死，这是宗教剧；现有的结局，窦娥死后托梦给当了官的父亲，让父亲代表世俗权力（皇帝）替她伸冤，这是中国古典戏曲；假如窦娥感天动地之后，化作厉鬼，向包括她父亲（父亲曾经卖过她）在内的一干人员残酷复仇，这是日本古典戏剧；假如窦娥既不相信救世主、皇帝和鬼神（此处请唱《国际歌》），在刑场揭竿而起，号召围观群众杀死黑心判官，这是革命浪漫剧……
说多了，说回来。
可见，切尔诺贝利爆炸并不是悲剧，也不是《窦娥冤》式的惨剧，因为事故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做错了：苏联上层派了不称职的官僚来做核电站的管理者；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竟然是从热电站来的工程师；上层物理学家如院士则只说好听的而很少提示 风险；普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只知道执行，哪怕觉得不对也不敢挑战上司；爆炸发生后，没人告诉消防队员这里有辐射，导致消防队员死了好几个；最绝的是，当事故发生一段时间了，负责人连是反应堆爆炸还是一般性爆炸都不能确定，请了一位物理学家过去看现场，导致物理学家遭受巨大辐射后来死去，而该物理学家报告说是反应堆爆炸，这条报告竟然还被驳回了。
几乎每个人都在做错事，这能叫悲剧？这说好听的是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说不好听的，简直就是谋杀，是凶剧。
三、酿成灾难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什么样的体制，能够让一群人自上而下自始至终在做错事，却无法得到纠正？
意识形态的原因暂时不说，说了会被删帖。这里要强调的是，从后来日本福岛等同类灾难来看，直接的原因是“大企业病”。当然，这是个比喻了。
“大企业病”，这里指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上下等级森严、机构庞大无情的病症，企业需要盈利，盈利需要管理，管理既需要效率，也需要创新，还需要执行力。但实际上，盈利、效率、创新、执行、风险控制，这些都是相互制约的。在中小企业里，这些制约还不够明显，但在大企业里，这种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细读这本书，设想你就在现场，就能分分钟感觉到这种病症。事实上，切尔诺贝利几乎是当时苏联的一个缩影：外表光鲜，是技术最好的核电站；内部管理混乱，越往上层越只知道政绩，掩盖风险；普通人浑浑噩噩，叫干嘛就干嘛，还挺自豪的。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偏爱这种体制的原因。
四、如何看待爆炸前后一些普通人的自我牺牲
爆炸发生后，书中记录了颇多普通人可歌可泣的事迹。
如冲到火场救火的消防队员；
如知道辐射很强，仍然赴爆炸区域寻找被埋在废墟里的下属，导致自己最后死去的员工，原因只是因为那是他的下属，不能丢下他；
如在事故发生后，坚守岗位，向上级报告，向外部传达信息，最后不幸去世的人；
甚至爆炸的第一责任人，在爆炸几天后终于鼓起勇气向苏联高层请求疏散当地居民，也多少展示了一丝丝责任感。当然，这个申请被上层驳回了，理由是担心引起骚乱。
要知道，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治下的“停滞时代”，竟然能够涌现如此之多的英雄事迹，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责任感。着实令人感叹。
怎么看这些人？这是件好事儿吗？
我觉得，苏联配不上这些英雄的国民。但这些国民，他们人性的光辉该如何颂扬呢？颂扬他们勇于牺牲？颂扬他们前仆后继？颂扬他们牺牲自我拯救他人？
恰恰相反，在切尔诺贝利这样性质的灾难面前，这充分说明了自我修养、英雄气概、牺牲精神在体制的大恶之前不仅脆弱不堪，而且很没有意义，用一句俗语就是“不值当的”。
作为个体，这些人的确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但请切记切记，人性的光辉绝不是用来洗刷另一些人的肮脏的。如果说这场人祸里的确有一些悲剧，那只能从这些人的人性里寻找。
丧事喜办令观者感到困惑、痛苦，就在于这些人性的光辉掩盖了人性的悲剧，也会掩盖真正的责任。
有人也许会反驳，难道说，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站出来就是对的吗？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么死的人岂不是更多？人都死了，还这么批判他们，你的人性呢？
当然不是在批判这些牺牲者了，而是说，在这种人祸面前，谈论对错要分清主次，要搞清楚谁在买单。倘若一个人酿成了大祸，要让别人在关键时刻绽放出人性的光辉，那这个人呢？他的人性被狗吃了吗？
五、那么面临这类事情时应该怎么办？
面临这种“别人酿成大祸并等待你来绽放人性光辉”的情况下，要善于抉择。
当然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救那些你爱的人，就像书中那个执意要把下属拖出废墟的人那样。
当然，也还有一种方法，请注意书中第186页一段不起眼的记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5500名机组工作人员中，在第一天有4000人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不见了。这些人是懦夫吗？还是也是一种人性？
请对比第283页的另一则记录。在爆炸发生后，距离这里最近的大都市基辅，并不在疏散之列，但在爆炸发生一周后这个城市有100万人自行离开，比二战时疏散的人都多。为什么？
麻烦起始于高级官员们悄悄地把他们的孩子们送离这座城市。这种影响立刻在学校中显示出来，因为学生变少了。因此，这次爆炸并不像有的朋友所笼统所说，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它首先并主要是愿意生活在这里并以此为傲的那部分人的灾难。人类的悲剧并非一场核爆炸，而是无法根除对上述体制根深蒂固的迷恋。
《亲历切尔诺贝利》读后感(四)：战争之上的战争，切尔诺贝利之殇
不久前，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军事警戒区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
事故发生后，俄罗斯国防部紧急发布声明，“发生爆炸的导弹发动机为超然冲压发动机，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对外泄露。”
但尽管如此，附近恐慌的市民还是第一时间抢光了药店里能买到的全部碘片。
1986年爆发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成了俄罗斯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故现场照片①
1986年4月26日这一天是白俄罗斯姑娘柳德米亚▪伊格纳坚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凌晨，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的丈夫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以后就立刻被送到了莫斯科休金大街第六医院。
这是一座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
因为受到了切尔诺贝利爆发所产生的辐射，瓦西里的中枢神经全部被破坏了，为了救命，他做了骨髓移植，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每天他要排便二三十次，全身长满水泡，头发也开始不停地脱落，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
尽管医院全力救治，但几天后瓦西里还是走了，柳德米亚也因受到了瓦西里带来的辐射，孩子生下没多久就病逝了。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现场，瓦西里共受到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受到四百伦琴的辐射就足以致命。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启用于1972年，位于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列西耶地区东部的普里皮西亚河边，河水一直流向第聂伯河。
第聂伯河被乌克兰人视为母亲河，著名作家果戈里在《狄康卡近郊生活》中写道：
“风和日丽中的第聂伯河多么奇妙，它那充沛的江水舒展地、平稳地流过森林，流过山峦。没有声息，没有喧嚣。望着望着，却不知这琉璃般的浩渺烟波是否在流动，犹如广袤无垠、源远流长的蔚蓝的明镜般的道路，在绿色的世界里蜿蜒飞翔。”坐在河边，有一种史无前例般的安宁和洁净。
距离核电站3千米的安全地带以西就是普里皮亚镇，许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住在那里，那时候的普里皮亚镇居住着近5万人，拥有幼儿园、文化宫、商店、旅馆等各种娱乐设施，被喻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
然而，所有美好的一切都被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为事故破坏了。
在这场事故中，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而产生的燃料辐射最高达到了每小时15000伦琴，机组周边的本底辐射达到了每小时1200伦琴，普里皮西亚镇空气中辐射大约为0.5-1.0伦琴，道路每小时为10-60伦琴，就连距离切尔诺贝利60千米远的伊万科夫的辐射量也达到了每小时60毫伦琴。
糟糕的还远不止这些，虽然在事故发生的36个小时后，普里皮西亚镇的所有居民就被转移了，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高辐射，很多人因辐射病而死，也有些人活了下来，但他们无一不因辐射而导致的各种后遗症所困扰，就连他们的后代也大多身体不好或基因突变，还有许多人终身未婚。
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共造成了大约9.3万人的死亡，27万人致癌。
当时的人们最想知道的是，1986年6月25日也就是爆炸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切尔诺贝利禁区②
1986年6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准备进行定期维护。
根据当时的总工程师N.M.福明制定的程序，对核反应堆进行的维护是绕过反应堆安全系统来实施测试的，也就是说测试中所有设备将被完全切断供电。
这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如果一座核电站里的所有设备的电源都被切断，那么所有的机械装置都会停止运转，这就包括向反应堆堆芯供应冷却水的水泵。
懂点核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冷却水会导致堆芯融化，这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所以类似的实验都是在安全系统开启的状态下进行的。
但是切尔诺贝利的专家们却并不打算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实验电气方面的负责人根纳季▪彼得洛维奇▪梅特兰柯本身就不是反应堆设备专家，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他不仅没有对测试程序附加安全措施条款，也没有对工作人员不遵守操作规则提出意见。
当然，不专业并不是根纳季一个人的问题，当时分管核电站安全事务的V.S.孔维茨也只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电站设计师，他的核物理知识仅限于高中课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到决策者，下到值班工长，都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是不可能发生事故的。
这种盲目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持缄默的秘密约定。
在那个年代，在事故面前保持缄默似乎成了默认的惯例，从1957年起，前苏联共发生11起核事故，几乎每一起都有工作人员或维修人员受到了高剂量的辐射，但竟然没有一家核电站主动通报自己的事故。
因为不通报，所以大家都认为核电站很安全，自然也不会有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久而久之，虚假的安全让包括操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安全放松了警惕。
正式这种盲目的自信加上没有完全理解反应堆的物理学原理，所以应急堆芯的冷却系统就这样静悄悄的被关掉了，不仅如此，向反应堆供水的管线上的闸阀还被提前切断了电源，上了锁。
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需要启用的时候，手动操作都无法打开。
如果说决策者的不专业加上工作人们对安全的疏忽还不足以导致爆炸发生的话，6月25日那天的安全测试时间被推迟可以说成为了点燃了爆炸的最后一根引线。。
那一天的实验时间原本为下午2点，但在基辅供电调度员的要求下，时间推迟到了6月26日凌晨1点23分。表面上看，机组从电网断开的时间是推迟了，但4号反应堆确是在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关闭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运行。
灾难性的情况发生了：在反应堆还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发电机就减速旋转了，如此一来，反应堆就开始因放射性衰变产物而中毒，这也就是事故的开始。
因反应堆严重中毒，恢复到正常参数已然不太可能，这时候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立刻升高功率，第二个是立刻停止，等24小时等衰变产物消散。
当时负责运行的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选择了第一种，4月26日凌晨1点，4号反应堆机组的功率最终稳定在了200兆瓦，但由于堆芯中毒的速度非常快，升压期间反应堆持续遭到衰变产物的破坏，再升高是不大可能了。
此时，反应堆已经失去控制。这个时候，只要立即停止实验，打开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启用备用柴油发电机，确保电力供给储备，通过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直到反应堆完全停止，灾难就可以避免。
但佳特洛夫的放松让大家失去了避免灾难发生的机会。
1986年6月26日凌晨1点23分58秒，由于各个隔间内爆炸性混合气体中的氢气浓度达到了爆炸临界点，爆炸终于发生，这一系列气体引发的爆炸后，4号反应堆机组和反应堆建筑物被彻底摧毁。
普里皮亚季镇③
作为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向大气喷出的核燃料几乎有50吨，是广岛原子弹的10倍，不仅如此，在被摧毁和反应堆机组附近还有约70吨的核燃料和约700吨的放射性反应堆石墨。
发生了如此大的事故，第一现场的佳特洛夫本应该如实向上级报备准确的事故情况和辐射数据，然而，佳特洛夫没有这么做，惊恐中的他还在幻想只是地板某处着了火，未经调查就编造了一个反应堆安全无恙的虚构的故事。
“肯定是地板上某处着火了，你们以为那就是反应堆。显然是保护与控制系统的应急水箱里的爆炸性气体发生了爆炸，掀翻了屋顶。……我们现在想办法去救反应堆，他还是完好无损的——我们得想办法向堆芯注入冷却水。”这就导致了前苏联政府以为切尔诺贝利只是发生了一场火灾，反应堆则安然无恙，时候戈尔巴乔夫回忆道：
“有关这个核电站处室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经是26日清晨，当天我着急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做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显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由于当时苏联管理模式的特殊性，向莫斯科的汇报并不是单一的渠道，同一时间，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发了报告，虽然报告内容不是完全一样，但都只提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动力机组在例行检修时发生了爆炸和火灾，火已经扑灭，对核反应堆的情况却未如实上报。
直到第一批28名消防员的牺牲的消息传来都没能让他们警醒。直到27号，切尔诺贝利情况不断恶化的消息才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他们疏散了普里皮亚镇近5万居民，通过直升机向反应堆的主喷口填沙土、红黏土和铅，以遏制外喷。
可悲的是，事态已经如此严重了，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苏联政府都决定隐瞒。
1986年5月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纳、苏联国家气象委员会主席尤里▪伊斯拉埃尔和副主席Yu.S.谢杜诺夫声称，被摧毁的反应堆周围的辐射值只有每小时15毫伦琴。
这个数据不准确到什么程度？据统计，仅在普里皮亚镇，4月26日一整天及随后几天里，街上随便哪个地方的辐射都在每小时0.5-1伦琴之间。
对外隐瞒，对内也是一样，所有与家庭生活有关的信息都被政府打上了“机密”二字，借口是“防止引发恐慌”，专业学者不能公开谈论与核辐射有关的一切，否则就会被剥夺学位，还有党证。
一直到辐射通过云层飘香了斯特哥尔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知道苏联境内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后期的清理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平民英雄，比如志愿排水的三勇士、飞跃反应堆上空的飞行员们、切尔诺贝利的部分工作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清理者。
他们明知道在这种高辐射下工作会引发癌症、白血病等各种后遗症，却仍然坚守了下来，后来，这些清理人员都没有活过40岁。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2016年11月，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共投资了15亿欧元，在事故机组上方修建了一个重达24860吨重的钢结构金属拱顶，将保证在未来的100年里当地不再受核辐射的污染，这为继续处理切尔诺贝利核废料争取了时间。
到目前为止，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这30多年里，市面上涌现出了不少关于核事故的非虚构书籍，《亲历切尔诺贝利》就是其中之一。
但和其他相关书籍不同的是，《亲历切尔诺贝利》的作者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是俄国高级核能工程师，同时也是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的首席工程师。在4号机组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这本书，便是格里戈里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后所做的进展记录。
通过这些日志，我们看到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原因，它背后的故事，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
《亲历切尔诺贝利》读后感(五)：巨响之前
1986年4月26日，一声巨响伴随着一道弧光划过普里皮亚季的天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安全神话就此破灭。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一个企业有330起隐患或违章，必然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或重大事故”。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严重事故在发生之前应该屡屡出现问题才是，但是为什么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发生得如此突然，就像长夜中突然划过的彗星，突然地就跌落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正如我们监测广袤的太空就不会为一颗流星划过而惊讶一样，如果我们知道爆炸之前核电站的建设和管理，我们绝不会为切尔诺贝利爆炸而感到震惊。
事故呢？
事故都被隐瞒了
苏联核电站发生过的多起事故都未曾公开报道，只有1982年亚美尼亚核电站1号反应堆事故和同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例外。
除此之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1976年3月能源部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间接提及了列宁格勒核电站1号反应堆事故。他同时提到，瑞典和芬兰政府曾因自己国家上空放射性物质增加而要求苏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柯西金还说，部长会议正在提醒能源产业方面的所有人注意，确保苏联的核电站满足核安全标准与质量标准。
在P.S.奈波罗茨尼担任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时期，对公众隐瞒核电站事故已经成了标准的行为模式。但是这种秘而不宣的对象不仅包括公众、政府，还包括在苏联核电站工作的人。工作人员的不知情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危险，对事故的不知情总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它会让人们变得粗心和自满。
奈波罗茨尼的继任者，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马约列茨在能源问题方面，总的来说是不能胜任的，针对核能问题，也保持了一贯的沉默。1985年5月19日，在上任仅6个月后，他在能源部的文件上签署了如下命令：“禁止公开出版、广播和电视报道与能源设施（包括电磁场，辐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对操作人员、公众和环境造成的不利生态影响相关的信息。”在马约列茨就任能源部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他将这项有道德问题的政策作为行动基础。
正是在这种精心设计的“无事故”氛围下，苏联国家核能利用委员会主席彼得罗相茨撰写了大量作品，丝毫不担心真实情况暴露，到处鼓吹核电站是绝对安全的。马约列茨运作的是一个长期的框架体系。第一步就是通过这个恶名昭著的“命令”将自己保护起来，然后才开始着手管理核电产业。
但是，像苏联能源部这样一个几乎渗透到苏联经济方方面面的部门，其管理者必须有能力，既要聪明，又要谨慎。换句话说，要充分考虑到核能的潜在危险。正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人只有在其熟悉的领域才是明智的。”
核能产业是非常复杂和危险的，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悉的人怎么能够管理好呢？俄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不需要神去烧陶罐”（意思是某些特定任务不需要天才去做）—当被质疑处理核事务能力的时候，各类官员都喜欢引用这句老话。然而，我们此刻面对的不是陶罐，而是核反应堆，它不用烧就可以变得非常热。
尽管如此，马约列茨照着鲍里斯·叶夫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的样子，忙于着手处理完全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务，开始“烧核能罐子”，谢尔比纳是部长会议副主席，正是一手提拔马约列茨的人。马约列茨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废除了能源部负责设计与研究的中央理事会，扼杀了这个重要的工程与科学部门。紧接着，通过缩减国内已有发电站的保有发电量和备用发电量，他提高了现有装机容量的利用率。这些政策使得苏联的发电站开始更好地满足电网的需求，但重大事故的风险也增加了。
谢尔比纳的自信
在《切尔诺贝利》中，我们会觉得谢尔比纳是一个尽心尽责的管理者，或者如同他在法院外与列加索夫的对话那样，是个局外人。但真实的谢尔比纳并不是这个样子。
固然，谢尔比纳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十分苛刻，他不假思索地把用于燃气产业的管理方法完全照搬到对能源事务的管理中。他曾掌管燃气产业多年，不过对能源行业来说，特别是对于核事务来说，他过于古板，不是非常适合这个职位。
但这个身材矮小，甚至很不起眼的男人却有着非常可怕的控制力。此外，他有一种非常强的能力，能够将他自己的反应堆启动截止日期强加给核电站的建设者，毫不思索便指责那些启动时间晚的建设者未能履行“应尽的义务”。更糟糕的是，谢尔比纳坚持自己规定的截止日期，从不在技术角度考虑影响时间的其他因素，比如核电站建设，设备安装以及运行和调试程序等。
1986年2月20日，我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一个由核电站运营负责人和负责核电站建设的官员召开的会议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提交报告时，运营负责人和建设负责人每人发言2分钟，而经常打断他们的谢尔比纳要讲至少35分钟到40分钟。
最有意思的一段发言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高级建设官员R.G.肯诺克的，他鼓起勇气，用非常低沉的语调说（在这样的会议上，用低沉的语调说话被认为是非常不得体的），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反应堆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法在1986年8月前启动（实际启动时间是1986年12月30日），因为设备送迟了，复杂的计算还没完成，在计算基础上的安装也才刚刚开始。
谢尔比纳非常愤怒。“嗯，好极了！这里有个人自己规定了截止日期！”他提高了声音喊了起来，“肯诺克同志，谁给你的权力用自己规定的截止日期来代替政府规定的日期？”
“截止日期是由所使用的技术规定的，”建设负责人固执地回答。
谢尔比纳打断了他，“算了吧！不要逃避问题！政府规定的日期是1986年5月。就在5月启动！”
“但是5月底前特制的钢筋才能全送到。”肯诺克又说。
“那就让他们早点儿送。”谢尔比纳催促他说，接着把头转向坐在他旁边的马约列茨说，“看到了吧，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你的建设负责人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缺乏设备，不能按期完成。”
“我们会处理的，鲍里斯·叶夫多基莫维奇。”马约列茨承诺道。
“我无法理解，核电站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如何建设和启动，”肯诺克嘟囔着说，“毕竟，我不负责供应设备，它是由代理负责的。”他最终坐下了，但心中全是不满。
会后，在克里姆林宫的休息室里，他告诉我说：“你看到了整个国家悲剧的缩影。我们自己说谎，我们教我们的下属也说谎。即便是有值得说谎的原因，那它们也还是谎言。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离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不断蠕变的计划
1982年4月，我写了一篇关于核电站建设行业中的“计划蠕变”的文章。当一个设施的启动日期被推迟的时候，就会不断采用新的截止日期，而从来没有人过问在组织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未能按期启动，这就是计划蠕变。类似这样的蠕变产生的延误常常会长达好几年，同时导致建设成本预算急剧增加。虽然我将这篇文章投稿到了一家报纸，但它被拒稿了。以下简要摘录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导致核电站建设行业总有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原因是什么？数十年来，总是未能按时完成建设的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点：
1.那些计划附加发电量时间表的人，和管理核电站建设行业的人是不称职的。
2.由于缺乏评估能力而制订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导致了计划蠕变。
3.负责机械制造的部门生产的设备无法在质量和数量上满足核电站的需求。
毫无疑问，与核电站的运行一样，核电站的建设也需要很强的能力。正如葛罗米柯在1982年11月2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所说，核电站的反应堆容器破裂造成的巨大灾难，其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是等价的。他一定是对即将到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某种预感了。
葛罗米柯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些负责核电站建设和运行的人，必须掌握关于这个领域全面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核电站的运行人员来说明显是正确的（虽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是由于太多违反规程的操作引起的），但乍一看，对核电站的建设者来说，在核事务上具备全面的能力似乎是多余的。也许有人认为，毕竟施工就是施工，该夯土夯土，该砌砖砌砖，再浇上混凝土，这有什么难的？然而，这只是表面上不难（正是表面现象欺骗了谢尔比纳和马约列茨，他们未能做到三思而后行）。
从第一斗混凝土倒入核电站的地基开始，建造核反应堆建筑的任务就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是由于未来它会具有放射性，更是由于要按时启动放射性设备，这也正是核电站本身的功能。换句话说，是否能做好核电站的建设既决定了核电站的质量，又决定了计划的可行性，当然，也决定着核电站的安全。虽然这些道理显而易见，却需要一再重复。核工业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没有能力胜任他们的职位。
比如说，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能源部中央机构的人员都不具备管理核事务的能力，无论是部长还是副部长。与核电站建设相关的事务由60岁的副部长A.N.谢苗诺夫管理，他就任这个职位才三年，而在此之前，他接受过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一直都只是水电站建设方面的。由于1986年发生的事故，还没到1987年的1月份他就被解雇了，当时他还未能如期实施新的发电量计划。
现有核电站的操作管理也没好到哪儿去，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夕，核电站的管理权还掌握在核能工业联合会手中（简称为原子能联盟）。原子能联盟主席G.A.韦列坚尼科夫从未在核电站工作过。他对核能技术一无所知；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了十五年之后，决定转向“实践工作”。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谢尔比纳作为能源部门的代表参加了1986年7月召开的能源部全体会议，他说：“这些年来，你们一直都在朝发生事故的方向前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加上一句话，那就是谢尔比纳和马约列茨加速了向灾难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