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是一本由张宏杰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简读中国史》读后感(一)：放在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当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碎，这个古老的国度将自己来时的路放置于世界之内，才发现中国近代的屈辱早已经所谓的康乾盛世埋下了伏笔，帝国周而复始的继承着秦朝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渐渐迷糊了天朝外的人与事，最后直至沈醉在自己营造的温柔乡里。那些帝国统治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在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彻底失效了。割地赔款的条约之多让这个名族埋下了自卑的种子，动乱中的众生迷茫着盼望着所有这一切能早日归于平静。一出出的人事在近代登场，当下的中国再度回望自己百年来的屈辱似乎成为希望的动力，强国的推力。

　　《简读中国史》读后感(二)：读极简中国史

　　读完张宏杰的《极简中国史》，整体三颗星吧。作者认为要讲中国史必须要提到世界史，作者在年代上把中国和世界串联起来，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有所涉及但基本点到为止涉及不深，有一些论断和结论缺乏系统性推断也许定论难免过于武断。不过，作为一个非科研，作为了解历史入门普级读书还是不错的。 读历史才知道自己的渺小，读哲学才知道自己的肤浅。读完这本，几点感受: 1、站历史长度看，人的一生显得微不足道。历史只会注重整体人类繁衍生息，个体大多数只会被沦为炮灰或边缘品。多少年后，又有多少个体能流芳百世，就算流芳百世又能如何。拉长时间跨度看，今天明天今年明年发生的那点事都不是事，所以该吃吃该喝喝，开开心心顺便挣点钱。也补充一句，时间拉长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对于单个个体黄金时期也就短短十几二十年，对于寻求个体命运的改变，要抓住中长期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出现的仅有的几次机会，一次也许奔小康，两次也许步入中产，三次也许就是人生级别的改变。即使一次也没有，也要稳中求进，平凡但不平庸走完这一生也算是完美，同时也要坚决不能让灾难性的风险出现。 2、历史是一个轮回，从秦到清2000年就是一个集权与自治、皇帝和丞相、统治与农民起义、草原与中原、胡人与汉人不断博弈和循环的过程。没有一个永恒的政权，也没有一种一劳永逸永恒的治国方法，只有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永恒不变的人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方法。 3、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会受到地理、文化、宗教、科技等诸多变量的影响，书中说有两种文化会刺激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是儒家，一个是清教，这两种文化的共同之处是勤劳节俭、奋发图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中国和美国。那对一个人来讲呢，这点共同之处应该是发展的必备基础吧。

　　《简读中国史》读后感(三)：换个角度看中国

　　吾国吾民，究竟是怎样的？当代教育体系下，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几乎都来自官方语境，我们中国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我们曾经领先世界上千年，然后到了近代，受尽屈辱，现在整个民族在寻求伟大复兴...数十亿人基本上对于自己的民族都是这样一个认知，我们的传统史书讲的，都是王朝更迭，帝王将相的勾心斗角和血腥对抗。普通民众始终是缺位的，甚至连汉民族这个民族都只有在被少数民族奴役和外敌入侵时才作为实体存在。

　　张宏杰这本《简读中国史》，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作者不再以单个王朝作为叙事依据，而是以整个中华帝国作为分界来看待中国，这个视角很有趣，分界点就是在秦，秦之前是这个国家从封建到统一，秦之后，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周而复始的内部循环，这个内部循环的主体是中央集权的不断深化，国民不断固化和封闭，附以虚幻的天朝上国的集体想象，直至近代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彻底打醒整个民族。

　　我们如此优秀，为什么到了最近200年，突然就不行了？我们的文明如此灿烂，怎么到了最近200年，我们成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我想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在学习自己国家历史时都会碰到的疑问，很遗憾，我们的正统教育体系没有给予我们正面的答案。

　　我想其实这个需要回溯到人类根源上的几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在这个世界处于什么位置？未来我们将去向何方？

　　对于我们是谁，以及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两个问题，作者在这本书里做了简明而清楚的回答，尤其是将中国史置于整个世界史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确实是世界中特殊的存在，但不是最优秀的那个存在。中国的GDP或许很长时间都保持了世界第一，但从人均GDP而言，我们从1000年以前就开始落后于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人均GDP更是远远落后于欧洲，这就决定了，作为中国人的个体而言，幸福指数和存在感，从来就是落后于欧洲的。

　　未来我们将去向何方？作者没有明确给出他的答案，但作者指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秦以后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不受限制的皇权和庞大的官僚机构。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快两个世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和冷眼看自己的中国人，还需要更多，张宏杰的这本书是一个不错的窗口。

　　《简读中国史》读后感(四)：不按年代序的史书更好看

　　我的历史知识一直局限于初高中历史课本，从无半点主动课外补充，对史书来说，我是一个文盲吧……

　　一直都说读史使人明智，以前工作中的一位领导也说过，历史是经过研读和分析的，是智慧结晶，读历史结合工作实际，能找到相应的工作方法，诚然他是这么做的，对工作也经常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为此暗搓搓下决心要补补历史，一两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终于选定这本书，作为读史的起点。

　　本书并不是以年代为时间顺序，详细列述某年某月某地点发生某事有何意义的史实记载书籍。如果是这种类型，我肯定看不下去，因为我经常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作者阅读了大量史书，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写。

　　作者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坐标下，对中国史和世界史做了比较，详述了华夏文明作为唯一不曾中断过的文明，跌跌撞撞发展至今，有其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等独有的特点。本书的很多观点颠覆了我为数不多的历史知识，颇令人耳目一新。由于读史不多，我暂无法判断是否正确。但是历史本就是后人对前人发生的事的记载和分析，分析经常带有主观意识和所受文化教育的影响，我倾向于认同本书的观点。

　　1，自然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我们经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山民打野味，渔民捕海鱼，都是环境使然。中原土地富饶资源充足，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耕种靠天吃饭，经验更有话语权，因此形成了年龄越大越有话语权的家族式社会，进而形成祖先崇拜。而同时期的希腊，有丰富的海岸线，只能由年轻人航海冒险，自然依靠勇气和力量，形成的是联盟式的契约社会。因此史书记载和神话传说中，中国是父杀子，而希腊神话经常是子弑父。中国史上很多独有的现象都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华夏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也是基于自然环境的和谐。

　　2，周秦之变后，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历代帝王都以法家的思想治天下，君主的权力无约束机制导致对社会的汲取能力无限增长，引发农民起义，推翻旧统治，建立新的君主统治，循环往复。农民起义推翻君主统治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国家虽然也有农民，但是他们受契约保护，赋税稳定数百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动，且是在各自庄园为领主工作，相互间并无联系，不会联合起来起义造反。

　　3，郡县制虽有极大弊端，但是它依然完成了中国的四次大统一，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元朝，清朝，在大一统中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力量。在大一统中，人们也可暂享安定生活，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文明。

　　4，封建统治者历来轻视商人，认为商人积累财富多容易生祸患，士农工商，四字排位足可说明商人的地位。所以中国史上的商品经济一直不发达，且不能自发在市场的主导下发展，都在官府的打压和掌控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详细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环境——封建制，商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却无权力，而贵族封建主有权利却没钱，由此产生了交换，商人用钱获得权力，形成议会制度管理地方。国王也是用权力来换取钱，打败了贵族，跟商人联盟，形成现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强调封建制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政治因素。资本主义的根本是利润最大化，而明代中国，郡县制度下君主控制一切，商品经济无法自由发展，因此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

　　5，近代发展史，英国在全世界进行侵略的主体是公司，因此在各地进行殖民统治时，为了更好的卖出国内生产的商品，英国对当地都进行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当地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整个近代史阶段，作者对英国的体制是很赞同的，但是每一种体制都有它的弊端，英国体制的弊端是什么，作者几乎没提及，得待我去寻找答案了。

　　6，每每读中国近代史都会感到极其痛心，觉得近代中国无比落后和软弱。然而却是2000年的郡县制不断强化的结果，皇权还是一人独大，通过汲取历代灭朝的原因，只会更加关注巩固皇权的方法，而不会放眼于民。在皇权的压制下，官员想着牟利，商人无法创新，农民无自由，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只能任由侵略。也会想换个朝代换个皇帝是不是就会不一样，每个朝代的本质是一样的，各朝的统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唐朝的开国统治者到了清朝，一样面临被侵略的结果。

　　7，从前可能觉得农民生活在唐朝是幸福的，生活在宋朝是幸福的，生活在康雍乾盛世是幸福的，其实本质都没变，农民都要承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好的只是少了些动乱，多了些安稳罢了。

　　读史使人明智，我只是明了些个中原因而已。

　　《简读中国史》读后感(五)：书摘——历史的逻辑需要对比分析才更深刻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然而，并不是记性好的人就能生活得很好，因为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不是同义词。

　　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频繁的改朝换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英国“威廉征服”以后直到今天，血统上也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朝鲜，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县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通常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的崩溃。）

　　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这两千多年间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一变化，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历史课本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原始人类，比如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今天的中国人是从这些古人类进化来的。 现在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也就是说，六万多年前，生活在东非（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的一些现代人，也叫“智人”，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部分智人在大约三万年前，抵达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

　　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到哪儿去了呢？很不幸，早就灭绝了，他们的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 交流带来文明成长。 那么，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在河南。 河南在地理上有什么特点呢？它位于“天下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还管河南叫“中州”。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 “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

　　很多人认为将如此多的人用来殉葬和祭祀，恰恰证明了商周时代还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中，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以青壮年为主，正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商周却一般是把他们杀掉，用来祭祀祖先。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国人”。西周社会分为“国人”“野人”两大阶层。所谓“国人”是统治阶层，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各诸侯国，定居在城邑当中。“野人”指被征服阶层，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种田地，交纳赋役。被征服阶层同样按宗族划分，每一个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因为周代的历史记载到春秋时代才开始丰富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数是春秋时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风貌依然存在，我们从历史记载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这个故事（烽火戏诸侯）是被司马迁记入正史的。不过，虽然被载入了正史，我们仍然要说，这显然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陕西省的一把狼烟，是无法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诸侯同时看到的。就算各国同时看到了，但是诸侯国离烽火台的距离远近不同，近的几十里，远的上千里，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到达。那时候行军很慢，近的走一两天，远的要走几个月，你总不能让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上待上几个月，就为了看这样一个笑话吧？

　　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近100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

　　国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强，则是分封制演变成郡县制。郡县制是楚国发明的。楚国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蛮夷之国，不太懂中原国家的规矩。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打下一块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个贵族。楚王不这样做，他把这块新的土地叫作“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土地，收的税直接归楚王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楚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郡县制的雏形。制度创新往往是在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

　　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那么他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这（韩非子）才是彻底的性恶论者。他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日百战”，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从此之后（秦穆公与西戎使者由余的对话），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国家没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 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地理环境不同（为何只有中国有“统一”的思想）。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却没有演变出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他们之间偶尔发生战争，但是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 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同。希腊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海岸线漫长，面对资源贫乏的困境，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兴起利润丰厚的航海贸易，而不是向山岭那边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令人绝望。 中国的统一不是某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

　　在周秦之变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 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上记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王，但不能为了国王不管父亲。 所以秦代和汉代都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就是说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家里有两个成年男人就必须分成两家，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 一个村子如果有40户人家，那么，这40家至少包含20个姓氏。有一个姓氏在这一带共有70户，结果分散在70个村子里，每村只有一户。这显然是政府强迫原来的家族分家，把他们均匀地迁徙的结果，目的是彻底打散家族纽带。秦晖说，这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 所以在秦代之后，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叫“舍小家顾大家”，叫“大义灭亲”，叫“忠孝不能两全”。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岳飞的儿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国了。

　　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为了制约最高权力，而中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护最高权力不受挑战。

　　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所以除了秦国的国史以及一些工具书之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30天之内烧光，30天之后如果谁的家里查出有书，就会被抓去判刑；敢公开谈论诗书的，斩首；敢以古非今、否定今天成就的，灭族。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

　　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么改造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作“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才有能力着手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多次出兵。经过持续不断的打击，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成为中国的附庸，而北匈奴依然桀骜不驯。于是到了东汉时期，中国联合南匈奴攻打北匈奴，北匈奴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后，往西迁徙到了中亚，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匈奴人继续西进，在4世纪晚期，到达黑海沿岸。 匈奴人的西进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匈奴人的作战方法跟后来被欧洲人称为“黄祸”的蒙古人很相似。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中国打击匈奴战争的结果。这可以认为是世界历史的“蝴蝶效应”。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出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 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一次大入侵浪潮，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战车的游牧民族差不多同时侵入了两河流域，侵入了希腊和印度，也侵入了中国黄河流域。这次入侵浪潮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出现了第一次技术进步，也就是发明了马拉战车。 然而，第二次大入侵，游牧民族不再是站在战车上了，而是骑在马背上。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的主要用途是为了驾车，游牧民族还没有学会骑马。在那之后，游牧民族开始会骑在马上作战，实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发展出骑射技术，机动性大为提高，并且实现了全民皆兵，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游牧民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备国家雏形的更大的部落联盟，对欧洲大陆的众多帝国构成威胁，并且在他们衰弱的时候掀起第二次入侵大潮。

　　那么表音文字有什么特点呢？表音文字极容易学，它只由几十个字母组成，所以更容易掌握。这也是表音文字在西方很快取代表意文字的主要原因。 但是表音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极不稳定，总在变化当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借用这套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母语。所以语言很快就变得千变万化，根本没办法统一。如果中国采取表音文字，那么温州话、广东话和山西话将会很快演变成不同的语言，相互听不懂也看不懂。 而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固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很多字形还是基本一样的。所以中国境内虽然方言千差万别，相互可能听不懂，写出的字却能相互看得懂。 因此，像中国这样大的领土面积，以及如此复杂的民族，本来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技术上是很难长期保持统一的。中国能成为一个例外，文字上的统一是一个重要因素。

　　汉武帝临死前任命了一批大臣为顾命大臣，为首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结果霍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权臣。霍光性格很强悍，他掌权后，族灭了自己的政敌上官桀和桑弘羊，还杀掉了皇族中的重要人物长公主和燕王旦。此后霍光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大小事情他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

　　到了明代，猜忌心特别强的朱元璋连续用了几个丞相都感觉不顺手，不放心，把他们杀掉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政治创新，废除了丞相制。这样，皇帝就身兼了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了，每天不得不亲自阅览大量奏折。《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创造了8天之内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的辉煌纪录，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所以2000年间，皇帝与丞相之间一直在玩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可是一旦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

　　因此汉人王朝的地方政府设计，就是在二级三级间不停地循环。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即元和清，不存在这种周期性循环。因为他们不担心省级长官和地方势力结合。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也是这个大规律下面的第一个小规律，就是省一级政府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通常会将地方官的权力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比如秦汉郡一级的政权就是三权分立。好处是地方官相互牵制，无法对抗中央，然而坏处是地方政府力量很弱。所以东汉本来地方分权，黄巾起义爆发后，不得不让州牧集权。结果一集权，就造成割据势力，新王朝不得不再度分权。到了宋代，分权达到极致，四权分立，结果地方上没能力抵抗外族入侵，到了元代，再度集权。就这样，在分权、集权中不断循环。 第三个规律，是朝廷总不放心地方官，喜欢派出流动的巡视组来巡视地方，然而时间长了，这些巡视员权力越来越大，就演变成固定的地方官，然后朝廷再一次不放心，再派新的中央巡视组。所以，中国历史上地方省一级官员的名字听起来都不像常设官员，都有个动词，都像是在运动中，比如刺史、行省、巡抚。

　　我们看中国地图，会发现所有的省界都是弯曲的，非常不规则。为什么呢？因为划分省界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山川形便”。就是把天然的大山大河作为界线，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很方便，所以湖南和湖北就是以洞庭湖为界，河南与河北就是以黄河为界，山东和山西以太行山为界。 但是中国政治家划分省与省之间的界线，还有另一条原则，叫“犬牙相入”，又叫“犬牙交错”，像狗牙那样参差不齐。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山川形便，对皇帝来说有不利的地方：以山川为界，经常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所谓“四塞之国”，周围都有天险，一旦宣布独立，凭险割据，就会变得很难控制。所以皇帝就要打破大山大河的界线，把你的一块地方划给我，我的一块地方划给你。这样，你要是闹独立，你的险要地方在我这儿，我就很方便地越过天险去打你。 所以元代就广泛运用犬牙相入的原则，让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比如陕西行省越过了秦岭，把原来四川的一块划入陕西。

　　为什么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会按照这个顺时针次序呢？第一个因素，是中原统治中心的移动。

　　为什么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能成功地统治内地，而来自西北的只满足于劫掠或者当雇佣兵呢？ 因为东北和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西北草原地带降水稀少，只能长草，不能长庄稼。所以西北少数民族只懂得游牧一种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也就是说，东北的降水量，足以支持农业生产。因此，东北的游牧民族不只会游牧，还会种地。或者用学术语言说，他们兼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于一身。这样的话，他们既懂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也了解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特点。

　　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因此，科举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的装饰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世族政治的种种弊端。唐代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会，比如在中央，皇族内斗重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出现的问题更为严重，出现了漫长的藩镇割据。事实上，大唐虽然号称289年，但是统一的时段不过137年，藩镇割据却长达152年。接下来的五代十国这另一个分裂时期，其实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中国古代社会的彻底改变，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为了解决武将当权问题，才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推行科举，把科举当成最主要的选官手段，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20多人，宋代则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0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 这一局面导致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则发生巨变。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

　　城里的商人腰缠万贯，庄园里的贵族们却缺钱，特别是没有现金。因为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不用货币，大部分庄园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一个硬币都不用花就能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根本就没见过钱长什么样。贵族需要大量的钱买武器和奢侈品，然而手中没有现金。 当然，贵族有特权而商人没有。贵族的特权对商人形成种种难以忍受的限制和约束。 有钱却讨厌束缚的城市商人，和有特权却缺钱的地方贵族，如同螺丝和螺母，一拍即合，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现象，那就是城市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所以和欧洲一样，日本也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种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因为政治权力的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 “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农民与中国比较时，他们比由政府征收企业和课以重税的中国商人、农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结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农民今天所谓的企业精神。他们肯于为产业和商业进行长期投资，反之中国商人和农民则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润，同时大多把剩余利润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

　　1580年，西班牙帝国吞并了葡萄牙，葡萄牙的东方帝国、非洲殖民地和巴西也同属西班牙所有，西班牙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事实上，“日不落帝国”这个词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一句得意扬扬的话：“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西班牙在统一后摧毁了自己境内的自治城市，而荷兰和英国却把自治城市从陆上扩展到了海上，建立了两个移动的自治城邦——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用商业的力量而不是军事的力量来征服世界其他地区。 1581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由中产阶级建立并统治的共和国。它的结构非常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他们只能在决定税收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如果他们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共和国还有一件事很特殊：没有常备军。因为雇用外国军队作战比征调商人们作战要廉价和方便得多。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中指出：“所有权结构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包括鼓励创新和其他各种有利因素。因此说，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提高私人收益率的结果，从而导致人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 所以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煤的问题，更与政治体制有关。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英国的崛起的解释都是因为工业革命。似乎是发明蒸汽机这一偶然事件才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出现。这显然是一个错觉。

　　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中国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英国人的殖民对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在印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建设。马克思说，英国人使印度完成了印度人自己完成不了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而英国人组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同样，英国人带来的“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在印度建设了近代化交通网，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这些客观上加速了印度的经济成长，也延长了印度人的平均寿命。 当然，英国人费心费力做这一切，动机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比高尚的。他们做这一切，动机只是一个词，“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开始，“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后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八国联军进京后由于发现北京卫生条件太差）美国辖区内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

　　历史研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改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