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奇科夫斯基和她的同事艾比·彼得森在谷歌上市的5年之前为谷歌做过兼职。他们两人为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及拉里·佩奇准备幻灯演示片和演讲稿。布林和佩奇想用谷歌的期权作为薪酬支付给艾米丽，但她选择拿走4000美元现金作为报酬，而不是期权。

　　艾比·彼得森则放弃了5000美元的薪酬，选择了谷歌的4000股期权。后来股票拆分使得彼得森的4000股期权变为16000股，在谷歌上市的第二天，艾比·彼得森手头的股票价值170多万美元。而艾米丽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怎么花掉那4000美元的了。

　　艾米丽和艾比都曾手握选择权，他们都得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选择带来的可能是自豪，同样可能是后悔。但是，伴随选择失误而带来的悔恨之痛，似乎总比选择成功带来的自豪之喜更为深刻强烈。

　　那么，艾米丽的选择错误了吗？这个很难说，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采取“事后归因”去判断：“这么好的科技公司，艾米丽干嘛不搏一把，4000美元又不能改变什么？”这样的观点只是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这样并不公平。站在谷歌上市前5年的确非常难做这个选择，当艾米丽回想自己放弃期权选择现金时，她说：“我希望我当时选择的是期权，但是在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谷歌能不能成功上市还是未知数……首次公开募股十有八九都以失败收场。”

　　怎么样才能做出日后后悔最小的选择呢？

　　行为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忽略偏见”，也就是人们更容易接受由于自己的忽略或不作为导致的损失，而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同等损失。

　　打个比方，王先生一直持有A股票，别人向他推荐了B股票，他一直很犹豫，迟迟不行动。结果一年后A亏损了一万元，而B没有任何亏损。

　　而张先生也一直持有A股票，别人向他推荐了B股票，于是他把股票换成了B股票。结果一年后A没有损失，而B股票却跌了一万元。

　　那么两种情况下，哪个人更容易感到后悔？事实上，对这个问题90%的人认为张先生更容易后悔，因为王先生只是后悔没有采取行動，而张先生则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比起那些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而导致的糟糕结果，那些采取了行动却得不到好结果的事情更让人后悔。

　　同样在艾米丽的选择中，关键看她一贯是如何选择的，如果她一向都是优先选择现金而非期权，那她在谷歌一事上的后悔便会少几分。而如果她习惯选择期权，而这一次心血来潮选择了现金，则后悔可能要大得多。

　　另外，艾米丽的选择可能是大多数人共同的选择，因为4000美元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而股票期权有着各种不确定性。诺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发现，当决定自己的收益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规避风险，毕竟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所以，艾米丽其实并不用为她的选择太感到后悔。

　　（大浪淘沙摘自《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