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改变之后》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一)：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意识

　　这是今年我最期待的书作之一。此为托尼朱特遗作，涉及书评和政论，多数写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算是托尼朱特晚期思想精华。托尼朱特是我特别喜爱的历史政治学者，无论是兼具恢弘与细腻的《战后欧洲史》还是优雅自省的《未竟的往昔》，抑或深沉持重的《沉疴遍地》，托尼朱特以充满哲学光辉的思想和饱含文艺气息的笔墨，生动书写了战后欧洲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变迁，其作品一贯思想深刻，文字练达，总透着一股令人亲近与敬重的智者魅力。至于本作，书名已经暗示，基于“事实改变之后”，作者一些早期的思想观点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有生之年晚期的不断校准和调整中，作者力求探究现实政治和历史进程的深层含义。本书的基调堪称顿悟后的苦闷，托尼朱特以多年修为历练出的本能性的历史意识，直陈自己的观点错误，甚至无惧周身政治环境压力，虽然目睹着国际政治与其理性规范渐行渐远，他依然继续探求着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历史的真相以及现实政治的未来。就这一点而言，作为东欧犹太人后裔，其在本书中对以色列相关政治论述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如果此前并未读过托尼朱特的作品，并不影响对本书的理解，也许无从发现托尼朱特的思想变化，但即便将本书单纯作为了解托尼朱特思想精华和治学魅力的媒介，也值得所有喜爱历史和政治的人来读一读。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二)：身份与原则

　　我从来不是历史人文书籍的深度阅读者，当然更不是从业者。只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从好奇心日报的推荐中看到了这本书，于是记下，在这个十一假期，机缘巧合大家相遇。

　　很认真的看了序言之后快速的过了一遍目录，作者的多重身份(犹太人—对中东欧的认同—英国人—美国人)，以及曾经的政治派别都让我觉得非常有兴致读下去，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在一生的时间内不停的从自我认知的层面去转换身份，那么他的思想是很难一直保持一致的，所以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结果没想到挖出来一个很厉害的托尼——正如标题所写事实改变之后，他的想法也一直在变，然而读完所有的想法，哪怕是按时间线弄清楚了以后，还是会发现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所期待的方向并没有变化——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他的原则所在。

　　比如巴以问题，从犹太人的身份，从美国人的身份他都有写到解决的办法，但是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有这样智慧的人而变得很好。再比如对东西欧的认知（这段让我频频想起伍迪艾伦的电影），都完全不是美国人视角，身份带来的思考纬度实在值得玩味。

　　很久很久没有看这样的书了，顺便刷了一波自己对世界其他大陆的认知，很多年前在南方周末这张报纸还很好看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类似的阅读体验——你看到一段话需要停下来想想这和自己认知里的世界是不是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能力驾驭对欧洲的看法，对中东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世界经济和国家存在的意义的看法这样的主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说了这么多还让我这样的白丁感觉到清晰的结构与逻辑。

　　合上书觉得非常满足也非常可惜。满足在于这本书打开了一扇窗也向下挖掘了一个地道可以让我横向纵向的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思考。可惜在于，国内的环境下没有这样的母语作者可以带来同样的阅读体验。（或者是有只是我不知道）

　　谢谢Tony.会继续好好看书～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三)：严搏非：关于“事实改变之后”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朱特的太太说这是朱特最喜欢的一句话，据说它来自凯恩斯，所以，朱特19岁的儿子为朱特最后的一本文集取了这个名字：《事实改变之后》。但这几乎是误读，我相信，若朱特活着，他不会同意这样的书名，因为这很可能会曲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作为思想史家和历史学家的朱特当然很清楚，历史基于过去发生过的事件，这些事件尤其是重大的事件都曾被反复描述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已经被认识。就像19世纪初年的法国贵族眼中的法国大革命、1920年代欧洲左派所认识的十月革命，它们并不是朱特所说意义上的“事实”。朱特所说的，包括凯恩斯那句话的意思，都是指由于我们的认知进步和历史实践的进程，我们曾经反复谈论的历史知识被重构了，于是，在新的历史的知识图景下，我们需要质疑和重新确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立场。这才是“事实改变之后”的真正意思。

　　但这里应该还有更为精微一些的意思，即我们的灵魂不可固执于过去的立场，我们当避免被激情捕获，而如何让我们的灵魂归于“事实”，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二十世纪产生过一些极其强烈的激情，在这些激情下的历史运动并不是朱特和凯恩斯所说的“事实”，凯恩斯和朱特前后相接地参与和见证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意识形态统治”，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一种特殊的激情。虽然它也可以追溯到1789年和1848年，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形成这种历史性的激情，这是以前数千年的政治都没有的。这种政治不仅是一套解释世界的体系，而且，它使得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社会，在脱离了神权政治之后，依然可以让他们的政治行为具有神的特征，既具有了无需神意介入的神圣性。撒旦由此才成为天使，这成为二十世纪独特的历史特征。

　　朱特和凯恩斯的“事实改变”应该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我们如何不被激情捕获并让“事实改变”是一个韦伯式的面对真相的责任，它要求我们主动地找到那个判断事实的距离，从而使“事实”在这个距离上被呈现出来。它是主动的、积极的，从而也当下地构成了我们的立场。

　　严搏非

　　2019/1/7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四)：译者自述

　　似乎是為了反抗一個虛無主義、沒有信仰的社會，如今人們立場堅定，不容置疑，彷彿真理在握：既然極左是錯的，那麼一定是越右越正確。文章裏寫道（引自乔纳森·弗里兰德发表在《纽约书评》2015年5月21日刊的文章，原题为“The Best Man Among Us”，中文译文以“信仰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最深情拥抱的信念”为题于2018年1月30日首发在《东方历史评论》官方公号上，译者也是本人。下面的引文都来自与此文），「許多早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經歷過朱特的幻想破滅的過程，最後走到了另一極端，改頭換面成為強硬的anti-communist和新保守主義分子。朱特並沒有這樣做：他不會用一個教條去替換另一個教條。」

　　人們接受的信念很多時候不是因為理性被說服，而是因為情感體驗，不能被reason其實是無法被感染，因為不能感受與自己不同立場者的情感體驗。朱特能試著去感受讓他批評的人選擇抱殘守缺的情感源頭（不是為其辯白）的努力實在是動人。文章中寫道，「霍布斯鮑姆之所以拒絕否定斯大林主義，乃是因為他不願背叛『少年時期是自我』：少年霍布斯鮑姆目睹了共產黨員在戰前的柏林街頭對抗納粹衝鋒隊的場景。

　　真正睿智的人應該是「能夠具備道德上的複雜性（moral complexity），承認並且審視自己的矛盾之處」的人吧。那種對自己的信念確定無疑的人都讓人恐懼。另外，其實對某種信念「確定無疑」是容易的，能夠不斷懷疑自己、拷問自己，「區分善惡毫不猶豫，但不譴責人性的弱點」，同時也不陷入道德相對主義，才是真正困難的。

　　我希望自己能做到朱特那樣：不左不右、不黨不群；與左邊吵，與右邊吵，與中間吵，只服膺於證據、事實，不斷勇敢地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謬、無知，樂於修正自己的觀點、立場，永遠不讓自己在智識上安於舒適境地。

　　願vital centre真正形成

　　以及，我很慶幸在非常恰當的時機讀到朱特，並且因為翻譯《事實改變之後》又更深入理解他。他的勇氣、良知、清醒、睿智、對事實的尊重，銳利的思考和寫作感染我，說服了我，我這才得以僥倖沒有成為糟糕的意識形態宣傳家。十個月的艱辛努力換來的這本中文譯著也是我在向這個偉大的靈魂表達感激和致敬。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五)：读书小记

　　嗯……主要是朱特的书评。 不过还是可以从这些书评当中一窥托尼•朱特的思想主张。 1.他对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所带来的历史认知影响深远，甚至催生“霍布斯鲍姆一代”。霍布斯鲍姆是杰出的经济学史家，他对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的研究促使学者们重新关注工匠、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经验。他会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朱特并不赞同他在东欧问题、冷战责任的分配、民族主义、苏联“大清洗”的观点。 2.欧盟的成立为欧洲带来了新希望，但欧洲内部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而朱特担心把欧盟当做万灵丹，而不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会导致更严重的危机。 3.大力批评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指出其中存在的史实错误，认为他为东欧被忽略而过度失落，还对一些历史事件过度并置对比。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戴维斯并不公正客观，有太强的波兰视角和情感。 4.在对约翰•加迪斯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的书评中，他赞同加迪斯的观点，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在苏联。

　　（先到这里了，我脑壳疼╯▂╰）

　　5.批评西欧通过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东欧，借此消费东欧。

　　6.雷蒙•阿隆认为法国应从阿尔及利亚退出，以免激化矛盾。

　　7.如何解决中东危机？恢复1967年国境线，建立犹太民主国？继续占领，犹太国，民主国，任选其一。

　　8.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对近来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

　　9.由于邪恶被强调得太多，年轻人认为，关于邪恶的问题，被以色列人拿来作为现在他们实施新的邪恶的理由。而新的恶的平庸是：对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说说得、想得太多而让此事失去棱角，失去敏感，变得麻木并不再关心我们所描述的邪恶。

　　10.在美国的纵容和成全下，以色列把持定居点。

　　11.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的民族神话。

　　23.熊彼得提出创新性破坏，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驱力。

　　24.米塞斯、哈耶克、熊彼得、卡普尔、德鲁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要防止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捍卫自由主义，捍卫开放社会及自由。凯恩斯则与之相反，认为要国家社会保障发生更重要的作用。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六)：读书笔记

　　他毕竟是一个历史学家，文本碎片化或者瓦解叙事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手法让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在历史写作中。他对那种认为单一的真理并不存在（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么？）的观点没有兴趣，对将文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构也没有兴趣。他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说过去不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说过去是什么样的——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正确、公正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清晰的历史。时间顺序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者文学上的惯例，从历史上看，它甚至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序言，p5）

　　“恐怖分子”这个词几乎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头禅，之前我们的口头禅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恐怖分子”这个词和其他词一样，只要提到它，所有进一步的讨论都无法再进行。这个词的历史很久远：希特勒和斯大林往往都将各自的对手称为“恐怖分子”。当然，恐怖分子的确存在，就好像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也都存在；针对平民实施的恐怖袭击是怯懦着采取的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这些词都是一些修辞手法，变化多端，以色列经常用这些词最后可能会自食其果：以色列的建国者中就有许多犹太恐怖分子，另外，不久之后联合国可能会通过决议将以色列定为“流氓国家”。（第6章，此路不通，p127）

　　我所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情感和道义资源都倾注在一个问题上，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种做法都会有风险。美国政府眼中只有恐怖主义的邪恶，因此一心要打“全球反恐战争”，这种狭隘的视野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有目共睹。问题不是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它当然存在。问题是我们会忽略另一些邪恶或者制造这些邪恶——如果我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敌人身上，为了打击这个敌人，我们会对自己所犯下的许多较轻的罪行找到合理的借口。（第9章，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p154）这一章太精彩。

　　将北爱尔兰问题与中东问题进行类比是要提醒人们中东问题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任何曾撰文批评过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最极端、最缺乏理性的反应其实并非来自中东，而是来自海外侨民。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多诧异。无论在克罗地亚或者亚美尼亚，在希腊或是波兰，只要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总是这些国家遍及全世界的侨民表现得最强硬。土耳其在“一战”中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生活在亚美尼亚的人们很清楚自己的先辈遭受的苦难，但是带头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人大家斥责的是定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而在亚美尼亚国内，人们则把和自己的邻国土耳其共同生存、互相贸易看得更重要。（第13章，还要做什么，p188）

　　作者的精辟见解太多，不列举了。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七)：零零碎碎读《事实改变之后》的零碎想法（1）

　　虽然没有大段时间读书，但好在托尼·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适合断断续续地阅读，它收录了朱特在不同时期针对一些重要的欧美政治社会问题发表的评论，多围绕书谈起，蔓延开去，显示了熟稔欧洲史的学者素养。

　　朱特体现了一种“好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实在太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知识无用论”是很有市场的，这里的知识，特指人文知识。

　　我们都喜欢实用，知识是否能在市场上流通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的公共舆论中有昂昂然的“反智”倾向，但又特别青睐码农式的“智商”。

　　这实在怪不得别人，一直以来，人文知识分子自己太糟糕了。他们谈论自己的“研究”时，努力让他人听不懂，谈论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时，往往更是不知所云的混乱幼稚，且愚蠢地不容置疑。

　　朱特好在哪里呢？他持续地关注事实，明智地分辨事实。这里的“事实”指的是Facts，而不是Events。知识分子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放下观念的自负，放下党派之争，当事实改变之后，诚实地去面对和理解。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却分外困难。它需要勤奋地阅读，明智地判断，需要道德勇气，最最重要的是，需要切断那致命的自负。

　　朱特深厚的史学修养为之提供了基础。他的巨著《战后欧洲史》里不仅有史实，更有阐释。这使得他的时事评论有着一般时评家所没有的纵深感，体现在《沉疴遍地》，也体现在这本《事实改变之后》里。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当朱特谈到“经济效率的逻辑必然会扫清一切”这种“全球化的预言者的根本信条”只是一种“很典型的19世纪的谬误”时，他一定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否定。正如朱特所言，整个20世纪的事实无不在时刻提醒，

　　“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会推翻国际经济行为的‘法律’，现在它们可能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现下，把自由主义当作教条去信仰和论战的知识分子，大约已充分体会到从全球化的神坛上重重摔落的疼痛了吧。而朱特这篇文字，写于2002年。

　　“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实际上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观念、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神话之上，那就是：美国确实象征着一个更好的世界，对于任何想追求这样的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美国对世界的忽视和冷漠会让这样的神话失去光彩……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

　　事实不正是这样进行着的么？

　　（此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植物的回忆”，欢迎订阅）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八)：安定的未来在何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以色列成为20世纪中期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人为作用建立的新国家。从此，60多年来，中东问题，巴以冲突一直是国际关系的热点。《事实改变之后》让我们对20世纪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重建有着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东方向，安定的未来在何方？

　　作者托尼·朱特，著名的历史学家，专研于战后欧洲历史，曾获得汉娜·阿伦特奖，奥威尔终身成就奖，长期为《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撰稿，代表作《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等。本书是他的最后一本文集，关于20世纪战后一系列的新问题的关注、观点，欧洲战后的分裂，美国、苏联的冷战，中东问题的巴以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等。

　　在内容上，《事实改变之后》体现着三个方面。一方面，作者对一些书籍的看法。他敢于直言，如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中，批评了他对苏联大清洗上的潦草，没有全面的细节描写，觉得是一种缺憾。托尼·朱特曾经是霍布斯鲍姆的学生，敬佩他，但是他对霍布斯鲍姆的20世纪见解缺陷勇于存在质疑。第二方面，作者对20世纪战争有着回顾和思考。《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的主题里，现今关于历史类书籍中都会专门写到二战犹太人种族大屠杀事件，但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新的认识，在二战发生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反思有关邪恶问题，而是决绝的置之不理。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记述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经历，即使后来出版也无人问津。60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第三方面，作者对中东地区的重视。书中围绕着巴以冲突为中心，讲述国际各方对中东的关系。在写作上，笔者擅于通过对一本的书的评价而引申到历史当中去，再提出想法。如对德里克·萨耶尔的《波西米亚的海岸》一书的评价，深入到捷克国家历史进程、政治、文化、艺术等，最后绕回巴尔干战争的惨痛灾难。在作者的眼中，巴尔干国家的内战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致使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凶残的暴力是极其可怕的，绝对邪恶的象征。

　　回到中东问题，作者见证着沙龙和阿拉法特的时期。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四个因素。一是最本质的因素，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问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属于宗教传统极强的民族，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圣城耶路撒冷至今都是争夺的焦点。二是解决巴以和平问题。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团结阿拉伯世界，实现民族复兴。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掌握主动权，是否和平，完全取决于以色列的选择。三是，书中《另求他途》篇里提到，在中东建起这样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它需要美国勇敢持久的参与。冷战时期，巴以冲突表现为美、苏各支持一方，冷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四是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联合国在制止战争，恢复中东和平关系上，也一直在不懈努力。

　　巴以冲突被被认为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9·11事件，恐怖主义等更是它的另一种延续。中东的未来安全在何方，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事实改变之后》用托尼·朱特的大胆直言，独特的视角，戳痛人们的神经，评述着20世纪的大事。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九)：一本关于历史的政治书

　　正如标题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政治书。作者托尼·朱特深入讨论了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问题。收录了朱特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与观点，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妻子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

　　托尼·朱特是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你呢？

　　这是本书前面的一句话，作者一直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来理性的合理化的分析每一件事情。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等等，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托尼认为欧洲实现统一是幻梦，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东欧、中欧、西欧的经济发展也不同。而欧盟是否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这就要分析东欧等国加入欧盟的利与弊了。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欧加入欧盟会让欧盟产生高昂的负担，而这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这便是一大难题。但是欧洲实现统一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大问题，还有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无法得到解决，所以，欧洲统一注定只是幻梦一场。

　　说到《鼠疫》，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而托尼也对这本书作出了他的诠释。他认为这本书的成功与当时出版的时间和年代密不可分，如果再晚几年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效果。《鼠疫》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跟作者加缪本人的自我感受，独特的观点和看法息息相关。他亲身经历了疾病、流亡以及与亲人分离之痛，并且把这些都带入了这本小说，让读者与之感同身受，才能带来这么大的反响。所以说，《鼠疫》的成功绝非偶然，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是对我们时代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为一少部分人带来了财富，但也摧毁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或许以后会取代传统劳动力成为新兴劳动力。而经济的发展也会让贫富差距拉的更大，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会越来越富。社会矛盾也会再度升级，两极分化也会越来越严重。而在书中作者托尼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创新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环境污染严重、贪污腐败、人均资源分配不平衡等等，我们要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

　　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让我们明白这个看似和平的时代下潜藏的危机与问题，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些问题，更好的合理的去解决它。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十)：我们需要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人

　　写在前面：敏感词已修改，请管理员不要再屏蔽，谢谢。

　　几年来看过最有深度的一本书。

　　合上书的一刻想到一句俗话：咸吃萝卜淡操心，常用来形容瞎操心，比如一个the proletariat如我、the middle class如你，看着这本书为country和社会的politics、经济、环境等等而担忧。

　　这是很多人的看法，country自有大人物们运筹帷幄，凡人如你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可问题是，如果大人物们不负责任或者不够聪明，把country和社会引向错误方向甚至一团糟呢？这该怎么办？这些恶果由谁来买单？是大人物吗？当然不是，答案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些the proletariat，这些凡人。也许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尤其国人，如果这些事不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万万不愿意发声的。可问题是，如果你选择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那么当你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为你发声？前段时间ChongQing公交坠江事件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面对有损公共利益的事情，必须站出来维护，否则轻则耽误你的出行时间，重则要你的命。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庸人如你我关心一下country和社会的大形势又何谈操闲心呢？只不过前者是你在微观层面大概率遇到的事件，后者则是水滴石穿需要长远显现的宏观影响罢了。这是最符合国人实用性的解释，于我自己，我关心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想成为一个傻子，哪怕我为恶果买单，我也要死得明白，死得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娱乐至死的年代和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一些深刻甚至枯燥的东西，填一下自己泡面一般的脑子，毕竟有思想有独立的人格才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动物的根本。

　　以上就是我看这本书的原因。接下来说下这本书给我的几点最大感触：

　　一是终于让我大致搞懂“巴以冲突”是怎么回事了。这个话题新闻已经播报无数次，自己也看过一些资料和电影，前段时间朋友还专门给我讲过，但始终是一团乱麻，不清楚究竟是何种原因致使两个country的冲突衍变成世界性的恐怖行动。它从何而来？该去向何处？理想方案是什么？……太多问题，终于在看过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得到解答，未必准确，但至少让我有了框架和概念，这也是全书给我印象最深、最推荐的内容。

　　二是作者身为世界帝国的公民，对自己的国家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丝毫不见对美国梦的自豪与骄傲，反而提出诸多批评，第三部分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美国之罪”，这种清醒与自省，对比的ZhongGuoMeng架势，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是作者和儿子代际对话的内容，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千字，和四五百页的全书完全不能相比，但主题很棒。父亲认为改变是宏观的长远的，儿子则不满于父辈的纸上谈兵和蜗牛行军，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有公共参与的意识是第一步，下一步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大政策需逐渐推动country前行，二是日常生活完全可以立即行动不必拖延。两代人并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携手前行。单纯的批判抱怨解决不了任何事情，无论宏观与微观，只有从你我做起，参与、发声、感染周围人，从一件小事入手，去做好一件小事，慢慢积累，大改变才能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