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间策略》是一本由朱剑飞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3.00，页数：3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空间策略》精选点评：

　　●在京近十年，才在接触北京项目的过程中开始培育起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很是惭愧#此书还需再读

　　●非常棒的书。很多结论看似直白，但想深入论证却令许多学者无从下手。很多时候，在建筑学与社会学科的交叉这个方面，许多国内学者基本是在开脑洞而乏论证，丢给读者一个结论了事。而朱老师却不仅告诉读者结论如此，还能用具体的分析让人信服。故而此书靠分析方法取胜，观点也非常独到，强烈推荐。比较遗憾的地方是第三部分与主体的关系稍有脱离，感觉意犹未尽，也许是更深更成熟的研究还未呈现吧。

　　●全书可删掉80%以上

　　●很有趣的角度

　　●紫禁城的秩序与日常生活距离过于遥远，所以基于抽象理论的解读反倒更能提供一种真实感。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正在于对从“身体”和“制度”两个层面解读宫廷所框定的政治景观，两种力量的交织让紫禁城的空间布局充满张力，特别是作为核心的养心殿和交界处的乾清门，共同构成了日常仪式的关键枢纽。空间形式分析和句法研究佐证了空间的不均等以及在深度上的曲折，奏书、朱批和防御布局则构成了“权力之眼”最实际的表达，也将紫禁城的权力空间延伸到整个帝国。但是当作者试图分析权威构建背后的思想策略时，学科的局限让这种努力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对儒家、法家和福柯的理论进行泛泛比较。同样的，对于原本就宏观的社会、国家以及宗教美学等概念，视角转换下的重述其实隐含着更多的解释可能，但都还没有充分地展开。

　　●很棒的书。从建筑格局谈历史文化，谈政治文化。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对古代历史材料和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结合很巧妙，很明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路子。

　　●朱剑飞的书本身写的很好，但是这个翻译一点不敢恭维，读起来很吃力，大量句子只是按照英语习惯转换成汉语，而不是翻译成中国语言习惯，费力的读完，常常不知所云，可惜了一本书。

　　●建筑+历史+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作品，逻辑明朗、优美，适合有点知识基础的人做业余读物。翻译只能说是基本达意，有些不太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

　　●第一部分（1-3章）谈社会地理，没有吸收风水学成果和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显得平庸；第二部分（4-7章）谈政治建筑，优点是引入不少西方社会空间理论来分析北京，比如空间句法理论、圆形监狱理论，但得出的结论还是有点夹生，不痛不痒。倒是第三部分尤其第9章对中西形式构图法进行比较，算是推翻了以往认为“大臣在乾清门早朝达到高潮”的说法，更深刻的触摸到了紫禁城的空间魅力。

　　●叙述偏向于宫城这个政治空间，对社会空间意义的挖掘还有待深入。

　　《中国空间策略》读后感(一)：翻译者有待提高

　　朱剑飞先生的书本身写的很好，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讨论中国北京城的空间策略，很透彻，角度也很新颖。但是这个翻译一点不敢恭维，读起来很吃力，大量句子只是按照英语习惯转换成汉语，而不是翻译成中国语言习惯，费力的读完，常常不知所云，可惜了一本书。希望后来有更好地学者，尤其是对中国语言和中国古代史、建筑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对此书重新加以翻译。当然，诸葛净的翻译还有很多可以肯定之处，不能一概否定，事物本身就是多面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空间策略》读后感(二)：《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朱剑飞，诸葛净

　　《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朱剑飞，诸葛净概述：《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从以下多个层面考察了帝都北京的空间设计：以亚洲为背景的中国地缘政治版图的设计；作为皇帝意识形态表现的京城总体布局；作为联系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城市空间；作为权力装置的紫禁城宫殿；贯穿京城的帝王宗教制度；表现传统世界观的明清北京的形式设计；与欧洲国家权力和视觉美学构图等方面的比较。吸收和实验性的运用西利尔的“空间句法”和以福柯为代表的关于空间和权力的社会学理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明代建都北京及其后一系列相关的建设活动的讨论，指出北京在区域、城市与建筑的各个尺度上都象征性地表现了汉以来儒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尤其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关于圣王的理想。第二部分是本书核心，焦点是紫禁城，延续自第一部分形式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双重性再次得到强调...说明了紫禁城如何作为国家机器架构与运作的。第三部分，第八章证明空间形式与仪式共同创造并维护了儒家理想的帝王意识形态，最后一章讨论了北京城的形式构图，与文艺复兴的建筑展开比较。不同的观看方式导致空间组织方式的不同。总评：这是一本2017年的新书，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家都放假之后被老师“特别关照”再读一本书完善论文，虽然最后感觉还是因为自己的拖延症拖了好久才读完还写了一篇学术垃圾，但毕竟是第一次写了一万字吧。。。毕竟是第一次意识到一篇好的学术作品必须建立在大量阅读，扎扎实实学术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回到这本书，对于故宫的研究让我一个学识浅薄的人大开眼界，才意识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阴阳五行、儒家立人种种奥妙俱在一楼一阁之间，古代中国虽是人治，但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其背后的权威和力量不容小觑，也许就从这故宫，你就可以看见万千世界。摘抄：中国文献中最早关于城市规划理论的表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64政治的权威主义依赖于宇宙论的道德主义，并且在道德主义中获得合法性。人类最终臣服于自然。复兴与自强的强烈愿望，使政治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与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成为明及以后时代的关键特征，P48永乐皇帝朱棣致力于正统意识形态与文化主导地位的建设都城的发展反映出国家政治与战略利益的首要性董仲舒是普适的自然主义理论和关于人类行为与人性道德理论的综合普适的道德沦肯定了王权和王所建立的等级秩序的道德合理性。P68理学，将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包括阴阳宇宙论和佛学结合到儒家学说中，发展出关于伦理、人性和个人修养的形而上理论P70空间包含了一个权力关系的场域。空间被看作实践场所，而权力则被认为是联系的和动态运作的。

　　《中国空间策略》读后感(三)：在西方方法论中国应用的历史田野上

　　朱剑飞老师是我在批判性阅读课是对于“批判与后批判”问题分析的时候了解到的。他对于中国建筑界理论话语出发，认为中国的建筑师如张永和、刘家琨等都具有理论性的思考，具有后批判的意义。朱老师视角是中国的，思路和方法论是西方的，他会以西方人能理解的角度解释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方法论寻求中国建筑问题的解决方法。李老师后来又推荐朱老师的另一本书《沙场》，是由他博士论文改而成的，后来出版的中国著作名字就是《中国空间策略》。这一次，朱老师把研究视角放在明清北京故宫上。他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在修建宫殿时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故宫今天呈现的样子，不仅仅来源于结构、形态、构造的演变，也受到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一

　　这本书有三个部分。最核心的是第二部分，是以明清故宫这一具体实物为对象，分析其背后的构成逻辑。这本书并非把故宫构成逻辑进行全面分析，仅从权力方面入手。

　　权力的视角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圆形监狱模型。福柯认为空间的形态、布局具有权力意味，是权力发出阶级（人群）管理和规训被统治阶级（人群）的物化表现。受权力影响的空间具有规训、管理的作用。城市统治者用此方法统治居民，故宫统治者也是如此。与“圆形监狱”中的权力空间相似，故宫也是一个权力的空间。

　　为了将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运用到中国的明清故宫中，朱剑飞采用了空间句法、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和韩非“势”的理论。

　　空间句法是分析权力的工具之一。朱剑飞通过空间句法的方法分析故宫中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空间的特征。其一是层次深度，既一个空间需要经过多少门才能通达。中国的庭院以深为名，故宫中更是如此。穿过更多的门才能到达说明深度更深，其到达的难度越大。其二是亲密度与疏离度。一个空间与其他空间的联系越多，则亲密度越高，反之，疏离度越高。故宫是一座宫殿，亦是一座宫城，其中亲密度最高的空间可以被看作urban空间（u-空间），相当与故宫中的城市中心。三是妃嫔、服务人员（主要是宦官）、防卫人员的在宫中的分布。以其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尤其是人数的不同来分析他们的权力分布特征。空间句法的分析给权力空间移动的分析奠定研究基础。

　　最核心的方法论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边沁的“圆形监狱”概念。“圆形监狱”中央是监视塔，周围的所有房间是监狱。监狱都被处于监视中，暴露在监视塔的视线之下。无论是真正被监视与否，监狱中的人都感觉自己是被监视的。在这个过程中，监狱中的人可以说是无时无刻被监视着，最后，监视他们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监狱中的人被规训了。因此，“圆形监狱”是通过空间形式表达权力、实施管控与规训的做法。

　　“圆形监狱”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理空间，这也是一种空间政治的图示表现。而韩非法家思想中“势”的观念也可以进行图示表现。“势”的观念是朱剑飞借用的另一个方法论。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将“势”作为一种权威，从而形成政治高度。韩非子“势”的思想结合孙子兵法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现某种情形中的倾向，在格局中获得动势和力量。可以把它抽象为“权威金字塔”。朱剑飞将“势”的图示与“圆形监狱”的图示进行联系，指出其中逻辑上的相关性，其中包括：1）制度化的特征：这一权力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自动地实施权力；2）建筑空间系统：权力之所以制度化，是因为空间系统建立了起来，空间被积极的利用了，故宫是庞大帝国中央权威所在，“圆形监狱”是一种局部的制度；3）可见性的不对称关系：外部对中心是可见的；4）中央格局的性质：空间布局都是像中央集中的。

　　二

　　故宫的形态是“势”的空间形态经过多年演变后成型的空间。它的内涵是皇权高高在上，在中央集权增强的过程中，君王和大臣的距离在空间中逐渐推远，后又逐渐拉进。因此，故宫的空间可以看作是权力的空间。它是巨大的，包括不同层级的各个位置和历史的远离过程；它是开放的，允许办公机构历史性的向内迁移；它是不连续的，不同层级间的距离是有计划的、规训的、自律的。在庞大的空间里统治机器的运行中，官员是制度的力量，他们以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理性和自治力维持与皇帝的联络。

　　三

　　《中国空间策略》一书中重要的内容，一是内朝皇帝、后妃、宦官生活场所及其所代表的权力的空间位置，外朝官员的工作场所及其所代表的权力的空间位置，这些不同角色人物空间位置的关系。二是官员权力空间的“内移”过程。其中以内阁和军机处作为典型空间，分析其分别设立所代表的空间权力特征。三是韩非的“势”的图式表现。这三方面都把权力空间化、形态化。

　　权力和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在建立权力空间的过程中也有着三个主要的矛盾。一是内朝与外朝的矛盾。也就是皇帝所生活的内朝与官员所工作的外朝，它们是空间上的分离的。而在内朝，皇帝亲密接触的空间，或者说是“身体的”空间中有着三股政治势力：（经常出入的）皇亲、（为皇帝提供生活享受的）妃嫔、（为皇帝提供服务的）宦官。在“正常的”历史时期，官员与皇帝紧密合作，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在“非正常的”历史时期，内朝中的政治势力通过与皇帝“身体的”亲密性，夺取权力，从而阻断皇帝和官员间的联系，如外戚专权、后宫干政、宦官专权等。二是皇帝在皇宫中享乐与作为统治者严格自律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后宫中妃嫔环绕、物质奢靡，皇帝可以放纵自己、尽情享乐；另一方面，明初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所以的决策都由皇帝本人下达，官员仅作为决策的执行者，就需要皇帝非常勤政、高度自律。一旦皇帝无法理性进行政务工作，权力会被内朝中的政治势力轻易窃取。三是在思想上法家与儒家的矛盾。法家提倡理性和权力的统治，儒家提倡道德和仁政的统治。那么，统治者究竟是重法还是重德，是权力统治还是道德统治？在近千年的权力中心化过程中，皇帝的身份逐渐将二者合而为一。皇帝既是最高的权力统治者，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

　　这三种矛盾在存在、摩擦、融合中，形成了故宫这一充满矛盾的、复杂的权力空间。

　　《中国空间策略》读后感(四)：朱剑飞：紫禁城，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机器

　　本文刊自：《新周刊》第572期“故宫”

1988年，朱剑飞在伦敦大学开始对明清北京的研究，5年后完成博士论文。他热衷于研究空间和社会的关系，并把古代北京城理解为一座“政治的建筑”——紫禁城处于彼时帝国中心与金字塔顶端，其内部格局也揭示了古代复杂的权力运行法则。

“我会把历史材料落实到地图上。比如每个城门的兵力分布，城内庙宇的位置和开放时间，包括故宫内宦官、宫女、大臣所在的位置，都会作出标记。”朱剑飞通过微观的空间分析，让结论更有解释力。他参考的是《乾隆京城全图》的缩影版本。这幅绘制于1750年的地图，原版高14.1米、宽13.5米，比例为1:650。图中能清晰看到每一座王府、院落，以及众多街巷、民宅。

在著作《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中，朱剑飞借鉴了空间句法、边沁的全景式监狱、福柯的权力理论等研究方法，以此回答一些问题：在明清北京，城市建筑与朝廷政治如何联系在一起？作为帝国中心，紫禁城如何完成严密防卫？紫禁城不仅是皇室的寝宫，也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其内外之别的分界在哪，又揭示了哪些权力的运行方式？

墙与门组成的宏伟都城

1420年，紫禁城落成。为了从南京迁都北京，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准备了十多年。

北京有地缘政治、国土安全等重要性，也更容易实现古代帝国的宏伟抱负。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与新修的长城、重新开通的大运河一道，展现了明朝时的历史地理格局。

朱剑飞称，北京具有广大的平地，更能形成几何模式的城市。“它的中轴线和东西走向的次轴线连贯得很好，城门连在了一起。南京城也有轴线，但因为丘陵、水网的限制，无法像北京那样扩展，没有这种气势。在北京定都，能更好监视北方来的势力，也更容易保护和到达南方。”

明清北京的格局基本延续了元大都时期的传统，如明确的中央位置、中轴线、正方形的棋盘布局。元朝建都时，为了强调正统，布局遵循《周礼·考工记》古制，有“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要求。明朝在重建北京时，其布局也受到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城市更加规整、统一。

“明朝人批判宋朝太自由和宽松，这些观念落在建筑上，使得当时的北京城规模更宏伟、布局更严密。”朱剑飞说古代北京是一个“由墙组成的世界”。从最外围的长城到北京城内的城墙，形成宫城、皇城、内城、外城之别，不同墙体又组成了大小不一、连成一片的房屋、街巷。朱剑飞总结道：“15世纪初，北京成为世界上最深、最片段化的巨型城市建筑。”

墙，起到了切割、内化并营造深度的作用。在7.5公里长的南北轴线上，排列了一千多座大小建筑。但这条中轴线却是隐秘的，它被无数的墙和门中断，只有在地图上或采取鸟瞰视野时才能看清楚；西方古代的城市中轴线则是一条大马路，能清晰看见远处的纪念碑和教堂。

位于核心地带的紫禁城，则对墙的运营更为多样而系统。故宫可以看成一个整体建筑物，同时又是有着123个空间的单体建筑、院落围合而成的建筑群。

在严密的建筑布局下，故宫内部有一套复杂的防卫系统。朱剑飞称，清代，紫禁城内就有侍卫处、护军营、前锋营这三支部队。人数最多、超过1万人的护军营保卫整个紫禁城的安全；1200多人的侍卫处，部署在内部宫殿与外部听政殿的各道门边，同时充当皇帝的私人保镖；另外1000多人的前锋营，负责皇帝出宫巡视时的安全。

“北京和紫禁城的空间部署逻辑，出于对一场巨大战场的想象。”紫禁城内共有31个地点的静态部署，每个点由200多人的防卫队组成。有些部署在作为哨卡的门旁，或者在专门用来驻兵的大殿、各类小建筑内。在夜晚，有专门的巡逻系统，线路沿着宫城内重要的门与建筑物展开，还有一条沿着宫城外墙的线路。卫兵的定期巡逻，会从晚上7点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

根据宫廷的保安规则，官员和贵族必须把马匹留在紫禁城外。一位大臣去皇帝寝宫，从东华门进入，要步行1.4公里，途经七道门；从中华门出发，则要过十道门，步行1.9公里。朱剑飞认为“在空间上，紫禁城是真正的禁地”，而这些路线像朝拜的路径，足够遥远和曲折，更容易激发人的谦卑与崇拜的心理。

“精致的隔离”与“精密的机器”

在紫禁城内部，以乾清门为界，分为内廷与外朝。乾清门以南的外朝共有三座大殿，是皇帝正式上朝、举办大型典礼的区域；以北是内部寝宫，是皇帝的私密地带，主要由宦官、宫女、妃嫔、侍卫和少量皇室成员组成。

后宫布局，颇多玄妙：妃嫔们的住所经过精心设计，离皇帝住所都很近；但墙和门构成的边界以及巷道长度、方向的不同，影响了每一个妃嫔与皇帝之间的实际距离。朱剑飞认为，这是通过建筑结构形成的一种“精致的隔离”，皇帝和后妃们在空间联系上既亲密又疏远。有记载显示，清代的皇后不住在正式的寝宫坤宁宫，而是住在长春宫，因为这里离皇帝的实际住处更近。

理想状态下，紫禁城内的空间区隔，能帮助皇帝在生活和统治上取得平衡。朱剑飞认为，“乾清门以南很难说是内还是外，像一种模糊地带”。为了应对宰相制的废除，具有秘书功能、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阁就设在乾清门以南的区域、东华门内的紫禁城东南角。清朝雍正时期，能绕过内阁和其他官僚系统的军机处则设在乾清门外广场的西北角。另外，雍正将住所搬到养心殿，和正式寝宫乾清宫相比，这里更隐蔽。

朱剑飞称，雍正利用紫禁城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了皇权。“养心殿外面有一个广场，军机处就在西侧的小房子里，离得很近，几分钟就能走到。雍正很善于利用这点加强管理。”

这种对空间区隔的巧妙利用，能提高皇帝的统治效率，也有可能加剧走向衰败的进程。明朝后期，常有皇帝沉溺于宫中、疏于朝政，造成了宦官集团得势；清朝则出现皇室成员干政，比如1861年慈禧建立“垂帘听政”制度，在养心殿内实际统治了清朝40多年。

朱剑飞认为，紫禁城在设计时就带有方便统治的意识，但随着数百年来的使用，空间变得更复杂。紫禁城的空间布局更像一个精密的建筑机器，很难说它是为了加剧皇权而存在，还是相反。

“当时的人知道应该内外有别，内和外可以分的层越多越好，门要一道一道的，距离越远越好，便于管理。但不会一开始就设定得这么复杂。从事后看，要看帝国处在强势期还是衰败期。好的时候，管理都很严格，这些矛盾能够控制得很好。到了后期，皇帝处理不好内外平衡，容易被某一势力利用，国运就走向了衰败。”朱剑飞总结道。

如果明朝保留了宰相制，今天的故宫会不会不一样？朱剑飞觉得，历史很难作出假设，只能去找参照系——从隋朝、唐朝、宋朝的都城布局来看，宫城一样在中央位置，但中央政府机关则紧贴在外面。“如果宰相制还在，它或许离紫禁城更近，规模也更大。”

古老和现代的融合

在明清时代，北京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总有一种“无法抵达”的感觉。人们无法走进皇城、天坛等地方，只能看到外围的城墙、宫墙。位于中心区域的皇城，也让东城与西城的通路变得遥远而曲折。

因此，当地人更习惯待在各自的社区，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地带。朱剑飞认为，明清时代的人对北京的理解要复杂许多。“如果说罗马是一个城市，那么北京是由很多城市组成的。假如你回到古代的北京，又去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你对它们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很容易理解罗马，能看到教堂、纪念碑，两三个小时就能走遍；北京更大，同时很少有人能抵达中心位置，只能去外围的城门、东四、西四、鼓楼这样的地方，但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非常远。”

朱剑飞从小在南京、上海长大，后来在天津念大学，常去北京。“但说实话，我一开始不喜欢北京，它的尺度让我有些不适。上海、南京、天津，尺度完全不一样，很小、佷曲折，更像自然的城市，令人感到亲切。”

从事明清北京的空间研究后，朱剑飞对这座城市有了不一样的认知。他发现北京与众不同的美感，以及古老和现代融合的奇妙感觉。“故宫的北面鼓楼一带，是一种古代的城市尺度，轮廓优美，非常宜人；今天看来，故宫很小，是恰到好处的‘人的尺度’。长安街是工业化的、行车的尺度，比一般的现代城市的马路还宽阔。”

除了建筑风格与格局，朱剑飞认为，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看待故宫，也是今人不可多得的。“今天来看故宫，它的宏伟令人震撼。它的大中又有小，各种空间结构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有句话叫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近距离可以看到故宫的造型，远处能看到它的气势和脉络。无论是从景山上看故宫还是深入故宫，都很漂亮。”

　　《中国空间策略》读后感(五)：【转】诸葛净：“沙场”十年 ——《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 1420-1911》

　　编者按：朱剑飞教授所著《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 1420-1911》中文版由诸葛净翻译，并已由北京三联书店于2017年8月出版。本文为译者所作的序，在深入介绍该书结构与主要论点的基础上，从问题、方法、态度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指出该书对当今中国建筑学界所具有的意义。本文曾略作修改发表于《建筑学报》2009年第7期。

一

　　大约在1995—1996年间，朱剑飞先生至东南大学建筑系讲座，介绍了从权力关系角度对北京紫禁城的研究，当时正在写作硕士论文的我通过这次讲座初次听说了大卫·哈维和福柯的名字，也还依稀记得当时朱剑飞先生展示的福柯关于权力分析的重要著作《规训与惩罚》的台湾版封面。1997年第74期《建筑师》便以《沙场——清朝故宫及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为题，发表了朱剑飞先生对于北京紫禁城的“微观的、句法的和权力的”分析，展现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工具分析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的可能性，这对我之后的学术兴趣有很大影响，也因此一直希望能拜读朱剑飞先生博士论文的全文。故而，2006年初，知史建先生计划将朱剑飞先生的大作《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翻译成中文，欣然应命。

　　翻译工作断续进行了三年，在此期间朱剑飞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译稿进行了大量的校对与修改。特别是在涉及理论和观点性文字的地方，译文往往生涩，朱剑飞先生均重新写过，这才有了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中文文本。在此过程中，我也受益匪浅。

二

　　本书以“中国的空间设计方法是什么”为核心问题，以明清北京为研究对象，以空间句法、权力关系、全视监狱模型和关于“势”的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宏观与微观结合，历时与共时结合，将一座在永乐皇帝的雄心壮志中诞生，在国家与社会，皇帝与臣民，以及皇帝、官僚与内廷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控制与反控制中繁荣了五百年的帝国都城展现在读者面前，并逐步揭示出对开篇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即“北京所表达出的一种空间设计与布局方法是策略的与整体主义的”。帝国的都城与宫殿一方面作为被设计的理想的形式空间，遵从儒家正统的都城规划模式，以平面的象征形式表达出“王道”的理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作为被使用的真实场所，它的空间设计深植于法家的理论之中，并通过运动、社会实践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最终显示出帝都空间的“霸道”本质。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明代建都北京及其后一系列相关的建设活动的讨论，指出北京在区域、城市与建筑的各个尺度上都象征性地表现了汉以来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关于圣王的理想。同时在这一部分，作者又以宋明理学的讨论为线索，逐步引出了儒家和法家，王道与霸道的双重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中象征表现与功能实践，形式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双重性问题。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首先在城市的尺度上对真实空间进行了分析。在这里，作者引入了“空间句法”的分析方法，在城市地图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分析图。揭示出墙及墙上的门这两种物质要素在建立从中心到边缘，也即皇帝对臣民的纵向等级统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与此相应的从宫城到外城的逐步开放的状态，直观表现了在国家控制之下，北京城市空间中仍然存在着的相当活跃的区域。当与具体行政制度的分析相结合之后，空间句法分析所揭示的图形特征更是得到充分的说明，同时也进一步揭示出在开放活跃的区域，国家机器又是如何施加控制的。由此，一个国家与社会交缠的，控制与流动并存的城市真实空间展现在我们面前。

　　空间句法作为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更多的应用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本书作者则向我们展现了这一分析方法在阐释传统城市空间中所具有的强大能力。尤其是将图形分析的结果与社会历史的史实相结合之后，很多以往凭直觉而察之的结论或是模棱两可的现象，都能得到透彻的阐释。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在此，作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北京城空间等级金字塔顶端的紫禁城。首先，延续自第一部分的形式平面与真实空间的双重性再次得到强调，空间句法的分析也再次得到应用，揭示了隐藏在水平展开的形式平面中的纵向的不平等空间，以及墙在创造并维持这种“内部凌驾于外部，中央凌驾于边缘的垂直方向的支配关系”时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继而借助福柯的权力关系分析，构成国家机器核心的，紫禁城中三大集团间的三角结构渐渐明晰。在对此三角结构作深入剖析时，作者将对朝廷内部通讯体系的讨论与福柯的权力之眼和观看金字塔结合在一起，揭示出一个高效的国家控制机器的运作方式。

　　第七章“权威的构建”又可视为第二部分的核心。作者通过引用法家与兵家理论，以及李泽厚与弗拉索瓦·于连关于韩非理论的讨论，对前文中提出的国家机器的构造与运作加以阐释。并追溯了欧洲政治思想从马基雅维利到边沁的发展脉络，指出了在权威构建的过程中，中国与欧洲分别发展起来的两大理论系统，并分别以15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市与宫殿，及1790年边沁的圆形监狱为代表展开比较。将边沁的圆形监狱视为对个人施加控制与监视的现代规训社会的建筑形象，并对其展开权力关系的分析，正是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权力之眼的提出亦与此密切相关。

　　因此本书最重要的几个理论基石均在第二部分出现，并且与历史事件绵密交织，最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紫禁城是如何作为国家机器架构与运作的，从而渐渐揭示了本书核心问题的解答。而紫禁城中“U-空间”的提出，也对加深理解紫禁城的真实空间极具启发。

　　第三部分可能会令读者稍稍有些困惑。第三部分的八、九两章其实讨论了两个主题。第八章分析了发生在宫殿和坛庙中的礼仪活动的时空结构，证明空间形式与仪式共同创造并维护了儒家理想的帝王意识形态，从而与第二部分的论证一起证明并强化最初提出的象征表现与功能实践，形式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双重性，也即都城空间的“王道”与“霸道”的双重性问题。在这里作者虽未明言，但借用了人类学的“仪式戏剧”。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其名作《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便充分运用了戏剧概念来阐释仪式。

　　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了北京城的形式构图，并在充分考虑各自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与文艺复兴的建筑展开比较。这一章虽然不是全书的重点，篇幅也不长，但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即不同的观看方式导致空间组织方式的不同。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主题。

三

　　正如朱剑飞先生在《中文版序》中所言，1997年《沙场》初次登载于《建筑师》时所引起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大陆学界从社会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缺失。自那以来已过去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里，大陆学术界犹如进入了一个“新翻译时代”，大量欧美学术著作几乎能做到同步翻译引进，就本书的理论基础而言，福柯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有的还有不止一个版本；比尔·西利尔、于连、潘诺夫斯基以及布尔迪厄等人的重要著作文章的中文本也都有面世；权力关系、空间句法等对于大陆的研究者不仅不再陌生，甚而已时髦了有些年头。那么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朱剑飞先生这本著作中文版今日的面世，意义在哪里呢？

　　历史研究的丰富性既在于为历史而历史的追问，也在于对当下的关注。本书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空间设计方法是什么”在任何时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中文里本无“建筑”一词，中国古人的头脑中也不知“建筑”为何物。中国传统之营造，简单说来，是以木匠为首的工匠们按照当时当地的一定程式建造起单体形式类似的房屋，单体又按照一定规则，大多数情况下以院落为核心，扩展而成群体，群体组织在一起形成城市。在这样的建造体系中形成的建筑面貌、城市景象与大地景观，显然与欧洲传统的景象截然不同。因而，当民国年间中国第一批赴欧美学习建筑的留学生归来以后，就已经开始了“什么是中国建筑”的追问。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无论背后潜藏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什么是“中国的建筑”、“中国的空间”、“中国的设计”乃至“中国的城市”，都仍是从事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是有待发掘的沃土。借助社会理论探讨历史问题对我们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早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就以对不同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而令人耳目一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念群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倡导的以社会史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也正方兴未艾。然而在建筑科学的领域，尽管对于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也已经不完全局限于表面的形式问题，但试图揭示空间与社会形式和社会过程之内在关联的尝试与成果仍属少数。同时也有很多研究仍显示出在依靠常识来处理史料，反映出我们对于理论的掌握，以及研究方法的有意识运用的不足。

　　朱剑飞先生在本书中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讨论对象，有意识综合运用空间句法、权力关系、全视监狱模型以及法家兵家的理论等各种工具，并与史实相参照进行深度挖掘，让我们看到当分析的思路改变时，原本熟悉的研究对象原来还能被揭示出如此多的层面。而也只有经由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够在讨论什么是“中国的建筑”、“中国的空间”、“中国的设计”等问题时，超越简单的手法讨论或表面化的形式解读，透彻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建筑、空间及其意义以什么方式被创造出来，并进而增加我们关于“建筑”、关于“空间”的知识。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朱剑飞先生提出的一种态度：“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案例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不对等的运用，而应该是两个具体历史经验互相比照对话的关系。”外来观念与中国研究间的关系也是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人便要面对的问题，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家均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成就卓著。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提醒我们在接触外来观念与理论时必须关注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知识脉络，避免盲目套用于中国案例中，最终不仅应能达到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材料的目的，更应通过互相的比照对话，对增进双方的知识与经验都有所贡献。在这一点上，本书同样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因此，在《沙场》刊登十余年后，《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一书中文版的面世，无论是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方法还是采取的态度，对大陆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讨论的价值。

　　作者简介：诸葛净，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14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建筑及观念史，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