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是一本由徐戬 选编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精选点评：

　　●有几篇作品还是质量很高的，写施特劳斯和中国哲学关系的那篇，感觉还是读不懂

　　●感到中国学者始终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对施特劳斯进行有意无意的歪曲

　　●这本文集只有一半的文章可以细读，例如徐戬、刘小枫和甘阳的。在缅甸礼佛朝圣的夜晚，当我不想和朋友们聊天时都会捧起这本书。斯特劳斯让我着迷的地方一直是让我有机会去摆脱对西方现代种种主义的盲目而热烈的追逐，从而开始理解古典心性和高贵。从而开启我尽可能摆脱现代性的干扰去理解原始巴利佛典的可能。

　　●墙裂推荐！我是不是太年轻了还在被刘小枫唬啊？

　　●一些较为有名的国内施派论文集。个人感觉一般。可以作为学习施特劳斯学派的入门。

　　●不错

　　●==其实昨天就可以读完的

　　●这书骗钱···

　　●大概可以了解“中国施派”在想什么

　　●其中大多数文章已经读过

　　《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读后感(一)：最后的附录是亮点

　　这本文集我觉得还行。施特劳斯本身我不多说了，文章最后的两篇附录是亮点，我本来看到最后有点审美疲劳了，结果看到这两篇学术八卦，立刻打了鸡血般兴奋。

　　果然，所谓的学术界也不过如此。所以，柏拉图深知哲人的孤独，不屑于跟俗人一般见识。刘小枫几乎不正面回应别人对他的质疑，安心搞他的古典工程，估计也是出于这种理由吧。

　　《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读后感(二)：【转】高山奎：施特劳斯与中国问题——兼论中国“施特劳斯现象”的理论缘起、实践效应及其评价

【作者简介】高山奎，男，1979年4月生，黑龙江汤原人。201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13年9月—2014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师大哲学范式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著有《思绪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翻译：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 : 一个政治哲人的锻成》（华夏出版社，2013）。

　　《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读后感(三)：施特劳斯带给中国些什么呢？

　　既然题名为“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那么，究竟施特劳斯带给中国些什么呢？

　　在《高贵的竞赛》一文中，作者认为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施特劳斯带给中国的就是反省现代思想中的“尚同”理念，在作者看来，现代政治不惜一切代价球童，实质上仍是一种特别的绝对主义，亦即把相对主义当做绝对价值。换言之，作者借施特劳斯要警醒国人的是警惕那种虚无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要坚守文化主体性，考虑如何才能和而不同。（p27）

　　在《刺猬的温顺》一文中，则认为先知精神与哲人精神的冲突，体现为哲人与民众信仰的冲突，先知精神的生活方式与民众打成一片，因而是以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稳健的传统方式，人民依照先知传达的神谕来生活，生活的道德秩序将是稳妥的。（p88）然而我在想，中国存在这两个传统的分立么？

　　在《施特劳斯在中国》一文中，则是在思考教育领域的问题，不过显然，施派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作者认为“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教育引导有潜质的人通过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因此，教育在其最高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本身。”（p129）这么说，这里显然是认为施特劳斯提供给中国教育改革一种思路。大抵是表达回归德性政治的意思吧。

　　在《与施特劳斯相关的若干问题》对话录中，邓正来则说出“中国文明自古就没有上帝，也同样没有所谓的古典哲学，那么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且“既然施特劳斯有关哲人与城邦的关系同中国士与天下关系乃是颇为不同的两种问题意识”，那么又有什么启示呢？曼斯菲尔德的回答则仍然是对现代性质疑的力量。他认为“中国不能只在商业、科学和技术方面追求卓越，而不搞清楚它们将中国引向何方”。（p134）

　　在《哲人的自由，哲人的沉默》一文中，作者则认为“中国的施特劳斯主义”主要基于施特劳斯特殊的学问态度：极力推动古今之争，提倡通过修复古典以克服现代性危机，从而使汉语思想抛弃现代偏见、重新看待自身传统成为可能。他认为施特劳斯主要有以下几部分：首先是对中国诠释学方法反思，也就是说回归到中国古典文本的价值。其次，通过诠释，珍视中国所具有的政治哲学血脉。中国的哲人是关注共同生活及政教制度问题的。再次，他提醒我们通过施特劳斯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威胁。并要求归回中国内圣外王的路向。（p156-165）

　　在《施特劳斯与中国》一文中，作者人认为古典的政治哲学可以通判重新检审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并且用古人的自我理解来理解古典。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制度在追赶欧美的教育，而如何“在地上”建立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p174）作者显白的道出“杂众与民主制的选择性地并举，民主制就是杂众统治的政制。”“古典哲学反映了优良政制的偏见和前提”（p183）

　　不过这篇文章最有意义的是，最文末，最终抛出了施特劳斯对中国的意义，他认为“现代化就是尚同，就是把中国文明拉低到与西方的现代性构想同样低的水平。”而施特劳斯带给中国的自然是用古典反对现代性，然而这个古典是中国的古典，“唯有中国一旦提出源于自身老派传统的道德政治观念，他们（西方）才会从心底感到忐忑不安。”所以，“当今的中国学人如果把儒家重新解释为‘不悖于民主’或者‘新权威主义’的资源”，把庄子说成伟大的自由主义志士，西方当然喜闻乐见。但施特劳斯这个西方人却有可能教会我们，不要用西方的现代尺度来度量我们中国的古典教诲。”而这才是真正启示中国，并让西方惶恐之处。

　　《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读后感(四)：施特劳斯与中国

　　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是由徐戬编辑的一本关于施特劳斯的论文集。他收集了从2001年以来的十二篇论文，如果加上附录的话，就是十四篇论文。这里面不乏有大家的手笔，如刘小枫的《刺猬的温顺》、甘阳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记，其它也是围绕着政治哲学与中国问题展开，虽然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快三十年，研究也已经十二年了，但是我们回顾这样一本论文集，仍然会追问施特劳斯是谁，他的古典政治哲学在讲什么？或许，阅读完整部论集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

　　本书除了徐戬撰写的编者说明外，开篇即是他自己撰写的代前言《高贵的竞赛》，他试图通过施特劳斯古典哲学的引入，在青年中所引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如何才能使大学成为肩负起文明自觉的人文使命，这是他想要试图说明的问题。

　　他通过08年在云南大学举办的中国古典学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提出想要在未来世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站在文明的高度来回应世界性的难题，为世界性的文明对话提供必要的学术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重建中国古典学，而重建中国古典学的前提就在于加深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才能推进对于中国自身文明的理解。

　　对于这个观点，我并不陌生，但是感觉到非常奇怪，因为徐戬他提到中国古典学在当下还付之阙如！对此，我表示谨慎的反对，我们并不能说当下中国学界缺乏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会令国内大学中的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和中国哲学颜面扫地，虽然我们知道分科教育确实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学术分化，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放弃了专门的对于传统的研习和思考。如果，照徐戬这么说，我们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岂不是就一笔勾销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徐戬呼吁建立中国古典学，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国当下的中国传统研究的现状。只有知道真正的问题，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不免无的放矢。

　　二

　　论文集收的第二篇文章是刘小枫在2001年发表的《刺猬的温顺》，应该说这篇文章写的要更早一些，应该在九八年他就准备着手撰写这篇论文作为世纪末的华章。不过，我们看到当时施特劳斯在国内除了八五年翻译出版的《现代政治思想》论文集中，收录了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和以赛亚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外，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由河北人民出版了克罗普西和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仅仅从这么有限的材料中刘小枫竟然撰写了出了国内最初的施特劳斯研究的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篇文章前面有刘小枫撰写的题记，提到这篇文章撰写的来由。其实，也是他对于自己思想历程转化的重要文献。很多人一直都在追问刘小枫从早期的浪漫主义、神学立场如何就转入了保守主义思想立场。在这里，刘小枫提到自己在《拯救与逍遥》中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斗争的立场，恰好与施特劳斯相同。在迈尔博士研究论文的指引下，刘小枫终于开始弄懂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意图。不过这种从浪漫主义神学转向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仅仅十年前有人质疑他的立场暧昧，到今天还是有人会质疑他立场反动。看样子，十年前的解释白说了，反正有没有人会重新看他十年前说过什么。

　　这篇文章是刘小枫将伯林和施特劳斯比较政治理论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根据施特劳斯的批评，点明了伯林多元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悖论。这点上，基本上是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以至于到今天依然会有学者为伯林翻案。（参见钱永祥《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对此，我们不妨解读为刘小枫对于伯林的批评，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耿耿于怀，哪怕是在十年之后也要报一箭之仇。

　　三

　　第三篇文章收入的是甘阳在03年发表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记，应该说这是对于这本不足一百页小册子的简要说明。甘阳九十年代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蹉跎了十年后，在导师希尔斯过世后，就离开了思想与社会研究中心，投奔到香港大学任教。按照体制上说，他应该比刘小枫更有机会更早接触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恰恰相反，在刘小枫撰写了《尼采口中的蟒蛇》和《刺猬的温顺》后，甘阳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才姗姗来迟。

　　这部关于施特劳斯政治思想的小册子，除了正编外，还包括了一篇《与友人论美国宪政》的书札，以及本篇后记。可以说，整本书就像他所习惯的一样，是一本不长的小册子。但是，可以说这部小册子可能比刘小枫后来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路标》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这不是说，刘小枫的研究水平没有甘阳高，而是说甘阳用通俗的语言梳理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并且用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思考政治哲学问题，还是思考政治理论问题，基本着眼点首先都是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这一中心问题。

　　他在讨论施特劳斯问题时，其目的是要勾勒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后现代左翼理论的某种同源性，从而突显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对自由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的双重批判。对此，我只好遗憾的说，这个问题其实刘小枫在98年发表的《丹东之死》时，就已经在处理这一问题了。左右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必然会要面对虚无主义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恰恰是对于现代形象虚无主义的解毒剂。

　　四

　　本书的第四篇《施特劳斯在中国——施特劳斯研究和论争综述》、第五篇《与施特劳斯学派相关的若干问题——与曼斯菲尔德教授的对话》和第六篇《哲人的自由，哲人的沉默》三篇文章，应该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点缀。综述这类文章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至于邓正来与曼斯菲尔德的对话更像是关公战秦琼，丝毫不着边际，至于马凯之的论文，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文化现象评述。如果前面没有珠玉，那么还可以说是介绍施特劳斯政治思想，但是在刘小枫和甘阳这两篇文章之后，就显得格外鸡肋了。

　　张旭这篇综述，在我看来学者撰写综述至少要有一定的眼光，对于参考的文献有足够的批判眼光和能力，才能从浩瀚的文献中披沙拣金，否则就是在做破铜烂铁的破烂收集工作。徐戬很聪明，哪怕是收集了十年中重要的研究论文，但也不会率尔操觚撰写本书的综述。而邓先生与曼斯菲尔德对话，谈及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我们就不妨反问，既然施特劳斯的书大多都翻译过来了，我们还需要从其弟子那里了解施特劳斯到底讲了什么吗？何况，施特劳斯的弟子良莠不齐，谁知道他讲的是对还是错？关于马凯之的论文，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有位朋友说研究东西文化比较的，往往是东也不懂，西也不懂。这篇论文恰恰印证了这个观点，对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还是积十年之力，都不敢说对于施特劳斯的观点全部弄明白了，这篇文章已经开始在讨论施特劳斯与中国哲学的比较问题了。问题在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难道真就只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那么他与后现代哲学有什么区别呢？

　　五

　　本书的第七篇则又是刘小枫的《施特劳斯与中国》，此文后来又收到刘氏《施特劳斯的路标》一书的末尾，应该是刘小枫引进施特劳斯十年的压轴之作。也可以说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一篇。按照施特劳斯对于隐微写作的揭露，一般书的关键思想出现在整部书的中心部位，如果我们记得整本书包括附录的两篇文章共十二篇的话，就会发现本文是整部书的中间点，从文章的名字看《施特劳斯与中国》与本书的副标题《中国语境的施特劳斯》可以相互发明，或者前者根本是启发了后者。

　　言归正传，既然说这篇文章是刘小枫最为成熟的施特劳斯研究，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这篇论文在标题之下有一段文字，是献给友人刘苏里荣开五秩。旁人一般会将这段文字无视，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刘苏里并非是常人，他是北京文化地标万圣书店的老板，也是中国文化界响当当得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推介德鲁里《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时，在万圣书店打出了广告语是说，施特劳斯的引进给中国带来了思想混乱，德鲁里这部书正好是清算施特劳斯反动思想的重要论著云云。此外，他还在与邓晓芒网络聊天时，对刘小枫运用了诸如纳粹法西斯等用语，近乎于谩骂与侮辱。刘小枫在这篇文章是献给刘苏里荣开五秩，已经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提到不仅中国对于引进施特劳斯有疑惑，就是一向不关心国朝学术的西方也感到稀奇。对此，刘小枫通过施特劳斯古今之争以及对于《反思马基雅维利》进行了解读，大体上认为中国回归文化传统，是对于西方左右文化霸权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恰恰是西方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的代理人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篇文章激怒的不仅仅是刘苏里一人而已，可能是已经激怒了几乎所有左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当年他撰写过《知识分子的猫步》，在其中对于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挖苦讽刺，但是如此明显地向左右知识分子发起进攻，想来也是翻转隐微写作了。

　　联想起最近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刘的言语虽然有些过激，但是遭到了来自于左右两派的联合绞杀，想来也是出于报一箭之仇的目的。刘苏里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想来跟这篇文章有着不小的联系。对此，我只能说老刘你的报应到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挑起的古今之争，才成为了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软肋。毕竟这些崇洋媚外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内就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保守主义者，左右摇摆还算容易的话，他们这次是无论如何也摆不回传统了。当然，对于那些试图将自由主义引入传统的努力，虽然我觉得港台新儒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大体上说都是希望弭平古今差异的做法，在施特劳斯古今之争的魔眼下，他们的伎俩也就无处藏身了。所以，这一派也对于刘小枫恨之入骨，蒋庆曾在席间对笔者大骂刘小枫无耻，就可见新儒家对于刘的态度究竟如何了。当然，也有对刘小枫持同情态度的新儒家，如秋风就曾经对笔者说，刘小枫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保守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对此，我想也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仔细分析。

　　六

　　第七篇是张志扬的《启蒙：落日前的凭吊》和第八篇包利民的《罗尔斯篇与古今之争的得失》，可以说这两位不能说是施特劳斯思想运动的鼓动者，只能说是听风人。张志扬是八十年代刘小枫隐匿的思想导师，在《这一代的怕与爱》中，刘不但纪念了宗白华先生，还用深情地笔记述了他与张志扬的交往。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张志扬的文字就会发现刘小枫在其中吸取了多少思想资源。包利民则是中国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者，在他的带动下翻译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属于中规中矩的研究者。这两个人也被刘小枫卷入到了施特劳斯旋风之中。

　　在张志扬的题记中，大体叙述了他接触施特劳斯前后的因缘，当然是在刘小枫的引诱下，他开始放弃自己业已成熟的存在主义和语言逻辑分析，开始慢慢接触施特劳斯的三次现代化的浪潮。对于反思现代性的观念，他因为早年就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因此并不成问题。最为麻烦的在于，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已经到了对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门槛，已经危及到自身的学术路径，这就不能不重视了。因此，他在阅读施特劳斯之后，就撰写了这篇对于启蒙运动凭吊的文章。

　　包利民则是通过重新审视布鲁姆与罗尔斯之争，开始他对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理解。可以说，罗尔斯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最为欣赏的美国学者也不为过。毕竟，他为自由主义在公平领域抢得了大量的话语权。而作为从平均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亲和力可想而知。但是，当包利民看到布鲁姆对罗尔斯进行的毁灭性批判后，就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他恰恰就是企图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立场去解释西方古典的。为了确认自己的思想立场，他不得不重审布鲁姆对罗尔斯所进行的批判。

　　不过，我们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知道，这两个人关注施特劳斯都是被动的，并非是要主动研究施特劳斯或者关注古今之争。但是，我感觉到施特劳斯对于老年知识分子的冲击，和他们的心态之间是有一层耐人寻味的暧昧。如果说刘苏里、邓小芒对于施特劳斯是坚决抵制的话，那么张志扬、包利民就是谨慎的对待。不过，他们从原来大规模引进西方，到对于西方思想开始充满敌意和犹疑，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自身的兴亡。

　　结语

　　虽然，文集里还有五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是刘小枫门人弟子的论述，另一篇是青年学者的写作，我就不准备再一一介绍了。毕竟，文集中最为核心的论文就是甘阳和刘小枫两人的论述，其他人不过是这三篇文章的点缀。哪怕是徐戬自己撰写的《高贵的竞赛》也显得是对于这三篇文章的装点。而张志扬和包利民的论文则是绿叶般的点缀。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把整部论文集好好看一遍，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其实把刘小枫和甘阳的论文挑出来读就足够了。

　　从施特劳斯引进中国十年的发展看，这十四篇论文确实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从阅读中也不难发现论文写作的参差不齐。这也说明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仍旧是一个谜团。虽然有大量的批判，也有大量的论述。但是，从今天看影响最大，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依然是刘小枫和甘阳，以及他们的《施特劳斯的路标》和《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两本书。这也许侧面反映出施特劳斯在中国学界的尴尬，表面上风光，但是却依然人丁稀薄。希望未来的十年能够有更加深入的施特劳斯研究出来，能够超越刘小枫与甘阳对于施特劳斯垄断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