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集（全二冊）》是一本由刘禹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6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劉禹錫集（全二冊）》精选点评：
●前度刘郎今又来，感身仍是谪逸才。
●读之使人爆发出诗情与对生命（包括古人的）的一种审视和热情
●要籍補錄。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只看了诗
《劉禹錫集（全二冊）》读后感(一)：观境梦得诗
《人间词话》开篇点旨∶“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先生眼中，造境、写境乃是“五代北宋之词”得以彪炳独绝的一大特色。然我在细读刘梦得诗歌各处后，发现“境”不单只存于词，刘梦得“诗境”之妙趣深远亦大有文章。 梦得诗歌造境、写境之细腻考究，首先当见于其写景状物之精妙。“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浪淘沙词九首其一》），视角由眼前黄河突转到天上银河，实虚相接，顿现黄河澎湃浩荡之势。“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浪淘沙词九首其七》），此两句则是设喻精巧。白银盘和青螺的色彩鲜明对比来显洞庭山水之“翠”；而将劲浪起伏，比作似卷起的雪堆，更突出沙之细、白。虽难以想象洞庭山水如何翠，狂风卷起的沙堆是何状，但经如此形象的设喻之后就生动犹在眼前了。“暮霞千万状，宾鸿次第飞。古戍见旗迥，荒村闻犬稀。”（《秋江夜泊》），“暮霞、宾鸿、古戍、荒村”，几个意象依次排开，视野由远及近，而暗色调的修饰词则是营造凄凉衰败的视觉效果，如此情便自然寓于景中，而一读之戚然的“诗境”则兀然全出。 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里评价道∶“（刘禹锡）其诗气该古今，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意。”“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九首之九》），只借代与对仗，诗句恰如烟火人家的劳作生活，平白却不失诗韵。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之所以博得白居易“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不仅因其用典巧妙，更因梦得用笔曲折，刻画出燕子仍在，而豪权荡然无迹的世事变迁之无常。梦得对诗句铸造的得心应手，使他的怀古诗中除无穷感慨之外，更多一份让人回味的韵外之致。 固然，写景状物之精妙与词意相宣之和谐使梦得诗歌境界自然雅丽，令人神往。但王昌龄《诗格》里提及“诗有三境”，最高层次的“意境”是“张之于意”、“思之于心”，最终求得一“真”字而已。梦得诗歌之“真”就在于其豪情真切斐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二首其一》），不管是宽慰友人还是赏景感叹，刘梦得总是能够将积极进取的心态融入诗句，真挚深切，触动人心。 以至于当梦得旧地重游，看眼前曲江岸边，杏花盛放如故，再与好友重聚，却已是往事不堪回首，他仍可以玩笑似的吟一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但可知，彼时回到长安的他已是劫后余生，一腔不平和愤懑无处抒发。起起落落一生，到年老已至，物是人非，却仍壮志在心，不肯折腰，文人风骨的执著和坚守在这番万丈豪情下依然如故。或许，即使再经历几次挫折，回到长安玄都观，无论那怒放的千树桃花是否还在，刘郎中还是会吟出一句“前度刘郎今独来”（《再游玄都观绝句》）。因此，当千年沧桑变化，今人再品读梦得，仍能够被其诗歌饱含的豪情吸引，以至沉吟入迷。这应当才是“诗豪”刘禹锡笔下到今天还能直击人心的“诗境”吧。
《劉禹錫集（全二冊）》读后感(二)：《刘禹锡全集》读书笔记
刘禹锡，字梦得，有“诗豪”之美名。大概因为李杜盛名，图书馆中难觅李杜诗集，于是有幸，与梦得相识。 读了一些他的诗后发现，梦得实在是一颗蒙尘已久的明珠，在人们大谈诗学时，却很少拥有姓名。 梦得有才，初时仕途顺遂，立志革除弊政，为民做了些实事。顺宗“內禅”之后，宪宗大兴问罪之师，革新志士大多被放逐出京，梦得从此一路被贬，郁郁不得志。宝历二年才结束了巴山楚水间的辗转流徙，后来的境况才有些好转。 刘禹锡仕途不顺，倒成就了他的诗名。他被裹挟于政治的漩涡之中，比其他的诗人有更深的体会，长期的仕途失意并未摧残他的意志，反让他“指事成诗歌”“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 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写道：“元和以后，诗道寖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其中，对刘禹锡的评价为“雄奇”二字，颇得其精髓。 刘禹锡前期的作品与雄奇二字颇为相衬，“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两句可作其注脚。从他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处境，看到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慷慨雄浑中透着不可动摇的坚韧。《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中的“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重犹有岁寒心”，刘禹锡在诗中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可见其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韧性。《谪居悼往两首》是刘禹锡自悲身世之作，虽然凄婉不失雄浑，尽管苍凉犹见热血。 后期刘禹锡的风格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收敛了锐气，散发着淡淡的珠光。“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或许可以作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风格的写照。《咏红柿子》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撷，翻自保天年。”表面是咏柿子，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对官场的态度。他原本也想为民请命，革除弊政，然而却有心无力，“翻自保天年”，只好超然局外以安享晚年。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不随大流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他拓展诗歌的题材，对传统的主题进行深化和“反拨”。他用他的独特心态和巧思，违逆传统主题特定的情感志向和思想驱归，创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传统的主题在他这里总能翻出新花样。“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何等的豪放旷达！《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欢尽狂沙始到金。”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虽被贬，但仍没有志气消沉，始终认为自己最终能实现有如此卓见，何愁无所作为？刘禹锡虽身处逆境，但总能把一曲悲歌唱得慷慨激昂，动人心魂，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家风范？ 刘禹锡的独到之处自然不止乎此，他总能把普通的情感写得深邃广阔，只言片语却好像道尽人间事。如《望夫石》：“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很多诗用过“望夫石”这个意象，多用来写闺怨相思，格局比较小，但刘禹锡对望夫石这一意象的使用格局却很开阔，让人看到岁月流转后一些不变的情感，我们仿佛感受到了那深沉似海的思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禹锡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刘禹锡开阔的眼界格局是我很喜欢的地方，他的历尽沧桑、洞明世事使他的诗读来通透而苍凉。这样的笔调在他的咏史诗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口的夕阳，无不给人一种苍凉之感，曾经车水马龙的富贵世家如今却少有人至，物是人非，萧索凄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神来之笔，表面上说原本王谢家前的燕子飞进了寻常人家，实际上是说世事变迁，富贵权力并不长久。从燕子这一微小的细节来说明世事的变化，权力的更迭，以小见大，云淡风轻之中写尽了风云诡谲、白云苍狗，看似寻常之语实则意蕴无限。
《劉禹錫集（全二冊）》读后感(三)：宦海沉浮、深信道教的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又自言系出中山， 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 。唐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著有《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
贞元九年，进士及第，释褐太子校书，迁淮南记室参军，进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深得信任器重。杜佑入朝为相，迁监察御史。贞元末年，加入以太子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唐顺宗即位后，实践“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会昌二年，迁太子宾客，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葬于荥阳。
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名诗僧指点。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805年正月，唐顺宗即位，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此后，刘禹锡在朗州近十年。期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接触了当地民间歌谣，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815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得罪执政，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刺史。此后，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819年因母丧才得以离开连州。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826年，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应物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刘禹锡的山水诗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在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勾勒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刘禹锡受道家影响，诗中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由于有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刘禹锡的诗显得既清峻又明朗。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这类诗句，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诗意简练爽利，晓畅易解，有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的乐观，以及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
刘禹锡深信道教，他说诗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润饰使诗精巧自然；另一方面，他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刘禹锡的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并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刘禹锡的咏史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
刘禹锡在关于自然与人方面，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刘禹锡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提出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劉禹錫集（全二冊）》读后感(四)：前度刘郎今又来
唐朝诗坛群星璀璨，刘禹锡不是最闪亮的那颗星，但若谈及唐诗，他又是一位绝不能被绕开的一位诗人。
蒋勋在《生活十讲》中写道，“文学有助于生命态度的建立，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世界的最好的方式。”此言置于此，中肯而又恰当。对于这样一个漫漫长河中存在的而非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我们更能够通过作品与史实的双重证据来获取人生的有益启示。
在读这本集子前，我只从如“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样的高中所学的诗句中略知刘禹锡的贬谪生涯，直到这次耐心细读了他的赋、论、表、记、杂文、古调、诗等作品，才慢慢地走进他的世界。借助前言里对他生平的叙述，了解了他一生宦海浮沉，多次遇贬的深层原因——他是永贞革新的主力。
“无碍”这一词并不适用于刘禹锡，或者说，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或是在职场，或是在生活中，我们的预见都是为了应对这样的阻碍。有所碍便有所退，有所退就会有所进。刘禹锡流放，先流放朗州，而后连州，最后夔州，可以说他是“二王八司马”中，被流放得最惨的一个，但与柳宗元不同，他在被贬后的创作中，绝大多数诗文无颓丧之气，反倒是越挫越勇。当刘禹锡的肉体搁置在夔州，身处江湖之远，小人迫害不断，但他的灵魂却在此处得到了涤荡。正如后世阳明悟道龙场一样，在一阵凄风苦雨中，完成了自我的突围。
首先说刘禹锡的诗歌。
提起刘禹锡，他的好友白居易以“诗豪”总结之，我觉得甚是贴切。我想，豪迈的性格和他的出身以及遭遇必然是密不可分的。书的前言里提及，刘禹锡的先祖是匈奴族，所以他天生就带有草原民族的豪迈气性。这样的性格从他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这两首便可窥见几分。读到“前度刘郎今又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第一流的诗人最擅长的就是不落窠臼，这一句写尽了他的刚正不阿，不过他也未免过于直言不讳了，这样的性格是一个好人所该拥有的，却必然给他的政治生涯带去重重打击。
刘禹锡绝不是一个无暇的、完全合乎儒家伦理的人，但却是一个果敢的、为政治理想不畏牺牲的人。在刘禹锡被贬朗州时，他依旧对生活和政治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希望。
他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宋玉《九辩》起，“秋”在文学作品里就始终扮演着一个悲伤的角色，到了刘禹锡这里，却另辟蹊径，推翻了悲秋的观念，表现出激越向上的情绪。而“我言”又能体现出他极度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他在贬谪生涯里化解不幸的办法。又如他在《咏史二首》中所写：“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还能有如此的豪情与胸怀，真不愧为诗豪也！
刘禹锡的怀古诗堪称一绝，这是他讽谕现实时的看家本领。如《蜀先主庙》中，前四句写蜀国兴盛，后四句写大业衰颓，这正是对应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唐王朝，透露出刘禹锡的无限嗟悼之情。又如一首《西塞山怀古》，隐隐有杜甫的沉郁顿挫之风，将唐王朝骄奢的现状寓于六朝之头的东吴，对企图割据国家的地方藩镇颇具警示作用，体现出了刘禹锡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担忧，怀古慨今，揭示现实，意味深长，也难怪古人将这一篇比作“骊龙之珠”。
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在文章风格上学习屈原，在文学创作上也效仿屈原。屈原对沅湘流域民俗风物的采诗吟咏，以寄托人生境遇中的骚怨情志，这一做法对刘禹锡的影响也很明显。“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刘禹锡亦效仿屈原当年的雅化，在被贬朗州时期，吸收了当地民歌的特点，雅化了《竹枝词》，从而使得竹枝词从主要写风土人情，用语比较俚俗的民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的诗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刘禹锡对巴蜀的自然风物和民风习俗的描写不仅见于《竹枝词》九篇，在他贬谪生涯里的其他作品中亦对此多有吟咏。在朗州，刘禹锡感慨于“武陵俗嗜采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而做《采菱行》；在武陵，他观赏了龙舟竞渡之俗后，又做《竞渡曲》；此外，还有描写农耕和打猎习俗的《畲田行》、《连州观奠徭猎西山》等。
可以说，屈原的骚怨情感对刘禹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这种精神融进了对自身遭遇的忧怨感慨和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也融进了他对巴楚风物的现实观察和表现。在意象的描写中寄托和表现自己的骚怨愁情，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原的骚怨，使之更具有现实性。
其次谈他的文章。
刘禹锡生活在大唐帝国中衰而又渴望中兴的时代,个人历经贬谪,饱受磨难。他的11篇赋作或直抒愤懑,如《何卜赋》《谪九年赋》《问大钧赋》；或写景寓情,如《望赋》《楚望赋》《秋声赋》《伤往赋》；或咏史假物,如《山阳城赋》《三良冢赋》《砥石赋》《平权衡赋》，大多都与他漫长的贬谪人生密切相关。这11篇赋作除《平权衡赋》、《山阳城赋》外,都可宽泛地理解为贬谪赋,并且表现出望愤交加而又理趣盎然的特点,成为贬谪文学尤其是贬谪赋创作的卓异代表。
读《问大钧赋》、《伤往赋》等文章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们开篇都带有“兮”这一语气词，又有向天发问，与神对话的内容，向屈原学习的痕迹很深。屈原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宁溘死以流亡“，“虽九死其犹未悔”，矢志不渝不改初志的精神对刘禹锡有深远的影响。刘禹锡和屈原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前程似锦却为时所弃，被贬谪于蛮荒之地，空有一番抱负而无法施展，刘禹锡被贬后，虽然迫于情势而寄情笔墨，把诗文作为“见志之具”，但其内心从未动摇过，他认为自己横遭贬谪，是因为小人嫉妒贤能而加以构陷，“唯守职业，实无党朋。竞坐飞语，眨在遐藩。”(《苏州谢上表》)他也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始终怀抱“兼济”之志，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图，如其在《砥石赋》中所说：“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瞬视。”文中以宝刀喻贤才，宝刀经砥石的磨砺，会更锃锋芒，借以表达自己百折不挠的韧劲和伺时再起的雄心。
同时，刘禹锡的文章中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与他的思想是相吻合的。他在《辩迹论》、《明鸷论》对天子、君子、士和佞臣分别的描述，表现出他匡扶社稷的志向和对清明政治的追求。关于文学和政治,刘禹锡认为其二者关系密切,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早在贞元十年所作的《献权舍人书》中,刘禹锡就清楚地阐释了其对文学功用的看法,“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 这既贴合其个人抱负，也与中唐革旧除弊的社会要求有关，既然刘禹锡强调文学创作是为其表达志向服务的,那么在文学的评判标准上,也就要求文章具有积极的社会内容和辅时及物的社会作用。
刘禹锡的文章亦涉及法制，如《砥石赋》中写道：“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在《天论》中也阐述这个观点：“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法小弛，则是非駮，赏不必尽善，赏不必尽恶；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其冲破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天人观，提出了 “天人相分”的法律思想，如前文所述，这是中唐社会下的产物，它作为中国法律思想史一部分，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唐中后期的法律思想的发展。
虽然刘禹锡在少数作品中也体现出颓丧的一面，如《上杜司徒启》里写“一自蛰居，七悲秋气”，与他在《秋词》中的豪迈大相径庭，但这是他创作思想中极其微少的方面，再伟大的人也是人，总会有悲观消沉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实可感的刘禹锡。但真正的伟大就在于疾风虽起，不易言弃。刘禹锡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在《谪九年赋》中写道：“突弁之夫,我来始黄。合抱之木,我来犹芒。”，就如他的性格一样，刚毅顽强，奋发向上。
刘禹锡是如此的迷人，总把逆境当顺境。你四海放逐我，我便四海为家，有诗词相伴，天下何处不为家呢？他写尽人间繁华，看透人情冷暖，他是刘禹锡，洛阳龙门山下，心系家国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