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是一本由费正清(编) / 费维恺(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3.00元,页数:11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精选点评:
●对这个阶段的解读有太多与官方灌输不一样的地方,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而且是系统的铺开阐述,受益匪浅。
●当工具书翻的
●民国史上下两册总共1500页以上,花了两三个月才断断续续看完。有几个部分阅读比较吃力,不够仔细。 不管怎样,看完之后说几句话,总要说几句,这算是延续一个不好不坏的习惯。 这里可惜的是,看书拖延的时间太长。很多记不清了。 从民国初始之时大清末年的国际外交环境开始,讲到国内的混乱,孙中山的左突右奔,袁世凯的困局和痉挛,国民党、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两党的合作与冲突,英国、日本、俄国、德国、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经济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共产党武装割据,日本侵华,土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红太阳的升起… 讲求史实,没有预定的观念,没有站在最高点的道德判断…这是不同于国内史著作的最大亮点。 想起“洗脑”。这本书,英文原著,中文译本。跨在“洗”与“不洗”之间?
●看看外国人对这段历史怎么说也好,况且是费正清呢!
●翻译略生硬,视角有启发
●临时抱佛脚的先读下册实在是目的性太强烈啦,结果这本本身又超学术的,像在艰难困苦地读一篇没有尽头的博士论文一样……
●下卷比起上卷内容引人入胜多了
●全书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以及本卷的翻译都优于民国史上卷。并且某些观点十分之有洞见,以至于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还或多或少看得到这些观点的影子。
●这本书我是精读了,比其他几本史书都读的仔细,因为之前有近代文学史和毛选的底子,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 第一.捋清了近代史,将以前空缺的部分补齐了。 第二.重新认识了斗争的激烈性,左联的斗争比想象的激烈的多,土地革命比想象的困难多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由衷的钦佩党领导集体的智慧。一件事做不成,有成千上万的理由,一件事做成了,也有成千上万的理由,我们党终究是把事情做成了。尽管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局势远比之前想象的复杂,但我想,现实情况会比这本书中描述的更艰巨更复杂更激烈更惊险。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建立标志着我们党在这片土地上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内容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本就不应该教条主义,钦佩领导人的智慧
●粉红史观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后感(一):剑桥民国史对国民政府多有偏见,费正清晚年曾反省
费正清是一个左派分子,对共产党有天然的好感,这和当时知识界普片左倾迷恋共产乌托邦有关,所以,费正清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和当年吃了迷魂药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一样,是短视和充满偏见的。在这类左派知识分子心中(此类知识分子占据学界主流),共产主义就是天堂,代表着人类的方向,而它的对立面就是落后,甚至连美国的制度都是落伍的和腐朽的,民国这种体制,他们就更藐视了。
费正清们的心态和罗曼罗兰是一样的,当年罗曼罗兰去苏联访问,发现了苏联的大屠杀,仅仅因为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共产主义,依然选择隐瞒真相,依然对斯大林高声颂扬。费正清从本质上也是如此,所以,他绝大部分时间对延安是爱护和颂扬的,对南京是偏见和苛责的,当然,出于学者的残留本性,他对民国的偏见肯定不会像教科书抹黑民国政府那样严重。
但费正清晚年经过心灵挣扎,修正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若无日本入侵,国民党南京政府可以打败共产党,并且能更好地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晚年,他访问台湾,承认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大陆的中华民国可以延续,并且像台湾一样率先走向现代化。
费正清到晚年总算回归了学者良知,不过,费正清修订观点后,大陆拒绝出版其更新观点后的著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后感(二):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我之所以起这个似乎非常俗套的标题,与书中的内容还是相当贴切的。本卷表现的中国民国是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期。不过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长壮大最终建立政权的历史。这两个内容穿插于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成为本卷的两个对照面。
简单来总结一下书中的内容,就是两个政党、两个政权的做法完全是黑与白的写法。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那就是蒋政权犯下了一切的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则采用相反的做法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里的错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思想,事实上为什么蒋能够统治这种久都是个奇迹。当然这有着客观的原因。个人来说,由于一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是动荡不安的,所以其能够统治中国并且左右逢源甚至在二战后成为“伟人”。可是他的统治手法是传统的中国的,可以面对着一切旧中国的挑战他都能够战胜,而外部势力只要不是如同日本一样的全面入侵,蒋也能够游刃有余。毕竟中国太大了,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完全统治,哪怕是日本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中国共产党的挑战则完全不同,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新问题和挑战,甚至包括自身,当然它做得不错,虽然有问题但本身勇于面对认真解决,最终取成了胜利。而做为对手的蒋政权,则是另一种情形的,蒋依靠着美英等国,背靠着反法西斯的世界大义,加上面对日本的侵略有着国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可是本性未改。仅仅是战后的“劫收”便原形毕露,所以才在短短三年内天翻地覆,改换天地,这出乎人的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任何人政权面对着发动起来、有着坚定意志和目标的中国农民的力量,都只能被消灭。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后感(三):历史的必然
此书主要叙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 现在常常有人说:如果给国民党统治多些时间,也许他们不一定会下台。真是这样吗?读完此书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至少成为中国朝代更替的又一个。这是从书中分析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 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原因是多种的,但不外是内因和外因。这里所说的内外不是指国家内部和外部,而是政治本身的内部和外国遇到的挑战。外部的主要是军阀混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不由他领导的各种起义、农业欠收以及世界经济危机,当然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入侵。这无疑对国民党政权是致命的,但书中认为最致命的依旧还是内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由内因决定,外部因素只不过是加速或延缓罢了。 书中认为,国民党政权不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其实他只代表掌握军权的一小部份人的利益。正如书中所说:哪里有国民党军,哪里就有国民党政权。只是有时候他们的利益与某些利益相重合(与大地主们更多一些,因为高级军官们也是要钱的),所以显示了共同的需要。而这种分析正说明了为什么抗战结束后到解放战争前,一切阶层都离开了国民党政权,因为他们已成了“孤家寡人”。 而也正因为这种性质决定了国民党无法放手发动群众。要知道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日本全面入侵,仅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力量基本是无法完成的,可是他们又没办法发动群众的力量,所以失败也就必然,而不能且不敢发动群众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因为他们解决广大农民与劳动者的不公。 从中国历史政权来看,广大农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马克思指出:亚洲的村社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社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静观城市居民上演着宫廷政变与王朝更替,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完粮纳税的主人而已。王朝们只能统治到县一级单位,对于村基本是无能为力的。这从清政权的“留发不留头”的执行便可见,为什么“男降女不降”,因为男子是社会化的动物,要出门要经商要当官,所以要服从政权要求。而女子基本是家庭的、内敛的,所以政权不想也不必更不能去强迫,毕竟他不能杀掉所有人。而要做到完全动员象中国这样广大面积上的大多数人,没有庞大的受过必要训练的官僚队伍,是绝对无法办到的。显然国民党政权不能也不想办到。 其实这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可以反证,书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便勇于承担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也许有许多失败的地方,但做不做是一回事,做成功与否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做了,所以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解放战争前(到中期也一样)没有人认为共产党能赢得胜利。为什么?因为发展如此广大地区与如此众多群众的工作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政权做过(前苏联与纳粹德国规模相对小)。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知道那动员起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要知道在八年抗战后又进行了四年残酷的内战,可之后还进行了朝鲜战争与巨大规模的经济重建。从这点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作,胜利当然是必然的,虽然没几个人知道。 所以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无非是长短问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后感(四):民可使由之;可使知之
1、左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
2、平分家产的动机十分强烈,足以引起和制造兄弟之间的争执,而后导致分家。(英国嫡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不继承任何财产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00d190102vzes.html)
3、陶行知是作为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
4、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美国庚子赔款12545000美元
5 红色恐怖 海丰:人头会,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被斥为“假兄弟”,许多人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声音嘶哑。捷胜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斯条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人员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6 梁漱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够忍受农民的穷困,并且能与他们无隔阂的交往。(毛泽东)
7 1930年文科毕业生1.7万人,立刻毕业生8000多。(总人口4.5亿)1937年文科毕业生1.5万人,理工科1.52万人。(4.75亿)
8 中国金融家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局的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
9 许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
10 左联把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
11 农民运动起先都是农村二流子组成(职业赌徒/帮会成员/私盐贩子)。红军大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士兵/从敌人来的俘虏和落魄者组成。一旦起步,由于开展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开始招募真正农民。清洗富农和小地主出生的地方干部和党员。
12 百团大战彭德怀未请示毛泽东批准。
13 1938年陕甘宁边区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百分之三十参加了农民协会。在活动频繁时期,他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现在基层文书造假)
14 毛泽东23岁写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新青年》上。12处儒家经典11处涉及《四书》基本核心。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15 1919年,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他断定人类的食欲/性/娱乐欲/名声欲/权利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欲和性欲最重要的。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
(共产共妻已然实现,美国人有饭吃有工作,妻子经常更换,登记结婚人口少于同居人口)
16 群众路线......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华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毛泽东集》
17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处的一个孔子的偏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后感(五):溯因是非成败,为思路开阔
成书于80年代,即便搭上了学术研究环境相对宽松的顺风车,审查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觑。所以即使涉敏感而仍能流传至今未被禁,可判定主旋律会为上层所接受。当然从句用词超难度的回译文字的阅读难度和看似无甚重点和难归纳中心思想的写作思路,也可能让审查者歇了菜或认为受众对象难觅敏感。
“革命”是贯穿的主题,然而也是站在道义高点被抢用最多的词。革命初期各种占优势的思想权威,卢梭、洛克,马克思,基本全数来自国外而非本土,因而在鼓动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还须颠覆历史成就的价值,如履薄冰尽量不挫伤民族凝聚力。
王朝统治维持公共秩序和行政,不仅依靠高压,也依靠广泛持续的灌输儒家等级思想和相互依赖原则。作为道德权威的皇帝退位后,包括袁和各路军阀只得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权威。清王朝的让位更多归因为滞后于近代工业主义和民主科学浪潮。
虽然张国焘认为农村苏维埃只是小资产阶级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借口于国家富强无益。但显然也难掩在与毛争权过程中失势带来的恼怒以及尊己卑人心态。形容中共五大提出的击败奖等三点意见,用了“儿戏般地”令人眼前一亮。农民的狭隘性主要表现为,不会主动攻击自身为主要受害者的现行秩序,而只会发动骚乱重建现行秩序,纠正某些有损地方主义利益的错误。
除列宁主义的军事和领导组织原则外,善于夸大阶级对立和农民被剥削的情况,加之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恐怖震慑作 用,加之打击破除对宗教、算命先生、风水师、巫师的轻信崇拜,有助于彭湃较成功地耕植海陆丰早期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试验田。与后期毛主义建设的区别,在于毛成功组织并维持了表面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可以持不同意见的政权。
梁漱溟施行儒家改良主义,抵制西方个人主义并斥之为自私自利,显然是高估了所谓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和无私精神。
全书的主基调鲜有的再次对鲁迅的历史成就、地位甚至在30年代文坛论战中的战局战果有过誉评价的一致偏向。
早在毛延安座谈之前,瞿也所见略同的狠批过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脱离大众,埋下文学革命的火种。 “毛集中讨论文学内容的意义而有意回避各种文学形式社会本源的讨论,即力图形成马主义文学批评观却从未深入探究马主义美学最根本的形式内容不可分割观点,暴露了外行者的浅薄。”国民党专注于军事和行政因而将宣传拱手让于中共,成为重要统战阵地。
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很多掌权前著作,言语的温和节制迷惑了很多人认为已经淡化了革命目标或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实际则是措辞一语双关,可以多种解读,留有余地。
洗脑相较于毛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完全小巫见大巫。咄咄逼人的演说、无休止的小组会、逐字句的文件个人解读。个人主义的棱角被磨平,绝对服从和思想净化的纪律得以建立。
“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就毛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的立场是蒋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一方面,毛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
“不管毛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在握,他就宣称以后要按正统的方式行事了。”
“毛的神化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爱好权力的天性,他政策的成效,而蒋低位平行上升导致的蒋崇拜也提供了另立毛崇拜的根由”
“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
“抗战和内战间隙的政协会议从事后来看,所签署的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国内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
“毛对政治的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不再是文学创作 的动机。”
“在毛主义的新中国里,城乡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 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 文学也丧失了主观的热忱、个人主义的视角、有创造力的 焦虑,以及批判精神。虽然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中国现代文学 的“道义责任”已消失。”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自评所作用的定性方法的主观主义弊端,仍自视高于一些自名为科学方法但实则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貌似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