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是一本由陈平原 谢泳 等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512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大学》精选点评：

　　●粗略的读过，身虽不至，心向往之。

　　●没事扫完，果然出镜率最高的还是“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

　　●基本上都是民国大学校长、教授、学生当时的文章以及后来写的回忆性文字。能看出当时民国大学的风骨。

　　●汇集了很多民国大师的文章，内容更为详实。本书的作者陈平原、谢泳一直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材料并不太真实完整

　　●与之前看的《北大旧事》重复很多，所以选看。遗憾的是没有提到南高师-东南大学。沈卫威的《民国大学的文脉》更加深入。

　　●现在对于讲民国大学的书无感，审美疲劳了

　　●大师之大，大学之大！

　　●201503

　　●大学极其认真读过的书，印象深刻，终生不忘！

　　《民国大学》读后感(一)：读书人的硬骨头

　　近两年对于民国元素的追捧开始兴起，各种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的出版汇集了很多民国大师的文章，内容更为真实，较之后人编纂的学术研究而言，更为详实却也小众。如同烹饪美食，如果说今人的追忆是直接端上桌的精美菜肴，《民国大学》中收录的大师作品则像是陈列在案板上的新鲜食材，能够料理出怎样的美味全依仗读者自己的建树了。

　　本书的作者之一谢泳一直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的文章，特别是针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收录在书中。谢泳在文章中提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是虽然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吴晗的名篇《谈骨气》中开篇便是一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而这骨气反应在读书人身上，就是那股为了学术赴汤蹈火的执着。诚然，无论是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还是西学影响，在民国时代尽管政治动乱，内忧外患，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创造出了学术的盛世之境，不夹杂政治或者经济因素单纯的存在。

　　中国有个其他语言很难诠释的词——先生。表面上看那不过是一种对于老师的旧式谦称，事实却远不止如此。今年夏天《新周刊》的主编封新城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先生已绝，后生无望，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先生是什么？不简单是教授人学识的老师，更是那些言传身教以处事立身之道的人。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和牢不可催的信念为后辈提供了一个学术的厚土。想来如今的世道纵然锦衣玉食，纸醉金迷，却始终摆脱不掉浮躁和消极。这不单是因为更多的物质选择迷茫了人们脚下的道路，更因为在每个人心中失掉了那条衡量世事的天平，也失掉了那些坚不可摧的信仰。

　　如同现在的学校里，音乐、美术这些教授人美与快乐的东西都成为了附属，只有英语、数学此等实用学科才是主流。而在民国时期的人却更加注重对于美的教育。蔡元培有个观点，就是道德的提高可以通过美术的教育来完成。“美无私利，可以隔千里兮明月，将人我之见渐渐熄灭”。在《民国大学》中也收录了冯友兰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往事，他对于书法的评论，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这一切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的评论，更是其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些民国的先生们，不仅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更集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美学文化于一身。如此大师教授知识，又岂不人人称羡。

　　民国的先生们除了对“大师”式的教育极力推崇，对于高校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学术氛围也颇为用心。冯友兰指出，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应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而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时首当其冲提到的便是清华的经济问题。他并不认为一定要投资大量超过清华负荷的设备才会建成名校，“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优秀的大师远胜于一座冰冷的建筑。而根据史料记载，有着“中国私立大学之父”之誉的张伯苓，更是为了南开大学的学术独立性，与民国政府“约法三章”，使其最终可以最终回归私立性质。

　　《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中收录的这些民国先生的演说和文章，有些如今看来略显晦涩，而当年被评判为激进的西化思想而今也被更多人所接受。民国教育理念的兴起，是人们开始正面思考文化教育的标志。民国时代的大学承载的更多是纯粹的知识教育，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不相信会有年轻的心是不谙世事的，但显然当时的人更懂得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路。越是乱世，越懂得要利用学术之力造就人才。

　　陈丹青曾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如今大师踪影难寻，满目都是师德堕落，师生交恶的新闻，让人不禁唏嘘不已。当下的教育者应当借鉴的正是民国时期学者挺直的脊梁和教书育人的坚定信念，教授后辈读书人摒弃虚妄安心治学，也只有这样才真真当得起老师——这个简单却沉重的头衔。

　　《民国大学》读后感(二)：民国大学之民间典籍

　　早几年读过谢泳的《大学旧踪》，便喜欢上这种追溯历史之遗迹，却又不用官方常见史料展现的创作，近年来如此展现历史和葆有历史的文本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民国大学》是其中一品。它不是史书，也仅收集和整理了来自于彼时的大学校长、大学教员和殷殷学子当年之于大学的管理、治学、教学和学习等方方面面的文章，但是却包罗万象到“有49位大师胡适、蒋梦麟、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关于自己治学的感想、演说、发刊词；有陶希圣、张申府等人在文章中对胡适、蔡元培等大师的治学理念、大师风范的认同；也有潘光旦、竺可桢、陈独秀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柳存仁、金克木、张中行对大学风土人情，甚至于小饭馆味道的饶有兴趣的小品文、随笔；更有谢泳、陈平原等当代大家论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四九年前的北大的精神学术论文……”

　　可以说，它不是民国大学教育大规模的历史书写，也不是对中国民国大学历史存在的一个全面再现，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大学的民间典籍，是我们普通阅读者从不同角度看民国教育，感受民国大学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精神，和感知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争鸣以及生存境态的极其难得的一部好书。

　　众所周知的，民国历史对于国人来讲并不陌生，那些民国风流人物我们也能随便地叫出几个名字，甚至还可以如数家珍地说一点他们的故事，但是关于民国大学史略和彼时大学教育制度、实施情况的执行和演进，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是陌生了，读一下《民国大学》吧，相信它会告诉你很多。

　　现代人中，读过几天大学，再上了一点点年纪，便自觉对教育、对大学有了一点发言权，于是时不时便会对某个学院、某个学府，甚或是某个专业品头论足一番的人大有人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毛病，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通病。不过在读过了《民国大学》之后，相信再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会三缄其口，即使一定要一吐为快也要谨言慎行了。当然并不是《民国大学》这本书让我对当下的学院学府们有了什么崭新的认识，而是它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至于时下某些学院与学府连彼时大学的基本条件尚都欠缺几分，我自然也就失去了品评的兴趣。

　　《民国大学》一书，有早在1919年刊于《新教育》的陶行知和蒋梦麟先生关于学生自治的研究性文章，有1931年刊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的梅贻琦先生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候的就职演讲，也有发表于2009年陈平原先生的《老北大的故事》，时间跨度接近百年，内容也多样到涵盖了学术、人文、治学、思想争鸣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乏学界风潮、新旧之争、内部倾轧、五四运动之于大学的种种冲击以及影响……内容包罗万象，字里行间却无不透出学界所特有的弥足珍贵的书卷气息。

　　其中给我留下最多教义的当属北大校长和教师之于北大的杂忆性文字，那种完全源自于心灵、源自于灵魂深处的对国家教育事业和对自己曾经供职的大学的衷心以及热爱，还有如谢泳先生对于西南联大历史研究的种种努力和良苦用心……都让我在唏嘘与赞叹之余，崇敬之感油然而生。试问现代大学中早以不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师长们，有否如当年教师那样对自己所供职的大学衷心地说出自己的热爱，有否如谢泳一样会为了查阅资料而自费从老家往返北京图书馆几个来回呢……

　　“大学不可只算经济账，欢迎所有有思想的正取生和偷听生；现代大学的当务之急是用心灵和精神修出的一条通往一流之路，而非金钱……”这些都是我在《民国大学》中随意撷取的，说实话，面对这样坦荡的文字，我不能不从现实的浮躁中走出来，不能不心怀纯净。

　　《民国大学》是遵循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解读出让人信服的意义（谢泳语）”的，因而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和学风日渐低下的当下，再读这些完全映衬了彼时大学学长人格风范与办事精神，校园内推行民主、校政评议以及学生会管理的文章，能把人轻易带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精神却极其富有的时代。相信《民国大学》在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的文化传承上是具备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是殷切地期待着它能够让阅读者在了解了民国大学和洞见它们与当代大学不一样的风采的基础上，都对当代教育形成一种触类旁通的警醒与思考，这样才是最好。

　　《民国大学》读后感(三)：民国大学：回首当初是青年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语可谓精辟。今日中国之大学，投巨资建楼馆已然不新鲜，但下大力气延请名师却没听说过。时下之大学，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场所，干学术和文化何事？莘莘学子能够安心读完四年大学，不被李刚之流的儿子开车撞死，不在学校厕所裸身而死，不被老师带出去吃饭坠楼摔死……已属万幸，何敢奢望受教于大师，成长为栋梁。四年之后毕业不失业，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偿还一个家庭的债务，便是不孚众望了。由此而反观陈平原教授等人纂录的这册《民国大学》，不由唏嘘长叹。彼时之学生是青年，彼时之师长也是青年也。所谓青年，并非指年龄的限定，而是指心灵。当一个人拥有一颗勇于担当的心，有一颗充满创造力的心，有一颗燃烧激情的心，他就永远都是青年。所以，民国的大学，是青年的天堂。

　　《民国大学》一书并不讲传说，也不罗列历史八卦，而是由当事人留下来的文献为基础，有选择的编辑取舍，从而能够使读者横向的比较各位教育家的执鞭思想、学生就学情况、学术发展情况、设备建设（图书馆）情况等等。

　　民国的大学，大师云集。倡导新文化的教授固然高歌猛进，抱持旧思想的教授也富于君子之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手持新思想的利剑，其目的在于打破旧时代的黑酱缸。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等人紧抱着旧学的经卷，其目的在于守护数千年来的文化。不论是新文化的先锋，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坚，在真正的学术面前，实无优劣之别。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全盘抛弃旧的东西，或者全盘吸收新的东西，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只有让新与旧、前卫与传统碰撞，才能迸放出适合这个时代的文化火星。正因为具备这种高瞻远瞩的情怀，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潘光旦等一大批志在复兴国家的教育家执起了各大高等学府的牛耳，谱写了一曲近代史上的教育华章。

　　当时的大学蓬勃着学术气氛，不但教授与教授之间相互诘问，驳难，学生与教授之间也是毫无藩篱，也可以驳诘教授。校园里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东边的教室里某教授在畅谈进化论，西边的课堂上一个教授正在细说儒家理想并大骂新思想；灯火通明的教室里某教授在讲拜伦的诗，室外的花园里某教授却带着一群学生秉烛夜游，讲关于月亮的诗词……当时的高等学府充满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当时的教授有个性，学生不盲从。教授的个性在于，他可以按照专长开课，甚至一些绝学（如梵学、佛学）；学生的理性在于，他们敢于驱逐专制或不学无术的教授（甚至校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不但术业有进步，而且思想有深度。这样的大学，才是具备真正大学精神的大学。教授固然有学术专长，而且有担当精神；学生固然能自立，而且有健全人格。

　　我游走京津时，曾多次寻访和民国大学相关的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等处遗迹，以及教授们的故居。大多数教授们的居留之所已经无迹可寻，只在清华园和北大校园的不起眼的指示牌上会看到一些温暖的门牌号，回来核对资料，才知道多少号住着某位大学者，多少号住着一位诗人，多少号住着一位负盛名海内外的大家……然而这些也是很有限的。

　　保存较好的故居大概鲁迅先生的吧（因为辟为博物馆的缘故），他曾在北京女师执教，并曾大力支持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人，但自身国学功底深厚，以极高的学术热情校勘整理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谢承后汉书》等大量古籍。他还喜欢与教授、学生交流，在他的客厅里，曾经长期性的聚拢着一群人，形成一个沙龙性质的松散团体。和同期的大多数教授一样，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寄予厚望，与他们谈论文学，谈论理想，对专门来求教的青年尤其不吝赐教。尤其可见民国教授之风度一斑。

　　俱往矣！那些辉映着热血与青春的面孔，那个属于青年的时代，那个造就一大批人才的摇篮。与那时的理性与激情相比，时下大学之浮躁与麻木，更是如白衫染皂污痕夺目，刺瞎多少人的狗眼，和狗的狗眼。

　　《民国大学》读后感(四)：不破格，难成师

　　才云鹏

　　刘文典就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踹过蒋介石的肚子，此举震古烁今。更妙的是，在他被蒋介石撵出安徽后，罗家伦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

　　民国虽然动乱，但不妨碍大师们群星璀璨。妙不可为的轶事经常从文献中被挖掘出来，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年代。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短短的40年间，何以如此星光辉映？读罢《民国大学》，才知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破格的大师，来自大师的破格！

　　教育本身最惧约束，因其等于对思想力的束缚。这个道理说深不深，说浅不浅，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很多人洞彻，但打开《民国大学》你就会发现，那时，至少是有一些人有所感悟的。蔡元培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现在的校长们，有这么说的吗？即使说了，有这么做的吗？蔡公不仅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并随即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首创中国大学招收女生之先河，破格聘请梁漱溟等实力派教授，彻底实现教授治校。这种种创举，让蔡公当之无愧排名于中国历来大学校长之煌煌高位。

　　这种风气，由此开始蔓延，成为推动中国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向世界进军的强大动力。在《民国大学》中，种种今人匪夷所思的破格之举让我们大跌眼镜：胡适破格录取数学零分的罗家伦，罗家伦破格录取严重偏科的钱钟书，朱自清让林庚免写学术论文破格毕业。这样的举动，当今有吗？

　　但凡创举，皆因破格。但民国大学的破格之举绝非仅限录取和聘请，而是涵盖了几乎全部层面。实际上，民国时代，校长们承担的压力并不比现在少，之所以能够做出种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完全是一颗“纯净而勇敢的心灵”所驱使，正如蔡元培所说，“为学术而学术。”在这种纯净心灵指引下，其破格之举绝非作秀，在陈平原、谢泳、金克木等人的回忆文章中，这些行为已成大师们的日常准则：

　　授课时间之破格。没有高水平的研究，就谈不上高水平的教学，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是民国大学的办学要旨之一。正如罗家伦所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北大的研究教授每周授课只有4小时，清华与此相当。从注重数量转变到提高质量，是民国大学能够长足进步的跨步之举。沈兼士讲中国文字学，一年到尾只讲70多页讲义，正是基于“用循循善诱激发学生的力量”之先进理念。

　　晋升环节之破格。民国时期的学者，大都能在35岁以前跻身教授，最年轻的为22岁的叶公超。免除了后顾之忧的年轻教授们，可以全心治学、教研，生发出极大的活力！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说了算。民国大学的权力，正来自于其校长和教授们的大胆争取，这是民主、公平的基本诉求。至少，那时的人民懂得争取。

　　教授待遇之破格。当时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大学教授能拿300块。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西南联大不仅免学杂费，还免午餐费，家庭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大学时，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总是想方设法优待教师。当时南开的薪水比国立大学低，但教师多不为他校高薪所动，这与张伯苓尊重、体贴和关心教师有密切关系。

　　师资流动之破格。在当时宽松的民政制度下，因无户口和单位制度的制约，人才流动较为自由，教师可确保长期在优良环境中治学，吴宓、顾颉刚在20余年间就曾先后在10余所大学任教，而学生可师从多位名师，知识界可因此永葆活力，此措开拓出教育界长期的“三赢”局面。

　　身份歧视之破格。袁大总统亲自任命的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在校门口诚惶诚恐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脱帽向他们鞠躬还礼。这是蔡元培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反应同今天某些高干乃至“低干”硬挤出来的微笑有天壤之别。

　　正是在这个竭力弘扬教育大义的年代，即使动乱频仍，清华、北大与中央大学，依然奋勇地跻身世界前100名，后来的西南联大更加靠前。而现今，北大、清华排名在200-300名之间，余者更不足论。民国大师在艰难时世中所创造的学术辉煌，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其时其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今人难以匹敌。民国校长因此最像校长，民国教授因此堪称真正的教授。即使他们饱受失败之痛和挫折之伤，依然保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这其中，社会环境、思想氛围及学者们的自身努力，是促成整体不断奋勇前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2005年温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集体反思？建国以来，教育逐步走向了大众，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赋予绝大多数家庭以实质性的意义，但如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我们还应深深地进行对比和思索。究其本质，“自由之主义、独立之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根基不厚、立足不稳，并最终导致独立人格的丧失。而独立人格对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游移于体制外，不受教条的约束，敢于扫除障碍，展露真性情，这样的学者，才能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民国大学》里，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能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如1937年抗战之初蒋介石组织的庐山谈话会上，正值国难，胡适非但没有收起“教育独立”主张，反而一再申明、加倍强调“教育应该独立”的三大观点，因其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而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则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

　　一流大学的背后，必有一流校长，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竺可桢之于浙大。校长能成为教育家，在于他们重视个人的价值，尊重并信任教师，强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北大校长蒋梦麟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竺可桢盼望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抗战期间，竺可桢率领师生多次迁移，在流亡中办学，而师生们紧紧跟随，追寻的其实就是竺可桢的一句话：“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陈垣坚持“无为而治”，最大程度地相信师生。李登辉做校长时常说:“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梅贻琦善于团结具有不同学风、不同观点的师生，五色交辉，八音合奏……将教授治校落到实处，将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这种理所应当而现在又非常急缺的理念，是民国大学取得成功流芳百世的重要奥秘之一。而强化训练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正是民国大学另一条办学主旨。当年北大图书馆对所有学生甚至是外来的旁听生全面开放，很多教授讲的东西图书馆里不仅有，还可以随便借。现在，很多大学把图书馆当成“藏宝楼”，不少有价值的文献束之高阁，读者绝难一见，图书利用率之低令人唏嘘。而众所周知，人文研究中很多关键问题的突破往往直接依赖于某些关键材料，“藏宝楼”的理念对此形成极大制约。“教育”的拉丁语义为“引导出来”，藉此，我们是否该面对前人无限汗颜？

　　校长能成为教育家，还在于他们凭借高尚的人格成为师生员工的真正楷模，成为社会表率。正如德国人眼里最好的职业不是总统而是工程师，才有了德国机械名满世界，在民国大师的眼里，学问是第一的，当官是次要的。梅贻琦有做高官的机会，但他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为由，拒绝了邀请。李登辉则以自己守正不阿、清廉高洁的人格魅力，倡导“牺牲、服务、团结”，创建了流传至今的“复旦精神”。这些都是我们理应继承发扬的，却同时也是至今无法企及的。打开《民国大学》，我们不应仅仅是直面往事，怀念前辈，更应以广阔胸襟承继“五四”传统，传递文化薪火，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的教育大义重拾并弘扬光大。

　　最后说一句，当年的土匪头子张作霖都能脱下戎装，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经费办教育，此举，该足以引起我们各界人士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