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之门》是一本由莫里斯·迪克斯坦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313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007年10月，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伊甸园之门》精选点评：
●读起来太吃力，待补课后重读。
●用老学究念课本的口气来讲解如此激情高涨的年代，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经典 哑口无言的经典
●作者的主观性大于客观论述，可作为通识读本来读。
●不错的。
●政社分析退隐，文化缩为文艺。纽约学院文论气覆盖旧金山性爱芝加哥暴力新港音乐深南呻吟。求脱50s焦灼优越感，脆弱犬儒性，生出60s理想高远质朴，70s失落也愈发沉郁。成熟方觉无法弥补，年轮能否重孕天真？“权力归于想象”。原文精准，译笔传神。百里行半，三千入门
●三四年过去我依旧读不下去，可能是文盲吧
●其实是研究美国四五六十年代简明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变迁的相互影响，摆历史事实，作者比较感慨。看完了对马克思，对犹太人再度充满了激情！还有学到一点： 务必要背牢美国历史啊！！
●六十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年代。摇滚乐那部分写的真好，最后一部分的总结也很棒…不过，第一部分看起来稍稍有点混乱
●标题是“文化”，翻开基本上是文学研究
《伊甸园之门》读后感(一)：被《伊甸园之门》狠狠地铲了一记耳光！
读了这两个章节（“黑色幽默与历史：六十年代初期”和“十字路口的小说：实验作家的困境”）
这个评论家应该是个新现实主义的迷狂者，对于我来说他近乎于一个绝对的反面声音，比如说他依然把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紧密相连，并认为故事中的角色应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故事要有时代背景。并且他似乎对荒诞派的叙事方式并不感冒，认为那不过是人间怪谈或是奇观展览之类，并把它比作作家本人心理扭曲的产物，不足以反映社会现实。虽然没有提及文字具象，但从他对约翰·巴思的态度来看，他应该认为文字游戏这种东西不过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这样的阅读经历很有趣，仿佛一个歇斯底里的大汉一边抽你耳光，一边对你说教。关键他的逻辑还很清晰，从他谈冯内古特、巴尔塞姆、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等人的作品来看，还是靠谱的。当然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遇见，四年前当我刚开始进入实验文学的领域中时，有位英国作家也提及了类似的观点，就是，“很多现代作家在无法突破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高度时，就选择逃避现实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作家对社会对生活怀有一种病态的抵触和不合作的态度，并且这些抵触情绪越激烈，他们做的形式就越惊人（当然我个人的意思里并没有否认形式也是需要极强的领悟力和灵性的），于是他顺理成章地便把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比方为“懦夫的表现”。
如故看待实验文学，在评论界向来莫衷一是。不过我以为在一个尚未建立经典现代文学的国度，大谈实验文学的弊端是不合时宜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大举反文学、反经典的旗帜同样不合适。“反”，并不是摧毁，而是建立。反文学并不是不要文学，而是建立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并非一味地向前，有时候，它更需要的是“复古”。
《伊甸园之门》读后感(二)：永不放弃的乌托邦梦想
好吧，我开门见山的跟你说，伙计，为什么一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只是因为那些永远抽不完的大麻么？不不，你也许不明白那个时代所代表的意义，不光是对现代化美国来说，对从那往后任何时代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标杆。那些对于公共社会最强有力实施着保护的一系列法案，民权法案、选举权利法、公共医疗法案、医疗救济法案、济贫行动、中止种族隔离、犯罪人嫌疑法、反死刑法、政教分离以及妇女对堕胎的选择权；这些法案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政府对于公民的干预。
这些同时也代表了父亲、教师、传教士以及政府的权威衰落，国家和政府只是一种管理方式，而且这种管理权普遍未经过更高一级授权，也就是说国家之上没有东西。事实是如此的吗？国家的存在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天经地义的？它们甚至不如公司一样有契约形式的成立，国家普遍从暴力中出现，那么它们代表的，也往往是暴力形式的最高存在。
这些法律看上去是美国的，但是除去它们的页眉LOGO，它们是属于一种更高形式权利的现实文本，也就是说，所有人，人类，都应该拥有的权利，它们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利，一个人的重要性要超过国家利益。它们的出现代表着社会进步，代表着美国真正进入现代化。
《伊甸园之门》对垮掉派的介绍很多，所以该书也一直是研究垮掉派的重要文献之一。作者 莫里斯·迪克斯坦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和研究生院英语教授。
“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尽管乌托邦对于我们始终遥不可及，但我们仍需要它来调节自我，仍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使我们得以超越日常琐事，作更大范围的想像。八十年代后期，我女儿刚进大学时，戴过一枚胸章，上面写着“永不放弃乌托邦的梦想”。追求完美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本世纪，它使多少人惨遭杀戮——但是除非我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现实的社会进步的。”——莫里斯·迪克斯坦（序言）
《伊甸园之门》读后感(三)：金斯堡的伟大时代
金斯堡的时代太伟大了，换而言之，摇滚与自由的时代太伟大了，换而言之，美国的六十年代太伟大了。我从来不向往大洋彼岸那个光怪陆离的国家，如果说除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我愿意居住的地方，那就是英国。我是一个英伦控，而不是亚美利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去探索美国和美国人。我会耐心地读《光荣与梦想》，会把厄普代克杜撰的那个兔子的故事认真地放进它的历史时期去显微，也会关心美国人三权分立式的民主生活方式。
虽然巴菲特到底交多少个人所得税跟我实在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一本文论，《伊甸园之门》显然过于激烈了。虽然这样的情绪指向更多的是一种对其时代的膜拜与迷恋。基于此，作者为六十年代的一切找到了说辞。大麻，摇滚，性解放，宗教，垮掉运动……所有的狂热都被允许，所有的歇斯底里都打上自由和人权的标签进入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
他们在怀念什么？
亚美利加，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
你何时才会脱去身上的衣裳？
你何时才透过坟墓看看自己的尊容？
你何时才不辜负千百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
—— 艾伦·金斯堡，《美国》
金斯堡的这首诗说明了大部分的问题。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他们像诗歌一样存在着。因其不实和虚幻，而倍添乌托邦的神秘色彩。在迪克斯坦看来，六十年代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这种梦想的高贵性始终存在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一个在年龄上顶多算幼齿的民族却始终相信着梦想的可能并为之不懈奋斗，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和孩子永远比大人纯真是一个道理。
当我们发现天才已经越来越少或是干脆没有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想象力。
它给与我们许多向善的启发，而不是痛的教训。
《伊甸园之门》读后感(四)：向金斯堡的时代致敬
【读品】罗豫/文
1959年，金斯堡等年轻的垮掉派诗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诗歌朗诵会时，《伊甸园之门》的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金斯堡声情并茂地朗诵炸弹般的诗句，迪克斯坦却正在城里看莎士比亚的戏。
1968年，艾伦·金斯堡再次回到哥大，和另一位哥大诗人约翰·霍兰德同台朗诵。这次，迪克斯坦亲眼目睹了这则“文化上的寓言”：金斯堡和霍兰德年轻时曾是好友，后来的生活却背道而驰。霍兰德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了辉煌的学术生涯；金斯堡成为旧金山狂放文人的代表，作品饱受批评，却成为一代青年的文化旗帜。
时移事易，霍兰德的诗歌创作逐渐转向自由和个人特色，朗诵时“熟知他们（听众）的音拴所在，能够引起他们全身共鸣”。而金斯堡虽以多年没有写诗，站在台上却“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全然将我们抛于脑后，当众做着他的精神俯卧撑。”他“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金斯堡作为一名诗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霍兰德也用诗句向他致敬：
“开拓新域远比循规蹈矩更为艰难：
随着夜幕像死亡般降临，殷红的鲜血化作珠宝灿烂。”
经过整个六十年代，金斯堡的追随者们或许因为毒品而丢了小命，或许进了精神病院，或许成了兢兢业业工作着的市民，消失在芸芸众生中。而一直处在文化运动边缘，保持亲历者身份却又不涉水太深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如迪克斯坦，于一个时代结束之后，仍然在公共话语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他们，最终将这个时代的文化桂冠，戴在了金斯堡这类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头上。
十年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迪克斯坦对金斯堡们的态度，正如他所言：“我们在六十年代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金斯堡带他进入的那个文化，正是一个“把莎士比亚和金斯堡、文学和电影、贝多芬和摇滚乐全部包罗在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迪克斯坦“一半依然是五十年代的产儿，正如我的另一半在继续培植着受到挫败的六十年代的千年盛世理想。”与此同时，在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迪克斯坦一半是热心的参与者，一半是冷静的观察者。他的这本《伊甸园之门》中，正是从这个特殊的立场出发，对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表达了自己对那些“开拓新域”者的致敬。
《伊甸园之门》的焦点“不是政治声明或文化宣言，而是那些揭示那个时代内心经验的具有社会想象力的作品……”从金斯堡开始，迪克斯坦先后对垮掉派的诗歌、鲍勃·迪伦等人的音乐、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等人的小说进行了回顾和批评。迪克斯坦尤其感兴趣的，是六十年代那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倾向”。群居、摇滚、反战、吸毒……各种各样的精神狂热造就了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虽然暴力冲突和道德危机被认为是这种文化的恶果，六十年代的暴风骤雨过去后，一些价值最终得以在社会生活中确立：性自由、妇女权利、对同性恋的宽容、环境保护……
1975年，金斯堡等人回到麦克米林剧院纪念他们十六年前举行的那场诗歌朗诵会。金斯堡“面带病容，显得精疲力尽的样子”。朗诵会成为一次怀旧仪式，在迪克斯坦眼中，这再一次证明六十年代早已结束。如今，六十年代长发和摇滚的时尚早已落伍，但堕胎、色情等问题仍是美国文化争论的焦点。千年盛世的理想并未实现，然而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足以让世纪之交的一代人心生愧疚：“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
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说六十年代人的理想最终破灭，那么后人连理想都不曾拥有过。六十年代的某些旷世奇想或许“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但世纪之交的人们，“对几乎所有的旷世奇想都已麻木不仁。”在迪克斯坦看来，六十年代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
《伊甸园之门》读后感(五)：文学史之门
80年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的时候，把它收在了“美国文学史论译丛”里。丛书里还包括《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一八九零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等书，但以本书影响最大，号称是中国“80年代”的“圣经”。据我所知，一些80年代过来人都提到过它。
这套丛书，单从各书的书名看，很像是社会史、文化史领域的著作，但实际上，主要仍然是谈文学。比如《伊甸园之门》这本，虽然副题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但实际所谈的仍主要是当时的诗歌、小说，兼及摇滚乐。这套书在美国可能成书于六、七十年代，当时“文化研究”、“社会文化史”还不太流行，书的作者也主要是文学专业的学者，因此“美国文学史论译丛”这个丛书名，并不算文不对题。
这也使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文学史”。
长久以来，国内的“文学史”写作几乎就等于作家作品鉴赏、对文学性、审美性的封闭分析。文学史写作完全以作家创作和作品为中心，忽视了作家作为时代的思考者和感受者，以及与时代的关系者的复杂面。文学史中的“文学”是否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呢？许多作家本身的现象往往更值得人反思回味 ，这是不是也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呢？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更像是作家作品赏析大全：1)作品的创作背景；2）作品内容；3）作品的思想意义；4）作品的艺术特色。分门别类，照单抓药。形成了谈文学史就是谈文学，谈文学就是谈作品；或者只见作品不见作家，只见作家不见生活、时代的僵死现象。
以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活的、流动的文学史在书中被简化和固化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七人的专章评述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学体裁的文体史。而原本复杂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则被处理为作家作品评述的“背景”。可以看到，这种文学史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文学为主文化为辅的模式上的。
当然，作为教材，出于教学的考虑，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学史”写作真正价值显然并不在于此。从这套“美国文学史论译丛”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学史写作其实是非常富于活力的，它完全能介入社会、文化的分析当中去。说白了，文学作品并不是孤立的、僵死的，像显微镜下的标本一样被动待人解剖的，而是处在社会、文化的河流之中，在维持其生态的基础上，采取综合的方式才能予以理解。
那么，这样的文学史与社会史又有何区别呢？我认为，两者不能从阐释、理解的方法而只能从关怀的旨趣上予以区分。文学史关心的是历史中的人的思想和情感（两者密不可分），关心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关心的是人在历史情境下的反应和表达。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作者勃兰兑斯就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将处处把文学归结为生活。……正是我对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这个见解，决定了我所讲演的文学史不是沙龙文学史（想想我们的新文学史写作吧。引注）。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然而，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座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沙龙文学史像沙龙文学一样，把人生看作一个沙龙，一个张灯结彩的舞厅，里面的家具和舞客光泽照人，辉煌的灯火排除了一切阴暗的角落。谁高兴，谁就这样去观察事物吧；我可不敢苟同。正如植物学家不得不既要采摘玫瑰，又要采摘荨麻一样，文学研究者也必须习惯于以科学家和医生的大无畏的眼光，来观察人性所采取的各种各样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诸形式。”
所以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等等，永远都代替不了文学史的这种关怀。须知历史并不仅仅是制度组成的，也是由个人组成的。